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3月1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入选新增备案本科专业名单。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教育如何服务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需求？新闻教育如何更好地满足媒体需求？《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周勇。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新增国际新闻与传播本科专业是基于何种考量？
周勇：此次新增不是突然增加，而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高等新闻教育机构，一直注重培养党和国家需要的各类新闻传播人才。具体到国际传播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大新闻学院硕士人才培养中就有国际新闻方向，目前已形成本硕博贯通的国际新闻与传播人才培养体系。本科层面，以“新闻+国际政治+英语”跨学科为特色的人才培养建设已超10年；硕士层面，2009年开始，在中宣部、教育部指导下，为《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六大媒体培养国际新闻人才，2017年与外交部合作开展“一带一路”全球传播全英文硕士项目；博士层面，与国家外文局联合培养国际传播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此次在本科层面新增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并在此基础上组建国际新闻系，将更好地整合相关资源，使既有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更趋完善。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当前讲好中国故事还有哪些短板？传媒教育如何助力解决这些问题？
周勇：应该说我们的国际传播做得越来越好，深度参与到国际传播事务中，但发展中必然会有更高的要求。比如，在国际传播发展的前两个阶段，基本需求就是站建起来、人派出去、解决跨文化传播等问题，但目前我们对国际传播的需求进入到基于全球视野、发出中国声音的阶段，这必然对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
满足当下国际传播需求，就不是简单的学习语言、了解所在国文化、培养新闻业务技能等所能实现的，而是需要反求诸己，在深入了解世界之后，返回中国视角看世界，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在这方面，人大新闻学院做出了一些努力：首先，人才培养上加强“跨专业”“跨学科”“跨文化”的复合型培养；其次，加强国情教育，使学生在读懂中国的基础上面向世界，比如，开设国情教育课，邀请重要部门、领域的领导和专家来授课，推出“新闻学子走基层”“千人百村”“街巷中国”等项目，让学生接触、了解中国社会现实；当然，还要持续加强与国际一流院校的交流合作，让学生更多地走出去。希望在类似反复“捶打”中，培养当下需要的国际传播人才。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时常有传媒教育与实践脱节的声音出现，您怎么看？尤其是人人都可以拿起手机发布信息的当下，更有人对新闻专业教育的价值提出质疑。
周勇：不是社会发展不需要新闻专业教育，而是教育自身要进行变革，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比如，基于全球视野、发出中国声音，是当下国际传播需要主动出击、下力气去做的事，这即因应全球化、中国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现实需求，也是我们国家发展到现阶段有信心有能力去做的事。通过研究、变革，满足传媒实践领域的这一人才需求就是传媒教育要下大力气去做的事。
1994年4月20日，我国接入第一根互联网专线以来，技术就在不断冲击着信息传播。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降低了信息发布门槛，但没有降低对专业性的需求。走过网络传播的新鲜期、野蛮生长期之后，大众更能感受到秩序的重要性。我们不否认信息下沉带来的便利性，但当传播边界变得模糊，受众与社会都更需要主流媒体、专业机构发挥压仓石作用。新闻教育与专业机构也是一种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共同呼吁、提升专业报道质量。在这一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要做好三个面向：面向新时代新的历史任务，面向新技术变革，面向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现实需求。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具体来说，新闻教育应做出哪些变革呢？
周勇：对内对外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都要做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新闻传播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学科之一，新闻传播学教育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更好地适应时代特征，才能完成专业教育的使命。其次是开展基于跨学科的新闻传播学科转型升级。在这方面人大新闻学院大致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人文社会学科中跨界融合，比如新闻+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广告学+艺术学等。第二阶段是走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开展文工交叉。到今年，人大新闻传播学科已经有66年历史，现在看来可以说，我们这家学院、这个学科正在逐步突破人文社会科学的传统边界，增添了强烈的工科色彩。目前，我们有很多工科背景的师资，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方面形成了学科转型升级的新增长点。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您怎么看技术变革与新闻教育、新闻实践？
周勇：技术、实践与教学深度绑定。就当下来说，技术对新闻教育已经构成一种结构与支撑力量，我们以互联网为底层架构，以技术发展的逻辑组织实务课教学。同时，没有好的科研就没有好的教学。学院基于前沿特色研究创新行动计划，对大数据与内容生产、算法新闻、技术哲学等方面展开很多研究，既培育了新的学科增长点，也对人才培养起到了很好的创新引领作用。
具体到新闻实践来说，要利用和驾驭技术，让技术更好地服务社会。这就需要协调技术和内容的关系。没有好的内容支撑，再好的技术也会变成形式主义。就像早期的高速路修得很好，但有些地区受制于经济发展，路上跑的还是“破车”，那速度也就提不起来。技术是高速路，内容就是路上的车。应用新技术不能变成炫技。有时候对技术的过度崇拜，是对优质内容缺失的“本领恐慌”，有一点利用技术补偿的心理。因为缺少好内容，希望借助形式去弥补。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技术对于传播是把双刃剑，如何去修正那些负面的影响？
周勇：互联网技术让信息传播更便捷，但也带来了虚假信息、新闻反转。规范网络传播需多方合力作为。从新闻实践和教育的角度来说，需要主流媒体充分发挥压仓石作用，需要新闻院校进一步做好全民媒介素养教育。主流媒体要全媒体发展，发挥主力军作用，但向移动互联网转型，不是向非专业水平看齐，媒体融合不是靠近非专业媒体，而是更好发挥专业媒体作用。比如，一些社会新闻事件事实尚不清楚的时候，网络上会有各种声音，此时专业媒体要做的是弄清事实，基于事实基础之上再发表意见评论，而不能跟风、猜测分析。
侮辱英烈、涉及隐私、触犯法律的言论，有法律和伦理发挥维护传播环境的保底作用。在此基础之上，新闻传播院校有责任做好全民媒介素养教育，这是新闻传播院校服务社会的重要工作。比如人大新闻学院推出自媒体从业者新闻素养培训、与北京市网信办合作开展互联网企业内容从业人员资质培训等。我们的很多名师还走进中小学、社区开展媒介素养方面的讲座，陈力丹老师的《试看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从古登堡到“第五媒体”》一文，入选教育部组织编写的2020年出版的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必修）》下册，标题为《传播媒介变迁的社会影响》。提升全民媒介素养就是要提升对信息的辨别力，这是一个过程，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