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同时，截至2020年底，5年时间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取得了“双丰收”，同比2015年，相当于再造两个出版社的规模。
现如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能实现如此高速增长的出版机构并不多见，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副总经理周少敏将这样的结果归因于“提高图书产品质量，加强线上营销渠道的开拓和完善，提升各子公司的服务能力。”
见到周少敏的时候，他正忙着安排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十三五”期间重点图书展及好书评选工作，提到2020年全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7%，经济效益同比增长16%，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的逆势佳绩，他说：“这已经有所放缓了。”
亮眼的数字让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凡尔赛”，但更为周少敏所骄傲的是疫情期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努力。
“社党委第一时间组织应急小组，十几个团队连续加班加点，‘科普中国’的相关推文有十几亿阅读量，防疫科普挂图《科学防护“疫”问医答》与科普折页《科学防护战“疫”必胜》在两天之内，覆盖了北京的所有社区。”
根据实际情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调整了全年生产经营发展思路，树立产品运营思维，重新布局营销渠道，借助线上增长完成了全年的经营目标。
以子公司模式创新管理机制
“坚持、创新、开拓”是周少敏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2020年下的注解。作为一家拥有60多年历史的老牌出版社，通过机制创新获得发展动能，几乎是前进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环节。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机制创新更多地体现在子公司模式上。目前，出版社旗下有7家子公司，这些子公司一方面承担了传统出版向数字化转型、探索融合发展的任务，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的“先锋队”。
周少敏坦言：最初，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是一个小型出版社，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需要更多地承接相关项目，承接下来之后自然需要资金和团队来把项目做好，于是，子公司出现了。当子公司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传统出版结合并反哺传统出版的时候，出版板块就能够在签版权、扩队伍方面更加敢于开拓；同时，子公司的工作和管理模式也势必会影响到传统出版，实现业务和体制的双轮良性循环。
在这种双轮良性循环中成长起来的编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编辑，他们具备很强的全局意识和创新思维。
周少敏介绍说：“我们通过社里的大会小会、各种工作群，及时传达整个行业，以及社里的变化和重大项目的进展，每个编辑对于社里的情况都能说出60%-70%。编辑不再简简单单埋头做书，任何一个选题在操作过程中，就会考虑能否与‘科普中国’项目对接，能否与动漫子公司合作，能否有更多的内容开发形式，而不是书做出来了，再考虑融合出版的事情。”
因为与子公司属于“兄弟单位”，融合出版项目的合作不再涉及更多更复杂的流程，只要双方沟通一下可行性和投入产出比，后续的合作会非常顺畅。
可见，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子公司模式是基于互联网业务板块的开拓而来的，同时对于改造传统出版具有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编辑部发展成熟之后，也可以申请成立子公司，只要有规模、效益达标，能够做好预期规划，都成立子公司。
周少敏说：“尤其是三年规划要做好，而且这些规划得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要有好的带头人，只有团队领导者是实干型的，整个团队才有未来。”
对于子公司的管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做到了充分地放权，人员招聘、人事任命、财务结算等，全部由子公司自主负责。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只在大方向政策上进行把控。
近年来，出版机构在体制机制上的调整可谓风生水起，无论是分社制、事业部制，还是项目制、子公司制，探索与创新从未缺席。但同时也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想法和布局都是好的，推进执行难度太大。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管理机制创新能够取得不错的成果，是因为出版社领导班子始终坚持一个理念：旧的模式存在多年，自有其可取之处，“没必要一杆子打死”，在新的团队里实行新的制度、新的考核模式，多劳多得，“原有体制下的员工们看到了切实的益处，自然就愿意调整了”。
发行人员介入出版全流程
2015年之前，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主牌社名还是科学普及出版社，顾名思义，这是一家以科技、科普图书为主的出版社。周少敏坦言，那时，“我们既不是专业教育社，也不是专业少儿社，图书的市场影响力比较有限，单品效益不高”，选题策划机制也是自上而下的，市场部是一种被动接受的模式。
2015年之后，出版业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出版人也必须转变思路，自下而上地开展选题策划工作。
何为“自下而上”？周少敏认为，就是从市场前端对选题进行筛选，“所有市场化选题没上会之前，先找发行部，发行部从市场的角度对选题做出评估。发行人员介入出版全流程，具有前端决定权”，也就是说，发行部经过论证后能够决定这本书做或是不做，“哪怕领导认为这个选题可以，发行部认为不行，也会尊重市场需求。”
在更看重编辑力量的出版业，发行部对选题“指手画脚”，不会招致强烈的反对意见吗？周少敏说：“当然会，有老编辑直接质问我们，发行部的权利这么大吗？但经过编发多次的沟通，包括发行部论证体系的事实验证，编辑们也在逐渐接受并认可这种方式。”
发行部的论证标准其实与编辑部对选题的判断并非“水火不容”，编辑可能更多地考虑一本书的学术意义、社会价值，发行部则主要评估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渠道优势，“没有渠道优势，再好的内容也很难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
科学普及、科学技术、科学生活、科学教育、科学精神、科学文化，是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六大业务板块，在此范围内，出版导向和市场能够实现很好的结合。“如果是新的板块和领域，则一定要有可利用的资源，纯粹的‘白手起家’在当下的市场环境里很难。”周少敏说。
青少年科普是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近年来发展较为迅速的板块，其中的《DK博物大百科》更是细分市场中的头部产品，上市2年，码洋规模达3.2亿元。这本书能创造销售奇迹，与社群推广密不可分，据了解，其首轮销售全部通过社群传播完成。
作者： 英国DK公司 /译者：王敏洁、朱坤、 吴海峰、何长欢、张兴春、 张劲硕、林然、郑浩然、姜景一/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8年9月
“科普只是科技出版中的一个小分支，在全行业来看是一个细分的小市场，而且面临同行的激烈竞争。我们能突出重围，闯出一片市场，树立行业口碑，集聚资源做精品是关键。”周少敏说。
对于出版机构来说，除了版权资源，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资源。2016年开始，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引进了不少新的编辑团队，补充了医学、农业等细分领域的编辑力量，组建了医学分社、科学人文分社、技术经济分社三大分社，积极大胆地启用有想法、有能力的年轻骨干，担任编辑部带头人。2019年初，医学分社模拟公司化运营，2020年，整体规模达6000万码洋。
“金字塔形”销售体系与自有渠道建设
做了20多年图书发行，周少敏对数据和渠道的敏感已成为一种本能。2015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销售仍以线下为主，电商虽发展迅速，但利润空间有限。周少敏意识到被裹挟并非长久之计，果断决定布局自有渠道。
一方面，排除一切困难招揽优秀的新型发行人才，这些人才不仅要了解图书的销售规律，要懂得新媒体渠道的营销规律，更要有图书出版经验和创新意识。周少敏对这个新建的发行团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鼓励他们进行创新尝试，“失败99次都不怕，成功一次就行。”
另一方面，以天猫旗舰店和微店为中心，辐射分销、其他图书专营店、微信公众号社群、视频/直播等新兴渠道，形成了自有渠道建设的生态圈。于是，从60万元、200万元、800万元，到5000万元，这只团队顶住了压力，人人是客服，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逆势增长贡献了力量。
周少敏以微信公众号团购为例强调了新兴渠道发行工作的细节问题，“公众号早上8点推送团购推文，我们绝对没有在凌晨两三点睡过觉的，要不停地打磨文案，为团购开启后可能出现的状况做预案，包括物流应该怎么做，包装箱用什么样的，怎样能减少破损，成本要控制在多少。”只有在细节上做到位了，提高用户黏性才能成为可能。
“用产品思维运营重点书。”基于这样的销售思路，周少敏总结了“金字塔形”销售体系，概括起来就是“分阶段、分梯队做好销售，控制好产品的销售节奏”；详细来说，就是让新媒体渠道营销为传统电商和地面店渠道的销售打下坚实基础，后两者承接新媒体的流量，更好地实现“当下转化”。
更开放、更富探索意义的渠道开拓，更流程化、可操作性更强的销售体系，让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在面对疫情时线下渠道的下滑时，抓住了线上发力的机会。周少敏表示，“2020年社里线上线下渠道的占比已达7∶3，圆满地完成了销售转型。”
2020年，直播当道。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与知名主播团队等机构密切洽谈，同时在天猫、京东等平台开展直播，并培养自己的直播人员，打造“每位编辑都可以是主播”的概念。“疫情期间，我们共做了150多场直播活动，促进了图书的销售和引流。”勇于尝试任何新事物已成为一个标签，被贴在了这家拥有60多年历史的“老”社的身上。
“出版+N”的融合发展之路
投入1000万元，基于100多种相关图书和大量采集到的视频素材，委托央视拍摄反映科学家精神的纪录片；根据中国科幻银河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得主王晋康的《寻找中国龙》为基础，制作动画片；打造木奇灵植物科普电子书App，获得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电子音像类提名奖……
作者：王晋康/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年1月
更有《中国“酷”发明——中国古代科技发明之旅》、《塑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屠呦呦与青蒿素动画片制作推广项目》、阿优少儿科普云等项目获得各类国家级资助和数字出版相关计划……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融合项目显得多样而复杂，但无论是有声内容、动漫、视频产品、还是线上培训教育课程，始终遵循着“出版+N”的模式。
2013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就成立了融合发展部，以融合出版为核心，实现优质内容资源融合创新，产品模式网络化、多样化，将传统出版的内容优势、渠道优势转为线上线下并行运营的综合优势。
围绕“纸媒+平台+终端+资源”的多维体系，开发电子书、电子挂图、科普漫画、科普游戏、科普动漫、有声读物、小程序等多类数字产品，实现内容、技术、终端等共享融通。
以科普教育动画为例，周少敏谈到了他对于融合出版的理解。他认为，科普教育动画是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如果单纯以文字或者静态的图片表述，缺乏动画的动态影像和形象化的视觉影响力。
“动漫+图书”从儿童动漫的视角出发，用活泼生动的动画视觉语言对科学知识进行了通俗易懂的阐述，让“生硬”的科普内容更加具象化、形象化、生活化，更具吸引力，从而开拓了科普传播的新形式。
同时，从纸质书到动画形式的转变，还将同步开发游戏、音频等多种载体的传播形式，通过电视、网络视频平台、App等矩阵化的传播形式，让科学知识可以通过纸质书阅读看得到，通过“玩”游戏感受得到，通过音频作品听得到。
在融合发展之路上，周少敏主张内容为王，量力而行。“内容做好了，才有可能成为音频、视频、动漫、影视……各种衍生品才会有市场。出版机构要做的融合是在做好内容的基础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充分挖掘IP价值。”
诚然如他所言，动漫、游戏、影视行业动辄上千万的投入，对出版机构来说不太现实，“再有魄力的领导也很难做这样的决定，而且在这些领域，出版机构并不专业，也没有渠道，要认真考虑投入产出比。”
2020年的疫情客观上给了出版业检验融合实力和成果的机会，“各子公司发力，提升了各类项目的执行力与服务能力。”周少敏介绍说，疫情期间，从2020年元旦至7月9日，出版社充分利用各子公司“科普中国”“科技工作者之家”等平台共刊发相关内容报道121033篇次、视频1497个，主持和维护微博话题41个，浏览量超61.85亿次。
“科创中国”平台和科普短视频制作是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未来在融合出版方面着力打造的项目。前者是一个链接企业和技术的交易平台，能够使科学技术的应用与企业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联系得更紧密；后者则是基于新形势下，出版社领导班子对内容传播规律和内容产业未来发展的判断。
“加强选题内容把控，严格筛选，力求多出精品，并继续探寻图书出版与数字媒体融合发展之路，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周少敏对2021年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未来信心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