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彭学云：民族出版社
【摘 要】文章从翻译的缘起、翻译的管理、翻译的延伸、翻译的丰富等四个方面，对中华文化的构成进行解析研究。认为厚重的文化来自多元，无论是商周时代的象胥、秦汉之后的大鸿胪、元朝的会同馆，还是清代的四夷馆和四译馆等机构的设置，对多元文化的交流与汇集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翻译；文化交融；源流
一、译的缘起
译，指把一种语言文字依照原义转写表达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礼记•王制》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从文献记载可知，早在商周时代就设置了译官，称为“象胥”。《周礼》载象胥的职责是“通夷狄之言，具有特别才能的人”。这种有才能的人除了具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表达能力，还必须是受过专门训练，懂得邦交，能够胜任接待四方来宾包括少数民族使者的人。《周礼•秋官》曰：“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宾相之。”商周时译官的官阶待遇、工作职责都有明确规定。可以看出，翻译机构是商周时代国家的职能部门之一，是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需求而设。
秦汉以降，设大鸿胪典客，为九卿之一，掌管诸侯及藩属国事务。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名大鸿胪，将典属国所辖职务并入。因诸王上朝议事、郡国献策、封侯拜相等有涉朝廷大事，多与礼仪相关，后遂变为赞襄礼乐之官，东汉官称大鸿胪卿。机构、官名的更改，并未改变象胥初设时的职能，只是加强了司外事和礼宾的职责。
翻译作为一种职业，始于商周时期，由朝廷设置机构履行翻译职能，进行行业管理，其后历代相沿。汉之后，佛教盛兴，西域来华僧人渐多，据《高僧传》载，自天竺人维祇难于吴黄武三年（224年）来到武昌传教开始，至北周初年达摩流支到达长安的四百多年间，就有四十多人来华弘法译经，皆位列高僧，其他不列入《高僧传》者不计其数。又据《隋书•经籍志》称：“姚苌时（384—393年在位），鸠摩罗什至长安，大译经纶。时胡僧至长安者数十辈，惟鸠摩罗什才德最优。”印度僧人鸠摩罗什来到龟兹（今中国新疆库车）时只有四十岁，因为他的才学，十六国时期前秦君主苻坚派兵攻打龟兹，抢得鸠摩罗什，至武威，因前秦变故，苻坚死，于是罗什在武威居留十六年。其间，罗什专研汉学，为其后来的翻译生涯做好了准备。最终，鸠摩罗什在一路战火的裹挟下，于五世纪初到达长安，开始了他辉煌的佛经翻译历程，他绝美的译笔至今仍载于《大藏经》中。
就在鸠摩罗什到达长安的前两年，一位汉地僧人法显循着鸠摩罗什早年的足迹，逆向向印度进发。这两串脚印在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逆向重叠，正是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时期。《大藏经》第50册中的《高僧传》载：
释法显，姓龚，平阳武阳人。三岁便为沙弥。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西度流沙，凡所经历三十余国。后至中天竺，于摩竭提波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祗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线经》《方等泥洹经》等。显留三年，学梵经、梵书，方躬自书写。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同旅十余，或留或亡。停二年，复得《弥沙塞律》《长杂二含》及《杂藏》，并汉土所无。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还。经十余日，达耶婆提国，停五月，复随他商东适广州。举帆二十余日，夜忽大风，合舶震惧，任风随流，忽至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祗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毗昙心论》，垂有百余万言。后至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六。
翻译在五代十国间达到了相当的水准，翻译的底本主要依据印度僧人来华所带梵本和中土僧人自印度带回的梵文佛经。也有人考究《大藏经》后认为，当初的译经并无底本，只凭译人背诵而译。纵观《大藏经》，背诵而译只是个别而非主流，绝大多数是依梵文而译成汉文的。
佛经的翻译，为佛教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僧伽制度的建立，急需寺庙的建设。而以寺作为弘法的基地和翻译佛经的地方，则来源于印度佛教的传承方式。在我国，东汉始有浮图，历朝壮大，到南朝时，已成规模。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金陵一处，即有“四百八十座”寺庙，南朝的佛法兴盛可见一斑。
二、译的管理
自秦汉起，边疆的少数民族、部落、方国以及藩属国的朝贡以及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事宜均由大鸿胪行使管理与领导职能。到元朝时，因疆域扩展，原大鸿胪已不适应时代的需求而在礼部下设会同馆，统领其原属大鸿胪事务，据《元史•百官志》记载：“会同馆，秩从四品。掌接伴引见诸番蛮夷峒官之来朝贡者。至元十三年始置。二十五年罢之。二十九年复置。元贞元年，以礼部尚书领馆事，遂为定制。”明初礼部复设鸿胪部，但其职能完全改变，专管皇家之朝庙礼仪。明永乐五年（1407年）专门设置翻译边疆少数民族及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四夷馆。设置之初，隶属翰林院，后又以太常寺少卿提督馆事。
《明史》卷七十四《职官志》载：
太常寺提督四夷馆。少卿一人，正四品，掌译书之事。自永乐五年，外国朝贡，特设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事初隶通政使司通译语言文字。正德中，增设八百馆。八百国蓝者哥进贡。万历中，又增设暹罗馆。
初设四夷馆隶翰林院，选国子监生习译。宣德元年，兼选官民子弟，委官教肄，学士稽考程课。弘治七年，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遂改隶太常。嘉靖中，裁卿，止少卿一人。[1]
明朝初年的南京国子监是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设立的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除了本国学生外，还有高丽、日本、琉球、暹罗等国留学生。明成祖朱棣继位后，迁都北京，把国子监学生教师一同带往北京，并建国子监，南京国子监的功能被北京国子监取代。永乐五年，成祖朱棣下令在南京国子监基础上开设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四夷馆。四夷馆的创设的主要原因是明承元统，疆土辽阔，在其统属下的藩国、方国、边疆少数民族部落众多，朝廷对其管理的政令通达、附属藩国的国书往来都需要专门人才翻译。鉴于此，明朝为培养外交翻译人才而设立四夷馆，专门负责往来外交藩国、少数民族文书的翻译，并在此教习诸藩之语言文字。
关于为什么要设立四夷馆，明代学者丘濬在其《大学衍义补》中有进一步的说明。
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其后回回、女直、蒙古、缅甸，其国之人黠慧者，各因其国俗而自为一种字书。其来朝贡，及其陈说辩诉求索，各用其国书，必加翻译，然知其意向所在。[2]
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培养翻译人才并由官方设立隶属翰林院的专门机构，具有教学和为朝廷提供翻译服务的职能。最初是从国子监中选生员，设立专门馆舍教习，同时由各边疆镇防机构寻求生员保举入学。
《礼部志稿》卷九十二“选四夷馆教师”条对教师的聘用有详细记载：
大学士李东阳等言，四夷馆教师必番字番语与汉字文义俱通，方能称职。故事，于本馆推选或于各边访保，务在得人。顷来教师多缺，宜令本馆提督官从公考试，优等送内阁覆试，照缺委用。仍乞敕陕西云南镇守等官，访取精晓鞑靼、西番、高昌、西天、百夷言语文字，兼通汉字文义之人，照例起送，赴部奏请，量授官职与本馆教师相兼教习。务使译学有传，不致临期误事。诏是。[3]
四夷馆初创时，只设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种语言。明正德六年（1511年）增设八百馆，万历七年（1579年）又设暹罗馆。
语种译馆的增设与明代中前期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发展是分不开的。概括起来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生产力在明代社会的发展促进了中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语言文字翻译的必要；明朝作为东方大国，是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为世界瞩目；明朝的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宋明理学达到完善，农学、医药学、金属冶炼等科学技术具有世界领先地位。大批传教士竞相来华，带来了西方文化，在西学注入中国文化系统的同时，中国文化也经西方传教士的宣传介绍，在欧洲传播开来。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离不开语言文字的翻译，明代文化的厚重地位，为中外语言文字翻译机构的成立提供了契机。
据清黄伯禄所撰《正教奉褒》称：
统计明季奉教者，有数千人。其中宗室百有十四人，内官四十，显宦四，贡士十，举子十一，秀士三百有奇。其文定公徐光启、少京兆杨廷筠、太仆卿李之藻、大学士叶益藩、左参议瞿汝说、忠宣公瞿式耜，为奉教中尤著者。[4]
大量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宗教之外的医学、文学、地理、天文、历算等学科的著作，为明王朝的统治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知识，拓宽了他们的眼界。
据《明史•历志》载：
“黄帝迄秦，历凡六改。汉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金迄元五改。惟明之《大统历》，实即元之《授时》，承用二百七十余年，未尝改宪。成化以后，交食往往不验，议改历者纷纷。……崇祯中，议用西洋新法，命阁臣徐光启、光禄卿李天经，先后董其事，成历书一百三十余卷，多发古人所未发。时布衣魏文魁上疏排之，诏立两局推验。累年校测，新法独密，然亦未及颁行。” ……万历三十八年，（钦天）监推十一月壬寅朔日食分秒及亏圆之候，职方郎范守己疏驳其误。礼官因请博求知历学者，令与监官昼夜推测，庶几历法靡差。于是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归化远臣庞迪峨、熊三拔等，携有彼国历法，多中国典籍所未备者。乞视洪武中译西域历法例，取知历儒臣率同监官，将诸书尽译，以补典籍之缺。”先是，大西洋人利玛窦进贡土物，而迪峨、三拔及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等先后至，俱精究天文历法。礼部因奏：“精通历法，如邢云路、范守己为时所推，请改授京卿，共理历事。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 亦皆精心历理，可与迪峨、三拔等同译西洋法，俾云路等参订修改。然历法疏密，莫显于交食，欲议修历，必重测验。乞敕所司修治仪器，以便从事。”疏入，留中。未几云路、之藻皆召至京，参预历事。云路据其所学，之藻则以西法为宗。四十一年，之藻已改衔南京太仆少卿，奏上西洋历法，略言台监推算日月交食时刻亏分之谬。而力荐迪峨、三拔及华民、阳玛诺等，言：其所论天文历数，有中国昔贤所未及者，不徒论其度数，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乞敕礼部开局，取其历法，译出成书。[5]
徐光启、李之藻等科学家的出现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大有关系。他们跟随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接受天主教教义，专注于天文历算。他们孜孜不倦，对西学东渐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译的延伸
明朝沿袭元代旧制治理国家，但在经济贸易、文化科技、外部交往等方面则与元代大不相同，特别是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萌芽、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使翻译行业成为国家间、属国间、商品贸易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沟通环节。
明王朝初年，管理周边属国的译文机构仍是会同馆。明代礼部复设鸿胪，但其职责由翻译管理机构变为专事皇家朝庙礼仪的部门。翻译之职能由新设置的四夷馆所代替。四夷馆隶属礼部，司其外交事务、科举考试、文教礼仪、边疆部落来往函件的翻译管理；会同馆隶属兵部，兵部在明代各部机构中是最为重要的权力部门，司其武卫官军选授简练、掌管国家军队的重要职责。四夷馆主要负责诸国朝贡使团的接待迎送及其各使团的翻译工作。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占城、暹罗、满剌加、百夷、西番、回回、高昌、鞑靼、女真等十三馆均由四夷馆负责，除十三馆外，四夷馆还承担真腊、爪哇、苏门答腊、缅甸、河西等地的语言翻译。
清代仍沿明制，与属国的交往仍设置会同、四夷两馆，各司其事。清顺治元年（1644年）改四夷馆为四译馆，隶属翰林院，主要翻译各藩属国朝贡文字；会同馆仍属兵部，设置主客司管理边疆事务。乾隆十三年（1748年）会同馆、四夷馆合并为一家，称会同四译馆，隶属礼部，改八馆为西域、百夷两馆。据《钦定皇制通典》载：
初制，会同、四译分设两馆，会同馆自顺治初置，即隶礼部，以主客司满洲汉人各一人提督馆事……国初沿明制置隶于翰林院，设太常寺汉少卿一人提督馆事，立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乾隆十三年，以四译馆闲冗无事，诏下大学士礼部定议，省提督馆事太常寺少卿员额，并入礼部，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曰西域馆、百夷馆，以礼部郎中一人兼鸿胪寺少卿衔兼摄之。[6]
会同四译馆成立之后，继续各文种的翻译和译语的修订与编写。如《朝鲜馆译语》，记录朝鲜半岛语；《暹罗馆译语》，记录泰国语；《缅甸馆译语》，记录缅甸语；《高昌馆杂字》，记录回鹘语；《百译馆译语》，记录傣语；《回回馆译语》，记录波斯语；《西天语译语》，记录梵语悉昙字；《西番语译语》，记录藏语；《女真语译语》，记录女真语；《鞑靼馆译语》，记录蒙古语。聂鸿音、孙伯君先生在其著《〈西番译语〉校录及汇编》中，从版本学的角度，对各种译语的藏本做了详细的考证，认为“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编订了十一种译语”。[7]
清代中后期，随着沿海口岸的开放，同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通商贸易的增多，会同四译馆储备了大量翻译人才，并增设了西洋馆，着手编译了诸国语言与汉语对译的词汇集，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中外对译的权威工具类词典。
四、译的丰富
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反之，文化对语言有着制约作用。象胥、大鸿胪、会同馆、四夷馆、会同四译馆的设置除了国家管理机构的需要外，同时也反映了民间的需求，或者说民间翻译的成熟促进了国家翻译事业的发展。
从翻译的形式上讲，有口语翻译和文字翻译两种。口语翻译源于何时已无从考究，但口语翻译肯定早于文字翻译。两个语言不同的部族间的以物易物、部族间矛盾冲突的解决等，涉及沟通协调的居间人，可能就是最早的口语翻译人员。而文字翻译则不同，它必须有译和被译两方面的文字存在，这是文字翻译的前提。
中国古代翻译作品的代表作《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集。按文种分汉文、藏文、巴利文三大体系。东汉以降，佛教盛兴，西域僧人来华者，前后相望。佛教的传播与佛经的翻译几乎同时存在。仅姚苌时，西方来华传法僧人就已数十辈，遍布全国各地。弘法之事，以佛经翻译为重。按《高僧传》记载：“汉灵之时，天竺沙门竺佛朔赍《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康孟详与竺大力译为汉文。”“支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己妙善方言，乃以集众本，译为汉语。”
佛经翻译，开端于东汉，盛于晋代十六国，有朱士行、法显、鸠摩罗什、竺昙摩罗刹等中外高僧大德弘法译业，方有《大藏经》之雏形，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藏文的翻译与汉文的翻译一样，也是从佛经开始的。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而对辖区内不同语言和部落之间的联系，怎样制定并推行律法，实施管理职能，如何与周边区域的国家交往，文字的创制就成为最迫切的需要。于是，文字创制的重任落到了吞弥•桑布扎的身上。他肩负国王的重托，率队前往天竺，遍访名师，历尽艰险，九死一生，学成返回，以梵文字母为基础，创制了使用至今的藏文。“藏文的创制确实为后世将梵文和其他文字佛经翻译成藏文，并对藏文的迅速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8]
大约在七世纪末的赤松德赞时期，来自汉地、天竺、尼婆罗、于阗等地的佛教经论陆续被译成藏文，成为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的雏形，也是藏文《大藏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翻译工作有着决定性作用。从事藏文翻译的人，称之为译师，藏语称“罗匝瓦”，其意为“世间眼”。在藏传佛教里，“译师”是一个很受尊敬的称谓，有时本人自称“翻经沙门”者也有自豪的意味。印度佛教传到吐蕃，其教典义理深奥、内容复杂，要做好翻译工作很不容易。此外，译师的工作不限于翻译，很多人在修证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他们还收徒讲授，指导其修证，达到很高的境界。如噶举派的祖师玛尔巴译师，他以修证成就著称，但仍以“译师”见称于世，因为“罗匝瓦”本身已经是很高的称呼，不必再用其他的尊称。“罗匝瓦”这个称呼不能与其他尊称混为一谈而等闲视之。不少藏文史籍里列有长长一串“班智达”与“罗匝瓦”的名单，二者含义大同小异。大体上是前弘时期有罗匝瓦五十余人，后弘时期有罗匝瓦一百三十七或一百六十八人，总共二百人左右。早期的译师多与班智达合作，后来独立工作者渐多。吐蕃时期最著名的九大译师，前期、中期、后期各三位，其中尤以后期三位的译品为最多。三人的翻译各有重点，粗略地说，来尚•慧军以经为重点，属卢•龙幢以律和中观为重点，噶瓦•吉祥积以论为重点。译师不仅限于译，他们既译又著，终成贤德，为一代宗师。
藏文的翻译主要是佛教经典，寺院集中了大批的高僧大德、精英人才，寺院自然就成了翻译基地，既契合了寺院弘法的功能又赋予寺院以翻译出版的职能。那塘版、理塘版、卓尼版、德格版、塔尔寺版、拉卜楞寺版等寺院印制的《大藏经》及其他书籍，对藏文化的传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汉文化、藏文化、蒙古文化、满文化以及其他民族文化，从现存的典籍看，并非单一民族文化，而是存在着许多其他民族文化的元素，吸纳并蓄，丰富发展，最终形成海纳百川之势，翻译成为文化互通的手段和桥梁。寺院、会馆、藏书楼等既是翻译的场所，又拥有图书印刷、收藏等管理机构的职能。
五、结语
翻译，从最初的语言表达技术到后来的多文字表达的技艺，最终形成一门独特的社会学科，与中华文化一起走过了从初始到辉煌的路程。翻译，一直是文化与文化间的桥梁。梳理翻译的源流，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华文化的厚实与博大，与其他文化的进入和汇集分不开，博采众长，海纳百川，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延绵不绝。翻译，功莫大焉。
参考文献：
[1]职官志三[M]//明史: 卷74.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797-1798.
[2]丘濬.大学衍义补: 卷145[M]//四库全书.第713册: 677.
[3]林尧俞等.礼部志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 685.
[4]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 2015:1138.
[5]历志一[M]//明史: 卷31.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515-516, 528-529.
[6]钦定皇制通典[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2册: 642.
[7]聂鸿音, 孙伯君.《西番译语》校录及汇编[G].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21.
[8]张云, 林冠群.西藏通史.吐蕃卷: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