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欧洲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地区。如何进一步深化中欧交流与合作，需要传播学界探究欧洲媒体如何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解读，进而厘清如何在欧亚区域连通的新形势下和世界体系中定位中国的角色和身份。本文以新闻媒体的策略性叙事为理论维度，从政策叙事、体系叙事和身份叙事三个层面对英国、法国和德国主流媒体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欧洲三个主要大国的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当前国际格局以及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角色身份的叙事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多重叙事”模式为中欧关系向纵深发展和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带来诸多挑战，本文对此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新闻媒体；策略性叙事；中欧关系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欧关系中的重要议题。《第十七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中欧40年合作后的前进之路》中双方领导人决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资计划进行对接。[1]然而，双方的“对接”和“联通”并不如预期中那样顺利。虽然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向我国领导人反复申明，希望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进一步合作，然而实质性的推进却进展缓慢。2018年9月，欧盟发布了《连接欧亚战略》，被西方媒体称为欧版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显然以“竞争”而非“合作”的态度来回应中方的善意。[2]
在此背景下，双方的倡议和战略如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接，它对中欧关系的未来发展又有什么样的影响？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探究欧洲各国的媒体如何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解读，进而在欧亚区域连通的新形势下和世界体系中定位中国的角色和身份。本文采用“策略性叙事”（strategic narrative）的理论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分析英、法、德等欧洲三个主要国家的主流媒体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涉华的策略性叙事，通过比较分析厘清其相同和不同之处，以期对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进一步深化和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和对欧传播提供方向性建议。
一、媒体的策略性叙事与国际关系
策略性叙事与国际政治的联系起源于弗里德曼关于军事冲突中的一方如何策略性地运用叙事而战胜另一方的研究。[3]他指出，叙事是为了组织他者对事件发展的反应而设计出来的，体现出了鲜明的目标性和策略性。如果将主体的利益和目标结合起来，通过某种表达方式建构情境进行陈述或建议某种行动，就可以实现主体的目标并将主体利益最大化。策略性叙事能够起到两个方面的“形塑”功能：首先是形塑全球体系的结构、政治和政策，从而成为“政治行为体”（political actor）实现其在国际秩序中的利益、价值和抱负的手段。其次，政治行为体通过有效的策略性叙事“形塑”国际政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藉此影响国内外其他政治势力的行为，最终形成“共意”（shared meaning）。[4][5]由此可见，策略性叙事是各类政治行为体之间进行博弈的产物。传播力更胜一筹的叙事就会成为对其内政外交政策和对其他政治势力的主导性解读，其叙事的合法性也会增强，权力也更加凸显。因此，策略性叙事便成为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双方都使用了众多方式进行战争宣传和动员，“二战”后“美国新闻署”（USIA）开展公共外交，向世界传播“美国梦”，这些都是“策略性叙事”的早期探索。
从新闻报道的角度而言，叙事是一系列事件组成的情节线[6]，能够帮助受众理解一个事件因何而发生，往何处发展。随着新闻媒体的广泛使用，有关国际事务的策略性叙事对舆论的影响愈发凸显。卡斯特在其名著《传播的权力》中强调，权力关系通过传播来实现，政治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要通过强化和突出某种叙事来实现其目的。[7]约瑟夫•奈提出，国际事务中软实力的重要表现是“谁讲的故事更动听”，旨在强调新闻传播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8][9]有鉴于此，新闻媒体便成为“国际行为体”提升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过去几十年来，新闻媒体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国际冲突中，媒体作为第三方通过新闻报道为冲突的双方传递信息发挥了巨大作用。[10]在国际谈判中，政府官员使用新闻媒体与对方政府或民间机构广泛沟通，以获取舆论对协议的支持。[11]“CNN效应”的概念表明，在重大危机事件中，媒体叙事对政府决策能够产生关键性的影响。[12]因此，新闻媒体已经成为国际间重要的“政治行为体”（political actor），对形塑国际关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具体而言，新闻媒体的策略性叙事塑造了国际体系的结构、政治和政策，同时有助于达成不同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共意”，因而成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力量。
冷战时期，西方媒体对世界主要大国的叙事主要采取二元对立的模式，即善与恶，民主与威权等等。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经历了“单极”到“多极”的发展历程，其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去中心化”，这使得媒体的策略性叙事也呈现出由“二元对立”向“多重叙事”模式演变的趋势。
2013年秋以来，我国领导人提出连接亚非欧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的周边外交和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欧洲主流媒体有关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策略性叙事是如何发挥其“形塑”功能的，其是否帮助欧洲各国民众达成“共意”，这些问题都值得传播学界进行认真探究。
策略性叙事可以分为政策、体系和身份三个层面。政策叙事解读制定政策的动机以及如何才能成功实施政策。体系叙事描述国际体系的结构：谁是其中的行动者，体系如何运作，等等。身份叙事则厘清政治行为体的身份，其所具有的价值观和想要实现的目标。[13]本文采用策略性叙事的理论维度，主要对以下问题进行探究：①政策叙事层面，欧洲媒体如何理解和阐述“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和意图？②体系叙事层面，欧洲媒体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解释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变化及其对未来国际秩序演变所产生的影响？③身份叙事层面，欧洲媒体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定位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身份？
二、研究方法
本文考察的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欧洲媒体对中国国家身份的策略性叙事，故而结合媒体声誉、影响力和发行量等指标选取了英国的《卫报》和《经济学人》，法国的《费加罗报》和《世界报》，德国的《明镜》周刊和《南德意志报》等三个主要国家的六家主流媒体作为研究对象。[14]经过前期调研，“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媒体中有多种表述，在英国媒体中有“新丝绸之路”（new silk road）和两种“一带一路”（即One Belt One Road和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等不同表述，在法国和德国媒体中也有三种不同表述，因此我们分别使用了“中国”和上述三种表述方式进行检索。[15]检索的时段区间为2013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去除掉重复和只是简单提到“一带一路”，而只保留主要讨论中国和“一带一路”的报道，六家媒体共搜集218篇有效样本，其中英国媒体75篇，法国媒体101篇，德国媒体42篇。在报道数量上，2013年只有两篇。法国《费加罗报》的新闻敏感度最高，于2013年11月首先报道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次月，英国《经济学人》也有一篇相关报道。2014年，一共有五篇报道。2015年增加到23篇，这显然与李克强总理访问欧洲，在中欧峰会上双方决定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的“容克计划”对接有关，2016年的报道数量与2015年相仿，为22篇。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许多沿线国家政要齐聚北京，报道数量增加到56篇。而随着“一带一路”影响力的增加，2018年报道数量超过前五年的总和，达到110篇。不过，2019年报道的总体数据量却有所下降，报道内容更多聚焦于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度分析，而德国媒体则更讨论“一带一路”与企业“走出去”战略，尤其关注中国企业在欧洲的表现。
本文对报道的策略性叙事特点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着重探讨政策、体系和身份三个层面的媒体叙事。具体来说，政策层面侧重：①政策性质叙事，例如，媒体把“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于经济政策还是政治政策；②政策意图叙事，分析欧洲媒体如何解读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政策的获益方是谁——是中国自身还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赢，等等。体系层面侧重欧洲媒体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当前国际体系和全球秩序的叙事。身份层面则侧重分析媒体叙事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定位，尤其是与美国进行对比分析。
三、欧洲三国主流媒体对华叙事分析
作为欧洲媒体舆论的引领者，英法德三国的主流媒体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我国的战略叙事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在对“一带一路”倡议性质的解读上三国媒体的维度基本一致，在对当前国际体系和全球秩序的叙事上也秉承欧洲一贯认可的多极化体系的认知。然而，在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解读以及在当前多极化国际体系中，中国与美国力量对比下的身份定位等却又有着不同的关注点和侧重。这些差异与中英、中法、中德的双边关系以及英法德自身的国际地位都息息相关。下文将运用策略性叙事的理论维度，从政策叙事、体系叙事和身份叙事三个层面对欧洲三个主要大国主流媒体的对华叙事进行分析。
1.政策层面的叙事
欧洲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性质的叙事突出两种维度。经济维度的叙事把“一带一路”描述为有关中国及沿线国家的经贸和投资计划，而政治维度的叙事倾向于把“一带一路”解读为有目的性的地缘政治战略。编码结果表明（如图1所示），欧洲媒体的策略性叙事略多于半数的报道（52.3%）采用经济叙事维度，而47.7%的报道采用地缘政治叙事维度。在经济维度的叙事中，英国媒体占比最高，达60.0%。三国媒体比较，德国媒体更倾向于从地缘政治棱镜下看待“一带一路”倡议，超过半数，占57.1%。值得注意的是，从2013年至2017年，三国媒体的报道中都是经济维度叙事明显多于政治维度，而自2018年起，三国媒体的报道中政治维度叙事的比例开始高于经济维度。
图1 欧洲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性质的叙事比较
在政策意图叙事方面，图2表明，虽然“一带一路”强调我国和沿线国家的双赢，但在欧洲媒体的叙事中，大多数报道认为“一带一路”只对中国有利，占70.6%，法国媒体中这类叙事最高，占73.3%，而认为中国和沿线国家互惠互利的叙事只占42.2%，德国媒体的此类叙事最高，达到51.4%。也有41.7%的报道把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看成是中国为了在地缘政治上与美国竞争而出台的战略，62.6%的报道解读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实力增长的体现，德国媒体的此类叙事甚至高达82.9%。
图2 欧洲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意图的叙事比较
从总体上看，英国媒体将“一带一路”倡议解读为一个共同发展的经济政策。自2000年以来，英国是欧盟各国当中接受中国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2015年发布的《中英关于构建面向21世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也强调，“中英双方决定将扩大双边贸易投资……双方愿深化在金融领域独特的长期伙伴关系，双方对围绕彼此重大倡议，即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和英方基础设施升级投资计划及‘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开展合作抱有浓厚兴趣，将在现有机制下就中英基础设施联盟进行进一步探讨。”在此语境下，英国媒体不仅强调“一带一路”是经济投资计划，“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连接亚非欧”，[16]而且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正面报道也最多，远高于法国和德国媒体。“脱欧”公投后上任的特蕾莎•梅首相推迟了中广核欣克利角的合约签订，为中英关系“黄金时代”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脱欧派主张英国脱欧后，除欧盟国家外应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17] 2017年1月，“东风号”满载货物从中国义乌开到伦敦得到英国媒体的积极报道。《卫报》发表读者来信称“比海运快，比空运便宜……不仅英国，而且铁路沿线的整个欧洲和中亚都可以从新丝绸之路中获益……一个成功的新丝绸之路将为东西方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打开新纪元……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值得被称赞，这说明一个国家可以同其他国家携手取得经济进步，而这样的行动不需要枪支和弹药。”[18]
相比之下，法国媒体在三国中最为负面，把“一带一路”倡议描述为中国为了稳固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并进一步施加全球影响的全球扩张政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表面上只关注经济，但当我们谈到运输基础设施时，它本身就关于地缘政治”。[19]“这个大计划……会影响几大洲的发展”。[20]德国媒体直到2016年“美的”收购德国库卡（Kuka）公司才开始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库卡公司是德国知名的机器人制造厂商，它被中国公司收购引起了德国舆论的“警觉”。从此，德国收紧了投资政策，对在德投资的中国公司进行筛查。德国媒体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一个地缘政治项目，强调“一带一路”是中国为扩张对世界经济影响的计划，[21]这显示出他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焦虑，担心德国在区域和世界中的角色会因此受到影响。
2.体系层面的叙事
早在1998年，时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宋明江指出：“中国和欧盟是世界舞台上两支重要力量，相互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在许多领域有共同点和互补性，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中欧加强合作符合双方利益”。[22]过去20多年来，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欧洲媒体在体系层面也一直采用这种叙事，不仅认同多极化世界格局，而且也倾向于采用多边主义的视角。在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欧洲媒体一方面维持原有的多极化世界体系的叙事，并且坚持认为中国是其中的“重要一极”，另一方面，他们也强调中国对原有世界体系的挑战和影响。
具体而言，英法德三国媒体在体系层面的策略性叙事有不同的侧重点。英国媒体强调，中国不会改变现有多极化体系，但是会“重塑”（reshape）亚洲区域内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在这一点上，《经济学人》多篇专题报道中所阐述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多边努力来说，中国最吸引眼球的倡议是想要在整个体系周边（around）发挥作用，而不是在体系内（through）做出改变”。[23]“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希望周边国家在加入其发展计划后，可以在感情上离美国主导的区域安全秩序远一点”。[24]因此，《卫报》的报道强调，“英国忽略中国的百亿美元的一带一路计划是危险的，后脱欧时代，英国需要向东看”。[25]“除了脱欧和特朗普……我们应该想到中国……（中国）说什么和做什么会形塑我们的世界。”[26]
法国媒体的策略性叙事把重点放在区域之间力量对比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解决当今世界体系中权力“失衡”的问题。《世界报》的报道强调，当中国想要连接亚非欧三块大陆时，实际是在连接世界上的三个权力中心。虽然欧洲仍未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已成为中国商品的最大市场之一。虽然中东和北非区域冲突不断，但都是世界重要的能源生产者。东亚则无疑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费加罗报》的报道指出，“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是中国战略家长期愿景的一部分，着眼点在于与美国竞争”；[27]而这么多欧洲国家加入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标志着“北京边缘化美国的胜利”；[28]“中国会为其成为亚洲的唯一领导者而努力”。[29]
德国媒体的策略性叙事则看重世界体系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多年来，美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中限制中国的话语权，但现在，中国设立了两个属于自己的多边金融机构，一个是总部在上海的新发展银行（也称金砖银行），一个是总部在北京的亚投行。这表明，中国主动赢得自身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因此会逐渐取代美国变成世界秩序的新中心。[30]世界秩序“将发展出一个由中国制定的规则框架”。[31]
3.身份叙事
国际政治学界的相关研究表明，政治行为体的身份定位直接影响到其外交政策。[32]换言之，国际政治舞台上各国的决策与行为直接反映出它如何看待自己的能力和身份。
欧洲媒体关于中国身份的策略性叙事聚焦于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和影响，也反映出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体系中身份定位的变化。相比之下，法国媒体关于中国身份的叙事最为多元化，在其报道中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力图打造“海上强国”“金融强国”“未来的世界银行”等新的身份定位，最终成为“世界强国”（global power）。这其中最为典型的表述是，中国是亚洲的超级大国（Asian superpower），会成为“整个亚洲的主宰者”（lord of all Asia）。[33]这些身份层面的叙事与上文中分析过的体系层面的叙事一脉相承，均是将中国视为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力量。
英国媒体则对中国的身份定位持较为保守的立场，认为“把中国看成是下一个亚洲领导者和轴心还为时过早”。[34]在亚洲，中国面临来自印度和日本的竞争和挑战。俄罗斯也力图在亚洲发挥其影响力。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可能导致“邻国忧惧中国的战略野心，从而迫使他们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联合起来”。[35]在这种情境下，英国媒体的身份叙事将中国定位为当今世界秩序的“修正力量”（revisionist power），试图在现有体系内扩大其影响力，但不会颠覆现有世界体系，也不会夺取对全球的控制权。[36]因此，中国只是全球化的“引导者”，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并不代表中国要挑战美国或改变现有世界秩序。简言之，中国到目前为止只是在“重塑”亚洲的秩序。
德国媒体主要把中国身份定位为“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明镜》周刊的报道题为“一个崛起的中国正在改变世界”。[37]“一带一路”是“一个带有国际视野的中国方案”。[38]有报道甚至直接得出结论：推行“一带一路”表明中国已经足够强大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了。[39]
四、结论和讨论
随着传播技术和传媒产业的发展，新闻媒体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媒体的叙事功能也在国际传播、公共外交和国家品牌构建的相关研究中得到重视。[40]媒体平台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同叙事博弈的战场。媒体的策略性叙事通过讲述新闻故事的方式不仅可以帮助政治行为体在目标受众当中实现“赢心共意”（winning hearts and minds），还可以引导受众对其他政治行为体和国际事务进行解读。分析和解读媒体策略性叙事的主体、行为、意图、情境和方式有助于我们改进国际传播的策略，提升国际传播的效果。
本研究对欧洲三个主要国家的媒体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策略性叙事进行了对比分析后发现，虽然英、法、德三国媒体在报道数量和报道视角等方面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它们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媒体的策略性叙事语境演变成为“多重叙事”。英法德媒体的不同叙事再次印证了每个国家的新闻记者都是“戴着自己国家的眼镜”。[41]英国媒体的叙事不可避免地考虑到了英国脱欧背景下的中英合作前景，而德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漠不关心在2016年美的收购库卡后发生转折，并且变得异常焦虑。《明镜》周刊甚至敦促道，对欧洲来说，问题不是中国有“一带一路”，而是我们没有战略！[42]
欧洲主要大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意图以及在此背景下对我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身份的“多重叙事”为我们对欧讲好中国故事带来挑战。有学者曾指出，我们需要针对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建设“一带一路”的文化策略，[43]同时应当结合媒体走出去战略向受众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44]事实上，欧洲不同国家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媒介体制上都有着一定差异，这需要我们对不同国家的具体媒介情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分析这种“多重叙事”在每个国家具体呈现的成因。这是我们根据欧洲不同国家的特点和情况制定不同传播策略的第一步。
中国向来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重视与欧盟的关系，欧洲各国的积极参与是“一带一路”倡议得以顺利推进的有力保障。但是，欧洲媒体上盛行的这种“多重叙事”为我们进一步发展中欧关系、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诸多挑战。英法德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和对国际秩序中中国身份叙事的共同点源于他们同是欧洲大国的立场，但不同叙事也源于他们与中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和它们在欧洲自身身份的定位。这需要我们在关注与欧盟关系发展的同时，也关注与其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发展。多边关系和双边关系发展的结合有助于我们在国际局势发生微妙变化时应对有余、把握主动权。根据多边和双边关系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传播策略是我们对欧进行策略性叙事非常重要的另一步。
过去，欧洲一直向西看，寻求大西洋彼岸同盟国的支持。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之后，世界进入了“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的时代。在此背景下，21世纪的欧洲和北美很难再像20世纪那样保持步调一致。[45]“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和欧洲重新认知和定位彼此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中欧互联互通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在互尊互信和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中国和欧洲将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两支重要力量，最终提供合作共赢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也需要来自媒体和舆论的配合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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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英国和德国选取的各是一份日报和一份新闻周刊，由于法国没有如《经济学人》和《明镜》周刊这样公认的既有声誉和影响力，又有较高发行量的新闻周刊，故而只选取了两份符合研究条件的日报作为研究对象。为了避免定量分析的不匹配问题，除了汇报样本数量外，后文的定量分析主要采用百分比进行比较，而舍弃绝对数量比较。
[15]对于英国媒体，我们使用“China” AND “New Silk Road”, “China” AND “One Belt”和“China” AND “Belt and Road”，对于法国媒体，我们使用“Chine” AND “nouvelles routes de la soie”, “China” AND “l抜nitiative de la ceinture et de la route”, “Chine” AND “la ceinture & la route”，对于德国媒体，我们使用“China” AND “Neue Seidenstra遝”, “China” AND “Ein Gürtel, eine Stra遝”和 “China” AND “Belt and Road”分别进行关键词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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