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家 马季
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在经历世纪巨变之后，开始各自建立新的坐标和方向，社会发展需要驱动力，而这种力量存在于社会肌体内部。文学对于现实的意义就是要深入进去，发现并表达自己的描述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的喜乐和忧伤，以及心灵世界的细微变化。所以，社会变化往往是作家们最为关注的细节，因为人总是在社会变化中努力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城市并非一个概念，它有肌体和血肉，高楼大厦金碧辉煌，不过是它的影子，它的灵魂是现代文明，是工业化和产业化，而一切由无数精密的链条连接而成。葛亮的小说钟情于城市文明，却是从其中的一节链条说起，这是一种朴实，也是一种智慧，《瓦猫》正是这样一部能够体现汉语叙事之美的作品。不管是江南篇的“书匠”，还是西南篇的“瓦猫”，以及岭南篇的“飞发”（理发师），小说中的任何一个“手艺人”，似乎都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他有可能是你的父辈亲友，也可能是你听说过的一段传闻。正如作者所说：“你当他们是历史，便是历史；当他们不是，也可举重若轻。”哪怕物是人非，哪怕人类文明的脚步正在迈向太空，工匠精神作为城市文明的底座，其魂魄在文学意义，将永世流传。
乡村是另一种叙事模式，在中国，“乡村脱贫”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几千年来，作为农耕文明的中国社会一直在这条路上颠簸前行，随着工业文明快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都市集群的繁盛，城市与乡村社会拉开了距离。在国家层面上，协调发展才能促进社会进步，因而“扶贫”成为了一项国策。卢一萍的长篇纪实文学《扶贫志》以深入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对这个历史进程的叙事。《扶贫志》分5个篇章，采用作者记述和人物自述交相推进的复调结构方式，通过18位亲历者的故事徐徐铺开，以社会人类学乡土中国的田野个案，映现了新时代中国乡村亿万人命运的征程。
石钟山以书写军人生活见长，而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军人，又将如何回到社会中？长篇小说《五湖四海》以刘天右选择自己创业实现个人理想的人生历程，讲述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变革和文明变迁。刘天右的双胞胎弟弟刘天左一直留在乡村照顾年迈的父母，父亲去世后，独自承担起抚养老母的责任，生活中的艰难他从未对哥哥提起。兄弟两人对待生活虽然同样坚韧，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与乡村对于人的塑造。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是我非常喜欢的法国女作家，她的叙事有一种“悬置”状态，或可以解释为“举重若轻”，《东方故事集》是一部以西方视角讲述东方传说的短篇小说集，篇幅短小精悍，而寓意绵长。其中《王浮得救记》写的是一个中国故事，平民王浮、贵族凌与皇帝三人虽然身份不同，却有着追求精神生活的相通之处。这显然是一种西方文明的视角。在这本不算厚重的书籍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东方文化独特的形象化描述和抽象化理解，作为一种文化探寻，值得我们品尝与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