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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出版学的研究热点与可视化分析

2021-03-12 来源:《科技与出版》
  【作 者】徐玲玲、杜利民、陶立方、邬雨晴:浙江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

  【摘 要】编辑出版学作为研究出版规律并为出版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的科学,其研究为中国编辑出版业的发展和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良好基础。本研究以8种CSSCI收录的编辑出版类期刊2010—2019年刊登的27 214篇文献为数据样本,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我国编辑出版学的发展趋势、研究热点及前沿进行分析,并按研究内容特点和研究时间线索进行归纳梳理,对未来编辑出版研究选题提出了建议与对策,有助于总结学科建设经验,探索学科未来发展道路。

  【关键词】编辑出版;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研究热点;人才培养

  从古代文献整理到近些年数字出版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的编辑活动从未停歇,但编辑的学问却长期没有被重视[1]。于真正意义上把编辑学、出版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来研究,是从20世纪的中国开始的,但是其在我国的认知进展却较为缓慢。[2]为了改变这种现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家政策支持和鼓励下,我国建立多个有关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机构,并在不少高等院校开设编辑出版类专业,与此同时,一系列与“出版”“编辑”相关的专业学术期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得以蓬勃发展,其中涌现出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佼佼者”。它们以反映编辑出版理论及实践问题为内容,以学术权威性、编校规范性、实践指导性为特色,发表了大量优秀的编辑出版学论文,为优秀办刊人才的培养、编辑出版学理论的丰富、世界出版强国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按目前的学科划分规定,在编辑学和出版学基础上交叉融合发展起来的“编辑出版学”,隶属于新闻传播学的二级学科。历经几十年发展,“编辑出版学”已累积了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经验。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学界对于编辑出版学科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乏从文献计量角度系统分析近年来编辑出版领域高速发展全过程的学术统计和时间线索分析。由此,本文以科学知识图谱方法为基础,借助CiteSpace软件,着重对编辑出版领域核心作者、研究机构、研究热点、研究趋势等知识图谱进行多层次可视化分析,从科学量化指标的角度揭示编辑出版领域的学术发展情况,以期为编辑出版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通过高级检索将文献来源选择为最近连续3届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的8种编辑出版学科期刊,分别为:《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出版发行研究》《出版科学》《中国出版》《编辑之友》《科技与出版》和《现代出版》。为了便于分析且让数据分析更具借鉴意义,本文将发文检索年限统一设定为2010—2019年,检索时间为2019年12月10日。按刊名检索方式在知网搜索后,得到文献27 917篇,数据清洗中剔除“更正说明”“绘画作品选登”“征稿简则”等无效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27 214篇,保存信息后以Refworks格式导出,作为本文的数据源。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CiteSpace5.3.R4软件对数据源进行统计分析,在文献计量学基础上,通过所构建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时间线聚类分析图谱和突发词分析图谱等,对近10年编辑出版类期刊论文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2 计量分析

  2.1 10年间8种期刊发文基本情况

  2.1.1 载文量统计分析


  2010—2019年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8种编辑出版学科期刊共发文27 214篇。在一定程度上,期刊论文载文量反映了该学科的研究热度(图1)。编辑出版类论文数量于2011年达到最大,有3 160篇,随后稍有回落并在近些年逐步稳定在每年2 800篇左右,表明关于该领域的研究逐渐成熟,步入了稳定期。其中大部分期刊在这10年间的载文量是相对稳定的,但也有个别期刊有不同表现。如《中国出版》从2010年改为半月刊后,在开始两年载文量较多,而自2013年后逐步稳定在每年600篇左右;而《编辑之友》近年来因将其定位于“精品力作出版新高地”后,其发文量从2011年的600余篇逐年收紧至现在的200余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科技的飞速发展给编辑出版学科及其产业带来深刻变革,因此,对新媒体、新科技等相关研究也引起较多关注,这可能正是《科技与出版》载文量阶段性上升的原因之一。



图1   2010—2019年8种期刊的载文量统计

  2.1.2 核心作者学术影响力分析

  核心作者是提升期刊学术影响力的中坚力量,根据洛特卡定律可计算核心作者的分布情况。由计算得出本研究中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为8。由CiteSpace软件统计出发文8篇以上的核心作者有139人,共发文2 836篇,占总论文量的10.4%,这说明发文量较高的作者人数远低于发文量较低的作者人数,表明该领域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在这8种期刊上仍有较大的发文空间。如表1所示,发文量在50篇以上的是该领域前10的核心作者,皆具有较长的发文时间;发文量在100篇以上的是该领域顶尖学者,分别为范军和游苏宁,这两位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极重。


表1   发文量前10的核心作者情况
序号 作者 发文量/篇
1 范军 110
2 游苏宁 109
3 张志强 75
4 刘雪立 57
5 蔡斐 54
6 黄先蓉 54
7 刘冰 53
8 赵文义 51
9 郝振省 50
10 柳斌杰 50

  通过对作者合作关系进行分析[3],发文量大于4的作者有424位,作者间合作有370次,表明我国编辑学研究领域相关作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尤以几位顶尖学者如游苏宁、刘冰、姜永茂等为主,他们在合作网络中明显居于重要位置,并形成了紧密合作关系,若对他们发表系列文章的主题、特征等进行分析,可作为研究编辑学领域发展和变化的典型代表。需要注意的是,绝大多数核心作者虽已意识到科研合作的重要性,但是其相互之间的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多位核心作者尚未与其他核心作者建立过合作关系。作者合作图谱呈现出少量集中、整体分散,大规模的合作模式尚未形成的局面。

  2.1.3 发文机构学术影响力分析

  作者通过发表论文或参加学术活动以研究某学科领域,因此机构的研究内容和水平从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学术论文得以展现的。[3]由表2可知发文量排名前20的核心研究机构发文情况。编辑出版学一般隶属于新闻传播学,但亦有高校将编辑出版学科划归于信息管理学领域(与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为同一范畴)[4],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等。


表2   发文量排名前20的核心研究机构情况
序号 研究机构 发文量/篇 中心度
1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606 0.16
2 北京印刷学院 318 0.06
3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5 0.06
4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195 0.09
5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184 0.04
6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153 0.03
7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146 0.01
8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143 0.07
9 中国传媒大学 119 0.03
10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118 0.03
11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113 <0.01
12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07 0.04
13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101 0.02
14 清华大学出版社 98 0.01
15 河南省科技期刊研究中心 94 <0.01
16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92 0.01
17 化学工业出版社 84 <0.01
18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80 0.05
19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79 0.01
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77 0.01

  CiteSpace中以节点大小及中心性反映相关领域研究热点。利用CiteSpace中的Institution模块对文献的发文机构进行分析,阈值设置为20。图2显示共有224个节点,162条连线,密度为0.006 5。机构发文量的多少由节点大小表示,节点越大表示发文量越大,反之则越小。中心性衡量节点重要性高低,反映的是节点的重要程度。从27 214篇文献中分析出的可视化结果中可以得出编辑出版领域研究的主要机构,同时根据节点之间的连线清楚地看出研究机构的合作程度。[5]在发文机构方面,形成了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北京印刷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等为中心的代表性发文机构(见表2)。排在第一位的高校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发文量为606篇,其编辑出版学专业是国内最早创办的同类本科专业[7],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信息政策法规、出版物市场管理、数字出版等。其次是北京印刷学院,发文量是318篇,其编辑出版学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其中的数字出版为全国首批开设专业,是该校编辑出版学科的主阵地之一。这两所机构的发文量占到前二十强的30%左右,影响力最高。通过研究机构的地域分析来看,我国对编辑出版学的研究形成了“以高校为主,研究院、出版社为辅”的研究模式。高校本就是科研的中坚力量,因此,反映在发文量上,前十名机构中高校占有8席,遥遥领先于科研院所、杂志社/出版社。同时需引起重视的是,各个机构的合作网络较为分散,只是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为中心形成一部分相对集中的合作网络关系,其他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较少。说明我国编辑出版相关领域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群簇现象,并且研究的领军机构也多存在于个别高校,可以说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图2   编辑出版领域机构合作关系图谱

  2.2 研究热点分析

  2.2.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作为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往往代表文章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具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因此,对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分析可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情况。利用CiteSpace中的关键词共现分析模板对2010—2019年国内编辑出版领域中重要研究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导出高频词统计列表(见表3),其中频次是指检索到的论文关键词出现次数。中介中心性是指论文关键词在网络中权重指标,可借此评价文献的重要性,中心性越强,表明该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共现的概率就越大,数据超过0.1的节点为关键节点。频次和中心性皆高的关键词一般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前沿。[5]


表3   编辑出版领域TOP30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次 中介中心性
1 科技期刊 2 002 0.18
2 出版 1 525 0.13
3 数字出版 1 198 0.17
4 编辑 937 0.15
5 学术期刊 913 0.11
6 出版社 878 0.17
7 出版物 791 0.14
8 图书 630 0.04
9 文化机构 615 0.09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 599 0.17
11 出版业 460 0.06
12 期刊 307 0.01
13 新媒体 286 0.03
14 创新 278 0.09
15 版权 256 0.05
16 媒体融合 248 0.04
17 医学期刊 247 0.01
18 报刊 240 0.06
19 数字化 223 0.05
20 新闻 222 0.02
21 图书出版 221 0.06
22 大数据 220 0.02
23 著作权 220 0.04
24 读者 215 0.01
25 新闻出版业 210 0.07
26 高校学报 209 0.05
27 选题策划 206 0.03
28 媒介融合 199 0.03
29 全民阅读 195 0.02
30 版权保护 194 0.08

  对这些研究热点进一步分析发现,编辑出版领域研究热点为出版/数字出版、编辑、出版社、文化机构、出版业、新媒体、创新等方面,研究较多的出版物种类有科技期刊、学术期刊、图书等,这表明出版物类型中期刊的研究受到重视,形成了一系列高频关键词,如科技期刊、学术期刊、期刊、医学期刊、高校学报等。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围绕着数字出版、新媒体、媒体融合、数字化、大数据、媒介融合等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人员对出版活动的各要素,出版、出版业、出版社、编辑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随着经济发展和观念转变,版权、著作权等版权保护内容开始受到重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报指南将“双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我国编辑出版学的发展与培育研究”列入条目,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编辑出版领域的未来发展。

  2.2.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是指将该领域复杂网络中领域特征明显的词语作为聚类对象,在复杂数据挖掘中提出算法进行词语的聚合与分类。[6]CiteSpace依据聚类模块值(Q值)评价图谱绘制效果,一般情况下,当Q>0.3代表划分出的社团结构是显著且合理的。[7]因此,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可以更加直观地反映编辑出版研究领域10年来的研究热点。通过CiteSpace软件检索生成该领域的论文关键词聚类网络(见图3),该聚类图谱呈现138个节点、698条连线,且模块值Q=0.413 9。



图3   编辑出版领域论文关键词聚类分析

  图3中有不同聚类表示,而模块的大小代表的是聚类的大小,#0、#1、#2等代表关键词的排序。图3显示,对出版社的相关理论研究是2010—2019年期刊论文中出现频次最多的,其次是科技期刊、数字出版、版权保护、编辑加工等。表明这10年来非常重视出版,在编辑加工方面的研究较多,尤其重视以高新技术为基础发展的新兴出版业方面的研究,而对于与实践指导紧密相关的选题策划等研究则相对较少。

  2.3 发展趋势、研究热点及前沿

  2.3.1 时间线聚类图谱


  CiteSpace还可对聚类后的关键词进一步分析,生成另一种形式的可视化图谱——时间线聚类图谱,它将时间引入到网络中,重点勾画每个聚类内关键词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时间跨度。[7,8,9]选择Timeline视图后,生成了编辑出版研究领域关键词时间线聚类图谱。图4显示,该领域的知识子群包括出版社、科技期刊、数字出版、版权保护、编辑加工等5个方面。我国编辑出版领域研究发展史较长且理论研究基本完备,这5个知识子群研究起步都较早,在2010年甚至更早已开始,但细究其各自的发展历程却不尽相同。其中,出版社的研究在2010—2014年保持了很高的热度,但其后逐渐减少,特别是2017年后几近消失,表明现在涉猎该内容研究的人员较少;而科技期刊、数字出版的研究从2010年一直贯穿到2019年,表明这些研究内容被持续关注,特别是由于新技术带来的革新,数字出版子群研究走向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表明现已成为研究的关注热点;对版权保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10—2012年和2018—2019年间,但关注点却已发生较大变化,前期关注热点以阐释著作权法规条例为主,而近期已转移到区块链技术助力版权保护的应用上;编辑加工虽然作为知识子群之一,仅在2000年前后及2017—2019年有少量研究,而2013—2017年间没有形成时间线,表明该内容近来被关注程度走低。



图4   编辑出版领域论文关键词时间线聚类图谱

  由图4还可以看出,2010—2012年编辑出版主要前沿领域为出版社、学术期刊、编辑加工、数字化、著作权、影响因子、资格考试等;2013—2015年的主要前沿领域为转型、大数据、国际化、互联网+、微信、媒体融合、开放获取、期刊评价等;2016—2019年的主要前沿领域为学术影响力、全媒体、区块链、同行评议、文化自信等。从这个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随着出版科技手段的不断革新,出版业的转型升级及国际化一直是研究热点,也反映出中国出版面临的现实需要、困境及战略选择。从研究对象来看,持续研究时间长且研究较多的是学术期刊、科技期刊,其次是书稿、汇刻书、丛书。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英文科技期刊和童书的研究明显增加。

  2.3.2 突发性检测分析

  CiteSpace软件可通过对研究领域短时间内集中爆发的文献关键词进行算法统计以实现突发性检测,该分析可反映该领域的前沿知识热点和发展演变趋势。[10]通过对前沿知识热点的识别和追踪,以了解研究热点的演变,同时还可对发展趋势进行判断,从中找出亟须解决的科学问题,从而及时探索出相应的解决措施。通过CiteSpace软件的突发性探测功能,对27 214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以突现年份进行排序,将短时间内快速增长的关键词检测出来,得到编辑出版相关领域突发词表(见表4),表中黑色代表关键词在此年份为突发词,灰色代表非突发词[3]。


表4   编辑出版30个突发词强度和时间分布
序号 关键词 强度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 报纸 18.237 4
2 图书 30.991 8
3 企业 16.871 8
4 编辑人员 18.643 9
5 转企改制 30.920 3
6 新闻出版业 5.180 2
7 编辑部 19.137 6
8 出版社 32.906 4
9 出版物 44.967 2
10 书稿 26.570 1
11 新闻出版强国 20.677 3
12 数字出版产业 13.149 4
13 编辑工作 17.830 9
14 编辑出版 18.237 4
15 加工整理 18.237 4
16 读者 31.853 9
17 报刊 15.390 4
18 出版界 21.636 5
19 产业 17.208 9
20 杂志 18.449 9
21 编辑加工 13.687 4
22 企业管理 16.290 1
23 文化机构 46.357 7
24 出版传媒集团 19.588 6
25 法律保护 17.026 7
26 品牌 19.221 4
27 医学期刊 3.330 4
28 微博 20.141
29 走出去 6.856 0
30 数字化 7.359 0

  由表4可知,近10年间,中国编辑出版领域前期研究的前沿方向主要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0—2011年,图书、转企改制、出版物、读者、文化机构、书稿、出版界等是该阶段的研究重点。第二阶段是2012—2013年,研究集中在转企改制、产业、出版传媒集团、法律保护、品牌、医学期刊、走出去等方面。第三阶段是2014—2019年,微博、走出去尤其数字化等方面成为编辑出版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内研究趋势的变化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如国内对报纸、图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10—2011年,随后由于信息化水平的迅速提高,纸媒产业中图书、报纸等产业的萎缩使其在编辑出版领域研究历程上的比重已逐渐降低。从研究内容变化的趋势分析,中国对编辑出版领域纸媒的研究重点已经逐渐向科技期刊、学术期刊、医学期刊等方面转移,可以预测出国内的研究重点将继续向各种期刊类型方面侧重,特别是英文科技期刊将会成为当今时代的研究新热点。与编校规范研究直接相关的突发词为编辑工作、编辑出版、加工整理、编辑加工,其中编辑加工持续热点时间较长,说明关于提升办刊人才业务能力的实践性研究是研究早期的关注热点。近年来随着信息化和电子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微博和数字化迅速成为突发词,特别是数字化还成为突发强度持续最长且最新的前沿热点。

  3 讨论

  编辑出版学科研究内容的演变趋势体现了现代信息化和电子化技术在编辑出版领域研究中的交融和渗透。通过用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对27 214篇来自8种编辑出版学科期刊的论文进行数据分析,构建生成作者、机构合作关系图谱、关键词聚类、时间线聚类和突发词检测多张图谱,发现近10年编辑出版领域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出版社、科技期刊、数字出版、版权保护、编辑加工五大领域。从研究领域演变趋势上看,由于新媒体带动的现代数字出版技术的变革,研究热点已从传统的出版产业研究逐渐转向数字出版研究。通过将传统出版思维与融合互联网思维的有机结合,提高了网络资源的利用和整合效率,科技创新为我国编辑出版学科发展和世界出版强国建设起到了支撑作用。

  对编辑出版领域近10年高速发展的论文研究热点分析显示,研究侧重于基础领域,而与产业实践指导和社会需求发展的匹配性还有待提高。目前有关区块链、全媒体、大数据等方面的前沿性研究较多,而利用新技术解决编校规范应用性研究则较少,如同行评议、编辑加工整理、选题策划等,说明产业发展与实践性研究契合度还略有不足。当前编辑出版领域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该领域未来发展需求表现如下:一是推进出版集团化发展。实施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支持出版企业跨部门、跨地区节约研究成本,重组整合资源,加强作者—作者、作者—机构、机构—机构之间的相互合作。二是创新学科研究方法。探索学科新领域,加快实现资源共享。打通产业链、重构价值链、形成创新链,推动产业界与学术界深度联合。三是推进新型出版模式改革。以数字化推动全媒体融合发展,提供高效精准知识服务,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出版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四是推进产学研深度合作。鼓励和推动机构与企业进行合作,发挥企业技术、资本和人才等优势,在不同领域探索“学会+企业”“高校+企业”“科研机构+企业”等多种协同合作模式,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因此,未来编辑出版领域科学研究应将人才培养与编辑出版学科发展紧密关联在一起,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深刻调整科学研究选题,针对社会新型出版业的发展需求,提升数字化转型升级,促成基础理论成果的转化,注重科学选题与领域发展需求的契合度。同时,针对数字出版新业态需要,应进一步促进计算机技术、统计学和现代编辑出版学理论科学的交叉融合,研究既要突出基础性、前沿性,又要突出实践性、交叉性,积极探索新时代编辑出版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以提升人才培养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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