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毫无疑问，文学期刊是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它连接着作者、创作、生产和读者、阅读、消费的两头，是文学作品的呈现载体，也和读者、评论家、文学史、文学奖等一起构成了文学创作的评价机制，同时由于无意识的编辑趣味、有意识的期刊策划等，它也屡屡成为文学活动、文学潮流的发动者和参与者。上世纪20年代《小说月报》、《语丝》等同人杂志站在“五四”文化前沿对新的文学样式和思想主张鼓与呼；新时期之初《北京文学》等约请作者进京改稿、推荐参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收获》、《花城》等对先锋小说的大度包容和集中推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围绕文学期刊的这些人、事、思潮，几乎帮助我们保存了活生生的文学现场，而文学期刊发表的作品也沉甸甸地记录了每个时代的文学高度。
新年伊始，2012年第一期的文学刊物就陆续面世了。《收获》推出史铁生8万多字的一组遗作，《作家》刊发阎连科的长篇散文《711号园》，《人民文学》上是鲍尔金娜、费滢、纳兰妙殊、苏枕书的新鲜面孔……有策划，有力作，有名家，也有新人。看上去是期刊又一年常规的开始，却各有各的出发点和着力点，而这些无一不和对当下文学创作现状、阅读市场需求、文学期刊定位的基本判断紧密联系在一起。
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新年新气象，然而，今天的文学期刊主编们似乎越来越慎言“新”和“变”，更加强调杂志相对稳定的风貌和内容为王的办刊思路。如《上海文学》主编赵丽宏在2012年第一期刊首语中所写：“新气象是什么？不可能表演变脸，也不可能改弦更张，对我们这样的老牌刊物来说，所谓新，只有一条：发表有质量的新作。”
“表演变脸”和“改弦更张”几乎可以说是上世纪末文学期刊改版潮的关键词。上世纪90年代文学已经“失去轰动效应”， 伴随着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边缘化，文学期刊的影响力也日益减弱，而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拨款的减少、大众文化的兴起，又进一步加剧文学期刊的生存压力。求生求活之下，求新求变不断：改刊名，走大文学、泛文化路线，专攻纪实文学，转向时尚通俗，主打青春文艺，等等。其中不乏仓促草率之举，跟风者甚众，但是成效却不让人乐观。
十余年的喧哗与骚动，最后坚持下来的还是《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钟山》这样的老牌期刊，这既得益于政府资金的支持，更是由于它们稳中求新、局部调整的办刊方针在适应时代变化的同时，没有忽略对文学性和纯粹性的坚持。《作家》、《收获》、《钟山》、《十月》等先后创办长篇小说的“增刊”或“专号”，并延续至今，客观上为长篇小说赢得更多发表空间；《中国作家》每月上、中、下三旬相应出文学、纪实、影视三刊，每刊都高达40万字，看重的正是纪实的阅读市场和影视改编的潜在需求；《北京文学》分为原创版《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和选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特色互补，效益也能互相支持；《钟山》十余年来都是 “双版”（电子版、纸质版）同时发行，以吸引到更多的网络读者。
不追风、不扯旗，《钟山》主编贾梦玮将老牌文学期刊现在的状态概括为“不是壮烈的‘坚守’，而是‘懂得’之后的从容”。 “懂得”，是对新的形势背景之下传统文学期刊的功能定位的明确。“文学刊物在文化创新的进程中，起的是基础性、专业性的作用，它的重要价值在于培育文化的基本原创力，而不是市场化、资本化的经济行为，所以它不可能是文化市场消费的主导者和操作者。”《青年文学》主编李师东这样进行自我定位。
今天，随着新媒体的介入，市场运作的成熟，传统的专业作家—业余作家体制的解体，规模庞大的网络文学与畅销书、影视联盟，使得写作可以更方便更直接地进入市场，而不再必然需要文学期刊这一传统媒介。这也要求文学期刊的重心落在浮躁的商业利益和市场效应之外的那些更扎实、更纯粹、更具原创性、更有实验性的写作上面。正因为如此，文学期刊作为文化事业中一种“公益”性质的存在，需要更多的耐心、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大力度的扶持。一个很简单的对比：在中长篇小说有单行本市场、有影视改编优势的诱惑面前，文学期刊需要给短篇小说更多的空间，这对于创作探索至关重要。《作家》就一直以“金短篇”为主打栏目，把短篇小说作为衡量作家文学水平的标准，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文学期刊的“敬业”。
佳作与新人的“同行者”
理想状态下的文学期刊并不是文学的博物馆，它起的不是价值的保存与固化作用，相反，它更像是定期举办的文学展览，是供交流、评判、筛选的历史的中间物。因此，鼓励创作、发掘新人、筛选经典是传统文学期刊的功能与责任所在。归根结底，文学期刊要确立自己的地位不能仅靠纯文学的姿态和立场，而是要凭借扎扎实实的作品分量和原创水准，凭借它作为活跃因子在文学现场所发挥的能动作用。
一份好的文学期刊，有筛选、推荐优秀文学的责任感：《花城》杂志主编田瑛多次提及2011年第六期《花城》刊载的《江州义门》“因为出刊较晚，尚未引起评论界的足够重视”，对好作品的举荐之情由衷强烈；也有它作为同行者的焦虑感：《花城》多年来力推“实验文本”栏目，鼓励先锋性、实验性、形式性的文学探索，然而遗憾的是，自由度有了，却缺少与之相称的文本，“中国作家普遍缺乏文本意识，大多数人的写作停留在故事层面，他们经不住强大的世俗化写作的牵引而集体随波逐流”；更有它作为同代人的喜悦感：以名家力作见长的《收获》，2012年第一期史铁生专号内容丰富，包括随笔《昼信基督夜信佛》，小小说《恋人》、《猴群逸事》、《借你一次午睡》，与王安忆、王朔、小水的书信六封，长篇作品《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第二期又将刊出先锋作家马原封笔多年后的复出之作《牛鬼蛇神》（长篇），分量意义都让人瞩目。把每一阶段文坛结结实实的“收获”发掘出来，呈现出来，文学期刊就不仅仅是刊发作品的载体了，它本身就是体现时代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大作品。
要发掘的不仅是佳作，还有新人。“扶持文坛新人是文学刊物重要的、基本的使命之一。衡量一位编辑有没有眼光、一本杂志有没有高度，发现新人、刊发新作是一个关键指标。”《作家》主编宗仁发的这一看法几乎是业内共识。为了推新人，《北京文学》开设“新人自荐”栏目，专门发表文学新人的小说处女作，并且将审阅自然来稿和发现文学新人纳入编辑考核；《花城》的“花城出发”虽然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面貌参差，但在出发阶段对新人的扶持力度却非常有“胆略”；《青年文学》将刊物的基本作者锁定在 “70后”、“80后”新作者身上，先后开辟了“重新发声，70后”和“新青年作家作品联展”两个主打栏目，展现年轻作者创作的勃勃生机。
无论是遴选新作还是发掘新人，体现的都是文学期刊对于原创、首发、第一次的追求，这是激烈竞争之下文学期刊用巨大的劳动所换来的立刊之本。也基于此，《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呼吁，各文学选刊要尊重原创首发刊物的劳动，选载作品务必征得作家和原发刊物的同意。选刊随便“摘桃子”的行为，折射的是行业版权规则缺位、原创力匮乏、片面追求转载率的期刊生态，不仅侵犯作家和原发刊物的利益，也挫伤了原发刊物的积极性，并且将严重威胁原发刊物的生存空间。
可能性的“文学”与可能性的“读者”
文学性与市场化并非问题的两极。整个期刊语境的复杂化，已经无法简单地让市场的归于市场，文学的归于文学了。文学、市场、读者概念内涵都在发生变化，它们的相互缠绕和重新关系化，使得频频论及的文学期刊的“坚守”变得含混起来。若是文学本身在变，怎样去定义文学的“坚守”和传统文学期刊的“坚守”？ 若仍是办给主管单位看，办给小圈子看，办给内部循环评价体系看，怕的是到最后不是保守，而是无所可守了。对于怎样抓住文学和市场的两端，今天的文学期刊越来越注重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寻找“文学”的更多可能性，拓展栏目内涵；二是寻找“读者”的更多可能性，培育核心读者群。
《人民文学》2012年计划推出凭借《三体》三部曲引人注目的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一组作品，“他的小说比我们很多四平八稳的作品好得多，有值得高度关注的新因素”。主编李敬泽所言的“新因素”，可以是科幻小说对文学想象力的突破，也可以是民谣歌曲对文学对话性的深入。该刊新辟“新乐府” 栏目，成规模地推出周云蓬等一批民谣歌手的歌词，和古代乐府诗晓畅的韵律感与扎实的生活根基遥相呼应，“这些歌词有音乐性，同时又有对话性，作者真的有话要说，盯着你的眼睛在说，这种对话的欲望和能力是现在很多诗歌所缺乏的”。跳出传统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四大件”，以更广阔的视野去打开文学，《收获》的“一个人的电影”、《作家》的“作家地理”、《钟山》的“非虚构文本”、《上海文学》的“理论与批评”等等，都是寻找文学更多可能性的一种方式。
诚如《中国作家》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所言：“作者和读者现在是文学刊物主编肩上一副担子的两头。”当下的文学期刊在对内承担文学主业的同时，对外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是核心读者的面目模糊不清。经由80年代培育起来的传统文学读者群日益老龄化而渐渐流失，年轻一代的读者在哪里，他们对纯文学有着怎样的欣赏趣味和审美需求，这些都是尚未明了的课题。而且在资源共享的全球化背景下，读者的受教育层次、审美追求和阅读习惯都在发生变化，多元选择与分众传播都在加大文学期刊“抵达”的难度。
《当代》对读者群的维护开掘被主编潘凯雄概括为两条宗旨：一是每期至少要有一部压得住的厚重之作，这几年主要是在长篇；二是跳出文学小圈子，通过“编读往来”、“文学拉力赛”以及每年一次的“读者调查”等互动栏目加强与读者的沟通。比稳固旧有的读者群更迫切的是培育新的读者群，《中国作家》近年来持续举办的“中国作家北大行”、“中国作家中大行”活动以及《黄河文学》的新栏目“高校作品联展”，都是把大学校园作为培育文学热情的土壤，瞄准大学生这一未来的“主流群体”，为文学培养后备力量。
《芳草》副主编李鲁平将当下读者对文学期刊的漠视归结为“作品的世界与当下读者的生活之间有隔膜、有距离”。所以，《芳草》近年来一直在提倡和呼吁作家们在表现当代生活上彰显出艺术勇气和实力来，只有表现出时代风貌的艺术作品，才能贴近读者的心理世界和情感世界，拉近作品聚焦点与读者关切点之间的距离。实际上，与读者有隔膜、有距离的不仅仅是文学内容的世界，也是文学方式的世界，不仅仅是文学生产的世界，也是文学传播的世界，后者可能更需要下功夫经营。“传统文学期刊想让更多的读者接受，比新创刊的杂志还难，因为首先要改变读者头脑里对你曲高和寡的印象，其次才是认识接受你现在的内容，新创办的杂志只需要后一个环节就可以了。”《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这样说，也是这样去践行的，现在以漫画头像做每期封面主题的《北京文学》，在街头报刊亭中很是抢眼。
差异与整合的“双向运动”
千人一面的“期刊腔”和同质化是林林总总的文学期刊给人的直观印象，办一份有风格的杂志，找到自己不可被替代的优势，这可能是期刊突出重围的路径所在。否则，最后推倒传统文学期刊的力量也许正来自于它自身的无法定位。
栏目名“文学的干净”某种程度上是《黄河文学》刊物整体风格的一个表征。在主编郭文斌看来：“读者的‘根本需要’是回家。现在，大家都在路上，在风景中，很‘尽兴’，但最终大家还是要‘晚归舟’。”所以，传统文学期刊只要找到读者心灵的“根本需要”，并非前景黯淡，也正因此，《黄河文学》提出了“三个倡导”，即倡导办一份能够首先拿回家让自己孩子阅读的杂志，办一份能够给读者带来安详的杂志，办一份能够唤醒读者内心温暖、善良、崇高和引人向内向上的杂志。这种对快时代的“慢”文学、“内心”文学的坚持，某种程度上将成为《黄河文学》区别于其它刊物的重要标识。
代际特色和地域特色无疑是期刊差异化生存的一个方向，但是打通文学的想法又使得不少差异化特色明显的刊物开始逆向运动，朝整合文学共同体的方向努力。近两年《最小说》、《鲤》、《文艺风赏》等青春文艺刊物借助“杂志书”（Mook）以书代刊的发行方式和“粉丝”读者群的传播途径，成为文学期刊的新秀，然而，这些以青春写作见长的刊物现在用越来越多的版面发表年长一辈的传统作家的作品，程永新将这种连接传统写作和青春写作的努力，看做是对传统文学期刊的提醒，“社会转型导致文化断层严重，我们也应为消弭代沟、为文学未来必需的整合做出贡献”。相较而言，《收获》、《上海文学》等“海派”刊物因为地处都市生活和前卫潮流的一线，刊登的作品有不少在人际关系的捕捉、情感方式的表达和叙述风格的开创上表现出新鲜气息，或许能跨越代际阻隔，吸引年轻读者，打破“纯文学”的圈子化。
《上海文学》专写上海历史、生活和上海人心态的“海上回眸”专栏，《黄河文学》计划编发的“文学之乡”西吉县农民作家小辑和宁夏作家分体裁作品小辑，《芳草》筹备的“大武汉地区小说提名展”，体现的都是文学刊物对地域特色的发扬，但是立足地方的基础上，各刊物都在寻求更大的、有更多通约性的文学共同体。《民族文学》2012年将在蒙古文版、藏文版、维吾尔文版的基础上申办哈萨克文版、朝鲜文版，将各民族作家的最新佳作第一时间译介给少数民族读者，刊物也将构建多民族文学共同体的重心放在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母语作家及翻译家和少数民族文学青年评论家上面。
近些年以严歌苓、张翎、陈河、袁劲梅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写作在国内文学期刊上频频出现， 2012年《人民文学》还将集中发一组台港澳青年作家作品。“一个重要的趋势是，我们的当代文学正在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多样化发展中成为一个密切、直接和即时的相互影响的文学共同体。”主编李敬泽如是说。英文版《Pathlight》试刊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把中国当代文学放到世界文学的框架内去传播、展示和交流，在把中国文学的现场传递出去的同时，也将把世界的眼光和声音带回来，是我们借以反观自身文学位置的一个有益的“他者”。和《Pathlight》战略性地走向世界不同，《作家》所致力于的国内国外的文学交流一直是润物细无声的。这个地处东北一隅的刊物以丰富的文学资讯、开放的文学眼光和突出的装帧设计而别有国际“范儿”，余华所言《作家》“首先是作家们的《作家》”确有其理，它凭借着国内和海外的特约撰稿人和编辑队伍，为作家们输送有价值的养料，是文学期刊反过来补给文学创作的范例。
差异和整合的双向运动虽然刚刚起步，但是文学期刊朝着一个动态的平衡点的努力让人期待。在这个点上，它有自身的差异性风格，又不回避更大范围内的文学构成；它居安思危地求变，又不是为变而变；它不遗余力地发掘新作与新人，但是对文学征候有清醒认识；它重视读者群的培育和吸引，又不一味迎合市场需求；它从时代的日新月异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又跟时代的各种观念立场保持相对紧张的关系；它始终有自己的定力和稳定性，又能以之为内核，与外部现实进行持续的碰撞。这样一份有差异性、包容力和敏锐度同时又有标准、原则和责任感的文学期刊，才能真正地实现它发掘、展现、扶持、筛选文学的功能，也才能通过与文学创作的良性互动记录下生生不息的文学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