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出版产业的生态环境，也重塑了编辑的工作方式、内容与重点。鉴于此，论文首先分析了人工智能可助力市场与前沿选题的策划、减少人工审校工作量、协同出版物生产制作流程并助推出版产品的宣传推广;其次从编辑工作的基本内容出发，梳理人工智能时代编辑工匠精神的内涵与构成;最后从出版行业广泛采用的师徒制项目出发，提出助推图书编辑提升工匠精神的具体举措，如构建学习型组织文化、实行制度化师徒制项目、明确师徒制项目培训内容。
【关键词】人工智能；图书编辑；工匠精神；师徒制项目
1 引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t，AI）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能够通过对数字化处理所感知到的外部环境相关信息的整理、分析并判断出当前环境中最佳行动方案从而获得最大效益[1]。自2017年国务院颁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以来，人工智能已渗透到生产经营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也在尝试“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新兴产业，加快产业智能化升级，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出版行业也不例外。早在2013年，美联社就尝试采用Automated Insight公司的人工智能平台Wordsmith撰写财经新闻。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期间，今日头条运用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张小明”在6天内撰写了超过200篇赛事报道。在2017年8月9日，“四川九寨沟地震”事件中人工智能程式因仅用时5s的新闻撰写而引发全民热议。虽传统出版企业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类似于今日头条的各大资讯类平台已进入了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开展大规模即时新闻编撰工作的阶段。
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出版产业必然面临着新型业态，编辑工作也必然面临着新的工作内容并需应对新的工作要求。面对新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编辑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模型或胜任力模型是什么、如何培养图书编辑群体满足时代和工作需求，是当前出版业学界与实践界亟待解决的重点与难题问题。为明晰以上问题，首先，本文结合出版企业核心业务流程分析人工智能对编辑工作产生的影响；其次，以人工智能时代编辑工作新内容为基础，阐述图书编辑实现“传世精品”目标而需具备的工匠精神的内涵与构成；最后，以师徒制项目为切入点，讨论助推图书编辑群体提高工匠精神的师徒制项目的构建策略。
2 人工智能重构图书编辑的工作职能
对于出版企业而言，核心业务流程包括选题策划与开发、书稿校对与审阅、出版物生产与制作、出版产品宣传与推广四个阶段[2]。本文分别针对图书产品核心业务流程的不同阶段讨论人工智能对图书编辑工作的影响与重塑。
2.1 人工智能助力图书编辑识别满足市场需求与前沿的选题
选题开发与策划环节是出版作品的准备阶段，其中包括对于选题的开发、判断、评议等相关内容。在传统的出版行业中，编辑往往依靠自身的经验与灵感进行选题的策划与确定，这要求图书编辑在具有较高市场敏感度的同时，还要求编辑具备一定的专业领域知识，与此同时，还需要对选题从政治、伦理、前沿等多个角度进行主观判断。然而，面对互联网时代海量信息的蜂拥而至，图书编辑较难凭借自身经验去精准掌握复杂市场动向、了解前沿专业，洞察并策划具有“当代意义”与“传世价值”的精品出版物难度较大。
人工智能技术则为图书编辑克服这一难题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在进行选题策划方面，图书编辑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大数据技术与云计算技术，通过对出版大数据所蕴含的热点事件、词汇、话题等内容进行智能分析以精准把握市场动向和读者需求。与此同时，通过运用深度学习技术和内容分析技术等人工智能技术，图书编辑可通过对专业领域知识进展和动态的分析与把握建构知识体系，并通过识别知识体系中的缺陷与漏洞进行选题策划与约稿。因此，在选题创意环节，图书编辑可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辅助进行市场需求分析、学术前沿把握等，从而更为精准识别具有市场价值和学术空白的“精品”选题，有效利用“蓝海战略”获取图书企业的竞争优势。
2.2 人工智能减少图书编辑的人工审校工作量
稿件校对与审阅环节是图书出版流程中的核心环节，包括稿件的初审、复审与终审等环节。一个好的选题但缺乏编辑精益求精、力图完美的审阅校对也难以为读者呈现精品。所以，图书编辑对于书稿、稿件的校对与审阅工作是确保图书作品完美呈现的关键所在。传统模式下，图书编辑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对稿件初稿进行文字校对、文稿审读、规范确认等。不仅使出版流程与进度严重滞后，还会因注意力缺失、工作流过大等问题导致图书产品出现纰漏。在审阅和校对环节，图书编辑在面对书稿是否存在抄袭、剽窃与造假等问题时也往往束手无策，缺乏有效评判的方法与工具。
在人工审阅与校对环节引入人工智能则能够大幅减轻图书编辑文字校对与审阅工作，也能够为图书编辑提供风险防控方面的参考。就文字校对与文稿审读等工作而言，以语言分析、内容分析等文本分析工具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帮助图书编辑快速、精准地对书稿进行初步审查。例如，北京黑马飞腾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中文信息处理软件“黑马校对软件”已包含超过亿万级的语料且采用基于TensorFlow的深度学习算法和基于全员组合评分的重点词监控技术，能够实现对书稿字句语义等内容的校对和审查。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也能够通过高效的信息收集、数据爬取和文本分析等手段，可以高效分析书稿中语句，对比已有语料库从而识别文章语句出处，并对关键信息进行有效排查。
关于书稿内容审查方面，出版企业运用人工智能对出版作品内容进行审查的尚不多见，但如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数字平台已探尝试采用“AI主导+人工辅助”模式开展内容审核与风险防控等工作。举例而言，出版企业可以以北京大学“人民日报语料库”、清华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对比待审核书稿与语料库之间的差异识别不恰当内容，从而开展出版稿件的内容审查工作。
2.3 人工智能协同图书产品的生产与制作
图书产品的生产与制作环节和编辑的审阅与校对环节是彼此衔接交融的不同阶段，除了校对、审阅以外，图书出版的生产与制作还应包含排版、印刷和装订等具体工作任务。在移动互联时代，出版企业所利用的媒体介质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媒介，媒体元素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本信息。因此，在图书产品的生产与制造环节，如何有效融合不同媒体（如纸质媒体、数字媒体等）并合理配置各类媒体元素（如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从而实现精品作品的出版，是当代编辑仍有待深入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人工智能有助于实现编辑、作者与读者三位一体，协同图书产品的生产与制作。以学术图书为例，编辑在审稿校对环节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以知识点为基础对稿件章节、片段等进行知识标示，可以在纸质版图书出版的同时同步上线如电子书、知识库索引等相关产品。再如，当图书产品出版以后，编辑依旧可以利用知识计算、深度搜索与可视交互技术等手段对基于知识标示的海量数据进行自动获取，持续改进跨领域、媒介的知识图谱等。图书编辑亦可利用网络爬虫与知识加工的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消费者关于图书评价相关信息的分析与整合，及时与作者进行沟通、反馈等。
2.4 人工智能助推出版产品的精准宣传与推广
图书产品的宣传与推广是图书产品的最终环节，其目的在于尽可能扩大图书产品影响力，实现广泛传播。传统情况下，出版产品的宣传与推广往往是通过与各种媒体渠道开展合作进行营销宣传，拓展相关经销渠道以确保产品能够及时到达潜在目标读者等内容。虽然相关工作主要由出版企业的营销部门进行策划与实施，但是责任编辑仍旧需要与营销部门展开广泛合作和及时沟通才能够更好确保营销部门了解产品特性与目标市场等。
在人工智能时代，图书编辑可以让渡一部分宣传与推广职能给人工智能，让其利用对用户数据信息的积累与分析而精准识别潜在市场和潜在读者，从而实现出版产品的精准宣传与推广。据统计，《纽约时报》利用人工智能机器人“Blossom”承担主编工作，其所挑选文章的平均阅读量是普通编辑所挑选文章的38倍之多，而且24h全时在线工作且无需休息。
综上所述，随着信息技术、深度学习技术等核心技术的逐渐成熟与完善，人工智能所具备的高效信息收集能力、有效内容分析能力和快捷任务执行能力，能够助力图书编辑完成从选题策划到宣传推广的核心业务流程，从而出品具有当代价值与传世意义的精品出版物。
3 人工智能时代图书编辑工匠精神的内涵与构成
人工智能技术为图书编辑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重构了图书编辑的工作内容并对图书编辑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与规范。为了实现精品图书产品的出版，图书编辑需在人工智能时代明确自身的素质要求与胜任力模型，即明晰具备人工智能时代图书出版编辑的新内涵与新构成。
3.1 人工智能时代图书编辑的主要工作内容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助力图书编辑开展图书出版的相关工作，但是，当前人工智能仍旧处于弱智能阶段，某些编辑工作的核心内容仍旧需要图书编辑承担与负责，且对图书编辑提出了新的要求。诚如人民日报出版社副社长鞠天相所言，人工智能技术目前仍旧无法完全模拟人类思维能力、价值判断能力等[3]。具体而言，当前人工智能对人类感官的模拟仍旧处于初级或起步阶段，仅擅长于对结构化信息的构建或字词句等的简单校对，仍处于自然性与机械性阶段，尚未形成人类思维活动的社会属性和发散特征。
表1 人工智能时代图书编辑工作的主要内容
| 图书出版流程 | 人工智能 | 图书编辑 |
| 选题策划与开发 | 识别市场需求与学术前沿 | 价值观､伦理层面的判断与决策 |
| 稿件校对与审阅 | 字词句的简单校对;稿件内容的初步审查 | 深度解读;价值判断;二次校对与审查 |
| 出版物生产与制作 | 读者､作者与编辑沟通平台与工具 | 多渠道､多元素的合理配置与科学排版 |
| 出版产品宣传与推广 | 精准识别目标客户;营销广告推送 | 维系作者､读者间情感联结 |
首先，人工智能无法从价值观和伦理层面上对选题或稿件进行审视。弱人工智能技术下，其核心原理仍以计算机算法与数据挖掘技术为内核，难以实现对文本所蕴含的内涵、意义、价值、道德等意识形态的判断。其次，人工智能当前仍旧无法胜任对稿件的精确校对与审阅工作。人工智能虽然能够依赖语料库中所包含的大量语例对书稿进行字词句的校对，但作为其内核的深度学习技术在建构初期仍存在较高出错率，有待图书编辑人工校对并开展人工智能的调试与训练。所以，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仍旧需要图书编辑对人工智能校对和审阅后的初校稿件进行二次校对与审阅。再次，人工智能无法从信息传递效率角度思考不同媒体媒介和媒体元素的排版与选择。如前所述，当前的人工智能仍旧处于弱智能阶段，其所能执行的工作和任务往往是机械化、模块化或流程化的，具有清晰明确的操作指南与路径。但是，图书产品究竟是选择在纸质媒介或数字媒介出版，如何排版图书产品中文字、图片、音频与视频等材料才能够更为明确地突出出版主题且帮助读者获取作者意图、与作者开展对话，仍需图书编辑运用自身创造力和直觉性进行决策与尝试。最后，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编辑与作者、读者互动并维护情感联结。诚然，人工智能对于处理海量信息、识别市场需求等维度具有天然优势，但是弱智能仍旧无法理解和处理人类非结构化、非线性化的情感信息，无法代替编辑与作者或读者进行交际交往。尤其是面对特殊作者时，维持作者、读者以及编辑三位一体的良性沟通与互动对于出版产品的顺利出版至关重要。这一职能是难以被人工智能所承担的。
3.2 人工智能时代图书编辑工匠精神的新内涵
在当前的弱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尚无法完全替代图书编辑从业者。作为图书出版过程中的重要主体，图书编辑群体依旧承担着引导、把关和创新的重要功能，在图书出版过程中仍扮演着组织者、参与者和引导者等角色[4]。图书产品质量的好坏、影响力的大小以及社会效益的好坏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图书编辑本身素质与胜任力的影响。换言之，出版企业要实现图书产品切实满足市场需求并获得长久持续发展，依赖于编辑群体所具备的工匠精神。所谓工匠精神，原指手工业者在器物制作过程中所呈现的一种对产品设计精益求精、对产品质量追求完美、对制作技艺持续改进、对产品细节精雕细琢的状态与心智模式[5]。自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工匠精神”以来，工匠精神已被更为宽泛地诠释与拓展。
在人工智能时代，图书编辑在价值判断层面上，要坚持精品意识和传世意识。前者是指图书编辑应立足于当代社会价值与市场导向，以将所负责出版产品打造成为具有当代社会价值的畅销出版物为目标；后者是指图书编辑应跨越时空局限性，追求所负责出版产品能够成为经受时间冲洗后在历史长河中流传的长销品。通过人工智能的协助，图书编辑能够相对容易地把握市场热点与趋势，在市场化导向的出版企业变革下较易迷失在经济效益的泥沼之中，而忽视和抛弃精品意识与传世意识[6]。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图书编辑在产品意识层面上，要力求图书产品的精益求精与追求极致。所谓精益求精是指以一种近乎苛刻的态度面对图书产品本身，经年累月地专注于图书产品质量的改善与提升。所谓追求极致则是以细节决定成败的理念打磨图书产品，重视细节，关注能够为产品品质带来提升的任何细节。虽然人工智能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图书编辑进行文字校对、书稿审阅等工作，但是弱人工智能时代的校对和审阅技术仍不成熟，仍需要图书编辑投入精力，对图书产品做到精益求精和追求极致，而非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或被其他附加价值所迷惑。精益求精和追求极致，就是要求图书编辑在进行相关工作时具备致力于将图书产品品质由99%提升至100%的境界。
在行动规范层面上，图书编辑在有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之上要践行专业专注与开拓创新。虽然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辅助编辑开展图书出版的相关工作，但其具有简单线性的技术特征无法完全胜任相关需求。所以，图书编辑仍需践行专业专注，熟悉出版编辑中所涉及的工作与材料的相关特征与属性，要了解负责图书产品的目标读者群体及其特征等。开拓创新是指图书编辑在人工智能时代下一方面要创新与人工智能的协作模式，另一方面要尝试探索多渠道媒体媒介和多元媒体要素的整合与配置，从而实现工匠精神的价值取向与产品取向所希望实现与达到的要求与目的。
4 助推图书编辑工匠精神提升的师徒制项目构建
图书编辑所应具备的工匠精神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仍需出版单位采用不同方式、多种渠道对图书编辑工匠精神开展培育培养工作，更为重要的是重视在实际工作中对图书编辑工匠精神的不断打磨。师徒制项目作为出版企业广泛采用的人才培养方式，理论上虽然能够有效实现出版企业中的知识传播与理念传承，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往往呈现出质量效果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形式主义和表面现象。究其原因在于：一是企业整体层面上缺乏学习氛围和文化导向；二是师徒制项目在制度层面上仍不完善健全；三是师徒制项目在培训内容和方式上有待进一步明确。
4.1 创建学习型企业文化，营造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工作需求的学习氛围
如上所述，实施师徒制项目的出版企业未能实现人才培育和工匠精神打造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确保师徒制项目“生根发芽”的土壤：一是领导和管理者缺乏对人才培养和培育的重视；二是企业未能构建学习型企业文化与氛围。因此，出版企业在试图通过师徒制项目提升图书编辑工匠精神的同时，也要注意在新编辑入职、员工年会等重要场合向图书编辑传导知识共享、工作创新和技术进步等学习型理念。与此同时，鉴于师徒制项目需要出版企业付出较高人力、财务和时间成本，出版企业也应该关注图书编辑这类核心业务员工的离职倾向，致力于提高出版编辑的组织承诺与组织忠诚，从而避免因核心人才的流失而导致的人力成本投资收益难以回收。
4.2 师徒制项目制度化，运用PDCA循环激活师徒双方学习动力
出版企业有师徒制项目但缺乏培育效果的原因多在于缺乏完善的规章制度。部分出版企业所实施的师徒制项目处于自由组合状态，未能对师徒双方进行有效监督、激励与考核，且难以明确师徒双方是否实现培育目标。制度层面的缺失，往往会造成因管理人员（高层管理人员或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变动而导致项目搁置或流于形式。鉴于此，出版企业应该由人力部门牵头制度化师徒制项目，以PDCA（计划—执行—监控—改善）循环为框架从人员甄选、师徒配对、效果监控与实施改善等层面上建立明确的流程与标准，以确保整个师徒制项目的完整性与持续性。
就人员甄选而言，要明确导师和徒弟的基本条件。对于导师而言，不应仅从专业知识、工作经验、职级职称、年龄等显性指标进行规定，还要从职业道德、职业素养、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等隐性维度进行规定。对于学徒而言，可从个人品德、入职时间、能力潜质等角度进行限定。
在师徒配对阶段，建议在师徒双方形成非正式师徒关系后确定出版企业认证的师徒配对。研究显示，自然形成的非正式师徒关系因师徒双方更加匹配而更加有效[7]。非正式师徒关系的确认，能够确保师徒双方在性格特征、业务能力等深层维度上实现匹配，从而有助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有效传递。
在师徒制项目的效果监控阶段，出版企业不应局限于对于出版编辑的基础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培育效果进行监管与评价，更重要的是对于企业文化、职业素养等工匠精神维度的培育效果的评价与监督。在人工智能时代，图书编辑虽然仍需具备一定程度的专业理论与职业技术，但更为重要的是精品思维、传世思维、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等职业素养。因此，师徒制项目作为一种传递隐性知识的有效手段，更为重要的职能在于传承和创新工匠精神。
俗语有云“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出版企业在构建师徒制项目时也应重视对于师傅的激励和鼓励。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确保师傅放下担心，实现教学相长；也要针对师徒制项目的评估结果对师傅从晋升、薪酬等角度赏罚分明。
4.3 明确师徒制项目培训内容，助力师徒双方互惠共生
师徒制项目缺乏有效性的另一原因在于师徒双方对所需讲授或传递的相关信息缺乏认知。因此，出版企业在构建师徒制项目时应根据师徒双方的知识结构、技术能力和职业素养等具体情况确定师徒制项目的培训内容。具体而言，资深编辑需帮助青年编辑首先了解党和国家关于出版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提高其政治素养和价值观认同；其次掌握编辑工作的内容、流程及重难点等专业知识与核心技能；再次熟悉编辑工作流程、规范和标准，掌握编辑加工的尺度与规律，提高与作者的沟通技巧与互动诀窍；最后更为重要但更加困难的是培养青年编辑的文化审美、家国情操和艺术追求等精品意识与传世意识。
与此同时，在人工智能时代，相对于资深编辑而言，青年编辑往往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更能够熟悉和了解人工智能的相关信息与技术。因此，出版企业在构建师徒制项目时应强调师徒双方知识的双向流动特征。具体而言，青年编辑可帮助资深编辑了解人工智能所具备的数据分析能力、突发应变能力和跨领域思维及人工智能实际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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