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沈倩倩：教育科学出版社
【摘 要】自19世纪下半叶始，上海的出版业逐渐兴起，并在20世纪初成为近代中国出版文化中心。此中缘由，并非偶然，而是受政治环境的演变、经济资本的汇聚、文化氛围的氤氲、教育思潮的引领、出版人才的觉醒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推动、所促成。
【关键词】出版文化中心；经济资本；教育革新；出版人才
上海在鸦片战争后一跃而为近代中国出版文化中心，这绝非出于一时的偶然，而是由众多因素所推动、所促成。笔者意在从当时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才等角度分析其中的缘由。
一、政治——出版时代的召唤
上海因其特殊的地位，在鸦片战争、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都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在政治体制、市政管理、政治力量等各方因素激烈演变的时代背景下，一直以鲜活的姿态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1.开埠与租界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此后，中英商定《上海土地章程》，上海于1845年正式辟设租界。租界因其自身的独特性，对近代上海出版文化的兴起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租界的缝隙效应。虽然租界是给外国人居留、贸易所用，仍属于中国领土，但遵照规定中国政府对租界没有直接管辖权，不能随意征税、拘捕以及审判等，这使得租界内的文化传播空气相对活泼宽厚，言论、出版的弹性较大，因此成为出版界文化人士进行政治抗争的地点。如“苏报案”中的重要人物邹容、章太炎等人借租界躲过杀身之祸。[1]
租界的示范效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后，将租界按照本国的面貌进行改造，逐渐弱化了东西方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租界内还引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市政管理制度和公用事业建设等（如电灯、电话、自来水、汽车等），为上海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租界的孤岛效应。在战争年代，上海成为相对稳定的“孤岛”，其稳定而优越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众多中外资本（外商、外国传教士、中国政府以及民间力量）源源不断地进驻，这也是上海出版机构滥觞的一个重要缘由。
2.中国革命运动的呐喊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直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维新改良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着力宣传日本明治维新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体制，为此创办了不少编译机关。如19世纪末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大同译书馆、广智书局，翻译出版了大量政治、历史、法律类书籍。
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禁锢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皇权。上海虽然不是革命的发生地，但一直以辛亥革命的理论策源地与革命思想的辐射地的面貌呈现。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纷纷致力于新式教科书与革命书籍的出版，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
1915年9月，《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声色俱厉地对封建文化进行讨伐，为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帷幕，同时也为上海的出版阵营积聚了力量。“出版救国”成为官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南洋公学译书馆等）、民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的共同追求。
二、经济——出版资本的汇聚
近代出版业，事实上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运行的，是机器文明的必然产物，而这必定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土壤来培育。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由于其地理交通等众多因素的促成，其经济是五口中发展最为迅速的。
1.西方印刷技术的引进
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近代印刷术变革的结果。上海第一家出版机构墨海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书，竞谓创见”。[2]此后，美华书馆、申报馆、商务印书馆也都以铅印为最主要的印刷方式。石印、照相石印、珂罗版、纸型、影写版等新的印刷技术不断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出版印刷的速度与质量。
2.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推动
上海地处江南，明清时期已拥有优越的经济发展资料，加上近代中西方的合力，创办了不少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上海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势必需要商业信息的发布与交流，而承载信息的重要载体即报纸、杂志、图书等出版文化媒介，这就使得近代出版在发展的最初就得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力支持。工商业之间的竞争加剧，也势必要求出版业以最快的速度传递信息，其最迅捷有效的形式就是商业广告，这也是出版业借以营利扩充资金的最佳手段。如《良友》平均每期刊登有19则广告，涉及饮食、医药、家电、书刊、电影、摄影等多个行业，其中不乏中外知名企业。[3]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文化市场消费环境，扩大了出版需求。这个时期，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庞大的市民阶层出现，其中包括上海开埠后大量涌入的国际移民、因战争避祸的国内移民和因工商企业增加而出现的城市职工群体，他们的出现迅速打开了通俗读物的销售市场。
三、文化——出版氛围的开放
虽然上海的文化积淀并不深，但它在19世纪中后期已然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心，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是发展成为我国的文化中心。
1.中西文化的交融
开埠后的上海开放性色彩浓厚，外国传教士、外国商人在这里建立起中国最早一批出版机构，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与壮大。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了上海最早的出版社——墨海书馆。外国传教士与外商建立的出版机构主要集中于宗教书刊、教会学校教科书的出版。1868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重点引进西方自然科学领域的著作，成为中国主动吸收西学、自觉出版的标志。1887年，广学会设立，社会科学书籍大规模出版的时期到来。这一时期，不论是从出版机构数量还是从译书出版数量来看，上海都占有绝对优势。“1900至1911年，……中国境内共有74家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其中58家设在上海，……西学书籍有三分之二以上在上海出版。1902至1904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书529部，其中360部出在上海，占68%”。[4]
2.出版观念的革新
自19世纪下半叶始，西方的出版观念也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传入中国，并在有识之士的大力宣传下深入人心。其中版税制度与版权法律的确立对近代上海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正式实行版税首见于1899年严复翻译的？《原富》一书，张元济与严复经过协商达成协议，以两千元购下译稿，并以书价的两成支付版税。1903年，严复与商务印书馆就其译作《社会通诠》的出版事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版权合同，并首次使用了“稿主印花”作为版权凭证。[5]?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版权意识的醒悟一方面有助于中西方出版文化交流的平等与互利，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国近代出版行业的规范发展。
3.民营出版的勃兴
近代上海，民营出版蓬勃发展，其中尤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文明书局等几家为最，他们在教科书、译著、工具书、社科类出版方面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当时西方列强文化入侵进行了有力的抵制。
四、教育——出版需求的推动
随着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近代教育也开始转型，新式教育逐渐兴起。近代教育以救民与救国为目标，同时推动了教科书、教育期刊及其出版机构甚至整个出版行业的发展。
1.新式教科书的出版
教科书是教育的核心课程资源，捕捉到这一先机，就能够成为出版界的领军人物。19世纪下半期，不少出版机构开始了出版教科书的尝试，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是其中的佼佼者。1906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102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就有54种，文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则占了30种。[6]在把握时代的步伐、出版适时实用的教科书方面，商务可谓优秀模范，从清末变法时期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共和国教科书”，从学制改革时期的“新学制教科书”到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时代教科书”，无不体现出其对出版先机把握的主动性。
2.教育杂志和教育图书的兴起
自1901年中国第一份教育专业刊物《教育世界》创办后，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教育杂志》、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思潮发表的主要园地。此外，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也宣传了教育救国的理念。如189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郑观应著）、1902年出版的《东游丛录》（吴汝纶著）中就有许多关于教育的思想主张。
五、人才——出版主体的自觉
得益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移民风潮，大批知识分子纷纷来到上海开展文化活动。据估计，至1903年，上海至少汇集了3000名新型知识分子。[7]其中既有像张元济、蔡元培这样在社会上有声望的名士，也有像夏瑞芳、高凤池等出身于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等出版机构的技术人才，还有如邹容这样的留学归国人才。这批人组成了上海的出版家、翻译家、文学家、教育家等庞大的知识队伍，为上海出版文化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养分。
1.编辑与出版商
近代最富盛名的出版家莫过于张元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张元济科学而精明的管理。此外，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教育家，世界书局的沈知方是一位极具才能的出版家，开明书店的章锡琛是一位优秀的杂志主编，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则是兼记者、编辑、出版于一身的优秀出版人才。
2.报人与杂志编辑
近代上海的报业发展很快，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上海的“报业大亨”史量才，他曾担任《时报》主笔，后购进《申报》《新闻报》，刊登巴金、矛盾、鲁迅等人的进步文章。著名的报人还有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等。同一时期，期刊也显出其蓬勃的发展姿态，《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妇女杂志》主编章锡琛，《小说月报》主编茅盾、叶圣陶、郑振铎等人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3.翻译家
上海集聚了不少专门从事翻译的人才，如严复、林纾、梁启超、马君武、赵必振、杨廷栋等人。康有为赞誉“译才并世数严林”，严复开创了中国人独立翻译的时代，其提倡的“信、达、雅”翻译原则影响深远，“严复名著丛刊”的出版也让商务印书馆打响了名号；林纾虽然不懂外文，但他通过与他人合译的方式开始全面引进西洋文学，影响了鲁迅、郭沫若、周作人、钱锺书等一代文学家。
4.文人作者
出版的素材不仅需要翻译家对西方文化的译介，也需要本土的文人作者进行独立创作。20世纪初的上海出现了两个较大的文学团体，为上海的出版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一个是成立于1921年的文学研究会，该机构的重要刊物如《小说月报》《文学旬刊》《诗》月刊和“文学研究会丛书”“创作丛书”“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等都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发行。文学研究会还吸引了一大批著名作家加入上海出版文化圈，如鲁迅、张天翼、卞之琳、张资平等。另一个是与文学研究会同期成立的创造社，该机构在上海出版了“创造社丛书”等数十种书籍以及《创造季刊》等十余种刊物。
六、结语
综合观之，政治环境的演变，经济资本的汇聚，文化氛围的开放，教育思潮的推动，出版人才的觉醒，这些因素纵横交错，共同作用，一起推动了近代上海出版产业的整体构建和迅速发展，使得上海成为近代出版业的发源地和中心。
参考文献：
[1]张仲礼.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42
[2]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51
[3]许正林.上海广告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30
[4]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01
[5]张人凤.智民之师•张元济[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56
[6]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13,130
[7]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