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桥洞、木板楼、地下室，到一栋大厦的21楼，这家开在贵阳的旧书店，在过去的20年里，经历过6次搬迁，尝试了各式各样的环境，承受着来自各方面尤其是成本的压力，最终还是在“放弃”与“坚守”的抉择中，选择了后者。与这个抉择相伴随的，是上千名铁杆书友和2万种新旧书籍。
2018年底，由于贵阳延安东路124号的老邮政管理大楼租金持续上涨，“2004年搬来时租金是27万，搬离时租金变成了72万”，加之线上渠道冲击导致的书店业普遍低迷，经营了14年之久的五之堂书店，无奈地宣布停止营业。但一众书友、朋友却舍不得放弃，他们通过公众号、信件、播客等方式，苦苦呼吁，其中一位老书友来电说，希望将书店迁至位于南明区花样年华大厦16层的自家房子里，“房租随便”。五之堂创始人舒奇峰自己也不忍放弃这个经营了20年的书店品牌，于是2019年3月，五之堂•楼上书店开业。
旧书店利润微薄。据舒奇峰透露，2020年五之堂的新旧图书零售，只创造了100多万元的营收，“利润大概有十几万。”2万种图书，一半是新书，“进价加5个点或10个点就卖出去了”；另一半包含了特价书、二手书和古旧书，售价从3元、5元到3000元、5000元不等。“旧书的利润要比新书高一些。”他说。
自2000年创立以来，五之堂书店一直是贵州省唯一专业经营出版社库存正版书的特价书店。除此之外，店内还珍藏许多珍本、善本古籍，以及地方乡邦文献资料。秉承“好书、好价”的经营理念，五之堂持续20年为特价书的二次流通贡献力量。
如何接续旧书市场？
说起特价书市场，舒奇峰的思绪回到了1997年。当时，国内出版市场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图书定价陡增，其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二是“零库存”概念问世，这意味着此后书店不再承担库存压力，没有卖掉的书，可以退回出版社。
于是从1997年开始，库存变成了出版社需要面临的问题。这就为特价书市场的发酵，奠定了货源基础。出版社的库存书具有价格优势。由于五之堂的经营范围主要是人文社科方向，舒奇峰一开始就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这样的大社收书。收购价格无一定之规，有35折、40折，有的则低至2折。
这种相对低廉的收购价，也对选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是“二次流通”，所以便不再存在“退货”的概念。那么，舒奇峰就要保证所选的书，不能再次积压。他把库存书看做医院里的病人，自己首先要像医生那样对“病书”进行诊断：有的书本身选题可以，只是印量过大；有的书因为定价过高，导致滞销；有的书装帧设计不过关，使得优质的内容被埋没。“你要去判断出版社的发行渠道是否有盲点。”不管怎样，只要找到了症结所在，舒奇峰都愿意给这些“病书”一个重获新生的机会。
在二手书方面，舒奇峰的货源则更加广泛。除了常规的淘书，广大的书友群体也为五之堂提供了不少助力。2019年，一位大学教授由于工作原因要前往东北，几千册藏书无法随行，便打算找五之堂处理。这几千册书成了五之堂在疫情期间最重要的货源。
对于类似的“散户”，五之堂有三种处理方法：第一种叫“一枪打”，依据品相内容做大致判断，以打包价把书全部收走；第二种则是精挑细选，有选择性地挑想要的书，按册收购；第三种为“寄销”，即把书友的二手书放在五之堂的平台上销售，定价收入公开透明，最终双方针对这部分营收按比例分账。目前，第三种方式尚处在推广阶段。
当然，书友的实力从来不可小觑。有人送来普通的二手书，也有人能送来珍贵的善本古籍。随着五之堂在当地声誉日隆，文化学者、出版从业者一有善本的消息都会通知舒奇峰，拍卖会、拍卖公司有相关的业务，也会主动询问他的意愿。“这些年，经我手的名人手札、书信、地方志、手卷、手稿、乡邦文献等等，加在一起不下万种。”
据了解，这类古旧书籍占五之堂动销品种的10%，因为许多清代、民国出版的书具有收藏价值，所以均定价较高，往往在500元到5000元之间。这部分营收占书店零售的20%。
我在贵阳修古籍
对于古籍，比销售更重要的是保护。随着手中搜集的文献越来越多，舒奇峰决定成立一个“五之堂藏贵州古籍文献修复室”。那时是2006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一年后才问世。
舒奇峰在接受贵阳日报采访时，谈到了做古籍收藏和修复的初衷，他表示想尽自己所能，尽可能地将那些流失在外的有关贵州地区的古籍文献聚集起来并修复完整，“这些富有贵州区域特色的古籍文献，具有民俗学、版本学等多重价值，可能为今后贵州区域文化的研究发挥基础性作用。对于熟悉的学者朋友，我愿意免费提供资料。”
2007年5月25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正式挂牌成立；6月，贵州省古籍保护中心在省图书馆宣布成立，舒奇峰是专家委员之一。
最早的古籍修复者就是书店里的员工，舒奇峰从北京请来了专业人士授课。一开始只有3个人，后来队伍逐渐扩大，现在有10个人。每个人都经过了严格选拔，舒奇峰说，选拔标准一要能静下心来，二要喜欢、肯钻研。2015年7月10日，五之堂在店内举办了一场名为“古籍修复现场演示”的活动，4位专家中的两位是五之堂自己的古籍修复员。
现在这支队伍已非常成熟，不光负责修缮本店的古籍，还能承接档案馆、图书馆的相关修复业务。拆书、洗书、晾书、补书、装订、锤平、打眼、订线、装皮，一道道工序，需怀虔诚之心，行文化之事。“有点‘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意思。”
这类业务有相对稳定的资金保障。档案馆、图书馆每年都有专门的财务预算，且随着文物管理要求的提高，相关预算也在逐渐增加。古籍修复室每承接一项业务，收入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在管理上实行独立的财务结算。五之堂还打算以修复工作为原点，进行链条化延伸，从古籍文献的整理、修复，到数字化建设，实现一站式服务。
渠道也能反哺上游
诚然，书店作为渠道是用来卖书的，但作为一条特殊的“古书”渠道，近年来五之堂以其丰富的乡邦文献资源，已经开始发挥反哺上游的作用了。
贵州省于2016年启动了《贵州文库》出版工程，截至2020年11月，已编辑出版贵州历史文化典籍三批，共52种239册。其中，舒奇峰作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聘馆员，凭借多年求索、研究古籍的经验和收藏资源，也参与到了这一重大出版工程中。
比如2019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阳明先生像册》，选题就是舒奇峰提出的，五之堂收藏着该书的光绪时期石印本。有趣的是，在投入具体编辑工作之后，项目组竟在贵州省博物馆找到了该书的原本。有了原本，当然比用石印本影印更佳。舒奇峰感叹：若非五之堂有石印本，恐怕省博物馆的原本就要一直沉睡在角落里了。此书出版后定价3600元，首印350套，被一抢而空。
此外，像《李湛轩自叙年谱》《蟫香馆使黔日记》这些《贵州文库》中的重点图书，所采用的底本均由五之堂提供。“《贵州文库》最近一批项目中，11种里有9种的底本是五之堂的。”舒奇峰表示，除了《贵州文库》，五之堂今后也将针对自身优势，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合作，推出以“五之堂”命名的图书品牌，选题方向以贵州文献档案、传统优秀国学图书为主。
从上游到渠道，又从渠道回溯上游，五之堂几乎把整个出版产业链都走了一遭。面对线上渠道的冲击，舒奇峰也在尝试做出适应性地改变，譬如在孔夫子旧书网开设了“贵阳五之堂书店”，现在店内70%的销售额都是由线上创造的。但他并未把五之堂变成单纯的网店，因为实实在在的空间感、书香环伺的文化体验，无论如何都不可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