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浙江出版人”指的是祖籍或出生地为浙江，在中国境内从事或参与现代出版业的浙江籍人士。浙江出版人群体最早创办的出版机构奠定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基础，进而构建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核心格局。他们是中国现代出版业中最重要的职业人群体与核心力量，打造出学术文化繁荣昌盛的场景，引领了现代出版文化的发展方向，使中国现代出版业呈现出既重视社会功用又讲求文化贡献的面貌。这一群体还创建了若干特色鲜明的艺术类出版机构，为中国出版业打上了浙江文化与历史传统的烙印，展现了浙江出版人群体的独特风采。
【关键词】浙江；出版人群体；现代出版业；格局建构；文化贡献
中国的印刷（刻书）出版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进入近代历史时期之后，在中国出版业中占据统治与主导地位的是基督教会创办的出版机构和清政府官方主持的官营书局。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营出版业悄然兴起。189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成立，以此为重要标志，“民族资本主义出版企业逐渐取代官营书局和教会印书局而勃然问世了”。[1]中国出版业进入现代时期之后，民间私营出版业蓬勃发展，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主体力量，至20世纪30年代发展到最高峰，40年代末期之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而终结。
本文选取的历史时段为中国现代出版业发端的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30年代鼎盛时期，这是中国出版业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是中国出版业转型演变与高速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现代出版业既有别于中国古代时期的民间刻书出版业，也有别于以教会出版业和官营书局为主导的近代出版业，它建立在思想文化的变局､印刷技术的更新､经营主体的改易基础之上。
以民营出版机构为基本构架的中国现代出版业是由全体中国出版人共同搭建的，而在其中占据显赫地位的，是浙江出版人群体。本文所述的“浙江出版人”指的是祖籍或出生地为浙江，在中国境内从事或参与现代出版业的浙江籍人士。出版人群体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现有的研究主要按业缘（出版机构）､学缘（师生学友）和地缘（地理籍贯）将出版人群体划分为不同的研究方向。[2]23本文从地缘研究视角，对浙江出版人群体进行基本描绘和格局定位，进而探究这一群体为中国现代出版业做出的文化贡献。
一､现代出版业时期浙江出版人群体的基本描绘
“中国近代以降的出版界中，浙江人独领风骚。”[3]114在中国出版史既往的研究中，已经有研究者对现代出版业时期的浙江出版人群体给予关注和研究，但迄今为止，对这一群体的基本概念和范围描绘仍然不够清晰。现有研究成果中对这一群体常用的称谓语大致有：“出版家”[4]38“出版名人”[5]“著名出版人”[2]90等。由于现代出版业时期中国出版机构的内部机制和行业分工并不是细化和固定化的，经常出现某人身兼多职，既从事编辑工作又担任出版机构管理工作以及图书发行工作等，所以有的研究者使用了“编辑出版家”[6]96这一称谓。
由于使用了“家”“名人”“著名”等词语作为限定语，现有研究成果客观上收窄了这一群体的研究范围。例如夏慧夷所著《近代浙江出版家群体研究》一书，书中所开列的群体成员名单只有区区10人；[4]32宋应离等编撰的《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全书共10卷，汇辑了较为详尽的研究资料和成果，但因为受到“著名编辑出版家”这样的限定，全书仅收录了54人（其中浙江籍为21人）。因此，现有研究成果尚难以对浙江出版人这一群体进行清晰定位与勾勒。
笔者对这一群体采用了“出版人”这一定义，意图在于能够使纳入这一群体的成员既有针对性又体现包容度：出版人有别于出版家，“××家”的概念在汉语语境中给人感觉有些高大上；出版人也有别于出版从业者，“从业者”的概念又过于宽泛，可以把上自董事长下至临时工都囊括其中。
笔者对现代出版业时期“浙江出版人群体”的收纳范围和概念界定是：
第一，出版机构的创立者与主要参与者。这部分人群的指向十分清晰，不再赘述。
第二，出版机构的经营管理者。这部分人群可以是出版机构的创立者或参与者，也可以是被聘请或雇佣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在出版机构中的重要岗位任职，是出版机构运营活动的指挥者和负责人。
第三，非出版业业内人士，但对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有重要贡献者。这部分人群的身份和地位较为多元复杂，他们曾有在业内工作的经历，或以创办刊物､担任编辑等各种方式参与出版活动，用自己的理念与行动推动了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因而也被纳入出版史的研究范畴，但在他们人生的主要社会经历中，并非以出版业为主业。这部分人群中被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浙江籍人士有蔡元培､鲁迅､陈望道､徐志摩等人。
从地域的视角来看，中国现代出版业的中心毫无疑问是上海，开设在浙江省境内的出版机构数量不多，地位也不重要，与上海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浙江却为中国现代出版业贡献了人数最多的出版人：他们活跃于全中国境内，他们的出版活动构建和塑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基本面貌，他们管理和运营着现代出版业时期的出版活动，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出版人中最耀眼的群体。现代出版业时间跨度几十年，出版机构有兴有衰，机构成员有进有出，浙江出版人群体的人数显然无法精确地用数字进行量化，但我们从相关的文献和研究成果中，大致可以勾勒出浙江出版人在中国现代出版业格局中所占的比重。
宋应离等编撰的《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10卷本，共收录编辑出版名家54人，其中浙江籍为21人，占比39%。[6]38吴永贵所著《民国出版史》第六章“大书局重要出版人列传”，共收录民国时期重要出版人士54人，其中浙江籍为28人，占比52%。[7]101
朱联保编撰的《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一书中这样记述：“旧上海的书店､出版社的创办人和负责经营管理人的籍贯，就我所知，不完全的统计，在177人中，计浙江79人……。”[8]13朱文中的这一数据没有很明确的年代指向，但从其文章前后文的表述来看，他指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版业。按照这一数据，浙江出版人的占比达到45%。
姚一鸣所著《中国旧书局》一书，对从晚清到1949年间上海50家重要的出版机构（书局）进行了详细介绍，这50家出版机构是作者从几百家出版机构中精选而出的，选择的标准是“在文化人和爱书人笔下留着深刻印象的”，[9]1其中浙江出版人创办的共19家，占比为38%。
统计资料中相对而言最为清晰详尽的，是汪耀华编撰的《上海书业名录》。汪书中“1935年上海市书店调查”一表，共收录了现代出版业鼎盛时期上海261家出版机构的资料信息。根据该表中对当时上海书业261位经理籍贯的统计，浙江籍为84人，占总数的32%。[10]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该表列出的仅是书店经理的籍贯，由于某些书店（出版机构）创建者的籍贯是浙江人而聘用的经理却并非浙江人（例如表中的商务印书馆､神州国光社等），创建者的籍贯未能统计入表，所以浙江出版人的实际比例较表中统计的百分比还要更高一些。
以上数据大致可以勾勒出浙江出版人在中国现代出版业勃发时期的群体规模，至少是三分天下有其一，甚至更多。
二､浙江出版人是中国现代出版业格局的核心力量
浙江出版人群体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业中最重要的职业人群体与核心力量，并非仅仅表现在人数占比最高，更为重要也更为直观的，是浙江出版人群体最早创办的出版机构奠定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基础，并进而开枝散叶，构建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核心格局。
根据文献记载和研究者记述：“上海出版业中较大的出版机构创办人或负责人几乎全是浙江人……浙人在上海经营出版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1]上海作为现代出版业时期全国的出版中心，民营出版机构的数量相当可观，汪耀华《上海书业名录》一书中搜集和记载了不同年份的相关数据；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一书中则综合了各个年份的统计数字总计为596家，而且这个数字并不包括那些不入流的小书局和“皮包书店”。[8]7
数量众多的中小出版机构洋洋洒洒､风格迥异，但其中的多数或者如过眼云烟､倏起倏灭；或者是袖珍工坊､店微言轻。这一时期真正在中国出版业格局中占据核心地位，担当领军角色的，是以浙江出版人为主创办的几家出版机构。这些担当领军角色的出版机构究竟是哪几家，又是如何排名的？由于取舍标准不同，在各种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中，存在着四大､五大､六大或七大出版机构等不同说法。例如，《民国出版史》持七大出版机构之说，其标准是20世纪30年代“根据当时各自在全国教科书的市场份额来排名”。[7]109笔者在本文中则采用了当时的业内人士朱联保先生和书业资深研究者汪耀华先生所持的五大出版机构之说，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这五家，简称为‘商､中､世､大､开’。”[8]7他们的取舍标准结合了各出版机构教科书的出版份额､机构规模以及业内影响等多项因素。这五大出版机构的创立者几乎全是浙江出版人，以下分别述之。
商务印书馆创立于1897年。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公认的创始元老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4人，其中鲍氏两兄弟是鄞县人（今宁波市鄞州区。凡属浙江行政区划的地名均不标注省名，下同），商务创办初期实际上是由姻亲､同乡､同学等关系组成以家族为单位的合股印刷作坊，当时共有8户集资入股，而8户中就有6户“为鲍家子婿和姻亲”。[12]9-101901年，海盐人张元济加入商务，并相继出任经理､董事长等职：“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刷所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业机构。”[13]
中华书局创立于1912年。5位创办人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担任法人代表和局长（后改为总经理）的桐乡人陆费逵；杭州人戴克敦担任编辑长；还有一位重要的投资人沈继方，他的籍贯现有文摘中记载不详，但有研究者经考证认为他可能是绍兴人。①中华书局（以下简称中华）的中层也大量聘用浙江人，“早期的总事务处､编辑所､发行所的负责人及外埠分局经理多数亦是浙江人”。[8]195
大东书局创立于1916年。创办人是4位浙江人，分别是崇德（今属嘉兴桐乡市）人吕子泉，绍兴人王幼堂､沈骏声，吴兴（今属湖州市）人王均卿。
世界书局创立于1917年。创立人是绍兴人沈知方。
开明书店创立于1926年。创立人是绍兴人章锡琛､章锡珊两兄弟；参股人还有镇海人刘叔琴，绍兴人杜海生､吴仲盐，上虞人胡仲持，桐乡人丰子恺。
商务印书馆是五大出版机构中最早创立的，而其他四大出版机构的创办人几乎都有着在商务执业任职的经历，他们在商务担任的主要职务有：陆费逵曾任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及师范讲义部主任；戴克敦曾任国文部编辑；沈继方曾是股东之一；吕子泉与沈知方曾任发行所所长；章锡琛曾任《东方杂志》编辑､《妇女杂志》主编､国文部编辑；章锡珊曾任沈阳分馆会计。因此，也可以说是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孵化，最终繁衍出以五大出版机构为核心的中国现代出版业基本格局。
这些大型民营出版机构犹如中国现代出版业的领航舰队，破浪前行。其中，又以商务和中华为核心中的核心，舰队中的旗舰。之所以如此认定，一是这两家的综合性无人能及，有研究者认为：“民国时期有8000多家出版单位，但真正能称得上综合性出版社的，只有商务､中华两家。”[14]二是历经时代变迁依然傲然挺立､长盛不衰的，也是商务与中华这两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商务和中华无与伦比的出版能力和学术品质。中国现代出版业的鼎盛时期是1927年到1936年即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所谓的黄金10年，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10年里商务和中华这两家机构的出版物种数占到全国出版物种数的59%，完全是俾睨天下的气概，从而也充分体现出浙江出版人群体的显赫地位。
表1 商务与中华出版物种数占比表（1927—1936）②
| 年份 | 全国出版物种数 | 商务､中华出版物种数 | 占比% |
| 1927 | 2035 | 1001 | 49% |
| 1928 | 2414 | 1210 | 50% |
| 1929 | 3157 | 1581 | 50% |
| 1930 | 2806 | 1484 | 53% |
| 1931 | 2432 | 1227 | 50% |
| 1932 | 1517 | 669 | 44% |
| 1933 | 3481 | 1692 | 48% |
| 1934 | 6197 | 3275 | 53% |
| 1935 | 9223 | 5361 | 58% |
| 1936 | 9438 | 6486 | 69% |
| 总计 | 42700 | 24986 | 59% |
三､浙江出版人群体是现代出版业时期出版文化的引领者
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出版业为中国社会发展所做出文化贡献的评语是：“对于传播西学新知､整理和保存古代文化典籍，对于推动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15]可以说这是学术界的共识。笔者认为，这些文化贡献既是现代出版业时期中国全体出版人努力和奋斗的结果，同时也与浙江出版人群体在其中发挥的引领作用密不可分——正是浙江出版人群体所创办的出版机构，奠基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文化定位，塑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文化品格。
（一）这种文化定位和文化品格由出版机构领军人物的文化涵养所决定
领军人物中首屈一指的自然是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进士出身的张元济，不仅有着深厚的国学素养，同时还具有前卫的维新意识。他学习英语，广泛涉猎西学，被誉为学贯中西的学者，从近代翰林到现代出版家，“张元济的出版理念和文化注入把‘商务’带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产业的新境界……成为一个文化沟通的枢纽和集散地”。[3]116
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虽然没有张元济这样显赫的进士出身，但却是自学成才，尤其对新式教育颇有研究和心得，后世称其是“著名教育家和出版家……对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促进文化和教育近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16]
领军者的引领作用十分关键：“以张元济､陆费逵为代表的现代出版家都是思想文化的先觉者和引领者，文化自觉的程度决定了一家出版企业的高度。”[17]出版业是商业，然而它的产品是特殊商品，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这亦成为现代出版业时期中国出版人的共识：“我书握灌输学术､促进文化之枢纽，责职之重要，固非他业可比，理应领导各业。”[18]以张元济､陆费逵为代表的浙江出版人群体，在平衡商业性和文化性方面，做得极为出色，从而赋予中国现代出版业相当高的文化起点，其文化建构的重点内容就是主打教科书。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历史机缘，20世纪初，清政府在世界变革的大潮中，迫于压力，决定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1904年1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是为“中国废除科举制度后第一个正式颁布施行的正式学制”，[19]由此“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现代学制建立和改革的序幕”。[20]陈腐的官办书局显然无法承担编撰新式教科书的使命，张元济领导下的商务印书馆抓住了这一机遇，陆续编撰出版了初小､高小､中学等各科的系列教科书，总称为《新式教科书》。“商务印书馆走向出版业，是以出版教科书为起点，而中国现代中小学教科书之定型，也是在商务印书馆手中完成……民国以前，商务印书馆是国内唯一一家有计划推出成套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机构。”[12]38-39
享有著名教育家之誉的陆费逵更是具有不凡的见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陆费逵敏锐地把握住时局的发展。当时商务的张元济尚在观望时局走向，按兵不动，陆费逵则“预料革命必定成功，教科书应有大的变革”，组织人手开始筹划编辑合乎共和体制的教科书。1912年1月，中华书局成立，发表《中华书局宣言书》：“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2月，开始出版教科书，至1913年出齐，共计29种175册，这是中国“建立共和后的第一套教科书”。[21]
民国初年，教科书市场几乎为商务和中华所垄断，这也得益于一个助力：“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教育界中，居领导职务的大多是浙江人，这使得浙籍人在上海从事出版业，特别是在教科书的编辑出版中处于优势地位。”[11]1917年沈知方的世界书局创立之后，马上加入到教科书的市场竞争之中，“原来受商务､中华两家控制的教科书市场被突破，化为商务､中华､世界鼎足而立的局面”。[22]
出版者尤其是当家人的主体素质凸显出重要的角色意义：“中国现代出版业的美妙图景就是由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这一群卓越的出版人在竞争中绽放的。”[23]
（二）这种文化定位和文化品格由出版机构的出版物所标识
现代出版业时期的出版重点是人文社科类书籍，据研究者对民国时期所出版图书种数的统计，人文社科类图书居然占到了出版物种数的89%，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比例。[24]如果将近代出版业时期教会出版机构出版物与现代出版业时期民营出版机构出版物相比较的话，可以发现，前者的出版重点偏重于西学译介与自然科学类图书，后者的出版重心则在教科书和传统文化典籍，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教科书的出版放眼于民智的教化与国民性的建设，为现代教育在中国扎根和普及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传统文化典籍的出版则立足于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的存续与延展，为文化传承立下了不世之功。这其中浙江出版人群体的奉献可谓有口皆碑。
教科书的出版情况前文已述，传统文化典籍的出版则是几大书局的另一重心。张元济对祖国文献典籍的珍视与热爱一向为业内称道，他以拳拳之心投入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和弘扬中，他领导下的商务印书馆不惜花费重金，在传统文化典籍出版方面倾力而为：“1919—1937年动用国内外50余家公私藏书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3种丛书共610种近2万卷……开创了古籍丛书翻刻､影印的新阶段。”[25]陆费逵统领下的中华书局也毫不示弱，不遗余力：《四部备要》收录各类古籍351种，11305卷；重金影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出版后分订成册达800册之巨；集百余人之力花费20年编撰《辞海》……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物质量精良，虽然在数量上不及商务，却获得了“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专业出版社”之赞誉。[9]6章锡琛的开明书店尽管出道较晚，但在出版传统文化典籍方面也奋起直追，开明书店的三大扛鼎之作《辞通》《二十五史》和《六十种曲》，以及持续十余年出版不辍的《开明活页文选》，都被认为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品。
几大出版机构的出版物由于学科领域相通和出版选题相似，还引发了激烈的商战，例如多年以来研究者们所关注的商务与中华之间的厮杀，以及开明书店与世界书局之间闹上法庭的版权官司等。这些经典商战案例反映出现代出版业时期商业竞争之激烈，这些竞争的产生自然有行业属性的因素——商人逐利是职业天性，同时商战中使用的某些商业计谋也不是很上台面而惹人诟病。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几大出版机构之间竞争的文化含量很足，商战的战场弥漫着书香之气。以商务与中华的竞争为例，为了争夺市场，两家各自网罗学术精英组建高水平编辑队伍，其出版物并不是简单低水平的山寨与克隆，商战的结果是为后世留下了高水平的学术精品典籍和宝贵的文化财富。由于竞争总体是良性的，内容基本是学术的，属于“同一个方向上的健康竞争……这种较劲的结果往往更多的是彼此的双赢”，[26]186“竞争终演成中国出版业抗战前的辉煌时代”。[27]
（三）这种文化定位和文化品格由出版人群体的构成成分所彰显
浙江出版人群体的重要特点是大量地吸纳文人学者加入编辑出版队伍，尽管这一点也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普遍现象，但这一现象在浙江出版人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古至今，浙江的文化名人､学术名流犹如满天繁星。几大出版机构的浙江籍领军人物都是有心之人，他们非常善于以地缘和乡谊为纽带，最大限度地将浙江的文化名流吸纳进浙江出版人群体，在他们的努力下，“几乎一时之选的浙江文化精英都在上海从事过出版活动”。[3]114浙江大批的文化名流､学术精英或者进入五大书局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或者在五大书局之外从事书刊出版事业，这其中不乏泰斗级的人物，在各类出版史著述中经常被作为研究对象的有：蔡元培､鲁迅､茅盾､叶圣陶､胡愈之､夏硏尊､竺可桢､何炳松､周建人､陶行知､陈望道､郁达夫､徐志摩､郑振铎､张静庐､丰子恺､梁实秋､冯雪峰､戴望舒……，足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几大机构对文化精英人士的吸纳并不为地缘所局限，而是广纳天下贤士。张元济本人是翰林出身，深谙知识分子的心理与志向；陆费逵对于人才的网罗与培养同样毫不逊色。这些出版业领军人物努力将出版机构建设成与文化人士合为一体的殿堂，让“许多文化人的理想､抱负在书局中得到实现，文化的传播､普及､积累也由此达成了”。[3]116
有了这些文人学者甚至是学术界泰斗级人物的参与，出版机构内形成了“有见识的文化出版者与有思想的文化人之间密切而有意义的互动”，[26]184从而使中国现代出版业呈现出既重视社会功用又讲求文化贡献的面貌。名流荟萃，不仅为现代出版业注入了文化的清泉，他们的学术底蕴与深厚功力更确保了出版物的质量，尤其是那些大型专业辞典的编撰､古典文献丛书的校辑，“不论数量上，还是其学术价值､版本价值､装帧艺术价值､收藏价值，都达到了民国时期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28]
浙江出版人群体的巨大学术贡献打造出学术文化繁荣昌盛的场景，凸显了现代出版业的文化价值：“出版既纳入中国思想文化的变局之中，又影响国民生活的知识获取文化休闲和思想改变等方方面面，而成为近代文化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7]24
四､浙江出版人群体对中国现代艺术出版事业的贡献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传统古典艺术的重镇，省内以“书画之乡”“书法之乡”“篆刻之乡”“木雕之乡”“石雕之乡”……冠名的城镇乡村比比皆是，各类艺术巨匠､名家大师层出不穷。正是源于这种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现代出版业时期浙江出版人群体创建了若干特色鲜明的艺术类出版机构，为现代出版业以及其后的中国出版业打上了浙江文化与历史传统烙印，展现了浙江出版人群体的独特风采。这些艺术类出版机构主要有以下三家：
其一，神州国光社。1908年，黄宾虹在上海创办了神州国光社。黄宾虹出生于金华，早年成名，被誉为近现代杰出国画大师，他还曾经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主任。神州国光社作为一家诞生于现代出版业早期的艺术类专业出版机构，主要出版和影印金石书画等画册以及由黄宾虹主编的古今名画系列画册——《神州国光集》。出版物中影响最大的是黄宾虹与他人合编的《美术丛书》，从1911年到1936年，历时25年，这套丛书“计收书二百八十一种。所收各书，以论书画者为主，而论画者尤多。此外，凡关于雕刻摹印､笔墨纸砚､磁铜玉石､词曲传奇､工艺刺绣､印刷装潢及一切珍玩的论著，亦广为搜辑”，[9]164堪称集美术论著之大成。
其二，万叶书屋。1938年，钱君稥与他人在上海创办了万叶书屋，并由他担任经理兼总编辑。出生于桐乡的钱君稥被誉为是中国现当代“绘画､书法､篆刻､音乐､文学和书籍装帧等方面较为全面的艺术家”。[29]万叶书屋初创时原本以出版儿童读物､美术读物和文学读物为主，由于钱君稥本人具备中国出版人当中少有的音乐素养，他有效地利用了这一因素。根据钱君稥的自述，他在万叶书屋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将书屋的图书出版“转到音乐上来，专门致力于这方面的出版。这样，万叶书屋便成为我国独一无二的音乐专业出版社”。[30]万叶书屋历经沧桑，最终成为今天中国音乐出版社的前身。
其三，西泠印社。神州国光社与万叶书屋已是过眼云烟。历百年而不衰､最富含浙江地方文化艺术特色的中国传统艺术类出版机构，是位于杭州的西泠印社。1904年，丁辅之（杭州人）､王福庵（杭州人）､吴隐（绍兴人）与叶为铭（杭州人）在杭州的孤山创立了西泠印社，丁､王､吴､叶4人并称“创社四英”或曰“创社四君子”。按今人看法，他们皆属文人学者之流：丁辅之家学渊博，多才多艺；王福庵以篆隶名世，为近世印坛大家；吴隐研习书画篆刻与文字学，工书法；叶为铭擅金石书画，精金石考据之学。1913年，西泠印社公推中国画坛一代宗师吴昌硕（安吉人）为首任社长，由其擎旗掌舵。西泠印社广结艺友，声誉日隆，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名社”。③
由于西泠印社社员的文人身份和活动的主要内容，人们习惯上将西泠印社视为文化艺术社团，对于其在中国出版史中的作用和地位，相关研究涉及不多。实际上，西泠印社从创社伊始，就开始了出版活动，这一活动从未间断，并就此构建了西泠印社在现代出版业乃至中国出版业中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
西泠印社早期出版物中最为出色的就是各类印谱与印学书籍。从“创社四英”起始大量编印各种古铜印谱､名家印谱以及个人的私印谱，丁辅之编成的印谱有数十种，王福庵约10种，而为西泠印社出版业立下汗马功劳的首推吴隐。他在上海开设了以“西泠印社”为招牌的经营实体，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印学专业出版社，出版的印谱和印学书籍相当丰富，“迄今为止我们在清末特别是民国初年所能找到的印谱资料……主要的应该就是这批数以千计的､当时署名‘西泠印社’或‘潜泉印丛’并且印制甚精的印谱……除了印谱之外，印学著作的翻刻印刷，也是普及印学的一个大宗……吴隐的《遁庵印学丛书》广收历代印学典籍达17卷25册”。[31]在吴隐和西泠印社的辛勤努力下，“印学古籍几乎收罗殆尽”。[32]在此基础上，西泠印社还进一步拓宽了出版物内容，将历史典籍和学术论著也纳入其出版范围。通过这些出版活动，西泠印社在现代出版业中形成了自身鲜明的出版特色，主要表现为：1.印社坚持专业特色与学术追求，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2.印社的出版重点是印谱､碑帖､画集和书画篆刻学术著述；3.印社出版经营跨越杭州､上海两地，继而发展到全国和日本。[33]
此外，西泠印社对中国出版业的印刷事业还有一项独特的贡献，就是丁辅之与丁三在两兄弟开发的聚珍仿宋体及其广泛应用。聚珍仿宋体开发成功后，因为资金短缺，丁辅之向中华书局寻求帮助与合作，中华书局专门成立了聚珍仿宋部，用聚珍仿宋体印行该社的重磅出版物《四部备要》《二十四史》与《古今图书集成》，就连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报《申报》也采用了聚珍仿宋体。[34]这就促成了“聚珍仿宋体问世后，一时间风靡海内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印刷界开发仿宋体的进程”。[35]
结语
中国现代出版业所取得的文化成就铸就了中国出版史和文化史的一段辉煌，这当然是全体中国出版人努力的结果，本文则重点从地缘视角关注了其中的浙江出版人群体：他们是中国现代出版业创立与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在绽放出现代出版业纷繁和绚丽的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文化积淀的丰满与厚重。
研究者对张元济麾下的商务印书馆有这样的评价：“作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对文化的影响和贡献，对出版业的示范和推动，都彰彰在人耳目，为后人反复咏叹。”[36]笔者认为此语也完全可视为对浙江出版人群体的赞语。
注释：
①钱炳寰在《谈谈中华书局的创办人》一文中，考证推测沈继方可能是大东书局创办者沈知方（绍兴人）的兄弟。见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②参见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现代乙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③以上人物简介参见杜正贤主编：《鸿雪铿鸣——杭州博物馆藏西泠印社名家作品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版；陈振濂主编：《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2003年版。
参考文献：
[1]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187.
[2]陈丽菲.上海近现代出版文化变迁个案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
[3]散木.浙江历代文化名人合影[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
[4]夏慧夷.近代浙江出版家群体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5]隗静秋.浙江出版史话[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261.
[6]宋应离.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7]吴永贵.民国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8]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
[9]姚一鸣.中国旧书局[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
[10]汪耀华.上海书业名录(1906-2010)[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6.
[11]陈昌文.上海近代出版业对都市人口的吸纳与整合[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120-124.
[12]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13]李艳.张元济的编辑思想[J].出版科学,2002(1):61-64.
[14]汪家熔.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321-322.
[15]龚书铎.中国文化发展史:晚清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135.
[16]吕达.陆费逵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5.
[17]肖东发,于文.百年出版文化与中华书局核心价值观[M]//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3.
[18]叶九如.书业公所创立经过略记[M]//汪耀华.中国近现代出版法规章则大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354.
[19]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教育》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114.
[20]赵厚勰,陈竞蓉.中国教育史教程[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136.
[21]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私营时期(1912-1954)[M].北京:中华书局,2002:1-2.
[22]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第二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436.
[23]洪九来.20世纪20年代前后商务与中华的出版竞争评议:以中华书局“民六危机”为中心的考察[M]//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0.
[24]邱崇丙.民国时期图书出版调查[M]//叶再生.出版史研究:第2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171.
[25]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新闻出版》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467.
[26]邹振环.“新文化丛书”:新知传播与新学引领[M]//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7]郭汾阳,丁东.书局旧踪[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34.
[28]张人凤.试论张元济的中西文化观[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4):39-43.
[29]吴颐人,杨苍舒.古今印人60家故事[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182.
[30]钱君稥.略谈万叶书屋[M]//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第6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122.
[31]陈振濂.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M].杭州:西泠印社,2003:8.
[32]叶莹,郭超英.吴隐综述[M]//西泠印社.西泠印社创始人吴隐研究.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9:8.
[33]勤泽.试论西泠印社早期的出版活动及其历史意义[M]//西泠印社.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69.
[34]陆费逵.六十年来之中国出版业与印刷业[M]//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补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278.
[35]孙明远.易木为铅:聚珍仿宋体的开发及其周边[M]//方晓凤.设计研究新范式:《装饰》优秀投稿论文(2013-201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69-70.
[36]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