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梁笑梅、刘牧宇：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摘 要】文学期刊是新时期文学秩序重建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期间诸多先锋和探索性的“新启蒙”观念，都是由兼具编辑和文艺理论家身份的学者率先在期刊中提出，继而以出版传播活动形成一种文化潮流。《诗探索》作为权威性的当代诗歌理论研究刊物，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就以刊物形式参与到了以艺术审美为标准的新体系建设之中，引导文学发展朝向更加开放多元的景观。以《诗探索》创刊号为例，考察文学刊物传播运作过程中的编辑策略，或可深入认识文学期刊的传播实践在推动文学思潮和建构文学秩序中的作用。
【关键词】文学期刊；编辑策略；文学秩序；《诗探索》；文学传播
在新型媒介传播手段尚未广泛应用的时期，文学期刊能够及时传递文学动态，追踪文艺思想动向，将文艺探讨扩展到思想变革层面，从而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文学期刊的编辑出版活动在开拓新的文学话语空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引发新的社会思潮。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化思想界正处于禁锢解封和思潮涌动的特殊时期，此时文学重建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文学知识的生产，形成新的文学秩序和文学场域。诗歌相较于其他文学体裁来说，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和变革性，更迫切地需要自我表达和情绪释放的空间，《诗刊》《星星》等刊物的复刊都是此种需求的重要表征。1980年创刊的《诗探索》，是国内首个专门性诗歌理论研究刊物，最初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在“新诗潮”中曾产生重要影响，它集结了一批颇具远见卓识的编辑和学者，试图抓住新的历史机遇，对繁荣但失序的诗坛加以整饬和引导。期刊的创刊号往往集中呈现刊物的创办理念和主要特色，因此本文以《诗探索》创刊号为例，细致考察其编辑策略和出版传播策略，以此深入认识文学期刊在推动文学思潮和重构文学秩序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先声与宣言：以“探索”之名集结
探讨新时期的任何文学现象显然都无法绕开“新诗潮”和“朦胧诗”的争论，《诗探索》的创刊也不例外。1980年4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邀请了公刘、沙鸥、谢冕、刘登翰、洪子诚等百余位诗人、评论家和编辑出版从业者，围绕当代诗歌的历史经验教训、当下文学发展道路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会议争论和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北岛等青年诗人创作的“朦胧古怪诗”的认识上。与会学者自动分成两派，一方坚持诗人应具备很高的政治修养，对于“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的、“消极、彷徨，躲到自我幻想世界中去”[1]93的创作要坚决予以批评和纠正，新诗必须要从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传统里吸取养分、开辟道路;另一方则认为要予青年诗人以宽容的态度，对他们在新诗艺术上做出的探索表示肯定，不能固守“文艺从属政治”的旧观念，可以引入和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诗艺，让“诗歌园地有了可以和现实主义竞放异彩的不同的风格”[2]57。双方在会议上的讨论十分激烈，争辩也远没有止步南宁。会后谢冕整理了自己的发言，重新拟题为《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在当年5月7日的《光明日报》上，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朦胧诗论争”，南宁诗会一跃成为“朦胧诗论争”的诱因。
也正是诗会上对于文学创作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的探究，催生了《诗探索》创办的构想。据创办者之一的杨匡汉回忆，他是在会议间隙产生了办一个诗歌理论刊物的想法，次日同张炯、谢冕、雁翼、白航等人开始商议刊物名称，相继排除了“诗歌理论研究”“新诗美学”“中国诗学”等提议后，最终采纳了诗人雁翼提出的“诗探索”。这一名称为刊物的创办理念奠定了基调。会后不久，张炯、谢冕在成都得到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支持，解决了出版的问题，在当年7月的筹备会议上成立了丁力、公木、公刘、尹一之、易征、孙绍振、宋垒、沙鸥、杨匡汉、闻山、张炯、唐祈、袁可嘉、晓雪、雁翼、谢冕共同组成的编委会。编委会成员遍布北京、吉林、黑龙江、广东、甘肃、云南等地区，兼顾了“北京与外省的协调”，以保证不同地域文化观念的多元碰撞。同时丁力、闻山与谢冕、孙绍振对于文学的发展也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有“学术观点的兼容”，年纪上也注重了“老中青的搭配”[3]。因此《诗探索》在地域、代际和立场等方面都尽量避免了一家之言的存在，确保刊物在选编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一切筹备工作完成后，最为关键的任务是创刊号的设计。创刊号的首要元素就是一份对自我身份的宣告，通常涵盖办刊的缘由、编辑的想法、立足的方针，有时也会融入征稿启事的内容，以“发刊词”“编者的话”的形式刊登在醒目位置。《诗探索》的发刊词由主编谢冕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撰写，题为《我们需要探索》，取用了刊名中的“探索”二字，将其确立为办刊理念的核心。不过以“探索”作为刊物名称和理念出发点实际上要承担诸多风险，邵燕祥就曾表明，“‘探索＇两个字进入新时期以后才开始使用，这个词汇受到了思想僵化者的抵制，甚至怀疑”[4]。当时中国尚处于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文化界工作者对事物的政治敏感性远超一般民众，渴求稳定、排斥动荡的心理促使他们对任何隐含“变革性”的行为举措都有所警惕，这是当时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因此“探索”产生了比自身语词意义更加复杂的内蕴，在学术自由理念还不明晰的年代，相当于站在了“传统”和“稳定”的对立面，它所承担的政治意味是浓厚的。如果再联系谢冕等编委在南宁诗会上对具有异质性诗歌创作的支持，“探索”就极易被保有刻板思维的人视为对权威的蓄意挑战，甚至上升为严肃的政治问题，“以前都是规定好的，都是老一套，你只能照办。探索，你探索什么呢，首先就让人怀疑”[4]。
但重压之下，《诗探索》编委会依然坚持以“探索”为方针。谢冕不仅将“探索”嵌入发刊词标题，正文中也对此加以肯定，他开篇明义地指出，不存在天生即完好的道路，仅仅“遵循已往存在的轨范摆动的想法，是迂阔的”[5]，“探索”正是出于对当下现实“完好”的不满足，是前进得以生成的必然要素，“不仅是过去，不仅现在，而且更着眼于未来。我们愿意生活更加美好，我们才需要探索;我们愿意诗更加美好，我们才需要探索”[5]。通过这段气势磅礴、措辞赤诚的宣言，谢冕传达了《诗探索》立足的根本原则，将“探索”提升至与文学自身存在休戚与共的高度，表现出破而后立的决然态度。
不过在为“探索”正名之后，谢冕对刊物主张的阐述其实隐含着值得玩味的编辑策略，他将主张概括为三个短语：多样化、独创性、自由争论。在阐释“多样化”时，谢冕表明“艺术的探索不存在禁区，应当允许各种各样的、多种道路的发展”，在这一基调之上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许多观点，认为古典诗歌和民歌的传统“还可进行下去，以使此种实践更见成效”，而对于外国诗论，“我们知之甚少，对此也有更广泛地绍介之必要”[5]。《诗探索》面对文学前进道路这一问题时有意选取了一个相对中和的态度，“对于传统和外国的东西，我们都要借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利于今日中国的诗歌”[5]。同样，在诠释“自由争论”主张时，谢冕也表示《诗探索》要体现不同观点的对立和碰撞，“我们鼓励说理的批评，更鼓励说理的反批评，我们希望经常保持一种不同意见自由论战的热烈局面”[5]，言辞里秉持的也是包容、客观的态度。1980年文艺政策的调整虽然呈现宽松的态势，但具体方向仍不明晰，此种形势之下，对西方文艺的接纳和对先锋性诗歌的推崇依然冒有风险，需要谨慎处理，所以这种主张上的“中和”背后，是《诗探索》试图替文学发展取得一个“自由”和“民主”生长氛围所采取的迂回策略，毕竟将这种对文学新秩序的探索和实验以一个不偏不倚的“公正”姿态置放在“客观讨论”的语境里，显然合理得多。
这种策略也被应用在了对青年诗人和诗评家的肯定中。发刊词在表明办刊缘由时称，《诗探索》是有感于“诗歌评论园地的狭小”和“诗歌评论队伍的贫弱”而自愿担起责任，对缓解这一窘境的首要提议就是“寄希望于青年”。“《诗探索》决心从创刊开始，就重视来自青年的有生气的、敏感的和尖锐的文章。我们把发现、培养、提高新人的工作，郑重地放在自己肩上。”[5]如此一来，即便刊物登载的文章中出现一些受争议的青年诗人们的诗作诗评，或者支持他们的声音（事实也的确如此），也充其量是《诗探索》培养和提携新鲜血液时所作的尝试，而非裹挟了某种倾向在内的“立场的偏颇”。
发刊词《我们需要探索》在庄严地向诗坛和文化界宣告《诗探索》的横空出世之时，细微之处的措辞和逻辑所体现的编辑策略，内蕴了编委会替新诗和文学讨论“增加一点艺术民主氛围”[5]所作的些许努力，这在发刊词之后具体的栏目设计和文章选取中有着更多的彰显。
二、“权威话语”与“商榷形式”：栏目设计中的策略与匠心
任何同人刊物无论宣称自身居于怎样客观的态度，其实都不免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理论倾向性。《我们需要探索》对外国文艺观念的接纳、对青年诗人创作的宽容，其实都表明《诗探索》选择了一种新的文学秩序，并试图对此进行建构。但如前文所述，敏感时期的思想变革性举动必然招致质疑，于是《诗探索》颇具匠心地开设了“新诗发展问题讨论”“新探索”“新诗品”“名诗欣赏”和“诗通讯”几个栏目，囊括了热点探讨、诗人评论、新诗理论、新作鉴赏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对几个栏目收录的文章仔细研读，不难察觉编辑部为新观念争取生存空间、建设新理论道路所采取的策略。
首先就是艾青在创刊号中颇高的出场率。发刊词之后的醒目位置刊登了题为《答<诗探索>编者问》的艾青访谈，这是副主编杨匡汉向艾青提出办刊设想之后所收获的一些建议。“新探索”栏目中还发表了两篇关于艾青的诗评：高行健的《时代的号手》和王春煜的《通过诗歌的窗户……》，对艾青的诗学理念和创作艺术进行了高度的评价。用不小的篇幅在版面珍贵的创刊号上去介绍某一位诗人，当然不会是《诗探索》编委们的随意之举，这个现象显然有着更深层的考虑。
艾青在“文革”结束后的诗坛地位十分超然，作为20世纪30年代就投身创作，以泥土气息、人民立场、纯净语言和灵活形式开辟出一方天地的杰出诗人，他在国内外文学界的地位显赫，曾被获诺贝尔奖的智利诗人聂鲁达称为“中国诗坛的泰斗”。1970年代末，退隐诗坛许久的艾青以诗集《归来的歌》为宣言，掀起了自己的第二次创作高峰。这一举措也标志着20年前因各种历史原因被迫中止创作的诗人们重新“归来”，艾青则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些“归来诗人”的领军者，他在文学界的话语也由此具有了“权威”的性质。
因此，《诗探索》在创刊号中给予艾青的访谈和评论不小的篇幅，或许正是利用其“权威话语”的影响，为自身的合法性和言论说服力增添更具分量的砝码，毕竟以“权威效应”为刊物确立和巩固地位的方略早有前人。以同为诗歌刊物的《诗刊》为例，它在1957年1月的创刊号上，就于刊头位置发表了领袖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靠前的版面还刊登了冯至、艾青、萧三等重要诗人的诗作，不仅大幅度增加了销量，更重要的是以“官方认可”的方式确立了自身诗歌“国刊”的身份，所以在不久后的“反右”浪潮中，《收获》《人民文学》等国家级文学刊物饱受批判，《诗刊》却因主编臧克家“刚刚受到毛主席的召见，怎么能把他打成右派呢”[6]369的定性，安稳地渡过了危机。所以借助艾青“对《诗探索》的希望”，为刊物的发展提供一个合理合法的生长基点，不失为一个有效的策略。
不过，如果细究艾青对新诗发展的态度，不难察觉“权威话语”的借用只是此策略的一个面向。艾青在“朦胧诗论争”中一直是青年诗人对立面的形象。北岛等青年诗人们以另一种焦虑的“归来者”身份进行创作时，自然十分渴求被艾青这样人生经历相似且地位崇高的前辈诗人所认可，但艾青明显打破了这种期待，他在1980年7月《诗刊》社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上阐述了自己对“难懂的诗”的看法，认为像北岛的《生活》这类诗之所以难懂，是因为“只是写他个人的一个观念，一个感受，一种想法”，“只有他才能领会，别人感不到的”，所以要“怪诗人，不能怪别人”[7]。此言一出，立即招致了年轻朦胧诗人的不满与愤怒，他们认为这是艾青以“诗坛泰斗”的地位打压新生力量，于是对其进行了言辞激烈的反驳，期间不乏“老人”“历史‘陈迹＇”“把你的牧歌送进火葬场”之类过激的言论。在此之后，艾青与“朦胧诗人”的对立才尖锐了起来。
所有文学形态的代际都难以避免阅历、文化、政治等因素影响下的新旧碰撞，如学者李润霞所说：“这是稳重的中（老）年文化与活跃的青年文化之间的一次必然遭遇。”[8]“难懂的诗”作为对峙的焦点，表面上是艺术观念分歧，但内里是新老秩序的交锋，老一辈诗人对朦胧、模糊的新诗歌的批驳，并非是他们在揣摩诗歌内涵上存在困难，而在于诗作是否反映了他们所希望的某种政治生活。
但问题在于，这种批判并非艾青对“难懂的诗”最初的态度。他的夫人高瑛曾解释道：“谈论《生活》这首诗是出于对青年人的爱护。写诗要让人读懂，是他一贯的主张。”[9]519艾青本身就是现代诗艺的探索者，自然认可“诗的语言必须饱含思想与情感，语言里面也必须富有暗示性和启示性”[10]36，他警惕的是将朦胧、模糊、晦涩作为唯一标准的倾向。换句话说，艾青从来抵制的都不是“朦胧诗”的出现，而是将一切“朦胧诗”都视为艺术佳品，毫无理由进行吹捧的风气。此外，被青年诗人们忽略的还有《与青年诗人谈诗》中的两句话：“当然，有些别人不懂的诗，也可以是写得很好的诗……诗人感受到的，不为读者所理解，是会有的。”“对青年诗作者的希望，很大！这就是写出好诗来，各人按各人的兴趣写，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听从这样写那样写的指令，思想解放一点，不要怕这怕那。”[7]艾青对青年诗人的鼓励和认可彰明较著，他对“朦胧诗”的态度远没有青年诗人们所指责的那么抗拒。
所以，虽然艾青在“朦胧诗论争”中站在了谢冕等“崛起派”的对立面，进行了颇多的批评，但他的立场是诗艺观念、人事误会以及意识形态维稳等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不能被简单地限定在某一方阵营中。因此他在《答<诗探索>编者问》中的诸多论调，如“（创作看不懂的诗）这个倾向，我以为是应该排斥的”，也就是一种客观的讨论，甚至在“百家争鸣”“让大家吵”等观念上与谢冕等“崛起派”编委保持了一致，内里仍贴合了《诗探索》的理论倾向。
此外，创刊号的栏目设置和文章选取也贯彻多元商榷的策略。“新诗发展问题讨论”栏目首先转载了谢冕为朦胧诗公开辩护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旗帜鲜明地宣告文坛必须抛开抱残守缺的习气，接受新的挑战，开拓新的路径。栏目中与之观点相近的还有刘湛秋的《诗的漫想三题》，从时代精神、创新探索和美学三方面阐释新形态诗歌存在的合理性。而栏目中的其他文章，如丁慨然的《“新的崛起”和其他》、单占生的《新诗的道路真的越走越窄吗？》和刘汉民的《新诗要进一步民族化》则都可视为以“商榷”形式对谢冕观点进行的反驳，他们坚持批评西方现代诗歌表现形式对中国诗歌传统的背离，要求新诗和文学的创作遵循民族化和群众化的方向。该栏目在文章选取和排布上的主要意图正在于营造“自由争论”的氛围，既呈现双方的立场和观点，促成思维的碰撞，也促使论争内容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被思考。
“新诗品”栏目也体现出多元商榷的编排策略，一方面刊登了孙绍振探讨古典诗歌传统的《我国古典诗歌节奏的历史发展及其他》，文章将“五言诗”和“七言诗”作为论述核心，分析它们如何作为古典诗歌和民歌节奏的渊源和基础而存在;另一方面民歌也没有缺席，黄勇刹的《民歌三变》就从主题思想、形式形象、韵律三方面梳理了民歌的发展变化。创刊号末版还刊发了荒芜的《<白发苍苍的老好诗人>——惠特曼研究散记》一文，显露出《诗探索》超越本土局限的国际性视野。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多元化”的讨论，最终仍归结到了诗歌的新道路上，如孙绍振就在文章中指出，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历史基础一方面是“一种有利的出发点”，一方面也成为“创造新节奏形式的一种束缚”，而新诗塑造了新的形式和节奏感，它的地位早已被“六十年来新诗的历史所证明”[11]。荒芜的文章借奥康诺之口批评了官僚主义和市侩的文学家，赞扬了捍卫文学创作自由的壮举，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明显有着更丰富的意蕴。
如此看来，《诗探索》创刊之初采用的“权威话语”和“商榷形式”等编辑策略，为其争取了合理生存的空间，但它也恪守客观公正的民间立场，坚持将艺术审美、自由化、多元化作为新时期诗歌及文学的理想前进道路，尝试以自身力量对不合时宜的旧文学秩序进行重建。
三、文学期刊引导下的“秩序重建”与“历史重叙”
印刷媒介形式的文学期刊出版是现代重要的传播方式，曾长期作为国内文学生产和传播的主要渠道，承担着文学发表、传播、接受、反馈的功用，影响着文学审美时尚的形成、文学观念的普及和文学品格的生发。“报纸、杂志、印刷出版等大量媒介和图书流通的文学生产机制，构成了文学意义的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同时也生产和决定着文学的意义。”[12]5无论是《诗》《现代》《小说月报》等早期文学期刊，还是《诗刊》《星星》《人民文学》等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刊物，都对现代文学思想内涵、艺术形式和精神品格的传递有着非凡的意义，尤其涉及到灾难等重要历史事件，应时的作品还能建立起民族国家的“情感共同体”。正是在此种条件之下，《诗探索》才能够集结一批活跃于文坛、掌握了一定话语权力的诗人学者，以他们的学术观念为文化资本，借助期刊形式的有力传播，对旧有文学秩序进行重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发掘古典诗歌和民歌资源以发展新诗的观念对新诗的表现方法和艺术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1958年更以“中国新诗出路”的名义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13]124此后这一诗歌观念就长期被视为“铁律”般的诗歌秩序，在理论和实践中大加发展。不过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文学秩序作为一种传统，实际上是动态的整体，会不断容纳卓越的个人和作品到体系中，从而催生新的秩序。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当文艺政策和文学环境呈现出宽松迹象，文学就逐步脱离公共话语限制，趋向自由独立，许多具备先锋意识的作家和学者也开始争取在文学场域内的主导权。这种主导权的攫取是文学场自主性原则得以实现的前提，以实现从“边缘身份”向“中心话语”转变。
新的文学刊物的出现，一定是承载了时代政治和文化的某种需求，表明某一领域的情感表达和理论整理亟需一个呈现的平台。1980年代文学刊物创办和复刊数量的激增，根源正是开放政策为社会所注入的活力，以及“新启蒙”思想所要求的秩序更变。从“南宁诗会”上的针锋相对，到《诗探索》的“应时而生”，都是这些期望建立多元文学景观、重塑新时期文学秩序的学者和编辑所做的共同努力。虽然《诗探索》这种诗歌理论研究性的刊物，主要面向领域内有一定理论基础和修养的文艺爱好者和工作者，在受众数量上无法比肩纯文学刊物，但价值并未因此削减，毕竟文学秩序的建构包括文学史书写、文学评奖、文学选本和文学批评众多因素在内，而文学批评的地位最为关键，在那个年代它几乎是对文学秩序进行表述的唯一方式。
《诗探索》创刊号以权威诗人话语、青年诗人声音和诗学随笔杂谈明确了一种态度：新时期诗歌及文学应朝向以审美价值为标准、艺术自律为原则、自由多元为氛围的道路发展。这种理论倾向除了隐藏在“权威话语”和“商榷形式”背后，实际上在很多选文中也有直接彰显。《诗探索》编委会借《诗刊》第一届青春诗会的契机，邀请了张雪梦、徐敬亚、顾城、江河等青年诗人，聆听他们对诗歌的见解，并汇总为《请听听我们的声音——青年诗人笔谈》一文发表，他们的看法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都认为“传统”不足以成为压抑新诗歌类型出现的理由，表达具有现代特征的“自我”理应是文学的巨大进步;他们坚信新诗会做出“大踏步、大幅度的更新”[14]。这些年轻的声音代表了文学突破束缚之后的某种道路可能，而《诗探索》所做的整理和刊发工作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支持，使他们原本处于弱势的声音取得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同样的倾向也出现在“新探索”栏目，它选入了郭小川、雁翼、闻山、杨牧等诗人撰写的诗学随笔，表面上是各自谈论不同的诗学见解，但内里仍是围绕文学形式的自由化和表达的抒情化、个人化阐述看法，力求在文学道路上做出创新。如郭小川的《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借助对组诗《深山创业》的评点，表明“抒情”之于诗歌的重要作用。而韩瀚的《让诗在辽阔的诗国自由驰骋》则强调“一首诗的好坏不在于用了什么形式”[15]，提出“诗无定格”的观点。栏目所选取和评点的三首诗歌《铸》《无名河》《河汉灿烂》，也都在意象创造、结构铺设或形式创新等方面有所探索，不同于以往诗作因拘泥形式而造成的刻板和单一。
此外，新文学秩序的建立也包括对争议诗人的重新评价。在《诗探索》创刊号中主要体现在凡尼的《徐志摩简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史书写和评价中，崇尚自由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徐志摩一直处于被批判和否定的位置，被定义为“反动文人”。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认可了徐志摩对新诗体制的创新与实验，但仍要给他扣上“右翼资产阶级”的帽子。其他文学史论著，如《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更是不乏“古典主义的残余”[16]121、“以貌似完整的格律形式来粉饰和遮盖诗的空虚的内容”[17]321、“艺术至上主义”[18]15之类全盘否定性的论调。虽然民国时期针对徐志摩的文风就曾产生过争议，但立足于阶级立场发出如此统一的批判声音尚属首次。直到1979年《徐志摩诗选》重新出版，卞之琳才在书序中为徐志摩做了辩护：“他的诗，不论写爱情也罢，写景也罢，写人间疾苦也罢，我感到在五光十色里，不妨简单的来说，其中表现的思想感情，就是三条主线：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19]
凡尼正是延续了卞之琳未尽的话，希望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他的作品形象的效果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他批评了徐诗思想内容上的“怀疑颓废”和举棋不定的政治立场，但指出仅依此就评价他为“反动文人”太片面，必须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去理解他的复杂性。他结合实例分析了徐诗结构的严谨整饬、形式的千变万化、象征手法的灵活，对徐志摩的诗歌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诗探索》对此篇文章的选取，实际也内蕴着文艺界的一种新倾向，即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对一些作家的文学史形象进行重绘，要求回到文学现场去审视文学人物和文学现象，以恢复主流文学史所遮蔽的文学面貌。这几乎完全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进行的“重新文学史”运动的核心，成为“先声”性的观念。
所以，《诗探索》远不止是对诗歌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刊载和传播的理论刊物，它在氛围尚未完全自由的时期，以“边缘立场”与主流话语进行了对话，在文学场域百废待兴、缺乏正确道路引导的困境中，在“朦胧诗论争”“重写文学史”等新时期具有变革意味的文学事件开始之前，就着手探索和重构文学秩序，极力引导文学回归重视审美和艺术的道路。它在作为文学秩序重建过程的“传播脚注”之外，也彰显出自觉参与重建的能力，推进了新文学观念从边缘向中央位移的进程。
四、结语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编辑出版从业者群体，与“新启蒙”思潮影响下的作家和学者群体有着诸多交叉。在主流意识形态肯定知识价值、恢复知识分子身份的趋势显现后，编辑出版业成为一批文化精英的汇聚地，他们占据着相对独立的主体性地位，借助文艺报刊、文学书籍等传播方式来表明立场，实践理论主张，从而深度参与到文学思想更迭和社会变革之中;文化编辑出版不再是“被动接活”的行业，而掌握了制造和引领文化潮流的能力。在文化精英主导之下，文学期刊积极有效的编辑传播促使新的文学秩序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建构起来，文学的先锋性和创造性必须在开放多元语境中才能被完全释放的说法，也得到了历史的确证。
不过，新时期以来逐步建构起来的文学秩序，是否会在将来被更先锋的观念挑战和重建，尚未可知。正如一些学者所言，“话语只是一种行为，如果哪一天觉得它不再赏心悦目，就不妨对其进行改写和重写”[20]。文学在“形式”上的发掘和变革，都可以被视为对更合适“秩序”的寻找，当代文学的秩序与道路已经历过多次美学观念的革新，它的下一次更迭定然会朝向更广阔的方向，不会再次走向单一和封闭。而新媒体时代之后的文学编辑出版业，借助网络、自媒体等新型传播媒介，对于未来可能产生的新文学思潮和文学秩序的推动作用，也将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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