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的］分析2010—2019年中国生物医学论文的撤稿趋势及学术不端类型的演变特征，探讨近年出现的新变化，为更有针对性地完善我国生物医学领域科研诚信体系提供依据和建议。［方法］检索撤稿观察数据库中2010—2019年中国生物医学论文的撤稿记录，从逐年变化、前后5年变化两个角度分析撤稿趋势及学术不端类型的演变特征。［结果］10年间撤销论文数量先升高后降低，而撤稿声明发布数量自2015年起大幅增加并持续在高位波动。与前5年相比，后5年的撤销论文数量、撤稿声明发布数量、同期撤销论文数量均增加，撤稿时滞明显缩短。数据问题、方法与结果问题自2016年起已连续4年超越抄袭，成为近年最常见的两类学术不端类型。［结论］2015—2019年中国生物医学论文的撤稿形势较2010—2014年更加严峻、预期不容乐观，深度学术不端行为已呈主流化、常态化。
【关键词】生物医学论文；撤稿；学术不端；演变；科研诚信
近年来，中国的科研诚信问题已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2007—2018年中国学者被国际期刊及会议撤稿的论文总数、总撤稿率均已位居世界第一[1]。学术不端仍是导致中国学者论文被撤销的主要原因[2],而且近年来呈现出新特征，即数据问题、图片造假、虚假同行评议、不当署名等隐蔽性的学术不端问题高发[3]。从学科来看，中国生物医学领域论文的撤稿问题尤为突出[4]。2015年以来，国际生物医学期刊多次集中撤销中国学者的论文，Tumor Biology大规模撤稿事件更是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中国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诚信现状令人担忧。
近年来，针对中国生物医学论文撤稿状况的研究却较缺乏，尚不明确当前该领域的撤稿表现及特征。在目前与撤稿研究相关的文献中，多数为针对世界范围内全部学科[3,5-7]或单一学科[8,9]的撤稿状况，比较中国与其他各国撤稿趋势的差异;少数为针对中国全部学科的国际论文撤稿状况[1-2,4,10],分析中国全部学科的总体撤稿特征。而在中国生物医学论文的撤稿方面，距今最近的专门性文献仅为2013年卜今[11]发表的相关论文，之后数年的撤稿状况则尚无全面、明确的文献报道。尤其是近年来，在发生多次大规模撤稿事件以及总体学术不端行为呈现新特征的背景下，迫切需要研究中国生物医学论文的撤稿状况，以利于相关部门及学术界及时、明确地认识该领域的撤稿趋势及特征，更好地进行针对性防范，进而完善我国科研诚信体系。此外，目前绝大多数分析撤稿中学术不端行为的文献[2,4-8,10]均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对特定时间段内学术不端类型的数量进行汇总分析，但对其多年间动态演变特征的分析较少。本研究对近10年来中国生物医学论文的撤稿状况进行分析，并观察每种学术不端类型的动态演变，比较不同类型间是否存在位次交替，以明确近年出现的新变化，为更有针对性地完善我国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诚信体系提供依据和建议。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在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数据库中，检索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学者发表的国际生物医学论文的撤稿记录。
1.2 撤销论文检索方法及数据统计
在Country选项，设定为“China”;在Subject（s）选项，按照生物医学研究的领域，设定为“（BLS） Biology-Cancer OR （BLS） Biology-Cellular OR （BLS） Biology-General OR （BLS） Biology-Molecular OR （BLS） Genetics OR （BLS） Microbiology OR （BLS） Neuroscience OR HSC”;在Original Paper选项，将起止日期设定为2010.01.01至2019.12.31;在Retraction or Other Notices选项，将截止日期设定为2019.12.31;在Nature of Notice选项，设定为“Retraction”。对检索结果逐篇进行人工筛选，剔除关于植物分子学、兽医学等非生物医学类论文。以年为单位，统计各年度撤稿及发布撤稿声明的论文数量，计算每篇论文的撤稿时滞。
1.3 学术不端行为归类及数据统计
根据撤稿原因的具体形式归类学术不端行为，共归为九类，包括方法与结果问题、抄袭、虚假同行评议、数据问题、图片问题、重复发表、身份及署名问题、科研伦理问题和第三方中介操纵。对近年关注度较高的虚假同行评议、数据问题及图片问题，均单独归类以便于考察其变化。如同一篇论文存在可归为同类学术不端的多个撤稿原因，则归类后不累计数量，即同一篇论文中同类学术不端的数量只计一个。统计各年度撤销论文中学术不端类型的数量。
有一部分撤稿原因属于“方法与结果问题”，如方法错误、细胞系/组织来源错误、样本错误、细胞系/组织受污染等，不易区分其为“诚实错误”或学术不端。经逐一查看这类论文的其他撤稿原因，发现每篇均存在其他一项或多项明确的学术不端行为，而且论文最终状态均为“撤稿”而非“更正”。综合考虑以上情况，并参考田瑞强等[5]对“诚实错误”的分析方法，本研究对该部分撤稿原因的性质不作界定，一并归入“方法与结果问题”进行分析。
因本研究侧重分析与学术不端有关的撤稿原因，故没有统计因“被各类机构调查”“没有具体撤稿信息”“其他（如未缴纳出版费用、法律纠纷、临时撤销、期刊方错误等）”被撤销的论文数量。
2 结果
2.1 撤销论文的总体情况
2010—2019年，被撤销的中国生物医学论文共1472篇，包括1445篇发表于期刊的论文和27篇学术会议论文。期刊撤销论文中数量最多的3个文章类型依次为Research Article（1106篇，占76.54%）、Clinical Study（157篇，占10.87%）和Meta-Analysis（127篇，占8.79%），这3类论文占全部期刊撤销论文总量的96.19%（1390/1445）。
2.2 撤销论文的逐年变化趋势
10年间撤销论文的数量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峰值出现在2014年（301篇），见图1。可以看到：2010—2014年，撤稿声明的发布数量总体呈逐年缓慢递增趋势，增幅较稳定;自2015年起大幅增加，之后至2019年持续在高位波动，峰值出现在2017年（286篇）。2019年撤稿声明的发布数量是2010年的7.28倍。
图1 2010—2019年撤销论文及撤稿声明发布数量的变化趋势
2.3 前后5年的总体撤稿状况比较
为分析2015年以来多次大规模撤稿的背景下撤稿状况是否发生变化，分为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两个时间段，比较前后5年撤销论文数量、撤稿声明发布数量、撤稿期刊的变化。
2.3.1 撤销论文数量比较
从图2可以看出：发表于2010—2014年、2015—2019年的撤销论文数量分别为712篇和760篇，发表于2015—2019年的撤销论文数量多于2010—2014年。
图2 2010—2014年、2015—2019年撤销论文数量及撤稿声明发布数量
2.3.2 撤稿声明发布数量比较
2010—2014年、2015—2019年分别发布了对274篇、1198篇论文的撤稿声明，2015—2019年发布的撤稿声明数量为2010—2014年的4.37倍（图2）。
2.3.3 撤稿期刊比较
2010—2014年、2015—2019年撤稿数量前10位的期刊分别见表1和表2。可以看到，前后5年撤稿数量最多的期刊均为Tumor Biology,分别为83篇和48篇，这与其数次尤其是2017年的大规模撤稿事件有关。前后5年中均位列前10的期刊有3种，分别是Tumor Biology、PLoS ONE和Molecular Neurobiology。
表1 2010—2014年撤稿数量排名前10的期刊
| 序号 | 撤稿期刊名称 | 出版社 | 撤稿数量 /篇 |
| 1 | Tumor Biology | Springer Nature | 83 |
| 2 | PLoS ONE | PLoS | 59 |
| 3 | Molecular Biology Reports | Springer Nature | 31 |
| 4 |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 | BioMed Central (BMC) | 16 |
| 5 |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pplication and System Modeling (ICCASM 2010) |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 | 13 |
| 6 |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 Elsevier | 11 |
| 7 | Molecular Neurobiology | Springer Nature | 9 |
| 8 | Journal of Orthopaedic Surgery and Research | BioMed Central (BMC) | 8 |
| 9 | The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 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ASBMB) | 8 |
| 10 |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 Hindawi | 8 |
表2 2015—2019年撤稿数量排名前10的期刊
| 序号 | 撤稿期刊名称 | 出版社 | 撤稿数量 /篇 |
| 1 | Tumor Biology | Springer Nature | 48 |
| 2 |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BBRC) | Elsevier | 26 |
| 3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 | e-Century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23 |
| 4 | PLoS ONE | PLoS | 22 |
| 5 | 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 (GMR) | FUNPEC-RP | 15 |
| 6 | Medicine | Wolters Kluwer | 14 |
| 7 | Molecular Neurobiology | Springer Nature | 13 |
| 8 | OncoTargets and Therapy | Taylor and Francis-Dove Press | 12 |
| 9 | 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 | Spandidos | 12 |
| 10 | Medical Science Monitor: Inter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nc | 12 |
2.4 前后5年的同期撤稿状况比较
为衡量在相同的时间跨度内，对同期撤销论文发布撤稿声明状况的差异，将撤销论文的发表时间及其撤稿声明的发布时间均限定为同一个5年时间段，比较前后5年的同期撤稿状况。“前5年同期撤稿”是指发表于2010—2014年并在该时间段内被撤销的论文（撤稿时间以撤稿声明的发布时间为准;排除2015年1月1日后被撤销的论文），“后5年同期撤稿”是指发表于2015—2019年并在该时间段内被撤销的论文（排除2015年1月1日前发表的论文）。
2.4.1 前5年同期撤稿状况
前5年同期撤稿共270篇。从图3可以看出，撤销论文数量呈逐年缓慢降低趋势，撤稿声明发布数量呈逐年缓慢增加趋势，增降幅度均较小。撤稿声明发布数量超过撤销论文数量的节点出现在第4个年度（2013年）。撤稿时滞为1——1401天，平均（516.00±297.93）天。
图3 前后5年的同期撤稿状况比较
2.4.2 后5年同期撤稿状况
从图3可以看出，后5年同期撤稿共750篇。撤销论文数量从高位呈逐年快速降低趋势，撤稿声明发布数量呈逐年快速增加趋势，增降幅度均大于2010—2014年。撤稿声明发布数量超过撤销论文数量的节点则提前至第3个年度（2017年）。撤稿时滞为1——1729天，平均（408.31±358.71）天。
2.5 学术不端类型的演变
2.5.1 逐年变化趋势
学术不端类型的逐年变化趋势见图4。（1）虚假同行评议。因虚假同行评议被撤销的论文数量变化趋势表现为在局部年度（2013—2015年）的高度集中，而其他年度则维持在低位。（2）抄袭。因抄袭被撤销的论文数量变化在2011—2014年表现为缓慢增长，2011—2015年的位次浮动于第1——3位（其中2011、2012、2015年这3个年度的位次均为第1位），但2016年起则持续少于因数据问题和方法与结果问题被撤销的论文数量。（3）数据问题、方法与结果问题、图片问题。考虑到数据、方法与结果、图片是一篇论文最核心的内容，因此一并分析。结果表明，自2016年起，因数据问题、方法与结果问题被撤销的论文数量连续4年分别位于第1和第2位。因图片问题被撤销的论文数量在多数年度位于第4或第5位，且自2015年起其年度变化趋势与数据问题、方法与结果问题具有高度一致性。（4）身份及署名问题。自2017年起因身份及署名问题被撤销的论文数量位次有所上升，之后位于第3或第4位，亦属于近年比较突出的问题。（5）第三方中介操纵。因第三方中介操纵被撤销的论文数量除2013—2016年在Tumor Biology撤稿事件中被查实、有小幅上升外，其余各年度的排名均在低位。但由于第三方中介的操纵方式极其隐蔽且手段繁多，因此仅凭被查实的这些撤稿事件，尚难以推断其所涉及学术不端的类型。（6）科研伦理问题。因科研伦理问题被撤销的论文数量除在2013年、2017年分别形成一大一小两个低位峰值外，其余年度均维持在较低水平，总体也呈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多年来持续加强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伦理建设，学者的科研伦理意识明显提升，能够符合期刊的伦理审核要求。（7）重复发表。因重复发表被撤销的论文数量排名始终维持在低位，没有明显波动。
图4 学术不端类型的逐年变化趋势
2.5.2 前后5年学术不端类型比较
前后5年学术不端类型及变化见表3,可以看到：2010—2014年，出现最多的学术不端类型为虚假同行评议;2015—2019年，出现最多的学术不端类型则为数据问题。这一特征也与任艳青等[3]、田瑞强等[5]对近年世界范围撤销论文的分析结果相符。2015—2019年的学术不端类型排序，与卜今[11]报告的2013年前为重复发表或抄袭、错误、署名或版权问题、伪造数据的排序也存在明显不同，进一步表明近年来中国生物医学撤销论文中的学术不端类型发生明显变化。
表3 前后5年学术不端类型及变化
| 排序 | 2010—2014年 | 2015—2019年 | |||||
| 不端类型 | 撤稿数量/篇 | 占比 /% | 不端类型 | 撤稿数量/篇 | 占比 /% | 位次变化 | |
| 1 | 虚假同行评议 | 208 | 29.21 | 数据问题 | 274 | 36.05 | ↑ |
| 2 | 抄袭 | 175 | 24.58 | 方法与结果问题 | 213 | 28.03 | ↑ |
| 3 | 数据问题 | 160 | 22.47 | 抄袭 | 203 | 26.71 | ↓ |
| 4 | 图片问题 | 131 | 18.40 | 身份及署名问题 | 168 | 22.11 | ↑ |
| 5 | 身份及署名问题 | 112 | 15.73 | 图片问题 | 140 | 18.42 | ↓ |
| 6 | 方法与结果问题 | 111 | 15.59 | 虚假同行评议 | 80 | 10.53 | ↓ |
| 7 | 科研伦理问题 | 86 | 12.08 | 科研伦理问题 | 42 | 5.52 | 持平 |
| 8 | 重复发表 | 34 | 4.78 | 第三方中介操纵 | 23 | 3.03 | ↑ |
| 9 | 第三方中介操纵 | 16 | 2.25 | 重复发表 | 9 | 1.18 | ↓ |
与2010—2014年相比，2015—2019年数据问题、方法与结果问题、身份及署名问题、第三方中介操纵的位次及占比均升高，其中以数据问题的增幅最大;虚假同行评议、重复发表的位次及占比均降低;抄袭、图片问题的位次均下降一位，占比则基本持平;科研伦理问题位次不变，但占比降低。
3 撤稿趋势及学术不端类型演变特征分析
3.1 撤稿趋势
3.1.12015—2019年撤稿状况明显恶化
虽然过去10年间中国生物医学论文的年度撤稿数量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但考虑到撤稿时滞[6]的影响，近年趋势的降低并不意味着状况好转。进一步分析发现，撤稿声明发布数量自2015年起大幅增加且持续在高位波动，2015—2019年的撤销论文数量、撤稿声明发布数量、同期撤销论文数量较2010—2014年均增加，表明近5年中国生物医学论文的撤稿状况明显恶化。
3.1.2 对中国学者论文的撤稿力度明显加大
近5年撤稿声明发布数量及同期撤销论文数量明显增加，同期撤稿声明发布数量超过撤销论文数量的节点提前一年，撤稿时滞明显缩短，均表明近年国际生物医学期刊对中国学者论文的撤销力度明显加大，撤稿频率明显加快，撤稿情况更加严峻，也反映了近年国际生物医学期刊对中国学者论文的关注度明显提高，并转化为对论文更加深入、严格的审查。
3.1.3 未来几年撤稿预期不容乐观
根据2015—2019年的撤稿时滞[（408.31±358.71）天]预测，2020年仍可能出现对发表于2017—2019年论文的大量撤稿。2020年2月“学术打假人”Elisabeth Bik最新曝光了涉及中国几十家医院的400多篇疑似造假论文，其中大部分论文即发表于2018—2020年，若这部分论文被查实后撤稿，将可能改变近5年撤稿数量的降低趋势而转为上升趋势。因此，中国生物医学领域未来几年的撤稿预期不容乐观。
3.2 学术不端类型的演变特征
3.2.1 虚假同行评议兼具数量高发及时间集中性特征
因虚假同行评议被撤销的论文数量变化趋势表明，不可过分注重虚假同行评议的高发数量而忽视其时间集中性特征。其时间集中性特征可能是对背后某种特定推手的反映，印证了调查结果所认定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操纵[12]。虚假同行评议集中爆发后持续低位的表现，与大规模曝光的震慑性、各方的严厉惩处、期刊完善同行评议流程及第三方中介的暂时性收敛有关。
3.2.2 论文中的深度学术不端行为已呈主流化、常态化
抄袭是2010—2014年论文中最常见的学术不端行为，但2015—2019年因抄袭被撤销的论文无论是总量还是逐年数量均已少于因数据问题、方法与结果问题被撤销的论文，且已持续多年。数据、方法与结果、图片问题的增加趋势及其近年高度一致性的变化特征则表明，对这三类论文核心内容的造假已成为最突出的学术不端问题。此外，身份与署名问题仍旧比较突出。综合以上趋势，论文涉及的学术不端类型已从显性、高发的抄袭行为，向隐蔽、复杂的深度不端行为演变，且深度学术不端行为已成为主流和常态，应引起高度警惕。
对于因抄袭被撤销的论文数量的降低趋势，尚不能认为这一痼疾得到了治理，需考虑到近年涌现了大量用于反抄袭检测的“洗稿”策略，如文字改写、图表文字互转、翻译软件多重文字转换、第三方中介代写等，导致学术不端软件检测的难度明显加大[13,14]。因此，这一趋势可能更是对抄袭行为隐蔽化趋势的提示。
3.2.3 第三方中介操纵愈加严重
第三方中介作为多次大规模撤稿事件的关键幕后黑手，其不仅是虚假同行评议的直接原因，还在近年高发的数据、方法与结果、图片等深度造假中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2020年2月，Elisabeth Bik在曝光中国400多篇疑似造假论文时，其依据即为查证了大量的图片重复利用，从而将矛头再次指向中国的“论文工厂”问题。这个动向需要引起我国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及学者的高度警惕。
4 对策与建议
4.1 加快科技评价制度改革，助推对“唯论文”导向的破除
近年来，为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国家有关部门已密集出台文件，力求纠正以刊评文、重数量而轻质量的评价方式。但长期形成的过度量化评价模式仍是难以跨越的藩篱，需从体制机制、治理结构和文化认知方面完善规则体系，加快改革评价与激励机制[15]。此外，具体政策措施仍相对简略、缺乏梯度[16],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细则也尚待科学设定。如针对不同地域、机构级别、专业领域，差异化制订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不搞一刀切;科学设定基层医疗机构的绩效评价、职称评定依据，避免基层医务人员过度追求SCI论文等。目前，江苏、福建、吉林等陆续出台了符合当地实情的地方性评价标准，其他省份仍需加快改革步伐，也需要在实施过程中进行及时的评估与调整。
4.2 政府应加大对第三方论文中介机构的综合治理力度
研究表明，该行业多年来已形成庞大而隐秘的畸形学术产业链[17],滋生了包括虚假同行评议在内的多种形式的造假行为。为遏制第三方中介操纵，中国科协等七部门于2015年联合印发了《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教育部于2018年发布了《关于严厉查处高等学校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的通知》，科技部等部门也曾于2018年会同中央网信办、工商部门，启动了针对第三方中介机构的网上网下清理工作。但这些措施对第三方中介机构的打击力度十分有限，加上法律、法规尚没有相应的规则进行规制[18],各类部门文件对其也并无约束力，因此第三方中介操纵问题屡禁不止，也易于死灰复燃。例如，在2016年12月12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的撤稿事件调查结果中，曾公开了一家涉案的第三方中介机构——上海丰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虽然其造成的国际影响极端恶劣，但是该中介公司负责人除被通报批评外，并未受到法律制裁、行业禁入等实质影响，在该事件过后通过多个关联公司改头换面，仍继续从事论文买卖。
面对这一学术毒瘤，建议政府加大对第三方论文中介机构的综合治理力度，强力铲除这一畸形产业链。应明确行业监管主体、强化责任追究，集中、持续开展对第三方中介机构的打击清理。促进与论文买卖相关的民法、刑法问题研究，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快科研诚信立法，增加如学术造假罪、学术欺诈罪等罪名。同时，也要加大对科研人员的科研诚信教育与监管[19],引导科研人员树立负责任的正确理念，强化对“五不准”的认识，使科研人员去除买卖论文的不端思维。
4.3 国内学术期刊应积极开展对深度学术不端行为的研究及防范
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近年来数据、方法与结果、图片、身份及署名造假高发，其背后是更加技术化、隐蔽化的深度操作。作为同样重要的发表载体，国内学术期刊也需要对此类问题引起警惕，应积极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技术应用，通过在编辑学相关领域中实现从0到1的突破，开展更有效的防范，进而形成更加完善、专业的学术期刊科研诚信体系。
通过科学数据审核策略，识别与防范数据造假[20];规范执行国际统一报告清单如CONSORT声明、STROBE声明等，防范对方法与结果的造假;基于原始数据审查、采用图片分析软件进行真实性检测等，防范图片造假[21]。同时，应积极借鉴国际生物医学期刊如PLoS ONE、Molecular Neurobiology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审核方法、调查流程及处理措施，研究国际先进的学术不端治理流程，加强出版伦理防控，及时阻遏深度学术不端行为在国内学术期刊的渗透。
4.4 国内学术期刊应在净化学术风气方面积极作为
学术期刊在出版伦理防控方面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需要通过政策上规范、技术上限制等手段，引导作者、审稿人、编委等利益相关方的行为，保持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纯净[22]。在当前撤稿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国内学术期刊应积极为净化国内科研诚信大环境发挥更大的作用，固本培元，促进风清气正学术风气的形成。
首先，期刊要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审查力度，及时更新对各种隐蔽性、新型、深度学术不端行为的认识，通过提高检出率来提高科研人员对不端行为的感知度、紧张度。其次，要探索对发表前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措施[23],加大对发表后学术不端行为的公开撤稿力度，通过对审稿、发表全流程的强有力约束，倒逼作者自觉形成严格规范、负责任的发表理念。最后，要开拓科研诚信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尤其是要善于利用审稿中发现的学术不端案例开展作者教育[20],增强对科研人员的震慑性。
4.5 加强生物医学领域的诚信教育及监管力度
调查表明，诚信教育的缺失和学术不端惩治力度过小是仅次于评价导向因素的学术不端原因[24]。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的科研诚信文件均涉及教育及监管，如《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和《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等。但本研究发现近5年撤稿状况明显恶化，暴露了我国在科研诚信教育及监管方面仍存在较多短板，学术不端行为并未得到明显的遏制。此外，机构在处理学术不端事件时，出于对人情、被调查人学科影响力、机构声誉、经费资助等的担忧，在执行层面的表现并不积极[25]。
面对形势严峻的撤稿现状，非常有必要加大对科研人员的教育力度，形成深入性、常态化的科研诚信教育机制，尤其是应重点针对中青年科研人员以及硕博士研究生群体强化诚信教育。同时，应加大监管、惩治力度，完善科技监督、通报制度及调查程序[25],通过高效、严厉、公开、到位的惩处，加快构建对学术不端不敢、不能、不想的学术氛围[23]。
5 结语
综上所述，2010—2019年国际生物医学期刊对中国学者论文的撤销力度明显加大，撤稿频率明显加快，撤稿形势更加严峻，预期也不容乐观。撤销论文中的学术不端类型出现新的特征，数据问题、方法与结果问题已超越抄袭成为近年最常见的学术不端类型，隐蔽、复杂的深度学术不端行为已呈主流化、常态化。应开展多方位的综合治理工作，尤其是需要对第三方中介机构引起高度警惕并加大清理力度。本研究在对撤稿趋势的分析中，只将撤销论文作为研究对象，而未考察同期发表论文数量的增幅因素，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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