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封面设计是书籍整体设计的重要部分，是艺术创造性最为突出的环节。设计师着手组织设计思路的过程中，既要发挥独特的艺术个性，又必须顾及书籍内容及作者、编辑的意图，从而做到最大程度的契合与平衡。在全面深入了解书稿特质和相关方意图之后，充分合理地运用艺术思维和平面构成的美学法则，使不可捉摸的精神意念转化为可感知可欣赏的产品形态之美。
【关键词】封面设计；工作步骤；思维方式；美学法则
图书封面的设计，是书籍整体设计活动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在市场上，书籍封面将直接面对经销商和消费者，封面设计水平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图书产品形态上的成败及其市场表现。封面设计作为图书生产过程中艺术性最强的一项工作，认真总结研究其内在规律，进而有效指导实践，非常必要而迫切。如何正确组织思路，找准切入点，自觉地对备选材料做深度加工、取舍，再作出符合平面构成原则的组合，以适应主题需要，最终通过复杂的艺术思维过程把精神性的意念固化为平面呈现。这些都是应当予以考察研究的内容。
尽管每个设计师都有自己不同的工作方式，但其中有一些基本步骤是共同遵循的。本文试图结合工作实践和艺术创作规律，来论证封面设计工作中，采取合理的步骤、正确的艺术思维方式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一、重视对书稿内容的调研梳理
书籍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封面设计中的协作性与独立性并存。所以封面设计主导着产品形态的同时又依附于图书的文字内容特质。一部图书的产生，通常不是某个人所能独立完成，是一群人智慧协作的结晶。当书的图文内容完成后，精神性作品就已经形成，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所要做的就是把这种精神成果通过一定的方式和形态落实为产品形态。内容对形式又具有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使得设计师不可以天马行空自说自话，而必须在内容特性范围内展开艺术思维活动，比如政策法规类书籍不能按流行小说的思路，物理、医学类教材也不合适古典文学的套路。但内容也给后期的形象思维活动留下了巨大的弹性空间，这一空间，正是设计艺术家可以自由驰骋的领域。
1.准确把握图书内容的特质
图书精神内容的规定性指明了艺术设计的总体方向并圈定了范围。设计师面对书稿，需要确立从属于内容的设计定位，[1]设计师对内容的把握主要在于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书稿文字本身的含义，这对美术编辑的文化修养的全面和文字阅读能力有一定的要求，不要仅仅满足于看一下书名或浏览一下目录，至少应该通读前言和后记，并深入选读部分段落，设计的灵感意象往往就在阅读中忽然闪现出来，这一阶段可以使设计师对文字内容的精神主旨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为下一步的“量体裁衣”打下认知基础。
二是要对书稿的性质作出判断，文、史、哲、理、工、艺、幼等图书分类要加以界定，再分析本书稿是属于何种层次或何种水平的作品。同时对书稿的写作、编辑水平、作者简历及成就以及相关市场的定位等方面进行评判，这些都对下一步着手构思设计有重要影响。
三是要大致研判该书的市场前景和消费人群特征及其好恶。出版社作为精神文化加工生产单位，也是创利单位，所以其产品追求获得最大程度读者群的青睐是出版工作者的职责，当然其前提是不得有违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设计师对这一环节的把握最为微妙，既要通过阅读思考形成自己的判断，又要与文字编辑、项目人、作者方做一定的沟通交流。尤其是项目策划人的意见至关重要，因为项目人往往是有了明确的市场导向之后才进行组稿策划、动员写作的，设计师的工作就是要在宏观上帮助项目策划人把所有意图集中体现在具体的产品形态上。这时，设计就成了整个出版活动的纽带环节，其作品不但同时承载着作者、项目人的意图，还要兼顾读者群的口味，并考虑印制环节的技术条件和成本控制。
2.沟通平衡各方关系
美术编辑是联结多方的纽带，但同时也会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如何平衡兼顾各方正确意见，必要时要据理力争或冷静妥协，准确把握各类矛盾处理的“度”，也是书籍设计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平衡和沟通的能力是出版单位优秀美术编辑工作能力的体现。有一定经验的美术编辑都经历过，常常与编辑部门为一个设计方案争执不下甚至关系搞得很僵，文字编辑抱怨美编为了惊世骇俗而离题万里，或不动脑筋没有“设计感”；美术编辑又感叹文字编辑根本不懂审美，或不知晓设计界的前沿动向，却掌握对设计方案的否决权和修改权。最后丧失主动的设计师不再有积极性，任由文字编辑或项目人指挥，在消极的涂改中结果往往是一个缺乏鲜活创造力的、平庸的设计作品，尽管可能没有什么硬伤，但也一定乏善可陈，设计师不肯署名，项目人最终也不会满意。这可以说是一个最糟的结果了。
如果设计师事先充分了解书稿内容、与相关各方做好沟通，在设计构思过程中尽可能体现各方的意志，那么相信这种“不幸”的局面会很大程度避免。然而某一个方案要讨所有人的喜爱几乎是不可能的，所有各方都是在主观上认为自己的意见代表了读者的喜好并最接近书稿的精神特质，但实际上，这往往是一厢情愿，因为读者的口味也是难以统一的。矛盾还不止于此，即使美术编辑和文字编辑都认可推崇的一个方案，却可能被作者否定；或者即使作者也觉得某方案很好，却被他的身边亲友门生讨论出一堆难以调和的意见出来；再或者，大家一致觉得很好的一个方案却不被社长总编等领导青睐，被要求重做或“多做几个方案来看看”。更者，好不容易协调出一个一致认可的方案却被出版部门告知工艺上很难实现或某材料买不到，或被财务部门提醒成本超出预算而被否决。
上述现象在实际工作中十分常见。故而，美术编辑准确理解各方意见的合理性并融入到自己的艺术构思之中，同时又不损伤艺术个性创意的闪光之处，绝不是件轻而易举之事，但这又确实是在着手设计之前要充分重视的，否则设计方案即使主观上很“漂亮”也难以最终实现。
在处理各种关系过程中，较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市场调研和读者趣味点的细心揣摩。可以去实体书店或网络书店查阅相关类同图书的面貌，分析其优劣，研究其用心，以确定自己的思路范围和方向，哪些是要追求的，哪些又是要避免的，尽量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美、人美我精、人精我新。消费时代，研究图书消费心理是重要而有效的，封面设计的状态对于购买行为的影响是因书而异的，除了带有一定垄断性质的某些教材教辅类、政策法规类、地图类书籍，或是巨匠名著级别的畅销、长销图书等，其他一般图书的封面包装对能否激发读者的购买欲有很大影响。设计师必须找准书稿的定位，了解这一类读者群的趣味，把握、引导流行风尚，对于确定设计构思框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加强形象思维能力
上述的前期基础工作筑牢之后，就可以正式进入专业性极强的艺术创作程序了。设计家的创作过程没有画家那么浪漫，他们讲究感性的萌生、悟性的理解、知性的整理、精密的计算、整体的把握、工艺的运筹等系列有条理的、秩序的运筹。[2]如果说前面的那些铺垫带有很强的理性成分，那么创作构思阶段则是以感性的形象思维为主导的心理活动过程。包括封面设计在内的书籍装帧工作是一项特殊的美术创作活动。装帧、建筑、环艺、服饰等实用美术门类除了要协调上述诸多关系，在个体创作阶段的思维过程和纯美术的油画、国画等没有本质的区别。设计中的精神活动是一个内在的思维过程，看似无迹可寻无法捉摸，但任何工作步骤都有其特定规律可供梳理总结，对创意设计的思维过程的自省和把控，将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对此作一定程度的剖析和论述，是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的。与一般艺术创作规律一样，封面设计构思也要经历下面这些步骤。
1.材料的收集选择
设计师面对一张白纸，脑海里不是一片空白，而是拥挤着无数种可能性，太多的素材和场面飞速、无序地掠过，有些被删除摒弃稍纵即逝，有些被反复强化，怎样汰选合适的材料并逐渐优化、固化下来是这一阶段思维的主要任务。《文心雕龙》说的“夫神思方运，万途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正是对这一精神劳动的表述。[3]一般而言，绘画中的写生或创作，多有明确的表现对象，画家准确地在画布上表达出对某一具体事物的个人看法就可以了。而平面设计师的表现对象是各种庞杂内容的书稿，要在体现个人艺术风格的同时兼顾前述相关各方的意志。不可避免地，设计创作带有鲜明的个性烙印，十个设计师一定会给出十个不同的方案。在此只论述普遍意义上的艺术思维规律。
首先是多渠道来源的图像图片材料的收集阶段，在不侵权的前提下，应多多益善，具象的，抽象的，直接相关的，间接关联的，隐喻曲折的，都可以加以采纳整理，兼顾多种可能性。封面设计的素材收集针对性较强，不像作家、画家的一般创作素材要靠平时的生活积累。如果选题适合抽象表达，甚至不必采集具象的图形或照片，而把重点放在平面几何的构成与色彩关系的锤炼、字体字形的设计与推敲上。图形素材的收集应建立在已经形成的初步构思方向之上，以避免大水漫灌似的无漏巨细、浪费精力。比如装帧设计家张守义先生的作品“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200余部封面设计中，每本封面上都出现了一盏古代灯具，共使用了200多个不同的灯具实体照片，这些基本契合传主时代的灯具形象象征着思想文化的光焰和文明，蔚然大观，效果鲜明。设计师在这一案例中就是先明确设计思路然后在可及范围内采集到大量的灯具图形，使材料收集工作快捷高效，不必费力去同时查找诸如传主头像、手迹、地图、书影等资料后又废弃不用。
图1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封面之一
2.素材的初步处理
经过筛选的材料，可谓去芜存精，都是有加工提升价值的东西，它们已经暗合某种设计思路，只是尚不明确，在诸多方面存在多种模糊的可能性，还需要经过“酝酿和发酵”。还以《中国思想家评传》的灯为例，几百盏灯的图形收集完成后，每个封面一盏灯这一点是确定的，至于大小、高下位置、颜色、与其他原素的搭配关系等，都还是不确定的。本质上，蕴酿和发酵的阶段，是在形式上塑造“美”的过程，书籍封面的美主要由平面视觉结合立体三维之美，以及翻阅把玩时产生的材料触觉之美和平面更替的顺序节奏之美综合而成。
素材在设计师的脑中不停地被调动、被搬运、被切割、被组合、被缩放、被息止，这一过程就是艺术家在艺术思维里对表现素材进行蕴酿、发酵的过程，此时前述各种收集的元素之间各种平衡和矛盾关系都进行激烈的碰撞、取舍、妥协、坚持、加减等复杂而高速的生理化学运算。这一时期可长可短，所谓“灵感”来了，就是这一复杂运算突然有了结果；如果苦无头绪，就是酝酿发酵得还未成熟，有诸多矛盾没有得到解决。而“灵感”闪现后的初步形象，就是所有条件元素汰选积淀后的总和。初步形象的建立，并非轻而易举，既要有极强的形象思维能力，又要有意识地作理性驾驭，使感性的思维固化，使稍纵即逝的虚无影像变得可以表达、描述并被感知。这种形象思维必须建立在创造性想象之上，关于这一点，美学学者滕守尧有一段形象的描述：“创造性想象进行的前夕，是一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势，各种可以燃烧的材料早已备好，只要有一点火星溅上，那丰富多彩的形象便会像火焰一样燃烧和喷射出来。”[4]
三、形象呈现的手段
形象材料齐备并初步加工之后，最终设计师要将这些有形的散乱的精神内容以某种“有意味的形式”真正落实呈现在纸面上，以实现与公众的交流，这个步骤也可称为“迹化”，清代画家石涛说“山川遇予而迹化”。即是说大自然的形象材料经过画家的精神加工并反映到画纸上，变成人人可以感知的艺术形象。在封面设计中，看似不可描述的精神心理活动，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很多学者、艺术家、美学家对此都有极多的研究论述。巧妙运用形象思维的同时，对美学法则的理性把控则保证了平面设计能得到和谐完美的形式。
1.艺术形象的塑造手段
反映在平面设计层面，就是要将诸多经过初步筛选加工的、呼之欲出的形象元素按一定的美学法则，利用电脑设计软件组织在一定的视觉框架内。这是一个精加工的塑造阶段，零散的元件将被组装成为整体性较强的艺术形象，这需要更高级的思维技巧，其感性思维方法与绘画、诗歌等艺术门类十分近似，比如诗歌创作中的“赋、比、兴”手法就很值得借鉴。
“赋、比、兴”的说法原本出自《诗经》，被称为《诗经》的“异辞”，是《诗经》“之所用”，是使诗之所以成为诗的手段和方法。[5]赋、比、兴不仅仅是《诗经》的创作手法，也成为后世诗歌词赋的总的创作门径。毛泽东曾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6]这段论述，清楚地表述了艺术创作手法中的正确思路。事实上，这种形象思维方式也早已成为画家、设计师所惯用的手法，“赋”就是直叙其事，白描式地直接反映问题，把事情说清楚，比如《东史郎日记》一书的封面，使用了东史郎晚年悔过的头像为主体，陪衬着日记手迹、日军当年的旧照片和旧报纸，这些元素都非常直白地剥开了图书的主要内容，传递出悔过、沉痛的情绪，给人以严肃的、真实的冲击力。“比”就是通过对与此事物相似的另一事物的表现来帮助读者理解并深化主题，比如小说《红岩》一书的封面，设计者顺势而为，利用书名本身提供的比喻意象，用简练的手法画出一块刚直不曲的山岩和雪松，显得凝重、崇高，比喻共产党人的威武不屈的气节。“兴”是以另一似乎不相干的事物牵引或烘托主题，兴的手法最为多样和宽泛，正托或反衬，都属此手法，也就是通感与联想的艺术创作原理，比如闻一多设计的泰戈尔诗集《猛虎集》，看似随意的笔痕使读者联想到作为诗集的散逸浪漫风格，笔痕组成的肌理恰似虎皮纹，引出了书名的主旨。
图2 《东史郎日记》封面
广意地说，封面设计中常常故意避免使用具体物象的图形，而从中抽象出更具曲折象征意味的几何形状、色块或构架，以产生某种移情作用，这也是一种“兴”的手法。关于这种移情的审美体验，美学家沃林格指出：“审美享受是一种客观化的审美享受。审美享受就是在一个与自我不同的感性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即把自我移入到对象中去。”[7]也就是说，在设计工作中，要善于把对书稿内容的看法和感受（集体意志下的）移入具体的平面形象，从而再向观众传递和感染，使读者在美的带入体验中快速领略图书的精神内涵，并激发占有欲和体验需求。
2.形式构成法则的把握
在平面形象的塑造过程中，除了运用前述感性思维的技巧之外，还必须充分了解形式构成的一般法则，注意其中各元素的相对关系，而“美”就体现在这些“关系”之中。美的辩证法无处不在，把握好形式上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增强形式美感的重要保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与哲学一样，具有两极化的审美特征，形与神、似与不似、离与常、一与万、取与弃、同与异，这些转化为平面元素的关系，就是虚与实、高与下、冷与暖、大与小、整与碎、轻与重、曲与直、动与静等一系列复杂的关系处理，组成了画面中那个特定的有意味的形式。而这一形式，正是书稿精神内容的高度凝练，最终成为能够吸引读者的物质产品。
在形式法则中，除了制造各元素的矛盾关系，其高度统一的整体性是作品的更高追求。艺术的整体性，是指把作品丰富的意义和多样化的形式组织在一个统一构架之中，在这个结构中，所有局部细节不仅各得其所，而且各有分工。[8]
当然，在整体平面艺术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构成样式可以是多样化的、两可的，也就是说设计师有条件在思路框架内提供出若干套设计方案以备团队选择，在设计师心中也许其中某一种才是最佳方案，但封面设计毕竟不是个体绘画创作或抒情，而是一系列协同活动中的一个环节。美术编辑应当正确把握设计思维的共性协同原则和专业特质之间的平衡，才能为书稿打造出合身、美观、新颖的外衣。
四、结语
综前所述，在看似复杂艰难、难以言传的设计工作中，只要对外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善于理解和沟通，了解市场动向；对内提高自身艺术专业水平，勤于学习思考，摸透艺术设计的正确思维步骤，把握平面构成的基本原理，就能不断积累工作经验，总结认知理论，成为一名优秀设计师。
参考文献：
[1][2]吕敬人.敬人书籍设计[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0:18,57
[3]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250
[4]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62
[5]周振甫.诗词例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217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421
[7]沃林格.抽象与移情[M].王才勇,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7
[8]阿思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蒋广学,赵宪章.二十世纪文史哲名著精义(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952-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