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伟：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谢松燕：《清华金融评论》编辑部
【摘 要】政策类金融期刊在传播国家方针政策、推动金融普及教育、促进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前我国政策类金融期刊在政策上传与下达、政策解读与建言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对当前政策类金融期刊在政策影响力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总结，并对提升其政策影响力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金融期刊；政策影响力；政策解读；金融普及教育
长期以来，金融期刊在促进思想交流、行业发展进步上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而言，金融期刊除了学术影响力，还有实践影响力和政策影响力。因此，根据期刊的选择定位，可以将金融期刊分为学术类、政策类和时政类这三类金融期刊。这三类金融期刊在文章范式、读者群体以及社会责任和义务上都不尽相同，例如，学术类金融期刊在文章范式上需要有摘要、关键词以及参考文献标注等，而政策类和时政类金融期刊在文章范式上则更灵活，多是对热点事件或政策监管进行分析和解读。
其中，政策类金融期刊是大众型专业媒体，侧重从官方口径解读已经“出炉”的政策，扮演着和市场沟通政策的作用[1]。因此，提高政策类金融期刊的政策影响力，在传播国家方针政策、推动金融普及教育、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1 政策类金融期刊的政策影响力
为了更好地提升政策类金融期刊的政策影响力，必须先厘清其内涵与外延，在明确其具体含义后方可有的放矢、精准施策。
首先，政策类金融期刊是传播国家金融政策，并对金融政策制定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阵地。政策类金融期刊关注的政策解读与建言是推动金融政策得到良好执行的重要手段，准确、真实地解读政策，才能够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和广大民众做出正确的决策，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2]。
其次，政策类金融期刊能普及金融知识和业务，推动金融普及教育[3]。政策类金融期刊的受众面广，传播渠道多元，可以发挥其教育大众的功能。普及金融知识，有助于提升国民的金融素养，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安全。
最后，政策类金融期刊还可以搭建政策交流的平台，为行业发展建言献策。政策类金融期刊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在金融政策制定者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决策者以及广大民众等市场主体之间搭建平台，其既可以充分地解读政策制定者的政策初衷，又可以有效地传递市场主体的实践声音，使这种实践声音能成为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的重要参考因素。政策类金融期刊充分发挥了沟通政策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经营决策者之间的桥梁作用，搭建出金融行业的交流平台[4]。
综上，可以将政策类金融期刊的政策影响力定义为其对金融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传播政策、落实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力，进而对商业性金融机构决策者在做经营决策时的影响力和对广大民众（特别是个人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时的影响力。
2 政策类金融期刊在政策影响力上存在的问题
综合已有研究和当前市场上期刊的表现可以发现，政策类金融期刊在政策影响力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缺少政策类金融期刊评价体系
目前中国期刊网收录的金融期刊多定位于学术型，我国金融期刊的评价体系也基本沿袭了学术类金融期刊的评价体系标准，即所谓的“核心期刊”评价体系[5]，如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简称北大核心）。这种评价体系通常以文献计量学为依据，采用“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载文量”“被摘率”“影响因子”等指标来对期刊进行评价[6]。不可否认的是，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在传播金融学术成果、促进金融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7]，但以政策类金融期刊的办刊宗旨来说，核心期刊的评价体系并不适用于期刊的政策影响力参考评价。
首先，核心期刊关注的各参考因子，并不能代表政策类金融期刊的政策影响力评价标准。在政策影响力方面，最大的影响因素表现在期刊对政策方面的建议是否是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在某条政策发布前后，该期刊中相关内容的文章数量有多少，以及文章中有多少内容被采纳到政策制定当中，这些都是期刊政策影响力大小的表现。而核心期刊关注的“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等参考因子，相当程度是由文章中的关键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政策类金融期刊中大多不涉及关键词的提取和分辨，其“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等参考数据并不高，这也是很多政策类金融期刊未能进入“核心”的关键所在。
其次，当前核心期刊的整体评价体系并不完全适用于政策类金融期刊。根据2020年中国期刊网数据统计，中国知网现收录各类期刊12 000余种，其中，金融类期刊91种，金融类核心刊16种（核心刊是指入选北大核心、南大核心、中科院收录刊、社科院收录刊、中信所收录刊中的任意一种）。金融类核心期刊中综合排序第一的是由中国金融学会创办的《金融研究》。而如《中国外汇》《中国银行业》等在内的政策类金融期刊，虽然在市场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特别是在政策方面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是很多金融机构从业者发表建议的重要平台，也是很多监管者制定政策的素材参考来源，但其并不在核心目录中。反观排序第一的《金融研究》，其历年的年度优秀论文中不乏以模型分析、计量统计为主的文章，内容高深晦涩，也基本不会涉及对当前政策的解读和建言，即使有政策建议，也往往脱离实际需要，因此核心期刊的政策影响力一般微乎其微。
此外，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在政策影响力方面还存在不利影响。一方面，这导致国内学者对科研成果评定的过分认同，对发表“核心”学术论文的追捧已经超出了发表论文的实际价值，在晋升、职称评定和人才招聘上经常可看到对“核心”的追捧现象。同时，由于科研成果发表的指定、教师评职称等要求，都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这就会催生文章过分追求模型化、学术化[8]。另一方面，核心期刊文章模型化和学术化后，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也很少会选择以此为直接依据。因此，政策类金融期刊的政策影响力并不适合用“核心期刊”的评价体系进行分析。
综上，就政策影响力方面而言，当前金融期刊评价体系的短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受众面较窄；二是评价体系较为单一；三是对政策的影响力有限；四是市场化程度不高。如果将政策类金融期刊的评价标准等同于金融期刊的评价标准，在当今金融技术日新月异、金融业态日益融合的背景下，很不利于金融期刊业的多元化发展和创新。
2.2 部分政策类期刊文章内容不能及时、精准贴合政策制定者需要
一方面，内容表达方式上不能精准贴合政策制定者的需要。当前各类金融期刊中的文章，大多需要推演公式和模型，需要读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推导，而真正可以直接应用的内容又偏少，因此，这类文章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不是首选参考依据。
政策类金融期刊的表达方式相对通俗，但仍要继续更加贴近政策制定者的需求。政策建议类文章需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作者的思想表达出来，例如，要直接说明哪些地方出现问题，需要通过哪些政策予以解决。如果是用非常深奥的学术语言来描述，则可读性不强。
另一方面，政策类金融期刊的部分劣势还体现在文章选题上。对于期刊而言，好的选题重点在于是否能够从多方面对一个话题进行深入解读，同时还要兼顾选题的半衰期问题，即在选题初定时，此选题还是市场的热点，到内容成文时，该选题就已不再是热点。如果期刊的文章选题新颖，时效性和前瞻性都很强，并且对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研究，观点也是多维度的，才能对政策制定者有参考价值。
2.3 缺少专业的研究型人才与相关的行业数据库
对于如何将基层情况反映上来，并将政策落实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类金融期刊往往会受到两个因素掣肘：缺少专业的研究型人才，以及缺乏相关的行业数据库。
一是缺少专业的研究型人才。通常期刊编辑部的编辑专注于文章内容本身，限于专业，限于人手，往往难以沉下心实地调研、深入研究，因此，单靠期刊编辑部自身力量，难以形成一个专业研究型人才队伍。对此，一个可行方案是由期刊编辑部做好选题，根据选题遴选相关领域的专家，组建团队，共同合作完成。但这样的操作也会遇到一个问题，即编辑对金融政策的把握、选题方向、分析视角等欠缺专业的知识背景，而遴选的相关领域专家虽然有专业的知识背景，但对传播和热点把握并不擅长。因此，培养一批兼具专业知识背景与热点把控能力的编辑记者，对提升期刊的政策影响力就显得格外重要。
二是缺少相关行业数据库。毋庸置疑，媒体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是数字化媒体。这意味着无论是学术类、政策类还是时政类期刊，都需要向数字化媒体转型。而当前市场上的媒体数据库五花八门，内容分类也极不严谨，重复、遗漏等现象时有发生，对同一内容在不同数据库中的开放程度也不一样。因此，这就要求在搭建数据库时，对数据库的模块建设和开放程度进行清晰定义，准确划分，哪些内容是付费知识区，哪些内容可以实时共享，都需要进一步具体细分探讨。
如果能破除这两个因素的制约，政策类金融期刊的政策影响力将得到大大提升。
2.4 融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存在需要修正的误区，政策类期刊修正误区能力有限
当前各类金融媒体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误区，政策类金融期刊要对此进行修正，但修正能力有限。当下的金融媒体信息传播误区具体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是媒体信息传播“一边倒”。当前投行的声音超过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声音。现在一些投行的经济学家充当了公司销售的角色，在市场上发声，各类媒体跟风转载报道，成为市场主流声音，甚至成为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声音。
二是市场上的金融期刊没能充分发挥引导市场、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和建议的作用。随着自媒体盛行，很多新媒体大行其道，对市场上热点问题的讨论经常哗众取宠、危言耸听，有的还会发明一些新概念，对数据进行过度解读。
媒体在报道中存在的误区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大多金融期刊的内容偏离社会关注的热点，不能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②文章中的内容或结论缺乏数据支持，例如，一些经济学家反复引用“美国家庭超前消费、负债消费”，但实际上并没有人去采集数据，核实这一说法是否属实；③观点中的概念不准确，例如，将国民储蓄率与居民家庭储蓄率相混淆，这样得出的结论也会是错误的；④研究中没有注意政策的变化和理论的准确应用，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实施量化宽松，但市场的很多解读中都没有注意到美联储官网上的超额准备金付息这一政策条令，导致出现偏差，误导市场；⑤借鉴国际经验时仅凭一知半解，未结合我国国情，导致与现实情况不符，提出的政策不适用于我国国情；⑥一些研究中的原创来源于在对原理论一知半解情况下的突发奇想，这样的原创从理论分析到政策实践都会出现误导，从而影响整个研究方向和政策建议。
当这些声音更加嘈杂的时候，就需要进行“拨乱反正”，重新去梳理和传递正确的声音，发挥政策类金融期刊的真正效用。但从现实情况看，政策类金融期刊修正误区能力有限。
2.5 传播渠道和传播范围不能精准满足政策制定者需求
政策制定者在研究出台政策前会进行调研，针对利益相关方进行分析，包括与银行、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相关政府部门、高校等进行探讨。同时，政策制定者也会对一些国际报告、学术研究或针对某一问题的研究建议进行分析。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政策制定的领导层一般只在宏观方向上进行把控，相关细节的制定往往都是下属人员来完成，而在查阅相关资料进行细节制定时，数据库或免费网站是很多人的首选。
对于政策制定过程中表现出的以上特性，政策类金融期刊不能完全满足其需求，所提出的建议也缺少了针对性。首先，期刊在政策制定者、各相关方以及网站中的传播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政策影响力的大小，传播范围越广泛、速度越快，其政策影响力越大。而政策类金融期刊的读者群体较为集中，远不及学术类金融期刊的受众广泛，因此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其政策影响力也受到影响。其次，政策制定者关注的一些重要信息资源并不是公开的，通过网站和数据库得到的信息有限，因此，政策类金融期刊需要更多地从传播渠道、传播范围等方面关注政策制定者的需求，加强针对性建设。
3 对提升当前政策类金融期刊影响力的探索性建议
根据当前政策类金融期刊在市场中的表现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这其中既涉及外部评价体系，也涉及政策类金融期刊自身办刊能力的提升。
3.1 构建一套专属于政策类金融期刊的评价体系
构建一套专属于政策类金融期刊的评价体系，一方面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加精准的参考建议，不再纠结于如何从市场中众多的金融期刊中选择合适的文章进行参考，而是能更高效地找出当前行业中最权威的解读、分析与建言；另一方面，能为金融机构提供政策解读的权威来源，不必再面对市场或千篇一律或大相径庭的众多解读，从而更准确地根据政策来调整业务、配合监管。
在已有的评价体系中，对政策影响力的排名，市场上一般会考虑两个维度：引领和落地。但实际上除了以上两个维度，还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参考：一是时间维度，也叫事后评估，即在政策正式实施后，对所提的政策在现实生活中的利与弊进行探讨和对比[9]；二是地域维度，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政策影响力会辐射到全球范围。同时，其他国家政策也会对我国产生影响。对这些政策的国际影响进行比较和协调，就要通过地域维度来进行[10]。
总体上，政策类金融期刊至今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评价体系可供参考，还需要进一步探究。构建一套成熟的体系用来评价政策类金融期刊的政策影响力任重道远。政策类金融期刊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上传与下达，这对期刊而言也是一个很高的价值体现[11]。政策类金融期刊实践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它对经济建设的直接贡献要远远大于学术期刊的贡献。因此，政策类金融期刊的影响力评价体系要综合考虑其学术、应用和大众各个层次。具体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切入。
首先，从受众的角色定位区分，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评判：一是对金融监管机构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二是对金融机构经营决策的影响力；三是对企业和个人金融实践的影响力。在这方面，可从期刊订阅的数量以及读者群着手，以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订阅期刊的数量以及相对比例作为参考因素，分析期刊的政策影响力。
其次，从期刊的作用力区分，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策研究报道能力，例如，在某一政策发布前的15年间，某期刊上与该政策有关的文章数量（根据“二八定律”，15年左右可以覆盖80%与该政策有关的文献）；二是政策研究传播能力，也就是在政策发布1年以内，期刊所刊载的内容中涉及该政策的数量；三是吸引决策者参与的能力，即从作者的角度，统计政策发布前10年间吸引党政机关及智库作者发表观点，传播决策层思考、见解的文章数量[12]。
再次，在构建政策类金融期刊评价体系的各个指标时，除了此前使用最多的引证指标，还应包含党政机关及智库发文量、发文人数等，同时还要考虑各指标的权重问题。
最后，还可以参考该期刊是否具有前瞻性。例如，期刊对热点话题的跟踪，可以以热点话题出现的时间为参照，分析期刊文章是否在话题成为热点以前就有过相关探讨。例如，《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资管新规）正式发布前，市场上就有期刊对新规的内容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3.2 成立金融期刊联盟，定期探讨，修正媒体传导
首先，成立政策类金融期刊联盟，形成一个类似联席会议的制度，对一些重点、热点问题，定期沟通，进行思想碰撞，将讨论出的结果集中报道，在一些重点问题上形成合力，引导市场。
其次，市场主流媒体要修正从政策研究到政策制定上存在的不良传导链条。例如，投行经济学家写的内容吸引市场眼球，媒体为增加阅读量跟进内容，有些研究人员也发现以此可增加曝光度，继续跟进，从而在全市场范围内影响决策层。市场的主流媒体要采取行动，梳理和传递正确的声音，让主流的声音对政策产生正向的影响力[13]，从而发挥出政策类金融期刊的真正效用。
3.3 加强政策类金融期刊宣传力度
首先，对“一行两会”等监管部门进行赠阅能直接提升政策类金融期刊的传达力度，同时文章被权威媒体如《新华文摘》、“学习强国”等转载，也是比较好的宣传方式。
其次，对消息传播速度而言，期刊的时效性还远不能做到像《人民日报》那样，对新闻进行实时跟踪报道。为弥补这方面不足，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以及其他平台上下功夫，将一些时效性特别强或特别推荐的文章优先推出，既满足了文章时效性需求，又产生了一定影响力。
最后，要特别注意对文章意识形态的把关。一个专业的审稿团队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能减轻期刊内容选择上的压力，还能提高期刊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这也是期刊政治宣传正确、舆论导向正确的保证。
3.4 扩大政策类金融期刊影响力
为提升政策类金融期刊的政策影响力，还可从以下几方面提升并改进。
一是创办英文刊。中国科协等七部门从2013年开始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2019年又开始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资助英文科技期刊的创办。政策类金融期刊的读者中不乏国外的学者和专家，在研究中国市场时，中国的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研究重点。因此，英文刊的创设可以进一步提升政策类金融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二是肩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大部分的期刊都是朝着学术期刊、核心期刊发展定位，今后我国市场化发展道路可能更曲折，挑战和难度更大，需要政策类金融期刊承担起社会责任和义务。
3.5 政策类金融期刊选题要深入浅出，内容要有针对性
决定政策类金融期刊政策影响力大小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选题，要选择热点或有深度的话题。选题既敏感又复杂，如果不能选择热点话题，那么就选择一些有深度的。例如，对此前曾征求意见的内容进行解读。
在期刊栏目设置方面，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以持续专栏的方式，邀请该领域内权威专家进行探讨、解读，持续跟进，做到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金融机构抑或是普通读者，在谈论这个选题时就能想到这本期刊的这个专栏；二是邀请权威的作者，近年来中国银行研究院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就与其不断邀约众多首席经济学家发表文章有关；三是邀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根据自身经验总结成文，这也契合读者需求。
在文章内容选择方面要精准贴合政策制定者的需求，同时契合期刊定位。首先，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有两种类型文章会被选择：一是从实践中得出的内容，二是从国际上引进的，将理论知识理解透彻，并用通俗语言表达或总结出来的国际经验。其次，文章内容要有针对性。从制定政策的角度讲，不同部门之间分析角度是有区别的，没有一个绝对的政策能满足所有部门的各个方面需求，因此，提出建议的角度很重要。例如，具体从哪个部门切入或针对哪个部门、哪一方面提出建议。最后，文章内容的选择要与期刊的定位一致。以《中国银行业》为例，《中国银行业》内容定位在行业技术性特点上，因此其选题和稿件选用会更多地贴近银行业相关的政策视角来解读。
4 结语
影响力是一本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和根本生命力。而提升政策类金融期刊的政策影响力，需要逐步实现其为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者提供智囊服务、为金融机构等经济组织的决策者提供咨询服务、为经济金融类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者搭建交流平台的目的，并最终达到“推动金融改革，引领金融实践”的目标。在此过程中，还需要更多的探讨和实践去论证和丰富，需要进一步探索科学评价体系的构建。政策类金融期刊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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