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一下我自己的人生书架，或者说我的人生目录，10岁以前，对我最重要的一本书是《新华字典》；10—20岁对我最重要的一本书是《朦胧诗选》；20—30岁对我最重要的一套书是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30—40岁对我最重要的是老子的《道德经》；40—50岁对我最重要的是为学生们看的书，因为我已经开始带研究生；50—60岁对我最重要的书，还没有答案，我猜测有可能是正在重读的《红楼梦》。
这份书单中的前4种，在以前的聊天中也经常提及，但是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解读它们。
首先说《新华字典》，如果没有《新华字典》，我们走不进浩如烟海的汉字世界。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国家的文盲率超过80%，相当一部分文化传承是靠爷爷奶奶讲的故事、戏班子走街串巷的演出、说书人的讲读。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两个巨大的进步：一是男女平等，二是“深抓猛抓”的扫盲运动。20世纪60年代，汉语拼音的大力推广，对扫盲运动起到了继续深化的作用。
想想看，一个文盲率曾经超过80%的民族，到现在为止，青壮年文盲率已经低于2%，国民文盲率已经低于5%。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飞跃。只有当文盲越来越少的时候，全民阅读才成为一种可能。
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要认真对待写作，要有字斟句酌的“洁癖”，因为你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在“重新发明”中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短短20个字，无一生僻，但组合在一起，是千古名篇。这就是读书的一个重要理由——读自己的母语最美的内涵。
接下来，到了第二本书《朦胧诗选》。我的18岁，给了我一个乐队和一本诗集。那个乐队曾在1986年5月登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主唱崔健唱了一首《一无所有》；那本诗集是《朦胧诗选》。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遭遇什么，什么就有可能深深地改变他的一生。我很庆幸我在18岁的时候与它们相逢，由此得到了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全新的价值观。
比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再比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直到今天，这一切仍在我内心深处。年纪越大，18岁对我的影响越清晰。这就是我选出这本书的道理。
再来说20—30岁的《曾国藩》。1993年，我25岁，开始做《东方之子》节目主持人。面对我要采访的每一位“东方之子”，一个25岁的年轻人自然还是困惑的：我该问什么样的问题？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
刚做了几个月的《东方之子》主持人，我的制片人时间——他的名字就叫时间——推荐给我一套他自己正在读的书《曾国藩》，上中下三卷。我断断续续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把它读完。永远记得我将最后几十页看完的那个下午，舍不得告别，太阳照在我当时住的那间半地下室的墙上，光影不断变化，直到完全落山。
那个下午为什么令我印象深刻？因为25岁的我，读懂了人性之复杂，从而改变了很多观念。我不再把人简单地分为“好人”和“坏人”，书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是好中有坏、坏中有好。阅读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读懂人性的复杂。当你真的读懂了，未来的路就好走了。
到了我30—40岁之间……谁说男性没有更年期？可能我的更年期来得比较早。这个时候，所谓“小有成就”，内心却越来越惶恐：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去哪儿？什么是成功？成功重要吗？成功之后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开始迎面袭来，而且没有答案。我很庆幸，这个阶段我遇到了我的生命之书《道德经》。
为什么叫生命之书？我觉得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一定要有一本时常翻阅且常读常新的书。它可以在你迷茫不已的时候，帮助你答疑解惑；在你岁月静好的时候，提醒你未雨绸缪。
我幸运地遇到了《道德经》，它解决了我的很多问题，并在继续解决着我的问题。比如，当我在某些事情上“成了”，可能会产生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可是《道德经》告诉我：最辽阔的水域是江和海，因为它位于低处，海纳百川嘛。于是我会突然明白，自己应该从一种“高”的状态，回归到一个“低”的位置。《道德经》之所以是“生命之书”，因为它可以不断地给我答案。
（摘自《对白：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聊》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原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