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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出版的国际化探索及未来发展路径——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30年海外合作出版为例

2021-02-07 来源:《出版与印刷》
  【作 者】夏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国际合作与出版部

  【摘 要】文章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30年海外合作出版为例,分析中国学术出版自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化探索经历的四个阶段以及未来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提出我国学术出版应充分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不断创新,在品牌树立、学术规范、营销创新和本土化实践四个方面与海外学术界良性互动,走稳国际化之路。

  【关键词】学术出版;国际化;合作;创新

  伴随全球化的推进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出版业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广泛、深刻的变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不可逆转的出版全球化趋势。学术出版是“一个国家思想创新、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的最直接体现”。[1]同时,学术出版也是整个出版业中最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出版类型。在出版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当下,在出版市场竞争愈加激烈的大背景下,开展国际合作、将中国的学术图书推向海外,对于中国的学术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更是对中国学术出版社提出的时代要求。

  “学术出版”专业性强,寻找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是学术著作“走出去”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为了让更多的国际学者和读者了解当代中国研究的最新成果,共同分享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不断提升中国学者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我国的学术出版社开始尝试与国际一流的学术出版社合作,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国际学术出版之路。

  笔者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简称社科社)与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旗下的罗德里奇(Routledge)学术出版社(简称罗德里奇)近30年的合作为例,分析国内学术出版国际化的历程。

  一、学术出版国际化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出版国际化大致经历四个阶段,合作模式从版权引进、版权输出、合作出版再到共同策划选题、开发产品及推广宣传等的深度合作。

  1.版权引进,向读者译介西方学术著作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迫切希望了解外面的世界,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化、经济状况,以便更快、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在图书版权贸易上的表现就是大量引进图书,翻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社科社在这一时期引进了不少优秀外国学术专著,也从罗德里奇购买了诸多版权,如读者熟知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自由宪章》等。这套丛书旨在向中国读者完整、系统地译介代表西方文化特征的现代思想,以加强不同文明之间在文化上的理解。这些译著多次重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2.版权输出,向海外介绍中国学者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走进全球中心。中文版图书已很难满足外国学者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奥秘的客观需求,外文出版成为迫切需要。2003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正式提出推动我国新闻出版进一步“走出去”战略。[2]国家加大了对出版“走出去”的支持力度,相继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国家级项目的翻译资助,有力地保障了中国学术成果的外译。

  与此同时,很多国际学术出版社开始将中国区业务从图书和版权销售延伸到编辑组稿。2013年,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北京办事处设立人文社科编辑中心,直接接受中国学者投稿。社科社也开始将优秀的学术出版成果推荐给对方,“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系列成为第一批输出成果。这些专著的英文版被收入“中国视角”系列(China Perspectives Series),在全球多个国家产生了深远学术影响。5年间“中国视角”系列先后出版了陈佳贵的《宏观调控、经济发展与深化改革》、朱玲的《减贫与包容:来自中国的经验》、蔡昉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视角》、李培林的《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高培勇的《宏观经济分析中的财政政策》等10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的专著。这些作者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共同成长,在改革开放开始时入学并完成学业,追随改革开放进程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学术成长。书中的文章反映了他们研究改革开放,推动改革开放,完善改革开放,并且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发展。

  如今,被收入“中国视角”系列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英文版已出版23种,客观、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景以及对于中国经济崛起的理性思考,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

  3.加深合作,共同策划学术品牌

  社科社与罗德里奇合作多年,彼此间默契互信,已经形成了版权贸易的良性互动模式。除了已出版图书的版权合作,双方开始把合作重点转向共同策划选题。

  2018年,时任罗德里奇人文传媒图书总编邓本理(Ben Denne)先生到访社科社,社科社社长赵剑英与其探讨选题,提出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策划一本详细阐述“一带一路”的普及读本。邓本理建议可以采用手册(handbook)这一广受欧美学界欢迎也颇具权威性的学术出版形式(罗德里奇拥有涵盖人文社科各个学科领域数千种专业手册),手册的编委会由中外专家共同组成,从国际视野客观阐述“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发展与意义。在这一策划的指导下,由中外学者联合撰写的《“一带一路”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Belt and Road)于2019年正式在全球出版发行,并在泰勒•弗朗西斯集团2019年度出版的7000余种新书中入围好书名单,可谓中西方学者对话合作、传播知识、促进沟通的典范案例。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全球图书业务总裁贝谨立(Jeremy North)先生表示,该手册的成功是双方多年合作历史上一个闪耀的里程碑。

  4.战略伙伴,开展全流程合作

  社科社与泰勒•弗朗西斯集团还开展了更为广泛和多元的合作。

  在作者资源方面,双方开诚布公,共享学者、学术资源。2019年8月,社科社与该集团和中国非洲研究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计划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当代中非关系研究领域成果的国际出版进行三方合作。三方携手必能在更全面、更深入、更广泛的领域展开合作,挖掘更多的国内外优秀作者资源,建立学术共同体。

  在共同推广宣传方面,双方也进行了有益尝试。如在2020年“世界读书日”当天,赵剑英社长和贝谨立总裁进行了网络互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让我们谈谈书”活动中,互相推荐对方出版社的图书。

  总之,伴随着学术出版的国际化,中国的学术出版界与海外出版机构的合作更加深入,形式更加多样,逐渐形成了互惠共赢的国际出版局面;越来越多的学术成果被推介出去,中外学者间的交流互动更加通畅,中国学者也频繁地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声。中国的学术出版“走出去”实现了从量到质的提升。

  二、未来学术出版国际化发展路径

  社科社与罗德里奇的成功合作不是偶然,而是双方在坚实的合作基础上求新、求变、求发展的结果。随着更多先进的科学技术被运用到出版领域,全球出版业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通过学习借鉴国外出版社的成功经验,社科社自主研发了数字化产品,直接销售到海外。两家出版社也开始探讨电子书、数据库、出版开放获取(OA)等形式的合作。目前泰勒•弗朗西斯集团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图书出版商,拥有丰富和独立灵活的网络内容平台,并开展实施“开放获取的全面繁荣计划”[3],借助这些平台,可将中国的优秀学术成果以多种形式推向国际市场。

  为了更好地开展全球化背景下的学术出版,加快构建中国学术“走出去”的立体化格局,我国学术出版社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积极探索学术出版国际化的新路径。

  1.策划优势学科领域出版内容,树立国际品牌

  中国学术出版社应找准自身优势,开发重点项目,打造核心产品,树立国际品牌。具体可关注国际共同话题,如全球治理、生态、公共卫生等领域;也可深挖“中国特色”,如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传统文化等具有广泛人文情怀和国际关切的选题,以及关于反映当代中国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最新成果的选题。社科社的“理解中国”系列(China Insights)多语种合作出版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该系列既有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的梳理和介绍,也包含从经济体制、社会治理、宗教信仰、民族政策、农村问题、生态建设、对外政策、历史文化等方面对当今中国发展的直观描述与阐释,使“中国”具象呈现。[4]

  2.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做到学术规范与国际接轨

  只有充分了解国际学术规范,达到在学术质量与标准上与国际接轨,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走出去”,担当起“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与任务”。负责“走出去”项目的编辑应熟知国际相关学科规范,从研究质量、行文规范、学术道德等方面进行规约;借鉴国外已经成熟的学术体例规范,如美国心理学协会学术体例(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英文缩写APA)、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制定的论文指导格式(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英文缩写MLA)和芝加哥学派等,让读者能够准确溯源相关文献资源;“走出去”项目的编辑要与海外图书编辑保持密切联系,在编辑业务上虚心向对方学习,用国际社会听得懂、听得进的表达方式进行沟通,避免自说自话。

  3.紧跟国际出版潮流,创新营销模式

  在海外销售方面,既可利用合作方平台,也应挖掘自己的海外销售渠道。比如在数字化产品的海外市场运营上,社科社设立专人负责,实行区域化管理,细分销售市场——北美市场、欧洲市场、日韩及东南亚市场和港澳台市场等,针对不同区域的市场特点,开发相应的产品。在营销宣传方面,既可在海外合作出版方的平台同步销售外文版图书的纸质版和电子版,也可在Facebook、Twitter等海外社交媒体进行图书推广。

  4.尝试出版本土化,将成果在对象国“落地”

  随着中国出版社实力的增强,应鼓励在海外建立分社,尝试出版本土化,打通学术国际化与本土化出版的渠道,将编辑部前置。在海外设立机构并派驻编辑,既可向国外学者约稿,又可推进图书海外出版,也易于策划并举办国际会议,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紧密的联系。有条件的学术出版社应尽早布局。社科社分别于2016年、2017年在智利和法国建立分社,策划与当地人文社科领域相关的选题,通过智利分社出版西班牙文版图书打开欧洲和拉美的销售市场,通过法国分社将法文版图书辐射到北美和非洲的法语地区。

  三、结语

  中国学术出版国际化历经30年探索,出版“走出去”战略实施也已走过近20年,可以说取得了显著成效。2020年疫情的突然爆发,严重影响了国际学术交流,也对传统的出版形式提出了挑战。然而,正因为有电子图书产品、学术资源开放获取平台等,全球读者并未停止阅读,学者们对科研探索的步伐也未停滞。中国学术出版应充分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不断创新,才能与国际学术界良性互动,走稳国际化之路。

  参考文献:

  [1]邬书林.加强学术出版打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识根基[N].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3-08-16(1).

  [2]龙文善.出版"走出去"有哪些战略?[J].出版参考, 2003(19):8.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CBCK200319008.htm

  [3]李伟, 苗蔚.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多元化发展的十大创新[J].出版发行研究, 2020(2):80-88.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CBFX202002016.htm

  [4]赵剑英.理解中国丛书总序//蔡昉.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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