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梁笑梅、刘牧宇：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摘 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组织在延安领导和出版发行的文艺期刊，以服务抗战、建设大众化新文艺为核心理念，通过内容选择、专栏设置、栏目设计、文艺知识普及、以赠代卖等编辑出版和发行策略，卓有成效地调动起边区民众抗战救亡的情感，并且突破地域区隔对延安文艺精神的全国性传播和新中国文艺的奠基起到关键作用。延安文艺期刊的编辑理念与办刊实践呈现指导理念与大众媒介文化之间的创造性双向互动，蕴含丰富的研究空间和历史镜鉴意义。
【关键词】延安文艺；编辑理念；抗战；文艺期刊；文艺大众化
延安文艺承载了延安时期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丰富历史记忆，伴随和见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力量从边区辐射至全国，从贫弱到胜利的奋斗历程，具有革命史和文学史的双重意义。作为大众媒介的文艺期刊，是文学活动开展的中心环节，它一方面兼具文学生产和文学传播的双重属性，紧密关联文学发展中的多个环节；另一方面由于其编辑理念和办刊策略具备聚合信息、设置议程等功能，可以联动作者、编辑、受众等多重要素，影响文学场域的结构、特征与变化。因此，处于文艺建设关键地位的文艺期刊或可为延安文艺活动的再梳理以及认识和研究其重要历史与现实价值提供重要支撑。
一、延安文艺期刊的编辑出版实践
1938年至1942年是延安文艺期刊创办与蓬勃发展时期，此时延安文学创作和传播的氛围十分宽松，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官方文艺机构或团体，还是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等校园文艺社团，大多都有自己的文艺刊物。在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刊物中，以《谷雨》《文艺突击》《大众文艺》《大众习作》等为主的由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以下简称边区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以下简称延安文抗）等官方文艺组织领导或出版的刊物，一方面会聚了边区文化精英担任编辑出版工作，为刊物的作品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凭借主办机构的特殊性质，能及时传播最新的文艺指导思想，集中代表了延安文艺期刊的成就，因此成为本文重点考察的对象。
（一）文艺期刊繁荣局面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提出并积极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之后，放宽边区限制、广泛吸收知识分子逐步成为其重要的文化政策，“一切文化人，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不论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同抗日有无直接的关系”[1]。这种极具吸引力的文化政策和环境氛围，吸引了大量文化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为其注入前所未有的文化活力。而延安也为外来知识分子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和创作条件：作家领取纸笔，不加限制[2]，知识分子在进入边区之后，便属于“公家人”，享受“公家人”享有的供给制度[3]。
在这些政策的良好助推下，延安文艺期刊进入百花齐放的繁荣时期。1937年11月14日成立的边区文协是全面抗战爆发后边区第一个以文学团体为骨干的抗日文化组织，它的会刊《文艺突击》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与鼓舞下在延安最早诞生的一本文学刊物，担纲着“延安文艺的拓荒者，抗战文艺的突击队，文艺青年的好粮食”的角色，目标是作为“延安、边区以及延安中心所能达到的地区里的一切文学艺术者的镜子”，烛照边区文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4]。而1939年5月14日成立的延安文抗，以抗战为核心展开刊物编辑、文化普及和政治宣传工作，其主办或实际编辑出版的《大众文艺》《谷雨》等刊物成为延安文艺期刊的主阵地，取得了有相当影响力的工作实绩，充分彰显了延安文艺期刊的整体理念和风格。除了官方文艺机构主办的刊物外，其他文艺团体所开办的刊物也成果颇丰，如鲁艺以大学知识场域为支撑创办的《草叶》《戏剧工作》，山脉诗歌社编辑出版的《山脉诗歌》，延安新诗歌会发行的《新诗歌》等。这些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文艺期刊亦开出了异彩纷呈的花朵，成为对稍显严肃的文艺期刊的艺术性弥补和呼应，两者交融互补共同构筑了延安文艺期刊的繁荣景象。
（二）赠送供给发行形式的传播功用
在延安文艺期刊具体的出版发行实践中，因为战时资源的匮乏其发行大多采用“供给”和“赠送”的方式。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大部分文艺期刊的出版发行依然延续着商业化机制，“文学杂志的商业性质明显地取代了同人性质，作家也随之进入商业化运作的轨道，他们与出版商之间的关系从平等合作关系变为商业雇佣关系”[5]。而在延安，大多数期刊因为党组织的资助并不以盈利为目标，多采取赠送、内部发行的方式传播。例如，延安文抗下属的《文艺月报》“总是以不卖为原则”[6]，几乎全部赠送给了机关单位、图书馆和组织成员。尽管这种公家资助的出版发行方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边区的经济负担，但对延安文艺的普及、建设和繁荣，以及对根据地建设成果、文艺成果向全国的推广和传播，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于党中央的大力支持，延安文艺刊物的主办机构和创办者无须为经费问题四处奔波，也不用担心经营不善导致骤然停刊，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编辑工作中，确保刊物的高水平内容质量。而作为期刊主要撰稿人或编辑的作家群体，因为隶属于文艺组织，也不用忧心生计，安心地以“驻会作家”的身份进行文学创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形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通过资助形式确保文艺期刊的顺利发行，以扩大其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影响力，也是延安文艺工作的重要落脚点。早在1936年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展现了全局性的目光：“除了发展和建立苏区的文艺外，应极力与外面的全国文艺界取得密切的联络，以争取全国文艺界联合战线的实现，在文学上推动和促进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7]延安文艺如果仅将自身封闭在边区狭小的区域内，那么对于全国抗战形势和全国文艺界所能产生的鼓舞动员、观念传播作用就十分有限，因此充分发挥文艺期刊的宣传媒介功能，让其“做一次最先的传声”[8]，将延安在统一战线建设中的成果和新民主主义文艺取得的实绩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和推广开来，进一步扩大边区的典范效应，为抗战胜利后更宏远的目标奠定基础。所以即便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全力支持延安文艺期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充分发挥其作为大众媒介的重要功能。
二、鼓舞人民、服务抗战的首要宗旨
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就对战时文艺的发展宗旨作出明确要求：“文化界人士需要把自己文化的工作和抗战的工作相结合起来，而且要一切文化的工作服务于抗战，服从于抗战。”[9]身处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文艺工作注定要对战争局势、生存环境等现实问题给予关注。在这一背景下，延安文艺期刊将抗战宣传动员和战时文化普及作为办刊的首要宗旨。
（一）报告文学独树一帜
在抗战的历史语境下，文艺工作者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局势，无须对繁杂的生活素材进行过多细致化和艺术性的处理，而是应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解剖给读者大众看”，读者同样也迫切地想要了解“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10]。为契合这一现实需求，篇幅适中、反馈迅速、极具真实感的报告文学成为作家创作和文艺期刊编选时的主要选择。延安文艺期刊所刊载的报告文学主要有以下两大主题。
首先是反映战争重大事件的作品。这类作品在延安文艺期刊中的价值主要在于其新闻性，即对社会事件进行迅速有效的反馈，同时也借助文学作品传达对某些事件褒扬鼓励或批判谴责的鲜明态度，作为一种隐形的抗战宣传方式发挥作用。例如，1938年11月日军对延安进行轰炸后，《文艺突击》很快刊发了柳青的《空袭延安的二日》，记叙了空袭之下延安的受损情况和防空措施，驳斥了敌军夸大轰炸效果的荒谬言论，大声宣告中国人民将“顽强地进行一个长期的讨债战斗”[11]；1940年百团大战捷报传来后，《大众文艺》随即连续刊登了《在百团大战庆祝会上的自卫队员》和《百团大战》，极大鼓舞了边区的作战士气。
其次是描绘边区真实人物的作品。一是以思想进步的普通军民为主人公，围绕他们对抗战作出的贡献，通过访谈、记述等形式刻画人物，树立典范形象，鼓励边区民众向他们学习。例如，高鲁的《范子芳》、雷弓的《“越老越进步”》等。二是以延安军政领导人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塑造他们与普通民众的想象既契合又有所区别的领导人形象。例如，《大众文艺》上萧三的《贺龙将军》，着重突出贺龙对篮球的热爱和对战士的亲近，常在打完球后“两只手搁到一个‘小鬼’的肩上，像父亲似地问长问短，开玩笑”[12]；《朱总司令在延安》开篇就对朱德质朴的面貌进行了描绘，“一个个子不高，光头阔脸宽肩，身穿草绿色军服的人”“真像一个普通的农民”[13]，在记叙他造访编辑部的过程中，又重点表现了他喜好文学、钟爱下棋的爱好。这类作品既在行文中表现出军政领导人在革命战争中的卓越指挥能力，又通过对日常生活和业余爱好的细致描写，拉近了他们与读者的心理距离，让“上下一心、合力抗战”的宣传动员自然而然地深入延安军民的内心，形成一种团结一致、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
（二）专栏设置别出心裁
期刊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报道的重点，与读者对某一题材的重视程度高度关联，经过深化报道的题材与事件往往能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深度思考。因此，延安文艺期刊在栏目设计和编排上，经常应时应景地设置一些主题专栏或特别专号，借助特殊的日期或事件，对意图着重突出的主题或事件进行强化，增强宣传动员的效果。
一是聚焦前线战事的专栏。这类专栏主要选取描写前线战况的文学作品，其中最典型的是《大众文艺》上以《十四个故事》为题的前线文学专栏，既有侦察员、通信员、排长等革命战士手足情深的日常故事，也有卖菜人、马车夫等普通民众同心抗战的感人身影，还包括艰苦卓绝、残酷万分的战斗纪实。这类专栏起到弥补边区腹地生活与前线激烈斗争之间落差的作用，既让边区普通民众了解前线战况的激烈和战士作战的艰辛，也让前线将士感受到来自后方的关切与支持，从而将两条战线军民的心紧密团结在一起。
二是作家纪念日专栏。《文艺突击》《大众文艺》都曾开设《纪念鲁迅先生特辑》和《纪念高尔基特辑》，后者还单独开设过《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纪念特辑》和《鲁迅六十寿辰纪念》专栏。这类专栏所选择的通常都是中国民众熟知的、积极献身于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刊物选择在他们的某些纪念日设置专栏，以借助作家经典作品的重刊或纪念文章的发表，让读者深切感受到他们深邃的思想和坚定的人格品质，从而有效调动民众投身战争的热情，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抗战救亡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三是特殊纪念日专栏。例如，《文艺突击》的《生产特辑》、《大众文艺》的《秋收特辑》等。这类专栏与作家纪念日专栏相似，都是对受众的特殊记忆点进行“召唤”，从而在当时再次引发相同的情感涌流。作家纪念日专栏对于边区普通民众而言毕竟有一定的陌生感，其主要受众仍是知识分子群体。相较之下，在边区民众普遍亲历或熟稔的日期节点设置专栏，所书写的内容和表达的情绪更贴近现实生活，由此产生的共情效果和宣传作用也会更好。
四是探讨文学问题的专栏。除以宣传动员抗战为主要目标外，延安文艺期刊也设置了专门探讨文学的专栏，如《大众文艺》中的《写作讲话》和《文艺突击》中的《民族形式问题》等。这类专栏意在强化文学与延安现实空间的联系，在受众心中架构起有关文学的想象，提升文学在延安社会文化空间中的地位。在对文艺理论和作品的大力推介中不难窥见一种倾向，即延安文艺期刊除了坚持贯彻鼓舞人民、服务抗战的首要宗旨外，也正在通过媒介形式开展建设新中国文艺的初期工作，为此后文学艺术的道路探索作出有益尝试。
三、为大众化的新中国文艺奠基
1940年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主管延安文化工作的张闻天就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在文化上、思想意识上动员全国人民为抗战建国而奋斗，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以最后巩固新中国”[14]。由此可见，服务抗战虽然是延安文艺期刊的首要现实使命，但远非其全部的工作指向，延安文艺另一项更高远的目标，是协助和促成新民主主义文艺的建立和巩固。因此，作为思想宣传和文艺建设阵地的文艺期刊，必然承担起为新文艺奠基的重任，并以此作为办刊指导理念。
文艺大众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文艺建设的基本路线，从土地革命时期便已逐渐开展，到了延安时期更是被提高到文艺指导思想的重要位置。对于延安文艺期刊而言，无论是鼓舞抗战、巩固统一战线，还是为新文艺奠基，落实和推行文艺大众化都是编辑工作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只有利用好期刊这一大众传媒的重要手段并以边区民众普遍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进行文化普及、宣传和教育，才能有效团结民心与力量，有效推动新文艺的开展和完善。
（一）栏目设置中的“普及与提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及文艺如何服务民众的问题时，论述了“普及与提高”之间的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由于文化上的欠缺，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所以文化的“普及”极为重要；所谓“提高”，不仅指文化“普及”工作在开展后对标准的逐步提升，也要求知识分子沿着无产阶级和工农兵前进的方向去提高，创作为工农兵及其干部所需要的比较高级的文艺[15]。这一讨论也为延安文艺期刊如何实行大众化提供了思路。延安文艺工作一直强调要将文艺创作的主体从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过渡到工农兵大众[16]，但群众有限的文化水平使这一目标无法在短时期内实现，它既需要作为期刊编辑的知识分子群体充分发挥期刊的文化“普及”作用，也督促他们在与人民群众的交往中汲取宝贵的大众文化知识，实现自身文艺观念的“提高”。因此，“普及与提高”成为延安文艺期刊编辑组稿时的重要出发点。
许多文艺期刊别具一格地开设了《短论》栏目。这一栏目所刊发的文章主要涵盖两方面内容：一是针对非文艺从业者的文学知识普及，如《大众文艺》中的《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五四运动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文艺突击》上的《从典型人物到典型事件》等，这些文章以平易通俗的语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运动、文艺理念进行梳理介绍，为人民群众建立起新文艺历史和道路的基本印象。二是通过对大众化创作经验的分享帮助作家积累写作经验，如《“别人”的事》《从作家上前线谈起》《略谈作家到前方去》等短文，都引导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7]，从而创作出真正符合大众化风格的文学作品。
当然，仅以短论的形式进行知识传授和思想引导显然不能充分满足“普及与提高”的要求，因此以《大众习作》为代表的文艺期刊还专门开设了普及文学知识和创作技巧的长篇栏目。《大众习作》设立了《习作》《工作经验》《原作与改作》等同时面向群众和文艺工作者的栏目，对公文格式、标点使用、写作结构等实用性内容进行了生动详细的科普教学。《大众文艺》曾先后刊登过四期《写作讲话》，对文学创作中的文体形式、素材积累、书写技巧等问题作了十分详尽的教学指导。
延安文艺期刊的短论栏目，依靠短小精悍的篇幅，能够起到文化普及和思想指引的效果；长篇栏目则以更全面翔实的连载文章，让不同文化基础的读者都能各取所需弥补不足。这种以特色栏目对“普及与提高”的有力实践无疑是延安文艺期刊建设大众化新文艺时的一次出色尝试。
（二）文学选择上的群众立场和民族形式
当大众化落实到具体文学创作时，自然就产生了创作题材上的群众立场和文体选择上的民族形式倾向，这也影响到延安文艺期刊的编辑策略。创作题材的群众立场并无太多争议，无论是贯彻服务抗战的首要宗旨，还是推动大众化文艺建设，延安文艺期刊都刊登了大量反映延安抗战和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这类文章通过小说、诗歌、散文、寓言等不同形式，借助民众的生活小事来宣传推广进步精神。例如《大众文艺》创刊号上的《妻的条件》，就围绕夫妻离婚这件家庭琐事，将边区百姓的个人幸福联结上民族兴亡的宏大主旨，体现了二者的同一性。此类文章对延安的边区建设和革命斗争作了全面细致的刻画摹写，展示了根据地在党政工作、文化教育、群众生活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当然，为避免主题的趋同性令读者对人物形象和故事结构的“千篇一律”产生审美疲劳，期刊在选稿时也穿插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如利奇可岗格的《钟表匠和医生》、托尔斯泰的《俄罗斯人物》等。这些外国文艺作品都经过精心的内容选择和文本译介，文章主题紧密关联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革命斗争，文本翻译在保留艺术性的同时，力图以最通俗易懂的语言传达思想感情。如此一来，这类翻译作品既丰富了延安文艺期刊在作品组成上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特征，也深化了对大众化路线的遵循与实践。
与创作题材的群众立场不同，大众化的民族形式曾在陕甘宁边区引发过不小争论，是一个综合传统与现代、旧形式与新文艺、功能性与审美性等复杂矛盾的问题。从对民间歌谣、传统剧目的初步利用，到1939年民族形式的大讨论，再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梳理总结，经过长期探索，“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才最终被确立为民族形式的标志特征。而随着这一特征的逐步明晰，诗歌与戏剧两种最能集中彰显民族形式要求的体裁，也实现了向延安核心文艺形式的转化，成为延安文艺创作和期刊选稿时最常选择的文体类型。
诗歌由于篇幅简练、语言押韵和手法丰富，无论是调动情绪还是普及知识，都能实现其他文体无法企及的效果，因此成为践行文艺大众化的重要民族形式。除了《新诗歌》《山脉诗歌》《诗刊》等专门性诗歌刊物，官方综合性文艺刊物也对诗歌十分重视，仅就《谷雨》而言，在它出版的六期中共刊发了12篇诗歌，是除文艺理论之外所占比例最高的文体类型。同样，在《文艺突击》中诗歌是唯一每一期都未曾缺席的文体类型。更重要的是，延安诗歌的大众化传播还超越了纸质期刊的限制，与其他传播形式相融合产生了街头诗、墙头诗、朗诵诗等不同传播形态，拓展出更具创造力也更贴合大众化需求的文学形式。
此外，作为延安文艺的一项创举以及对传统戏剧的改良，秧歌剧凭借歌舞表演的多彩形式、单纯直接的结构组成、简单明了的人物形象，迅速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是民族形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延安文艺期刊对秧歌剧十分关注，除了发表《剧团工作底两个问题》《秦腔音乐演奏现实剧的两点意见》等对戏剧工作的具体探讨之外，还在《群众文艺》等刊物刊发了《军民一家》《曹老板》《纪律演习》等艺术上乘的秧歌剧剧本，为这一民族形式的推广发挥了显著作用。
延安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启蒙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文艺工作者需要以自身的文化知识团结和教育群众，发挥文艺的宣传、引导和建设作用；另一方面，大众化路线也是文艺工作者感受和理解群众生活方式、内心情感和革命潜能的重要途径，由此不断地向民众靠近。从这一角度再去反观文艺期刊为“普及与提高”设置的系列栏目，以及对诗歌、戏剧等民族形式的重视与推广，就能察觉到这些大众化文艺策略看似是单向的理念实施，实际上却是蕴含双方真诚交流沟通的主动选择。
四、结语
延安时期边区宽松自由的氛围和积极开放的政策，为文艺期刊的创办和发展提供了优渥的土壤。从表面上看，延安文艺期刊对服务抗战宗旨的贯彻，对文艺大众化思想的坚持，似乎是“政治主导文艺”的单向实践。但如果对延安文艺期刊的编辑理念和编辑策略深入剖析，就不难看出作为知识分子的期刊编辑与边区大众生活深入交流、互补融合的双向互动过程，其内在机理是多元复杂的，并不能被“政治主导文艺”“理念先于创作”等偏颇结论所遮蔽。延安文艺期刊实际上是一个容纳多种文化力量在其中互动、碰撞、交融，且一直与其他区域沟通对话的开放型文学场和文化圈[18]。正是因为文学期刊的传播和接受是文学场生产循环过程的重要环节，编辑理念、编辑策略和办刊实践能够对这一过程产生深刻影响，所以延安文艺期刊能够提供重新认知延安文艺的视角，可以将孤立静态的文艺史料、文学现象、文学家放置在同一系统中，激活彼此的联系，从而在动态观照中发掘被忽略的历史细节，在重新被研读和审视的过程中，显现历久弥新的思想光芒，在当下焕发新的生机。
注释：
[1]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张闻天文集: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57.
[2]黄炎培.延安五日记//朱洪召.众说纷纭话延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316.
[3]周维东.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战略与延安时期的文学生产.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36.
[4]刘润为.延安文艺大系:延安文艺史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727.
[5]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8-42.
[6]为本报诞生十二期纪念献辞.文艺月报,1941-12-01.
[7]朱正明.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西北特区特写.上海:上海每日译报社,1939:37.
[8]丁玲.文艺在苏区.解放,1937-05-11.
[9]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解放,1938-05-22.
[10]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1937(11).
[11]柳青.空袭延安的二日.文艺突击,1938(4).
[12]萧三.贺龙将军.大众文艺,1940(4).
[13]萧三.朱总司令在延安.大众文艺,1940(5).
[14]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张闻天文集: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37.
[1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62-863.
[1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00.
[1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51.
[18]周维东.“文武双全”与“延安文学”:“统一战线”与“延安文学圈”的形成.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