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改革开放前的敦煌，条件之艰苦，甚至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尽管如此，还是有一批批艺术家、学者向敦煌奔去，并坚守下来。樊锦诗说“我心归处是敦煌”，她已将生命融入了敦煌。今年已96岁的孙儒僴先生，晚年到兰州居住后，魂牵梦绕的还是敦煌。他说：“莫高窟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人怀念，人离开了，心却离不开。”“我心永远在莫高。”有人问百岁老人万庚育先生：“从北京大都市来到敦煌几十年，你后悔吗？”万庚育果断地说：“我不后悔，自1954年我和（李）贞伯决定从北京到敦煌莫高窟那天起，我们就没为当初的选择后悔过，因为我们热爱敦煌艺术，能在世界瞩目的莫高窟工作，学习传承研究弘扬敦煌艺术，是多么的荣幸！”而常书鸿说：“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守护敦煌。”
看了《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确实很感慨。我有时问自己，如果我遇到这些情况会怎么样？能否坚持？我似乎没有确定的答案。常书鸿在他那个时代能够从法国巴黎到敦煌那种艰难困苦的地方去工作，守护莫高窟，研究敦煌艺术，这在今天根本是无法理解的。就算现在敦煌的条件已经好得不能和以前同日而语，好多学者也不愿意去敦煌工作，而常老却在艰难的环境下坚守几十年。他的第一任妻子陈芝秀坚守不了，跑了，到兰州后登报和他离婚。除了生活的艰辛，还有事业与家庭、爱情与婚姻的重重打击，但常老毅然选择了坚守敦煌，就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感谢常老、记住常老、学习常老。
关于敦煌的回忆性作品有很多，如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的自述《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第二任院长段文杰的自述《敦煌之恋》、第三任院长樊锦诗的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等。今天所说叶文玲的《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是一部传记，但也可以说这是一部报告文学，或者说，它介于传记和报告文学之间。报告文学不是历史的书写，不是学术评传，它允许虚构、夸张和想象。我认为，回忆录、自传或文学传记，如果能做到“别人看了不摇头，自己看了不脸红”，就算是成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的写作无疑是成功的。此外，书中对常书鸿的描写是比较真实客观的，它如实讲述了常书鸿从巴黎怎样到重庆，怎样到兰州，怎样到敦煌，并一直在敦煌坚守下来。这中间既有政权的变更和时代的交替，还经历了“反右”“文革”等运动，但常书鸿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一直干了近40年，晚年还担任名誉所长和院长。这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都是唯一的。
个人的回忆录，往往是有选择性的。即使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不同心态下，回忆讲述出来的结果也可能不同。他们都是从各自的角度或自己了解的部分去回忆，而且由于时间的流逝，人的记忆会有遗忘，或者会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作用放大或缩小，甚至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心境下，所描述或口述的回忆都不一样：有时正面，有时反面，有时则中性。从这一点来说，叶文玲虽然到过敦煌6次，做了许多实地勘察和采访工作，但作为一个文学家，这本书有文学的厚度，但在某些方面则缺少了一点历史学的全面性，即在选材范围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认为，这本书总体是不错的，它刻画了一个真实的常书鸿，刻画了一代莫高人在艰难困苦条件下在敦煌的坚守和对敦煌的贡献。
本书出版后，《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曾专访叶文玲，发表了《叶文玲：为“敦煌守护神”作传》（2020年11月25日第11版）。叶文玲说：“如果说常老的事迹是暗夜中不灭的烛光，那么我愿意把自己的全部写作精力和能量化作沸腾的燃油，光照四野。”从这个角度来说，叶文玲的目的达到了，她的写作是成功的，《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是一本优秀的人物传记。
常书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段文杰被誉为“大漠隐士”，樊锦诗被誉为“敦煌的女儿”。通过叶文玲的这本书，让大家知道并记住常书鸿，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同时，这本书宣传了一代人对莫高窟的坚守、对敦煌的探索研究，他们都为敦煌学在世界作出了无法替代的贡献，为我们祖国争了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