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文景社科部主任贾忠贤就体验了一把这种感觉。她2014年策划了汉娜•阿伦特著作《责任与判断》修订版，并将之更名为《反抗“平庸之恶”》。
作者：[美]汉娜•阿伦特/；译者：陈联营；/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4月
此后，“平庸之恶”一词成功从人文社科领域中破圈，被很多作家学者表达个人观点、点评社会事件时引用。贾忠贤说：“这本书到目前已重印了十次，目前还在当当社会科学畅销榜中，生命力还算长久。”
她认为，社科类图书之于大众而言，往往是有阅读门槛的。但“我们通过编辑技术的加持，通过编辑和出版机构的价值判断和引导，尽力在书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为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仍然有机会为一本学术书打开市场。”
贾忠贤毕业于清华大学（本科）、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人文科学专业。自2012年毕业，一直在世纪文景做编辑，如今担任世纪文景社科二部主任。现在她所带领的社科部门有4个人，年出书十种左右，新书当年平均印量超过10000册，2019年更达到了11000册。“2020年我们部门的造货码洋有4000万，其中新书码洋1200万。”按她的说法，世纪文景比较注重单品效益，所以会去挖掘每个品种的销售潜力，公司新品的当年平均印量这几年都相对稳定，加上重印书50%略强的码洋贡献率，“这就能让我们活得还不错。”
名校垂直领域出身，在社科类出版中深耕近9年。关于如何做好社科编辑，她自有一番见解可以分享。
书要明确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
“编辑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型工作，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操作，才能磨练出来，因此一个编辑起码要3年时间才能独当一面。”她认为，之于社科类编辑，其自身还要有比较“硬”的专业知识积累，从专业出身论，岗位会比较偏爱历史、政治、法律、经济这样的“硬”学科。
编校基本功一方面靠读书阶段积累的文字素养，另一方面还要加强政治修养。编辑要对两个方面负责，一个是读者，起码要保证文通字顺，减少阅读障碍，提升阅读愉悦感和获得感；另一个是舆论环境，国家有实时的宣传方向，编辑是把关人，要善用手中的书号，把握好书稿的尺度。
在具体书稿的编排过程中，编辑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要做好信息的筛选，在书稿的切入方向、框架结构、篇章逻辑上，给出专业的意见，使作者的思想表达更加明确、集中。
她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张维为2019年7月出版的《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原本是作者参加东方卫视同名节目的讲稿，计有50篇左右。如果只是把现有篇什汇编为一个文章集子，却也简单，只是篇章结构太过松散，逻辑不够清晰，实在难以给读者很好的阅读体验。
作者：张维为；/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8月
于是，贾忠贤团队便翻阅了很多中央文件，从宏观角度，重新以“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定力”四大部分划定框架，然后将相应的文章打碎重组，一一合并归类，使其看上去更像是一本研究著作，而非一个简单的结集。
终于，此书一经上市，年度发行量就超过10万册，到现在已经累计印刷26万册。目前网店端还保持着周销1000多册的成绩。
第二个例子，是今年1月出版的《在城望乡：田野中国五讲》，作者曹东勃，为上海财经大学党校副校长，知名青年学者，曾在腾讯大家、澎湃新闻等媒体发表一系列社会研究专栏文章。这部书稿是经由资深媒体人张彦武推荐，一看到《在城言乡》的书名，贾忠贤就很喜欢。不过这些文章在集结出版时也遇到了上述问题，即怎样能让书稿更有整体性和逻辑性。面对这近40万字，她开始从头爬梳，经过分析发现，曹东勃书稿最核心、最有特色的部分，其实是他对三农问题的见解，只有把书稿集中到“农”上，这本书才会是一本有针对性的著作。
于是她开始大刀阔斧地删削内容，重新组织架构，最后剩20万字，这个思路得到了作者的高度配合和赞同。书以“五讲”的形式出版，并将书名中的“言”字改为了“望”，呼应书稿中所流露的情怀。最终，这本书受到业界很多专家学者的推重，目前在当当社科新书中排名第九位。
作者：曹东勃；/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1月
贾忠贤对今天的编辑工作是这么看的：时代不同了。现在是一个信息高度活跃的时代，能分散读者注意力的信息太多了，所以出版物的内容必须精确，给读者一个明确的阅读期待，哪怕这个阅读期待是被创造出来的，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彰显书价值。
编辑要对社会思潮保持敏感
在论述时代氛围对编辑工作的影响时，贾忠贤用了一个词语来描述编辑的工作原则——锐化。
“锐化的是图书在内容上的独特性。”她首先举了去年大火、中文版卖出近200万册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做例子。“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Educated，直译过来是‘受教’，中文版改成了这句话，其实是暗含了编辑团队和背后的出版机构本身对内容的挖掘，以及由此想要传递出去的价值判断。”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Flee as a bird to your mountain）”出自《圣经•诗篇》，句子本身有双重解释，一种是“逃离”，一种是“找到新的信仰”。确实如此。
本文开头提到的汉娜•阿伦特的著作《责任与判断》也是这种情况。2011年7月，世纪文景出版这本书时使用的是原名直译。等到2014年再版时，贾忠贤决定给它换个名字。在翻阅此书的过程中，贾忠贤发现作者对一个概念有大量论述，于是尝试决定给它定名为《反抗“平庸之恶”》，“给学术书改名，还是非常诚惶诚恐的，好在得到了我当时的部门主任袁晓琳的支持，并随即收到了当时的副总编（现在世纪文景的总经理、总编辑）姚映然的热情回应”。
“编辑做书要充分考虑社会思潮，这不光决定新书的选题，也决定了书上架之后的宣传营销。”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一种新兴的、更为大众化的内容平台，带给公众前所未有的发声机会，其实质是表达权的迁移。几年前还是精英知识分子引领潮流，作为公共意见领袖和启蒙者受到全民追捧的时代，现而今，则是流量为王大行其道，庶民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高。贾忠贤也直言，倘若是今天为汉娜•阿伦特的这本《责任与判断》再版，用“平庸之恶”这个概念做书名，也许就不大合适了。
据她观察，近年来图书市场的一个趋势是，不仅是官方引导，其实公众本身也对“中国经验”“中国治理”“中国方案”越来越感兴趣，主题出版表现出很大的市场潜力。充斥于主题出版中的主流话语、官方话语也在改变，中国故事正在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
这当然离不开一众出版人的努力。作为一名社科类出版人，贾忠贤自己的探索是：不去讲大道理，而是拿出显微镜来观察中国社会的肌理，用精细化的视角解构社会问题，一方面展现中国智慧，另一方面也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中国的居委会在基层管理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职场女性生育后孩子谁来养？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靠子女养老该怎么办？”她抛出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认为此类出版物，应该为上述问题提供解决的思路，从而展现中国经验，以及中国的治理能力。比如她说，在跟上海纽约大学的青年学者缪佳的交流中了解到，居委会就在此次抗疫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把学者对居委会的相关研究出版，示之海内外，就能有助于扭转国际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看到中国治理的成功之处。
出版是照亮社会的一盏明灯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型的社科编辑，贾忠贤对图书在推动社会进步上的积极作用深信不疑。2016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世纪文景出版了学术著作《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这本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经济发展的著作，有两个核心关注点，一是户籍制度改革，一是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问题。贾忠贤读了书稿，认为其论述非常有价值，具有高度的前瞻性。
作者：陆铭；/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年7月
果然，2020年8月24日下午，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十四五”规划编制相关问题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陆铭就作为专家代表之一，在城乡和区域发展相关问题上向国家领导人作了发言。“同时我们也可看到，这两年国家确实在逐步完善户籍制度，并且加强了资源调配效能方面的管理。”贾忠贤说。
有这样一个现实案例在，我们就能看到出版物在推动社会进步、社会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书籍能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基础，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建立与完善，同时得到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认可。“我们拥有一个开放的、调适性非常强的制度，出版人在其中，一定拥有巨大的奋斗空间。”以上为贾忠贤理解的出版价值。
这一份信心，她也是受到前辈的鼓舞。在2020年，她编辑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前总裁陈昕先生写给青年编辑的一本书，在做出版方案时，她给这本书取名为《理想在潮头》。“陈总这样的出版人，把一生都浸润在出版这件事上，经历过出版业的波峰谷底，又亲手打造了中国第一家出版集团，其中的艰难和面临的选择，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他处理过那么多复杂的事情，应对过那么多复杂的局面，但是他直到如今也坚信着文化之于社会的意义，这对我们这些在出版这件事上也没有干几年的小兵，是个震撼，不能轻言虚无。”
作者：陈昕；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2月
现在，贾忠贤将自己的工作，划定为两条产品线：一是“中国之治”，主要用以挖掘当代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是“新民生”，意在通过展现如“职场妈妈”“90后育儿”“养老”等民生问题，综合国际面对这种全球共性问题给出的各种答案，来寻找本土的解决之道。
她说自己刚入行的时候，做了大量的外版书，原因是不知道自己那个阶段想做什么，所以就结合专业背景，做好自己眼下能做的事情。一行一行字，一本一本书，做编辑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找自己好奇心的过程。“编辑必须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必须对某一类事物感兴趣，然后把好奇心和编辑日常结合起来，就是选题所在。我建议青年编辑要善于从产品线的角度做选题，单个的选题具有偶然性，只有建立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产品线，才能让选题具有持续性。”贾忠贤表示，她最好奇的就是当下中国治理，因此她开辟了这两条产品线。
在今后，贾忠贤希望自己部门的图书，还能继续保证一个稳定的产能，“平均每个品有2、3万的销量，就是最理想的状态了，相对于爆款，目前这个阶段更看重持续、稳定的产品输出能力”。尽管每位编辑都希望自己的产品抵达更多人，但贾忠贤说不奢望让自己的书抵达所有人。“最大众的东西，其实是最没有特色的东西，对编辑来说做出一本书的特质是最重要的。”她认为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出版才有可能呈现出一种超越性，超越市场，超越技术，产生强大的能量，用思想影响现实，出版应该是照亮社会的一盏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