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娟(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文社科图书编辑室主任)
如果说作者是作书人,编辑就是做书人。
编辑们常常为了用“作”还是用“做”而纠结,因为这两个字的用法随着语言规范文件的不断调整而不断变化,旧有的文章多习惯用“作”,而新有的规定多命令用“做”。而一书之内,旧文新章多有交替,如何统一,常令编辑抓狂。
作者是作书人,因为作者是书稿灵魂的始创和撰写人,他贡献的是精神和意义的价值。
编辑是做书人,因为编辑要考虑的是如何使书籍更严谨、准确,更精美、漂亮,更能抓住读者的心。编辑做的是边边角角、打磨上漆的匠人活儿。
虽说编辑做的是匠人一样的活儿,但必须得是个爱文化、喜精神探索的匠人,不能是个俗人。近日看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移花就镜:二十四品诗书画印通释》,叹为观止。单就诗书画印任何一项做美学探讨,都是复杂的工作,而本书的作者、编辑、出版社有胆力、学识、水准将这4种集于一书出版,内容丰富,设计精良,后来从广东出版集团萧宿荣博士那里得知,作者罗韬家学渊源,涵养深厚。难怪此书获得了百道好书奖。做书这件事,也像一场修行,随着遇见不同的作者,跟着他们在精神上旅行,窥得一些儿作者的行踪,编辑的水平是要不断提升的。
早几年,我在中学语文编辑室做编辑,日常只对着语文教材和教学研究、琢磨,曾经陪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去给一线教师作讲座。会议中休期间,我抱着一本书在那里翻,温先生过来看了看书皮,《我的自白书》(瞿秋白),跟我说:“你这本书选得好。”我颇有些茫然,也不知因何原因,我带了这本书在读,也不知道温先生为何夸我这本书选得好。后来琢磨了一下,温先生是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此书属于现当代文学的一册,但正史中不太常见叙述、提及。而先生把它列为“好”的一类,也是觉得有阅读的必要和重要性吧。另外,温先生的性格正如他的姓一样,温文尔雅,属于改良一派的温润风格。对于瞿秋白的历史和书中的一些思想,或者有他深入的思考和看法。
我被调到社里的人文社科图书编辑室,面临的不再是语文教材和教学,而是如何策划、编辑一些人文社科类的优秀书籍,供大众尤其是青少年读者阅读。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来我社作讲座,题目是《精品出版背后的故事》,他讲了很多经典作品背后的故事,甚是引人,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何启治从1973年就鼓励陈忠实写长篇,而《白鹿原》是20年之后陈忠实对他的鼓励的最好回馈。董秀玉跟杨绛先生约《我们仨》的稿子,拿到杨绛先生提供的家庭照片册,找到很多珍贵的照片,起初设计师把此书设计成了精装的画册一样的豪奢气派,董秀玉说:“坏了,坏了,这个方向不对。”最后设计成了淡淡的带着文人雅致气息的平装本。
讲座结束后,我便自报家门到了聂震宁身边,要了他的联系方式,跟他约稿。先生说正在写《给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不知你们是否感兴趣。请先生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创意,正是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马国仓和《出版周刊》主编左志红的灵感,而我们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听闻此事,评价说:“聂先生有资格写这十二封信,他经历丰富,于编辑界、出版界是位成功者。”
为了更好地了解聂震宁,我便读了他的很多著作,《韬奋精神六讲》《在朝内166号的日子里》《阅读力》等,从中了解到我们的前辈韬奋先生的事迹,也启发激励了我,要做好一个出版人,必须要有激情,要有为大众的修行心。
在等待聂震宁的这十二封信的过程中,也是我更加看好这些信的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很多年轻人对于编辑工作的琐碎、复杂、压力,真的是知之甚少。先生的十二封信,恰恰就是从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事情着手,跟年轻人讲关于编辑的故事。比如去见作者,应该注意什么,与主编打交道,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如何与设计、出版的同事沟通,如何听取前辈经验,如何策划,怎么控制成本,有了这些了解,听了先生讲述自己经历过的很多故事,年轻编辑心里对编辑的行当有了了解,就不会对编辑产生不切实际的想象,在实践工作中能更有准备,也能以一颗修行的心,面对诸多困难和压力,不断提升自己的做书能力和做人品行。
聂震宁不只是成功,而且很有先生风范。先生是工作很认真的人,其书稿行文流畅,有文学家的激情,又有编辑人的严谨,书稿非常整齐。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却以越是大家的书,越是觉得没问题的书,越要以鸡蛋里挑骨头的原则去审看稿子、编辑稿子。而先生看了我们编辑的书稿后,专门写了短笺,表扬了我们的认真和“锱铢必较”的较真劲儿。《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一书在2020年10月出版,以此书为契机,人教社召开了关于编辑素养培养的座谈会,一时在业内掀起关于重视培养编辑素养的话题探讨。
近期纸张价格飞涨,大家心内忐忑,因为书价也会更贵,而要想把一本书送到读者手中,就愈发困难。节约有限的资源,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上做好精品,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和努力做好的事情吧。做书如同修行,在修行的路上,不时遇到温儒敏、聂震宁这样的指路人,不仅于编辑工作是一种提升的指引,于做人做事,都很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