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许敏：河北地质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摘 要】20世纪40年代,在二战英美需要了解中国的特殊背景下,英美出版商出版了13种中国现代小说译作。这一时期的译作虽数量不多,但在短短几年间,绝大多数译者或译作均获得了专业评论人在政治、艺术、翻译等多维审美层面的评论与关注。这些译作中,有3种被教育机构遴选为课堂用书,5种印刷次数达2次以上,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专业受众局限,走向了大众读者。从受众广度和关注程度看,这一时期的现代小说英译接受效果较为理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亲疏远近、目标语社会的阅读需求在中国文学海外接受中有着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译者作为中国早期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拓荒者,取得的成就值得肯定。同时,社会学在考察文学接受时的应用价值也应该被更广泛推广与应用。
【关键词】20世纪40年代；现代小说英译；专业评论人；师生群体；大众读者
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场历史的机缘。因为二战，英美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渴望了解中国，中国文学译作恰好解决了这一燃眉之急。英美出版商从1940年开始，每年出版一两种现代小说译作，到1949年共出版了11位译者的13种译作。译作诞生于目标语社会产生需求的时期，中国译者是翻译的主力。
这段翻译活动至今尚未被聚焦，接受效果也缺乏充分关注，相关研究亟待展开。有社会学专家指出，文化产品的象征生产包括分配与接受，接受的形式和主体分为文学评论（新闻体、随笔性、学术性）、文学教育（小学、中学、大学）和大众读者，前两者对应的受众是专业评论人和师生群体。[1]立足于此，本文将主要探索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译作的传播和接受效果。
一、评论人士：多维审美与阅读
1.政治社会学的阅读
将现代小说作为社会文献以获取社会与政治信息，成为20世纪40年代译评人阅读翻译的首要目的和重要审美维度。
抗战文学作品解答了关于中国抗日的诸多疑问，是了解当时作战实况的重要社会文本。《八月的乡村》成为国外读者解开中国抗战谜团的“金钥匙”，“小说帮我们弄清了两个事实，中国的抗争是场人民的抗争；斗争既对内也对外”。[2]其他小说则成为了解中国革命的重要载体。如评论人指出，林氏姐妹林太乙和林如斯翻译的《女兵自传》（以下简称“《女兵自传》林译本”）是一个女孩为自由而斗争的个人经历，也可能发生在任何同学身上。[3]这些评论实则指出抗战主题的普遍性和中国正发生的社会巨变。叶君健翻译的《三季》则为英美解开了有关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疑团，“通过这个小型三部曲，人们可以懂得中国的革命为什么在农村发展得那么快，为什么会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这个小型三部曲当时在国外起了形象化地解释以农村为根据地的中国革命的作用。”[4]
这一审美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战时语境。英美读者阅读中国战争作品其实是在从中国小说中寻找情感认同，体现出战时中西意识形态的共建。《八月的乡村》中，“他们（爱好自由的农民兵）不仅为自己为中国而唱，也唱给了所有地方的人”。[5]另一方面，现代小说与历史具有极大同构性，“与中国现代的历史、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感情和思想，以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结合在一起”，[6]因此政治和社会视角的审美并未偏离小说的主旨。
2.文学艺术的审美
译评人首先指出小说的宣传与说教意味。《当代中国小说选》被评论道：“小说实际是种宣传，很多小说毫无克制，像告示和演讲词那样有强烈的宣传效果，以一种难以忍受的力量牽扯着读者的神经和情感。”[7]
抗战小说虽得到了格外关注，但大多译评人认为这类小说缺乏艺术价值。他们认为，《战时中国小说选》与所有士兵主人公类的战争小说一样，具有某些缺陷，比如多是对现实生硬的叙述，人性价值被简化成忠诚等。[8]
鲁迅和老舍成为这一时期译评人关注的焦点，不过受关注的角度却存在差异。对鲁迅的关注多侧重其文学地位及整体创作风格。20世纪40年代旅英且活跃在英美文学场的中国译评人萧乾指出：“鲁迅是中国作家中的讽刺大家。”[9]而对老舍则深入剖析其写作风格与创作技巧：“老舍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天才作家。《骆驼祥子》证实了他在人物刻画方面的高超能力，展示了他对人性弱点的敏锐洞见……作者已脱离了纯粹的传统式创作，在人物心理刻画上也取得了成就。”[10]一些译评人还洞察到了老舍创作中的新文学特质。
新文坛作家巴金也引起了译评人的注意。有学者认为在《当代中国小说选》中，“有篇小说与欧洲著名短篇小说水平相当，这就是巴金《激流》的选段。如果小说其他部分与节选同一水平，那么，巴金可以与任何在世的欧洲小说家相比肩”。[11]
可见，英美专业译评人对现代小说的艺术审美较为多元。他们在一针见血指出小说普遍存在问题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部分小说与作家，分析鞭辟入里，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时期作品的特征。部分评论人还敏锐识别出新小说这一中国新文学样式，这点尤为可贵。
3.翻译批评与鉴赏
尽管这一时期尚处于文学外译的拓荒时期，但翻译批评话语依然较为丰富，主要围绕语言能力、忠实与否、流畅度以及俗语翻译展开。
译评人评《女兵自传》林译本：“两位年轻译者的合译非常棒。他们偶尔不懂俗语，这种不易被觉察的错误反倒成为优势，提升了似乎任何中国书中都有的那种严肃的幽默效果。”[12]评《离婚》译本：“郭镜秋翻译不错，尽管有时候在俗语上会犯错，如题目翻译得不明确。”[13]
译者中，王际真获得了较多关注：“王际真先生是一位称职的、不辞辛苦的译者。将原译作比较，我惊异于他的成就。”[14]美国译者伊万·金凭借其“本土人效应”[15]也获好评：“感谢他捕捉保留了小说的流畅性，做到了字句忠实。译者做得如此出色，读者完全感受不到翻译产生的约束与不自然。”[16]
这一时期，专业译评人三种维度的评论力求公允客观，看法也颇有见地。他们多为英美知名权威人士，他们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作家的地位。同样，作为架桥人，他们的评论对大众读者也具有一定导向性，提高了其关注的作者被普通读者认识与接受的可能性。
二、走入课堂：可能的文学教育形式
20世纪40年代的译作还以其他形式在英美国家传播和流通。例如，部分译作走入课堂，被指定为教学用书，以文学教育的形式完成再生产。
为满足战时英语课堂教学需要，美国国际关系委员会全国英语教师委员会主席、杰曼镇贵格会学校英语和拉丁语系系主任多明科维奇（Harry A. Domincovich）开列了“适合英语课堂的其他民族（拉美、苏联、中国）文学”书目清单。其中，“适合英语课堂的中国文学”推荐书目包括这时期已出版的3种现代小说译作：《女兵自传》林译本（1940）、王际真《鲁迅选集》（1941）、伊万·金《八月的乡村》（1942）。该委员会是负责美国英语教育的高层教育机构，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参与书单推荐、遴选的多是关注中国多年或曾旅居中国的美国人。
初步开列的书单交由各州市教师审核，判断是否适合学生使用。一般情况下初步遴选的书目最终都会走进课堂。这一事实意味着，上述3种译作将走向当地师生这一特定群体。虽然无法知晓该群体具体的阅读效果，但能够肯定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当时文学艺术的审美倾向，比较文学的审美也成为重要的维度。相较于专业评论人，走入课堂变换了传播途径，极大地拓宽了受众覆盖范围，使这一时期中国小说译作在师生的艺术审美中以更鲜活多样的方式流传。
有一点应该看到，这篇书目推荐发表于1943年1月，推选的译作只能出版于该日期之前。符合这一条件的现代小说译作只有这3部，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译作全部入选。
可以设想，如若后推几年，可能将有更多译作位列其中。事实上，二战后汉学在英美飞速发展，许多译作以中国文学研究教材的名义走入了英美课堂，继续进行着象征生产。
三、走向大众：经济成功的畅销书
如果译作在普通大众读者中广为流传，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该作品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场域的流通，迈入畅销书行列，取得了一定的市场成功。首次出版后是否重印是受众接受程度的另一重要风向标。据观察，这一时期作（译）者与英美出版商签订的合同大多是“售完及时再版”。[17]这意味着如果作品再版或重印，则该书已售罄，也是已经走向大众读者的重要证明。
此外，英美战时对图书市场实行了纸张限额政策，这对战时图书生产造成了较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商业出版社在这个几乎没有资本支持的艰难时期，更是不会进行徒劳印刷。
笔者对这一时期中国小说译作从出版至1949年再版与重印情况进行考察，得到以下数据：
伊万·金的《八月的乡村》译本于1942年在美国和英国首次出版，出版社分别是美国史密斯与杜来尔出版社（Smith and Durrell）和英国柯林斯派茅出版社（Collins Pall Mall），1943年，伦敦公司再次印刷。同年，美国世界出版公司（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第1次印刷出版，到1944年该出版社已经第3次印刷。1943年至1944年期间，美国纽约《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将《八月的乡村》作为周日特辑连载。1944年，报社以简装书形式出版该书。《八月的乡村》出版后又被重印5次。
伊万·金的《骆驼祥子》译本于1945年分别由美国纽的瑞内尔&西特库克出版社（Reynal & Hitchcock）和美国日晷出版社（Sun Dial Pr.）出版。同年前一出版社印刷3次。1946年，伦敦迈克尔乔思福出版社（Michael Joseph）再版。同年，康沃爾出版社（Cornwall Press）再版，并4次印刷。该小说出版后重印7次。
崔骥的《女兵自传》译本于1943年由英国乔治艾伦&昂温出版社（George Allen & Unwin Ltd.）出版，1948年第6次印刷，重印5次。
萧乾的《吐丝者》译本在1944年首版后，1945年和1946年第2次和第3次印刷。
王际真的《当代中国小说选》译本于1944年2月首版，5月第2次印刷。
以上5种作品均获得2次以上印刷，不同程度地走向了更广泛的普通读者，在大众读者广为接受中被赋予经济资本，在当时堪称取得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的畅销书。
四、思考与启示
文学作品往往承载着一国的国家形象、价值观念、精神文化等多重元素，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中国文学走出去是对外塑造中国文化新形象、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重要途径。
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在英美实现了从专业读者到大众读者的传播与接受，对如何推动新时代中国文学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有四点启示。
1. 立足时代背景，选取切合目标语社会需求的题材
中国文学海外接受效果与国家间政治的亲疏，以及特定时期的需求息息相关。实际上，同期国外还出版了西南联大师生合译的两种译作，这两种译作以优美传奇的故事为主，这对刚经历战争洗礼的英美读者而言，在选材吸引力上略显逊色。因此，除被《太平洋政事》（Pacific Affairs）期刊“已收书目”版块记录外，没有获得任何关注。接受度“热”与“冷”的反差再次证实了受众需求对文学传播的重要意义。
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也要注重从阅读需要选材。可与英美出版社或留学人士开展合作，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信息，或就大众阅读选择偏好开展问卷调查和访谈，避免盲目选材。
2. 对读者分类，有针对性推出译作
不同读者受教育程度及背景、年龄、性别等方面存在差异，其审美口味与阅读目的也会千差万别。如专业译评人更关注作品的艺术价值，而普通读者更多将小说作为消遣，更偏好流畅性强的通俗小说。因此，对读者分类分层，找准不同读者的兴趣点进行精准传播十分重要。
优秀经典的文学作品可重点面向大学师生群体进行传播，并由学术出版社出版，在学术性阅读中最大化实现其自身意义与价值；而面对大众读者，通俗读本则应为首选，选取具有较强营销推广经验的商业出版社出版，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得以在不同读者中广泛传播。
3. 优选知名的英美出版商合作，邀请译评人写译评
新译作能否受到关注与合作出版商在当地知名度紧密相关。当前，如何在海量图书中脱颖而出赢得读者，很大程度依赖于什么样的出版公司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出版商十分不同，尤因出版史（旧书目录）、大小（每年出版新书与重印书目数量）以及在文学小说专业性程度存在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声望。”[18]出版社的历史、规模及其宣传力量都会影响作品的关注度，应大力加强与国外知名出版机构的密切合作。
此外，译作出版并非传播的结束，还应邀请译评人撰写书评，继续推广。实践证明，译评人知名度越高，拥有象征资本越多，评论产生的影响也越大，越能引发读者对作品的兴趣。
4. 运用新技术手段，拓宽传播渠道与媒介
全媒体和信息化时代，应积极拓宽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传播渠道，创新传播方式。可将优秀文学作品拍成电影、话剧等搬上银幕和舞台，以影像方式与西方读者见面，加深听觉视觉上的冲击力。熊式一将《女兵自传》译本送给英国知名电影导演亚斯奎斯（Anthony Asquith）。虽然无从得知最终是否成功拍摄，但可以看到，中国对外传播人士已有过类似尝试。
此外，可以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面對面进行推介，如积极参与国外书展等。与此同时，国内也可以多举办大型国际书展，吸引国外出版商。中国知名文化人士亲赴海外参与文化交流也是促进传播的有效方式。
在当今全媒体时代，脸书、优兔等海外社交平台传播影响力不容忽视。可以先节译、缩译优秀文学作品，再精心制作英语短视频上传网络平台，利用新媒体手段向海外读者展示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
「注释」
[1]van Rees. K. & Vermunt. J.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AuthorsReputation： Effects of CriticsAttention on DebutantsCareers”， Poetics， Vol.23， No.5， 1996， pp317-333.
[2]Schoyer， P. “Review of Village in August”， Pacific Affairs， Vol.15， No.3， 1943， pp374-375.
[3]Hawes， O. “Review of Girl Rebel”， Books Abroad， Vol. 15， No. 3，1941， p352.
[4]叶君健：《从秋天飞向春天》，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第96页。
[5]Schoyer， “Review of Village in August”， Pacific Affairs， Vol.15， No.3， 1943， pp374-375.
[6]叶君健：《读书与欣赏》，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31页。
[7]Cameron， M. E. “Revie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ales. 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3， No. 4，1944， pp385-386.
[8]Farrelly， J. “Of Growing Misgivings： Review of Stories of China at War”， Current History， March 1， 1947.
[9]Hsiao， Chien. “A Chinese Storyteller： Review of 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 The Spectator， September 12， 1941.
[10]Wu， Hsin-Min. “Review of The Drum Singers”，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12， No.1， 1952， pp83-84.
[11]Milford， H. Review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N]. The Spectator， 1944-09-22.
[12]Hawes， “Review of Girl Rebel”， Books Abroad， Vol. 15， No. 3，1941， p352.
[13]Brede， A. “Review of The Quest for Love of Lao Lee”，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8， No. 4， 1949， pp503-505.
[14]Hsiao， “A Chinese Storyteller”， The Spectator， September 12， 1941.
[15]鲍晓英：《“中学西传”之译介模式研究——以寒山诗在美国的成功译介为例》，《外国语》2014年第1期。
[16]Kullgren， H. G. “Review of Village in August”.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2， No. 2，1943， pp219-221.
[17]湖北人民出版社主编：《我的出版生涯》，《萧乾全集》第5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47页。
[18]同[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