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志》/卢一萍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年12月出版
以人为志，从“首倡”到“决胜”的万千细节！
《扶贫志》既是当下叙事的“山乡巨变”，又是颇具特质的“乡土中国”。
本书是一部反映决战脱贫攻坚重大主题的长篇报告文学，以“精准扶贫”首倡地花垣县为切入点，让湖南扶贫置身于中国扶贫的大历史、大时代和大地理背景，以扶贫人的人物性格、思想变化、扶贫故事为叙事核心，以田野调查、口述史为叙事方法，运用复调结构，通过真实笔触，细腻地描写了普通人的各种命运和奋斗历程，生动揭示了亿万国人参与、发生在新时代中国乡村的战贫壮举，深刻探析了以“精准”为法宝决胜贫困的田野个案。同时，为讲好中国扶贫故事、世界扶贫脱贫事业提供了独到的样本和经验。《扶贫志》作者卢一萍用特定的文学体裁，通过尽力接近人，以寻找人类超越平凡、成就伟大的秘密。作者以这种方式，完成了对这一宏阔题材的撰写。
“这么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魂牵梦绕的还是故乡——一片偏远的乡土。因为贫穷，那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一心要逃离、摆脱的地方……”读完卢一萍将近4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扶贫志》，后记中的这段文字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在我看来，这是打开此书的一把重要钥匙：卢一萍既是十八洞村“精准扶贫”探访者、书写者，也是一位感同身受的观察者、体悟者。这不仅是湘西大地的扶贫故事，也关涉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根都在乡村，我们的乡愁都寄托在那里。
翻开一部浩瀚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多少忧国忧民、叹息肠热的文人大家，留下对于天下苍生冷暖、百姓安居乐业的憧憬夙愿：“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为了彻底摆脱贫困，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与贫穷斗争的百年历程中，又经历了多少艰苦奋斗、多少漫长跋涉？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第一次提出了“精准扶贫”重要论述。湖南人民作为一群脱贫攻坚的探路者、先行者，肩负着“首倡之地”的重大时代责任。可以想象，发生在新时代湘西大地的战贫壮举，浓缩了多少激荡人心的精彩故事。而在无数个乡村天翻地覆的变化背后，这场牵动着万户千家情感的脱贫战役，参与其中的绝不仅仅是贫困乡村，还涉及整个社会共通的情感。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面对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100个作家有100种感受和书写方式。但卢一萍最与众不同的一点，可能正如本书中的一节标题所言“且将他乡作故乡”。在这部作品中，他不是为老百姓写作，而是作为一位老百姓在写作；不是他选择了这一题材，而是这一题材撞上了他——在创作上，这是一种更为难得的心灵呼应和文学默契。因此，我才深深理解他说过的一句话：“我的根在农村，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还生活在农村。我不能去糊弄。”
《扶贫志》共有十八章，对卢一萍而言，这是他的十八种人生经历，也是十八种经验，十八种情怀，而所有这一切都可归结为“故乡只有一个，归处只有一个”的情感支撑。来自乡土、熟悉乡土最终又超越乡土的人生阅历，使卢一萍“知道每一粒粮食来之不易，熟悉每块田地里泥土的厚薄和颜色”，也最终使得本书具备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汉代刘向评《史记》语）的文学特质，使我们读到了一部巨笔微雕“精准扶贫”的百科全书式作品。
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李白、杜甫之所以为“诗人之冠冕者，胸襟阔大故也”。沈德潜《说诗晬语》则以“襟抱”名“胸襟”：“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评论家贺绍俊认为《扶贫志》这个书名起得好，“小史掌邦国之志”。“志”意味着特定的文体体裁和书写方向，与人类的坚韧精神密切相关。在我看来，《扶贫志》在同类作品中之所以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就在于卢一萍不仅是在讲述呈现，也是在挖掘反思；不仅描写了物质的脱贫，更致力于表现精神的“脱贫”。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是当下“山乡巨变”的叙事，也是社会人类学“乡土中国”的续篇；它不仅反映了湘西大地的整体变迁，还有对于人性光辉的生动状写，因此必将具有更长久的文学生命力。
《扶贫志》是一场走遍大湘西的扶贫山乡行，全书共分五个篇章，将首倡地的探路者、村干部、扶贫第一书记和扶贫队员、脱贫群众、新乡贤的扶贫故事一一展现。书中的主人公既有扶贫干部也有被帮扶者，书中的视点既有领导视角也有百姓心得，讲述的方式既有作者记述也有人物自述……这种“纸上纪录片”一般交相推进的复调结构方式，通过18位亲历者的故事徐徐铺开，给人一种丰富多维的阅读快感。
“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卢一萍讲述的都是家长里短的凡人小事，但他的笔触真正深入了山乡河流的大地理脉，触及了乡土中国的精神纹理，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精准扶贫不止于物质层面的发家致富，更需要精神层面的淬火蜕变。比如他描写农村留守儿童的现实处境，描写“不患贫，患不均”的集体心理，描写有的农民自私狭隘的种种行为……他客观陈述了乡土中国历尽艰辛的自我成长，也如实反映了亿万农民命运遭际的人性光辉。庞大的人物群像在他笔下写得收放自如，复调的叙事如同一曲雄浑的交响。这是一部广阔农村父老乡亲的集体传记，也是一个伟大时代留下的生动侧影。
我认为一位优秀的作家，他不光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剑客”，还应该是一位十八般武艺样样皆会的“侠客”；而非虚构作家更应该具备强烈的行动性、介入性。如果把非虚构作家的综合素质比喻成一个长方体的话，这种体积的计算公式应该是：作家综合素质=长（对特定领域研究的擅长）×宽（博古通今的知识面）×高（俯瞰世界的高度）。
在《扶贫志》的采写过程中，为反映湘西精准扶贫全貌，卢一萍在40多天的采访时间里，采访了90多人。最后，他从5700分钟采访录音和200余万字的采访笔记等素材中，以人为志，选取了20多个亲历者的故事。这一数字的背后，不仅蕴含着作者付出的心血和专注，更有他对于“一个都不能少”这一庄严承诺的深层观照和独到理解。当卢一萍深入大湘西的30多个村寨，在老乡的屋檐下、院坝里和田间地头，听着那些带着泥土气息、乡野滋味的故事时，我想让他一次次唏嘘感动、泪湿青衫的，不仅仅是这些震撼人心的扶贫故事、奋斗历程，更有卢一萍试图不断挖掘人类如何超越平凡、成就伟大命运的努力，从而完成对这一宏大题材的精神超越。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为他心目中的理想史家开具三个条件：史才、史学、史识。民国史学大家钱穆则在《史学导言》中用“史心”一词名之。正因有了这种研究历史的公正之心，才能锻炼出自己独有的史识、史鉴、史胆几种能力。在我阅读卢一萍的许多作品中，无论虚构类还是非虚构类，都具备这种可贵的“天问”式思索精神，具备一种悲天悯人的“史心”。感谢卢一萍捧出这样一部全面反映中国农村巨变的作品，让人们重新燃起对中国乡村的信心、希望与激情，也让我这个久未还乡的游子，看到了一个回得去的故乡，一个值得期待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