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杨军：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曹小娟：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
【摘 要】现代出版观念是出版主体对现代出版活动总的看法和理解，是出版活动得以展开的逻辑起点及关键所在。出版观念的形成涉及主体因素和社会因素。我国现代出版观念萌生于鸦片战争前后依次占主流的教会出版、政府出版和民营出版活动。其间，现代印刷技术及设备的传入、城市化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国家文化政策和启蒙与革命思潮的推动、现代出版职业群体的出现、西方出版观念的引入等，都是现代出版观念产生的主要社会因素。现代出版观念的形成是出版活动与近代社会发展互动的结果，与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呈现同步态势。
【关键词】近代出版史；出版活动；现代出版；出版观念
人类的出版活动尤其是制度化的出版活动，都是在一定思想观念指导下进行的。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工具和手段，出版活动蕴含着出版主体——从事出版实践的出版职业个体（即常说的出版人）和作为出版物受众的普通社会大众有关出版实践的思想观念。现代出版是与传统出版相区别的出版形态。我国现代出版观念萌发并形成于鸦片战争前后依次占主流的教会出版、政府出版和民营出版活动。传统出版观念的逐渐消亡与现代出版观念的逐渐形成，是出版活动与近代社会发展互动的结果，与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同步。
现今有关我国（近）现代出版的研究虽多言及出版观念及其转变，但对现代出版观念如何形成及何以形成、传统出版观念向现代出版观念转变的历史过程等问题则鲜有论及。实际上，某一社会新观念的产生及其转变往往隐而不彰且并非轻而易举，而是有着循序渐进的过程的。我国现代出版观念的形成因其所处的变革时代及新旧出版观念交错缠绕而显得面向丰富。因此，探究现代出版观念形成的社会因素，真实地呈现出版活动与我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密切联动关系颇为必要，尤需研究者留意。
一、出版观念：主体对出版活动的自觉体认与表达
1.观念、出版观念
观念是人们对于对象的认识与评价，一般有广狭之分。广义的观念是“用以表示一切形式的思想、认识、看法，泛指客观现实在人脑中的主观反映这些第二性的东西”。狭义的观念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总的看法和理解”。[1]“观念可以用关键词或含关键词的句子来表达。人们通过它们来表达某种意义，进行思考、会话和写作文本，并与他人沟通，使其社会化，形成公认的普遍意义，并建立复杂的言说和思想体系。”[2]本文即是在狭义上使用观念的概念。
一般而言，任何出版活动的背后都有主体所秉持的某种观念作为出版活动的出发点、目的，并以相应的话语表述出来。因此，出版观念就是主体对所从事的出版活动的价值判断和理性自觉，体现了出版主体对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借鉴学者对新闻观念的区分，[3]出版观念可分为出版、出版业、出版活动等是什么的事实（科学）观念，以及出版、出版业、出版活动等应该是什么的应然（价值）观念。这里所说的出版观念并非就报刊、图书等某一具体媒介形态来说，而是一个整体性概念，立论的侧重点是现代出版观念的事实观念与价值观念的结合。
2.现代出版观念
对于现代出版观念的认识离不开对现代出版的把握。目前学界对于现代出版尚无统一、确切的界定，这主要是缘于出版活动历史分期标准的不一，梳理下来，大致有两种分法：一类是采用现行的历史分期来划分，一类是以出版技术变革为依据来划分。由此导致现代出版、近代出版概念界定的不一和使用的混乱。
近代、现代的概念源自西方，英文都是modern，含义丰富，既可以作为时间概念，也可以指现代性。[4]即是说，现代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价值概念。因此，本文所说的现代出版的现代，既是从时间上而言，也是从现代出版所具有的与传统出版价值取向不同的现代性因素来说的。从时间上说，近代、现代与古代是相互区隔的时间段，并有大致公认的时间界限，这有利于人们对所涉及事件、现象和人物等的认识。以出版史实中的标志性事件为依据，本文所说的现代出版，时间上以商务印书馆的成立（1897年）为开启的标志，这不仅是学界较为认可的观点，[5]更是基于商务印书馆成立的那一年，被新闻出版总署定名为“中国现代出版年”，以纪念它对现代出版业所做的贡献。[6]
就出版活动体现的现代性来说，现代出版与传统出版相对，现代出版在出版生产的技术、形式、内容及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迥异于传统出版的现代转型，现代性要素开始体现在清末民初的出版业中。[7]因此，源于现代出版实践中的现代出版观念，就是出版主体于所处时代对所从事的出版活动的价值判断和理性自觉，体现了出版主体对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本质的认识与理解。现代出版观念内涵丰富，简而言之，现代出版观念的主体由晚清的末路文人逐渐被初具文化理性和职业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所替代；现代出版观念的主要组成是出版价值观念、出版本体观念、出版职业观念、出版自由观念、出版社会责任观念等。现代出版观念具有中介性、附属性和实践性等属性。中介性是指出版主体认识到出版活动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物质和精神交往所需借助的中介系统和信息载体。附属性是指现代出版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定时期、社会的经济观念、政治观念和文化观念。实践性是指现代出版观念并非只是纯粹的理论观念，而是因出版活动本身直接参与社会现实的实践性而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由此可见，现代出版观念产生于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转型的过程中，是出版主体对现代出版活动的主观与客观认识系统化的集合体，也是形而上的意识层面上的革新和观念变迁的结果。作为一种兼具精神与物质文化属性的出版活动，出版主体所具有的出版观念是出版活动得以展开的逻辑起点及关键所在，对于现代出版而言亦是如此。因此，探究现代出版观念形成的主体因素和社会因素，是现代出版观念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出版观念形成的主体因素和社会因素
出版观念是主体对出版活动的价值判断和理性自觉，出版活动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环境，因此，出版观念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一是出版观念的形成离不开出版活动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出版实践、出版观念形成、演变的空间；二是出版主体对出版活动的认识和反思是出版观念生成的理性渠道。也就是说，出版观念的形成源于主体因素和社会因素，一定社会环境下人们的出版实践、对出版的认识与反思的相互结合及作用是出版观念形成的基本动力。
1.出版观念形成的主体因素
观念是主体——人的观念。如同其他观念一样，出版观念的生成是人们针对相关的出版思想观念对话、交流、反思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个体向群体扩散的过程。出版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及反思是出版观念形成、传播的主要机制。出版主体大致可分为出版职业个体和普通社会大众两类。对出版职业个体而言，其出版观念主要通过职业教育和出版实践两条途径形成。出版职业个体在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职业教育框架内形成出版观念，因对出版观念持有不同看法，进而形成多元的个体出版观念。职业个体出版实践的内容、水平、方式及个体差异等也会形成不同的出版观念。就社会大众而言，其出版观念大都是在直接接收（受）出版物的经验过程中，或是通过其他传播媒介，如新媒体、网络、电视等的新闻报道、广告的阅听、解读，或是通过与出版人、出版机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了解和想象等方式，逐步构建有关出版、出版机构、出版人等的一般观念。这样形成的出版观念不可避免地具有零散、偶然和不确定性，也自然会是多层次、多样化的。
2.出版观念形成的社会因素
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8]也就是说，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特有的出版观念的形成，总是与其时代、社会的特殊历史状况内在相关，社会因素是出版观念得以形成的基础、根本性因素。具体而言，一定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出版观念，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出版实践的内容、方式的变化总是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变化，出版活动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总是合频共振的。因此，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状况、运行和变化，总是制约着出版观念的内容、层次，决定一定社会中形成什么样的主导的出版观念。也正因此，受一定社会经济水平、政治体制、技术水平、文化因素制约的出版业态，有着与之相应的主导型出版观念，如雕版印刷出版时代，人们不可能形成机器印刷时代的出版观念，同样，数字时代人们的出版观念也与机器印刷时代的出版观念迥异。
一般而言，在对出版观念的形成作用与影响的主要因素中，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是常用的分析因素。其中，政治因素对出版观念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一定社会出版观念的形成常常以其社会的政治和文化为背景。首先，一定社会的主导出版观念的选择，决定于处在社会统治地位的政治权力。社会政治权力的结构方式、运行机制、转移变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主导出版观念的变化。其次，处在社会统治地位的政治权力，会借助体现其意志的法律、政策、规定等各种手段，实现和维护其所认可的出版观念的主导性地位和作用。政治权力不仅将主导出版观念体现在对出版实践的管控，还将其认可的出版观念贯穿于有关的出版教育、职业培训的方式与教材内容的制定、编写中，并通过权力营造有利于社会公众接受主导出版观念的媒介环境和现实环境，使统治权力所倡导的出版观念得到彻底的呈现和广泛的宣传。再次，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政治权力会釆取各种方式限制甚至打击与主导出版观念相异的出版观念的形成和传播。因此，从根本上说，一定社会中的政治制度、政治观念与主导出版观念具有一致性。
就经济对出版观念的影响和作用而言，可以说，任何一种出版观念的形成总有其直接的或间接的经济根源。首先，一定社会的出版观念的形成无法摆脱经济制度的制约，现行的经济制度对主导出版观念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这是因为，经济形态会以其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影响社会生活，进而影响每一个人的观念，其中包括出版观念。其次，随着出版新技术的应用、经营方式的革新，社会经济对出版业的运作和出版观念形成的影响逐渐加大且深入。尤其是进入现代出版阶段，经济始终是以不同方式制约出版发展的核心因素。概言之，经济因素对出版观念的形成有着基础性作用，对于一定社会主导出版观念的形成更具决定性作用。
从文化（狭义上指精神文化）方面考察其与出版观念形成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必要性。首先，出版观念内在价值取向受一定社会的主导文化价值取向的制约和引导。占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总是将其价值观念想方设法渗透于社会的所有领域，以实现其引领社会文化的使命。就出版业发展看，一定社会（时代）的主导出版观念的内容构成、表现方式与主导文化价值观念的内容构成、表现方式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其次，出版媒介是大众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一定社会的大众文化价值取向对出版观念的形成常常具有直接作用。回顾历史发展进程，出版业只有适应社会大众需求，才能获得长足发展，出版（价值）观念的选择并非出版组织机构自身独立的决定，要受到大众文化价值取向的制约。再次，一定社会的传统文化观念根深蒂固，其对出版文化的影响持久且深远，而作为社会亚文化的出版文化核心构成的出版观念，往往反映着一定社会文化绵延久远的理念和传统。
技术也是考察出版观念形成的重要维度。技术是“人的思想的物质体现”，[9]是一种既可以改造客观世界，也能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版业的发展史就是出版技术的革新史。出版观念的形成、变革离不开作为核心要素和重要力量的出版技术；同时，出版技术革新是出版观念变革的强大助推力之一，现代出版观念一定程度上是现代技术的产物。技术革新总是发生在出版观念更新之前，对出版观念的更新具有前导性作用。宏观地看，传媒技术的进步改变着整个出版生产、传播和接收（受）的主导方式，也改变着出版媒介、出版传播的社会地位、价值意涵和功能影响，进而改变着整个出版体系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必然引起人们相关观念的改变，弓I起出版观念的产生和改变。
三、影响我国现代出版观念形成的社会因素
前文述及，相较于主体因素，社会因素是出版观念得以形成的基础的、根本性的因素。就我国现代出版观念的产生而言，近代社会变革带来的出版现代化转型引发的出版实践变革是现代出版观念产生的总体性社会根源。出版现代化转型是指我国出版业由传统出版逐渐走向现代出版的演变过程。这一转型最初表现在出版技术、器物层面上使用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后逐渐向制度乃至思想、观念层面递进。因此，出版观念的产生和演变是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具体呈现，是现代印刷技术的传入、城市化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国家文化政策和启蒙与革命的推动、现代出版职业群体的出现、西方出版观念的引入等综合作用的产物。社会因素与出版观念的形成、演进是相互作用、互相交融的。
1.现代印刷技术及设备的传入：现代出版观念产生的物质基础
历史地看，现代印刷技术和设备的发展与进步本身即是贯穿于近代出版的一条物质线索。清朝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使传统出版技术革新停滞，而且使得国人对西方技术发展态势也一无所知，以至于19世纪中叶的科学家看到介绍西方机器印刷的书籍时竟“恍若隔世”，“竟谓创见”，并“甚为欣羡，有惬襟怀”。[10]同时，出版界人士也充分认识到机器印刷对于文明发展的重要性：“夫印刷之巧拙，即代表其国文明程度之阶级……而出版众多，文明之程度愈增，国势亦因之而强。”[11]将印刷出版与国家文明联系起来，足见西方出版新技术给我国知识阶层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震撼。
西方的机器印刷出版技术和手段的本土化应用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出版业发展的走向。与传统出版相比，现代出版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当时具有了“新媒体”（指机器印刷媒体）优越性的四个方面：表达性，它们能传送范围广泛的思想和感情；记录永久性，即超越时间；迅速性，即超越空间；分布性，即能达到所有阶层的人们。[12]而这些无疑都以出版新技术作为支撑。这即是说，出版生产和传播领域的技术进步是出版业现代化转型的物质基础，每一次与出版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技术进步，都会带来出版实践的深入和拓展，促使出版人依据新技术发展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去满足乃至引领社会大众对出版活动的需求，继而带来出版人出版观念的革新与发展。如此，现代出版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有力地助推了现代出版实践广泛、深入地开展，同时也促使了现代出版观念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嵌入社会系统和思想文化中，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现代出版技术与现代出版观念的互动体现了技术进步、社会观念及社会发展之间复杂的联动关系。
2.城市化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培养面向市民阶层的现代出版读者观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与工业革命相伴而生的现象，其主要表现为社会人口向城市或城镇集中迁移的过程。自20世纪20年代起，我国的资本主义步入发展轨道，经济繁荣加速了城市化进程，1912-1920年间城市人口增长了3倍。[13]近代市民是与近代城市相伴而生的。城市化的结果之一是产生了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市民阶层，包括资本家阶层（绅商）、新知识分子、中小资产者、新型劳动者等。以现代出版业重镇上海为例（当时管辖所属江苏）,19世纪90年代，江苏粗识文字的男子占60%左右，学者文人占5%-10%，有阅读能力的妇女占10%-30%，其中会作诗的占1%-2%。[14]诚市人口增长的背后预示着大众媒介的读者数量的增加及巨大的文化需求。有数据表明，1916年至1926年间，报纸的发行总量呈整体上升趋势，发行量增长了3倍多。[15]同时，图书消费的主体逐渐由精英向市民阶层转变，其表现之一就是小说这一市民精神消费品需求量的急剧增长。1903-1911年出版的通俗小说总量是1895-1902年的14倍多，[16]具有阅读能力的市民阶层为现代出版的产生、发展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市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机器革命、社会结构变革、大众思潮培养出新一代的读者。”[17]
市民的生活相对稳定后，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文化消费愿望。市民阶层文化需求的变化是推动出版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城市化、大众媒介、市民文化作用下的市民阶层的形成，极大地影响了晚清以来的文化格局，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促成了现代文化市场的发展，使文化的大众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并由此催生出版人面向市民大众的出版观念及实践，即如邹韬奋所强调的，出版业要“永远立于大众立场”,“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18]面向市民大众的现代出版观念推动出版活动的主导模式向专业化的商业出版过渡，现代出版观念在此过程中得以形成。
3.国家文化政策、启蒙与革命思潮的推动：助力现代出版观念的形塑
制度化的出版活动会获得政府的引导。戊戌变法后，面对快速发展的出版业，清政府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其目的在于规范行业运行，抑制国内日益高涨的舆论。1906年，清廷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虽具有明显的压制舆论、控制文字的企图，但“出版企业实行登记制而非审批制，执行出版物的事后追究制而非事前检查制，不管是否出于清政府的本意，这都是符合资产阶级新闻出版与言论自由原则的，它为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910年颁布的我国首部具有近代形态的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旨在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传入后，在一些留学生的呼吁下催生的产物，对近代出版生产的商业机制起着规范和制度保障作用。此外，清政府还制定相应政策，减免图书发行的税收和运费，降低图书发行成本。清政府这些措施的实施为现代出版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进入20世纪，启蒙与革命成为我国近代社会时代的两大思潮，这也在现代出版实践中获得回应。严复、梁启超等积极译介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文章，通过现代出版这一媒介广为流传。身处变革之中的出版人充分认识到出版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责任，以“救亡图存”“开启民智”为宗旨，以出版活动作为反映和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宣传利器。如辛亥革命期间，革命者在短时间内编辑出版了大量的书籍用以宣传革命，使得“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20]现代出版成为促成辛亥革命成功的助推力之一，出版对社会变革的催化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由此，出版人将现代出版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内蕴着出版业走向近代化的意涵，同时也是出版人出版观念的鲜明体现。
4.现代出版职业群体的出现：现代出版观念内生的群体基础
现代出版观念并非某一位出版人的个体观念，而是一种群体观念。近代西方先进出版技术的输入、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潮以及报刊、图书等传播媒介的蓬勃发展，推进了现代出版活动的专业化、职业化进程，出版人职业群体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其中，与近代社会转型相伴而行的出版现代化为出版职业化提供了社会动力，新式知识分子投身出版并逐渐形成的职业意识是出版职业化的内在动力。[21]作为一种从事出版活动的专业化职业，其意义在于“使一个行业的职业自主性与从业者所享有的声望在社会中获得合法性”。[22]也就是说，职业自主性和社会声望是专业性职业的两大核心。而要实现职业自主性和社会声望，需要“通过一方面内在的、对职业群体成员的自我约束，另一方面外在的、对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的强调，不断巩固和强化其职业自主性和社会声望，并最终实现从业者的共同利益”。[23]因此，为获得其职业自主性和社会声望，逐渐成长起来的现代出版人群体将出版活动作为影响世道人心的工具和手段，将有关国家命运、社会发展、民众利益的思想融入出版实践中，开辟出知识分子话语空间，内生出以理念出版和职业出版为特征的出版观念。[24]
5.西方出版观念的引入：推动现代出版观念落地生根
西方教会出版机构在为我国出版的现代转型提供技术、管理等基本经验的同时，也促成现代出版观念，诸如出版自由观念、职业化理念、市场观念以及专业化理念等的产生，其中出版自由观念的产生影响巨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将现代出版理念写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此同时，具有近代意义的版权思想从西方传入，引起先进知识分子共鸣。严复在他有关出版的通信中，多次论及版税及版权保护的期限问题，并呼吁实行版权立法，保护著作者的权利。1903年，商务印书馆首创“稿主印花”的形式，对严复《社会通诠》的著作权予以保护，此后版权意识在我国落地生根。西方有关出版的现代观念、版权意识的传入对于当时国人的思想解放和觉醒、现代出版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结语
我国的现代出版滥觞于1840年前后，从西方教会出版的出现，到洋务运动时期教会出版和政府出版并行发展，再到清末新政时期民营出版发展迅速且主导地位正式确立，最终形成教会出版、政府出版和民营出版三种出版体制三足鼎立格局。与此同时，近代以来的出版业发展主要历经由教会出版单一的传教、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图书登上历史舞台，继而政府出版为振兴传统文化而致力于传统典籍出版以及服务于政治的出版，再到民营出版面向大众的文化需求，将出版活动与国家、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实现了出版技术由雕版印刷向机器印刷、出版内容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出版观念由传承文化向满足市场需求、出版企业制度由传统作坊到现代股份制的出版现代化转型。在此过程中，社会因素与主体因素共同作用，促动现代出版观念逐渐萌生、发展而形成。因此，我国出版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是现代出版观念产生、形成的观念史演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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