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化石
□傅伟中（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
春节前夕，《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的左志红女士约稿，要我写写春节期间作为出版人的读与思。记得2017年的春节前夕，我也有幸收到她同样的邀请。为此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诗意是苦难人生最好的救赎》忝居版尾。我在那篇小文里写道，诗意在黑暗中给人光明，逆境中看到希望，煎熬时给人愉悦，困顿时赋予力量，让卑微的生命变得高贵，也让人在世俗平凡的生活中静下心来，处处看到欢喜。文中我还引用了智利诗人聂鲁达“吟诵诗歌并不会劳而无功”的名句，借以表达我始终坚信，诗意是苦难人生最好的救赎。
现在回想起来，彼时我写那篇小文时的心境，最起码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亲身经历和感同身受，肯定不会超过刚刚过去的一年，字里行间必定会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故而，在庚子年这样一个让人备受煎熬、刻骨铭心的年份，作为出版人，我更加深刻体悟到，只要“吾心光明”，心中存有诗意，哪怕面对再大的艰难困厄，又何尝不能够看到希望，有所作为。
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说：每个人都了不起。捡拾一年中作为出版人的心路历程和点点滴滴，有几本书的出版贯穿其中，就像一把散落的珠子，被时间的金线串起，串联起2020年书与人的神奇相遇与难忘回忆，彰显着出版人代代传承的文化情怀和职业道义。那就是，在时代的洪流面前，出版人的责任担当从来都不应该缺席。
其一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护读本》。这本书是香港第一部免费赠阅的疫情防护公益读本。从一个念头到上市，用了仅不到一周的时间。2020年元月中旬，武汉遭受疫情冲击，香港关于疫情的紧张氛围也急剧升温，在安排好香港联合出版集团防疫抗疫事宜后，元月20日午间，我戴着口罩由香港搭高铁返回内地，一路上手机里不断涌出的疫情动态牵动我心。由于疫情汹涌而至，公众对疫情信息尤其是防护措施不甚明了，疫情愈是日渐严重，我愈发感到，社会亟须科学的出版物来指导公民防疫抗疫，既守护生命，也正本清源，还以正视听，同时也彰显出版人的责任担当。
我立即把这一想法分享给集团同事。集团总裁李济平、副总裁李家驹在港迅疾组织旗下万里机构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尹惠玲组稿，统筹协调出版印刷发行事宜。当晚，了解到广东出版集团正在组织策划防疫抗疫公益读本的信息，我深夜致电广东出版集团董事长谭君铁，请求版权支持。谭君铁连夜安排广东科技出版社向万里机构传送还在审稿中的书稿，使得万里机构能够在此稿基础上迅速加以本地化。本书结合广东版书稿加以本地化并改成繁体，添加全球特别是香港抗疫动态资讯，邀请香港医管局前主席梁智鸿医生、食品及卫生管理局前局长高永文医生撰写推荐序，完成印刷装订派送、制作有声版电子版等工作，以及获港中旅、中银香港、工银亚洲、建银亚洲等企业鼎力赞助，获新家园协会、义工局等机构大力支持，均是我的同事在春节期间横跨大年三十在内的一个星期时间，不眠不休才得以完成。
该书上市后重印数次，鉴于居港外籍人士需求，又译成英文版。本书先后出版中英文及电子版3个版本，印刷36万册，配以50万张疫情防护宣传单张，在全港400处场所免费派发，电子版浏览阅读量达200万次，可谓一纸风行，口碑载道。后来我们从媒体了解到，广东版是全国第一部公益防疫读本，那么，其姊妹版香港版的同步推出，也可谓在第一时间满足了香港社会和海外民众的重大关切和精神需求，呵护了宝贵的生命和不安的心灵。对此，我为集团参与这项工作的同事的忘我奉献和高效协同所感动，也为集团恪尽社会责任而感到由衷欣慰。
其二是《我怕将来会忘记：武汉抗疫手记》。这本书并非宏大叙事，作者从平民的小视角和底层的小切口，图文记载了武汉抗疫的点点滴滴。一开始其实是在武汉遭遇新冠肺炎病毒肆虐期间，新华社摄影部高级记者、国际照片编辑室原主任刘宇在其个人公众号上，上传他参加中国摄影协会主席李舸率队的中国摄协小分队，深入武汉为全国各地支援湖北的医疗队员所拍摄的图文。
我和刘宇有幸在延安干部学院一起研修。疫情期间，处在香港的我每天关注武汉的信息，浏览刘宇在武汉现场上传的文字和照片，他的画面细腻感人，文字真实质朴，可谓哀而不伤，充满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反映了平凡中国人在大灾大难面前互助的光辉，也折射出举全国之力万众一心、紧急驰援武汉抗疫的真实状况，每每激起了我强烈的同理共情。我当时想，一定要出版这部书，让海外的读者了解疫情之下我们伟大的国家和可敬可爱的人民。
2020年3月20日，我通过微信给刘宇第一次发出了整理出版的建议。微信说，平民化的拍摄视角和叙事风格，映照出了大灾大难面前人性的坚强与温情，期待整理后与读者见面。当时刘宇有些迟疑。4月1日，刘宇与我电话交流，初步允诺拍摄活动结束后，如图片与文字成熟，可考虑我的建议。其时我了解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孙勇与刘宇是大学同学兼老同事，故我请孙勇出面，动员刘宇将公众号的图文按照出版的体例写作并加以整理。
2020年4月初，我将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周建华介绍给刘宇，并建议以其中感人肺腑的一篇《我怕将来会忘记》之篇名作为书名。随后，周建华开始了与作者之间关于书稿出版细节的沟通。刘宇后来告知，其图文上线后，也有出版同行与他联系出版事宜，但他很是认同我们对他图文作品人文关怀和出版价值的理解，故正式决定交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并委托三联安排简体字版出版事宜。得闻香港三联书店决定在港公益出版，刘宇也提出，其出版所得收益和版税委托香港三联书店全数捐赠。北京三联书店获悉此书出版的消息后，也很快引进简体字版权在内地出版，由此也成就了一段两地三联同时出版简繁体的佳话。
刘宇在《我怕将来会忘记》一书的后记中说：“互联网传播显示了它强大的能量，但是即时性的特点也决定了用纸质方式留存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需要铭记这段历史的，不只是今天的人们。”对此，作为出版人，我深表赞同。因为，我们不仅是用纸质方式，更是用心用情留存了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其三是《潮剧完全观赏手册》。这本书填补了濒临失传的潮剧艺术在普及类出版领域的空白。出版的由来是习近平主席2020年10月考察广东潮州时对潮剧的关注，习近平主席视察时提到了潮剧和国宝级潮剧演员姚璇秋。看到新闻我才了解到，原来潮剧是一个迄今已有600年历史的古老剧种，原来潮剧最古老的剧本在明代，原来潮剧有这么多精彩，原来姚璇秋是潮剧界殿堂级的人物。
作为一名“港漂”，我这才注意到，潮剧作为中华文化瑰宝和岭南独特艺术，其从鼎盛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各种原因，在内地和香港的影响日渐式微，虽然近年香港与潮汕地区之间也有关于潮剧的文化交流，但不少职业潮剧团因为演出市场冷清而相继解体，演出也愈来愈以潮汕人聚居的地区为主而愈来愈小，不免令人唏嘘。我在感动于习近平主席关心文化遗产的情怀的同时深受启发，面对这一濒临失传的艺术门类，我在想，作为出版人应该做点什么。
考虑到传承文化和香港中华书局的出版特色，我将这一想法与香港中华书局总编辑侯明交流，并提出编辑出版普及类出版物《潮剧完全观赏手册》的动议。侯明旋即将这一动议交由香港中华书局的“开明出版”团队启动执行。
一个月后，侯明告知，这部完全由“开明出版”团队自主原创的新书成书上市了。不仅请到了姚璇秋为其写序和题写书名，还创造了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全媒体原创作品的速度之冠，该书插入二维码，使得读者能够在纸质阅读的同时，从云端获得潮剧艺术视听的多重享受，集团旗下联电公司也快速制作了电子书。拿到书之后我满心欢喜，更是觉得这本书所蕴含的文化情怀和沉甸甸的分量。
记得林清玄在《过年的记忆》里曾写道：“我那时初次认识到年景的无常，人有时甚至不能安稳地过一个年，而我也认识到，只要在坏的情况下还维持着人情与信用，并且不失去伟大的愿望，那么再坏的年景也不可怕。”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出版人来说，在时间的长河里，好书就是时间留下的化石。又是一年的春节，合上这几本书，回忆过去的一年，眺望寂寥的街道，虽然人们依然还戴着口罩，但我的心中无怨无悔。一年来的心路历程和所思所为，我深切体会到大灾大难中，中国人守望相助的友爱、温情、坚忍的无比珍贵，深切体会到习近平主席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真谛和国与家的极端重要，深切感受到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大自然对人类的悲悯。我在想，等这段煎熬的时日过去，所有的这一切，我希望自己能够好好体味，并在未来的日子里倍加珍惜，永不忘记。
辛丑之春关于出版的思索
□刘国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执行董事、社长）
每逢长假，我都找来一两本难读的理论书、跨界书，借以抵抗饱食终日或者饱睡终日的“腐蚀”。今年春节长假虽有疫情限制，文艺和被文艺仍然太多，缺少的依然是理论和清醒。长假前选择了哈佛管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10年前的成名作《创新者的窘境》，选择这本书一是因为我一直以为当代的管理学著作，对于非专业研究人士的一般读者来说，陈酿几年阅读更会有不一样的味道，管理是实践科学，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新理论才具有参考和学习的价值；二是这个书名吸引了我，作为一个一生只从事过一项工作的出版人来说，确实感到当下出版界面临的窘境越来越多。
阅读之后，深深感受到作为大师级的人物，该书提出的“破坏性创新”确实对我具有醍醐灌顶之效，而其中对机构能力评价的3条核心要素：资源、流程、价值观，也切中肯綮，道出企业发展的要义。掩卷赞叹之余，引起更多对出版业的思索，书中所说“互联网将颠覆许多行业成为可能”，那我们传统出版业能否被颠覆？能颠覆多少？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个人以为，传统出版业目前至少面临以下几方面窘境：面对数字技术的冲击，出版社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破坏性创新”。疫情加重了网上销售的渠道垄断，折扣之低已经突破利润底线，出版社还没有找到新的合理的可以立足的利润空间。从2020年一些出版社的年终报表可以看到，有的被消费者喜爱的秒杀带低折扣，甚至被网红左右出版业的销售，对于出版社来说，可怕的不是疫情的常态，而是低折扣的常态，靠提高定价只能越陷越深。数字技术时代对传统出版业的出版规律是根本上的颠覆，但一些出版社仍然延续传统的创新模式在新的环境下追求和创新，令人担忧的是怕新的没学会，旧的没守住，西施效颦和东施效颦并没有本质差别，可谓殊途同归。此外，目前传统出版业渐渐缺少数字行业能够足够留住基础人才的薪酬，自然也缺少能够静下心来、懂业务、不急功近利、有理想、甘于十年磨一剑的从业者，特别是具有学识和光芒的编辑。
这些话题都值得深入研究，更值得业内人士去找到解决的方法和路径。当然，也许我的忧虑过深，会被讥讽为杞人忧天。如果业外人士这样说我们出版业，我同样会奋起回击，但作为出版业个中一员，我深爱这个行业，所谓爱之深忧之切，这些忧虑借辛丑之春与大家共享，希望能让自己的刍荛之见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反思和重视，而且这种反思来得越早越好！
当然，面对这种窘境，进入新时代的出版业、出版人、出版管理机关都在不断地探讨、创新、提升，出版业仍然呈现勃勃生机，发展是硬道理，会解决很多问题，包括上面这些被忧虑的问题，我们期待这种窘境尽快打破，让出版行业走在更加坚实的道路上，强大而且与时代同行。
2019年以来，国家新闻出版署围绕着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出版工作发力点主要集中在体制机制管理、内容管理、质量管理3个方面，分别对合作图书过多、编辑不足的出版社压缩书号供给；对质量达不到出版要求的出版物和出版社进行处罚，这些举措符合出版长远发展规律，有力推动出版业健康发展。优质内容是出版的核心，出版物质量是生命线，高质量的传世出版物，不但能够传承文化，更是浮躁时代和社会人们精神上的定海神针。
深化改革是解决出版业体制机制发展的钥匙。出版业在改革中“坚持需求导向”，是出版业深化改革的钥匙和入口，在这方面既需要管理机关的自信和政策，也需要出版业的积极大胆探索。
融合发展为出版业发展指出突围的路径。数字时代、信息社会、技术快速发展，都对传统出版业提出了高要求，拒绝和观望无异于坐以待毙，必须树立与数字出版融合发展的理念，以先进技术为支撑，遵循新技术环境下的传播规律，从深谙传统的出版规律到掌握新的传播规律，为融合发展提供体制机制的保障和有利的支撑，才能引领和推动行业的发展。这方面出版业任重道远，需要出版社结合自己的专业特色，不断创新，找出自己发展前进的轨道。“创新驱动发展”，出版业需要找到数字时代“破坏性创新”的支点，在数字时代才能有更美好的未来。
文化强国、全民阅读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支持，这些国家层面的战略方向和方针，客观上为出版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证，如何借助这些利好资源基础，抓住时机，乘势而上，是出版业需要认真思考并且落在实处的问题。
整治垄断、治理乱象、版权规范等为图书出版市场保驾护航，进一步促进出版业健康发展。建议政府出版管理机关进一步从多维角度加大力度，比如控制图书网络销售的最低折扣、设置新出版物打折规定、对海外版权购买最低时间限制、对个人版权重复授权的规范、加大打击盗版力度等。
坚定信念，守住情怀，强化专业，努力创新，融入时代，是出版人的传统，会在新时代弘扬光大。出版业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总结集成当代文化科技成果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出版人在新时代更要发扬传统，守正创新，在数字时代扬帆奋进，努力把出版大国建成出版强国，牢牢铸实出版文化的万里长城。
以“三牛精神”推进改革发展
□黄卫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出版集团董事、副总经理）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农历辛丑年，即牛年。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十二生肖中的牛的形象，生动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为民初心和中华儿女的奋斗精神。春节期间，再次拜读由中国出版协会组织编写、柳斌杰同志作序、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和中国人事出版社联袂出版的“中国出版界社长总编辑回忆录丛书”，仔细品读老一辈出版人心系人民、艰苦创业、奋力开拓的感人故事，更加深切感受到，新时代推进出版业改革发展，更需要传承和弘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精神。
推进出版业改革发展，需要传承和弘扬为民服务的孺子牛精神。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出版人要融入社会，走近群众，心中必须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人民军医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齐学进在其回忆录《学进人生》中，以《汶川抗震中的特种部队》为题，深情回忆了2008年“5·12”汶川抗震救灾期间，他带领军医社策划出版抗震救灾图书的感人故事。地震发生后，他们第一时间对疫情出版物的需求做出分析。基于分析做出的判断，军医社5月13日即启动相关图书的策划，与军队医疗系统的专家一起，夜以继日，赶制相关图书。5月14日，《震后防疫把五关》定稿。5月16日，《震区防疫手册》《抗震救灾一线指战员心理防护手册》完成初稿。专家一边写作，出版社一边编辑加工、排版校对，5月18日上述3种图书4万册紧急运往灾区。之后，军医社又陆续推出了《地震伤急救手册》和《震区防疫五把关》张贴画等赠送地震灾区，使灾区数百万群众从中学到了医疗救治和防疫防病知识，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医疗特种部队”的重要作用。
在新时代，我们仍将继续面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处置各类公共事件等的繁重任务，这些都需要我们出版人在其中发挥普及知识、引领民意等方面的作用。我们依然需要向孺子牛学习，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贴近民生，关注民生，出版更多更好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类读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
推进出版业改革发展，需要传承和弘扬创新发展的拓荒牛精神。
在新的征程上，无论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无论是推进传统出版高质量发展还是促进纸数融合发展，都需要发扬勇闯敢干的拓荒牛精神。
上海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江曾培在其回忆录《半生出版岁月》中，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策划出版“五角丛书”的故事。为了做好文化普及，出版价廉物美的读物，以满足大众的需求，他们借鉴20世纪30年代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一角丛书”的经验，准备出版一套普及性、综合性的文化知识类丛书。这套书拟32开，简装骑马订，3个印张，五六万字，按1万册保本。系列丛书1986年出版后一炮打响，一时形成排队争购的热潮，总共出版120种，每本平均发行达30万册以上，被媒体称为“五角丛书热”。非常巧合的是，我正好在那一年进入出版行业，为了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专门托上海的朋友排队帮我购买了其中的若干本，读过后很受启发，从此一直都在思考我什么时候可以成长为能够策划出有重大影响力的出版物的大家。
齐学进在《学进人生》中讲述了他从军医社社长位置退下来后，全身心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故事。面对势不可挡、呼啸而来的数字出版大潮，齐学进利用自己在医学和出版领域积累的资源优势，打破常规，另辟蹊径，从2009年开始，带领军医社的数字团队先后启动和完成了“全军数字医学集成应用系统”“中国当代医学名家经典手术”“全国医学高等教育数字化规划教材”等数字出版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为先进医学技术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为国人的健康服务带来了新福音。
推进出版业改革发展，需要传承和弘扬艰苦奋斗的老黄牛精神。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摆在出版人面前的困难日渐增多，想要攻坚克难，稳步前行，既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更要继承和弘扬老一辈出版人的老黄牛精神。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原社长周谊在其回忆录《甲子之恋》中，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出版人艰苦创业的故事。虽然是建设部门直属的出版社，但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20世纪80年代初，职工住房和其他单位一样拥挤，加上离退休职工近300人的建工社，只分给了11套住房。因此，三世同堂、新婚子女与父母合住的现象非常普遍。孩子放学、职工下班，回到家里父子抢桌子加班、写作业的比比皆是，回到家里趴在床上加工稿件的不是个例。当时周谊虽然已经是社长，但也是三世同堂、五口之家蜗居在50平方米的房子里，回到家同样要参加“抢桌子大战”。但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周谊带领建工社实现了连续数年年均30%以上的增长。
在艰难困苦的时候需要艰苦奋斗，在物质条件优越的时候也需要艰苦奋斗。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出版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基本不再会有回家抢桌子或者趴在床上改稿子的情况了，但依然需要传承和弘扬艰苦奋斗的老黄牛精神。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不再是生活的贫穷，而是各种新媒体对传统出版的冲击，国外出版机构对国内出版业的冲击等多种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因此，我们必须以愚公移山、水滴石穿的劲头保持工作的韧劲，不畏艰难险阻，脚踏实地，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新业绩。
终须清泉汩汩来
□许西安（国防工业出版社党委书记）
2020年年初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书业按下暂停键，回到正轨后，“重启”出版业成为大家的呼声。同时，面对快速发展的市场环境，面对新技术的冲击，“重启”又被赋予了更为远大的使命：建立一个更能抵抗风险、更满足时代要求的出版新业态。《出版的边界》一书出版于2020年5月，正当其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院长韩建民对《出版的边界》和它的作者耿相新非常认可，前几天在微信朋友圈进行了推荐，我才知道这本书，赶紧下单，当作春节期间的读物。耿相新是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我希望借助耿相新总编辑的智慧，为国防工业出版社的专业类图书找到一个可行且可靠的路径，以到达出版新业态。
《出版的边界》一书逐一讲述数字教育、数据库、图像出版、动漫出版、按需出版和平台型出版等各战线向纵深推进的实战解析，逻辑清晰，体系完整，既有说服力，又有冲击力。我深受震撼，不由自主地对我们最近几项工作安排进行对照反思。
2020年年初，我们出版了《智能化战争》，短短半年时间，销量突破1.5万册。许多读者，特别是兵器、航天等军工系统的科研工作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在军工系统、军事领域有着更广阔的讨论空间。我们琢磨着，如果能够构建一个适应网络特点和读者需求的智能科技传播平台，创作体系化的创意视频、动漫、小课堂、名家采访等形式的内容，持续系统地满足专业人员对智能化科学技术学习的需求，一定会广受欢迎。
但是我们基础比较弱，缺少有益的尝试，面对智能化这个最为活跃的科技领域，能行吗？耿相新给出了最有力量的鼓励：“无论是纸媒出版商还是数字出版商，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不是技术而是人，是编辑的远见与识见以及内容组织能力。”是的，读屏时代最大的考验是内容组织能力。就军事智能化领域知识的场景化传播而言，理顺作战理论牵引、作战样式分析、作战案例介绍、智能科技知识支撑、重大事件追踪与人物访谈逻辑关系，合理设置栏目，一定能够“将优质内容资源集中并传播给不同的受众”。
2020年8月，国防社和北航云南创新研究院联合主办，成功召开“可靠性新技术丛书”新书发布暨可靠性新技术交流会。会议吸引了70余家单位的150余位代表参加，全程同步直播，在线观看6000余人次，实现销售1400余册。针对专业图书进行新媒体营销并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令人鼓舞。因此，工业科技图书事业部的同事们紧锣密鼓地上线了“学术国防”学术直播平台，与“可靠性新技术丛书”总主编康锐教授探讨在线培训、论坛直播等事宜。这一选择无疑符合行业要求，而且具有现实性。在《出版的边界》书中，耿相新笃定地指出：“只有创新自己的专业与特色内容，充分利用原有的竞争力，学习数字出版集团、大型跨国出版传媒集团的经验，形成某一专业的全球优势，才有可能生存下来，并最终向内容中介商与数字平台服务商结合的专业内容服务商的角色转变。否则，我们肯定不能再在同一个舞台上共同歌唱。”我们虽然没有耿相新那般清醒的认识，却在摸索中前行。前段时间，几经头脑风暴和市场调研，初步形成了以专业数据库为核心、以To B培训和学术论坛为支点的可靠性专业知识服务方案。之所以选择以数据库出版为核心，正如耿相新通过深邃的国内外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数据库出版远远超出想象，从内容资源挖掘的深度和所涉及的学科领域的广度而言，已经成为了专业学术出版的主流。
数据库出版是国内许多专业出版社在专业领域进行数字化转型时首选的路径，但是，真正取得成功的，屈指可数。耿相新委婉地表示，成为图书出版利润中心的数据库出版在欧美。认真学习《出版的边界》的第六章“全球数据库出版图谱”，不难发现数据库出版成为“数字出版转型中最为成功、商业模式最清晰、目标客户最明确的一次转型”的根本：一是数据库出版拓展了出版的外延，同时赋予出版行为新的内涵；二是每一个数据库的构建，往往以学会或协会为强有力的依托；三是学术上有追求，理工类突出前沿性和权威性，社科人文类突出追溯性和工具性；四是更好地满足频繁学术交流、在线教学等需要，并且文摘索引、数据检索等数据库研究工具相应发展，万事俱备。我以为，当我们筹划新建一个数据库时，这几条可以作为检视这个数据库会不会取得成功的准则。如果符合，就有可能成功，虽然不一定成为可观的利润中心，但是至少会成为汇聚作者和专著、论文资源的联结点，会产生一定数量的现金流。那时，现金也罢，知识资源也罢，如同清泉，定会汩汩而来。
此时，不禁想到著名的高考作文“挖井找水”。当前，许多围绕数字化转型开展的探索性工作，都如挖井找水，有的困难在于不知道下面有没有水，有的困难在于不知道方法对不对，还有的困难在于坚持不下去。因此，当我们选定了数据库出版这个基本确定为可以赢利的路径后，一定要狠下决心，下大力气，坚持不懈，不见清泉不罢休。
初一值班，看看书，发发呆，随即仓促成文，权当立一个想定就要坚持做下去的Flag（目标）吧！
书店不止于“最美” 专业塑造未来
□朱文秋（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社长）
春节假期刚过，上海书业就传来好消息，据《解放日报》报道，假期7天参与“阅读好时光·新春公益书香推广活动”的60家实体书店销售850万元、网上书店销售425万元。
回想10年前，经过了一轮倒闭潮后，实体书店进入了转型升级的阶段。其中有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的原因，也有书店经营模式更新的因素。一批批“最美书店”让读者重新发现书店，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前去拍照打卡。
尽管有些人拍照打卡不读书为人诟病，有些书店徒有美的外观但选书、陈列都不专业，但“最美书店”成为热点话题，阅读更频繁地进入人们视野，更深入地渗透进生活方式，阅读推广的作用功不可没。
如今更令人兴奋的是，书店没有止于形式上的“最美”，书店的阅读之美、文明之美正在绽放光彩。
但实体书店的困境是现实的问题。运营成本高昂，又遭受电商排山倒海的挤压。再有意义的事情，没有必要的经济回报，就不可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商业。实体书店固然带有一部分公共服务的性质，也因此而获得政府支持和补贴。但书店毕竟不是图书馆，靠政策续命是不够的，它作为一种商业继续存在的逻辑是什么？出路又在哪里？
现在有些实体书店的营业额中，饮品和文创有时候占比甚高。为什么读者在书店消费，愿意为饮品买单，买书却转投网店？除了价格悬殊，可能还有其他原因。理解这些原因，承认这些困境，畅想实体书店的未来才有方向。
首先，图书与其他消费场景可能有所不同。就餐、观剧观影或旅游这类场景性的消费活动，最后都是需要到场消费（核销）的，可以认为支付与消费场景合一；而图书、服装等，支付和消费是分离的，支付在先，消费在后，实体店非常容易沦为体验店。同样是文化消费，观剧观影与在家看视频的体验也有很大差异，难以相互替代，而纸质书和电子书容易相互替代。
其次，饮品和文创消费压力小，决策成本低，购书心理压力大，对决策能力要求高。出版人经常有这样的感慨，经过脑力劳动创造、富于文化含量又可以长期反复阅读的书，读者会觉得贵，为什么咖啡奶茶大家消费起来都不眨眼；一本书定价有时还比不过一本笔记本；要说笔记本设计有艺术性，书籍的装帧设计和工艺可能更富于艺术含量。
咖啡奶茶默认是消耗性的产品，从付款到消费耗时短，产生愉悦快，闭环很快完成。笔记本则兼具工具和玩具的特质，使用简单直接，增加便利。二者都不挑战智力。
但买书需要选择的能力。阅读要求专注、要求复杂的智力活动，甚至会带来读不懂的挫折感。买书不是消费的结束，而是一段漫长智力活动的开始。尽管阅读带来的愉悦更深层，但有日后时间、智力投入的压力。此外，图书不像饮品，消费即消失，书需要保存，简单地说没地方放，这在房价高昂的今天，也给买书人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尽管有许多不利因素，但是实体书店更有不可替代的存在理由。
一是探索和发现的功能。网站的关联图书推荐固然很好用，但用户太容易被算法算计，推荐的口味越来越窄。在算法中突围、冲破信息茧房，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书评媒体和书单榜单的推荐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有的代表精英阅读，有的代表功利阅读，多样性仍然不足，许多有价值的书仍然得不到推荐。信息过载的时代，潜在读者也不一定能跳出固有的圈子接触到书评媒体。过去我们欢呼网络书店帮助了长尾书的销售，但现在我们发现，网店一样讲“坪效”。用户在网站购书，多半因搜索而去，即使翻页浏览，前几页也是头部的书。有多少人会翻十几页呢？长尾书只能靠搜索，难以发现，有些腰部的书如果不参加促销活动的话，也难被发现。
但是实体书店就不同。大型书城，不啻为基本知识体系的直观呈现；有些书店，会时常组织主题陈列、定时推出本店书单等等；专业、特色书店，则形成了自己的主题，某些品类的书多而全。具有专业水准的选品和有组织的店堂陈列，会把更多的书带到读者的面前。现在不少书店有店员的手写推荐卡，更是一种有温度的互动。实体书店是适合逛的，也更有利于读者拓展阅读视野。实体店可能沦为体验店，但反其道而用之，发挥好体验这一无可替代的优势，再回到线上形成闭环，也不失为一条升级之路。
二是连接的功能。亚马逊、当当先后开出实体店，发源于网络的十点读书、多抓鱼等也陆陆续续开出自己的实体店，线上线下互相导流，并为读者提供面对面的服务。但发展前景如何，线下店能否独立赢利还是作为线上的附加服务，有待继续观察。
三是文化影响功能。原有的书店之外，不少出版机构开出了自己的新型实体店。如世纪朵云，书店不再只是书店，而是功能多元、业态复合的新型阅读文化空间，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
实体书店有存在的理由，也必定有自己的出路。有些书店以高度的专业水准，成为读书人心目中书店的典范，商业上也健康可持续；书店经营得好，品牌价值也可以溢出，破茧成蝶，以文化赋能，或带动所在的商圈，或拓展升级为复合经营的商业体，从而反哺书店，这样的成功案例也很多。相信在新商业模式风起云涌的时代，书店人必定有书店人的智慧。
拥抱媒体融合 坚守出版价值
□任道远（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副社长）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因为疫情原因就地过年，且领了报社“读书作文”的任务，笔者一边享受节日追剧、刷屏、观影等种种休息放松的福利，一边细读媒介研究经典之作《娱乐至死》，结合在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工作的经验，不自觉地把这个假期当作观察大众传媒形态的窗口，对出版与影像、新媒体的关系有了些许新的粗浅认识。
出版于1985年的《娱乐至死》既是一篇讨伐美国娱乐文化的檄文，也是一部追溯人类传媒变迁史的专著。对于出版人而言，其中最具有正向激励意味的，恐怕就是作者尼尔·波兹曼关于印刷文明的极度推崇。波兹曼认为，从口语到铅字的媒介转换，使眼睛代替耳朵成为语言加工的器官，使思想能够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续而严格的审查，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智力进步。作为学者，波兹曼提出了很多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和现象：书面文字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是客观世界，而非某个个体；书面文字可以长久存在，比口头语言更接近真理；现代人对于智力、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刷文字；印刷机统治的时代，公众话语“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等等。
在肯定印刷文明给人类发展带来巨大推动的同时，波兹曼对电报发明以来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保持高度警惕，“电报和报纸合作”，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通过产生大量无关的信息，使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摄影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因为“看照片只需要能辨认，看文字却需要能理解”；而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因为电视无法延伸或者扩展文字文化，且最终指向娱乐，所以“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
从学者角度理解波兹曼，他对于印刷媒体纯洁性近乎“原教旨主义”的维护，相当程度上也是对精英文化的守护和对大众文化的拒斥。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文字与图像”“理性与娱乐”乃至“知识与信息”之间的对立几乎无法调和。然而，传播技术的革新和媒介环境的剧变不可阻挡，受众多元化的信息文化需求无法依学者的苛求来限定，特别是加入受众创造性运用这一关键变量之后，一种新媒介的兴起往往并非“此消彼长”地对传统媒介形成覆盖和代替，更多的是朝着符合受众需求的方向进行深度融合。《娱乐至死》出版后的30多年里，特别是21世纪以来，互联网对媒体传播的改变早已大大突破了波兹曼关于媒介变迁的深刻洞察：被波兹曼称为“新认识论指挥中心”的电视，也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以智能手机为终端、具有伴随特征和社交属性的各类新媒体应用层出不穷，曾被认为是电视最忠实用户的老年人开始远离电视，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智能电视的深度使用者。凡此种种，似乎都在加剧电视文化时期信息过剩、视听流行的特征。但即便在5G技术加持下，视频时代已经呼之欲出，印刷媒体是否“退至文化边缘”，仍然值得认真思考。
一方面，在有线电视缴费率逐年下降、智能手机日益普及、网络视频用户不断扩大的同时，书架仍是一般家庭的重要功能性陈设，广播、电视、短视频都把推荐阅读作为重要的内容，不论对于政府部门、企业和各类组织，还是学者、教师、学生以及大众读者，书籍仍然是“收集、细察和组织分析信息观点的绝好容器”。另一方面，经由各类融合媒体，文字以听书、电子图书、网络文学、网络新闻、公号文章乃至社交媒体信息、朋友圈配文、影视剧字幕和弹幕等形式，与图画、影像、视听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实现交融，向更多受众输出着“印刷文字”的“思想结构和认知能力”，让抽象的思考、归纳、辨析与直观的聆听、观察、感受得以同步，给予受众更多选择的空间，也赋予大众文化更多发展的面向，而非走向“娱乐至死”这一条绝路。
对出版行业而言，在媒体深度融合的环境下，波兹曼固守纸书价值、拒斥大众文化的理念虽然有曲高和寡之嫌，但却为我们思考出版业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启示：出版虽然会受媒体技术影响产生多种多样的形态变化，但其传播信息、传承文明、构筑知识大厦、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不会变。只要坚守出版的文化价值，不断提高编辑文字、整合知识的核心竞争力，出版就会始终在媒体融合发展、大众文化扩张的潮流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信息过载的媒体环境中，这一席之地从规模数量上看似不大，但却是打破“娱乐至死”魔咒、点亮人类智慧之光的火种，值得更多人更加用心地去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