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郭平兴：惠州学院；卢子纯：华南师范大学
【摘 要】1986年《阅读史初阶》的出版，标志着西方阅读史的首次正式界定，与之有关的多方面的理论假设层出不穷。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西方阅读史的学科疆域一直存在争议的争议。此处对西方阅读史的理论假设，方法论陷阱，学科任务，基本问题插入厘清，并引入其学科边界设计，希图促进对20世纪以来西方阅读史学科理论的了解，也为中国阅读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阅读史；理论假设；方法论陷阱；学科边界；软边界
1 导言
自2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对中世纪以来欧美阅读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成为当今史学界认识与重构欧美中古史至近代史的重要知识来源。法国历史学家丹尼尔•莫尔奈（Daniel Mornet）和吕西安•费夫贺（Lucien Febvre）首开西方书籍史研究之先河；1957年，美国学者理查德•阿尔提克（Richard D.Altick）首次明确指出“对阅读的历史研究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广阔天地”[1]；到了1960年代、1970年代“各领域的学者都认定，阅读行为本身是有历史的”[2]；到了1980年代“书籍史和阅读史领域终于确立了两种史学传统并峙的格局，各领风骚”[3]。针对这个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研究成果，常有同行学者的学术综述和反思性文章问世。“阅读史一时成为书籍史研究最热门的研究进路，并逐渐独立于书籍史而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4]，此后，又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西方阅读史的引介陆续出现，但大都是在西方书籍史的研究类目下进行，或对其学术著作的翻译，或论述其学术发展史、或将其研究方法与路径运用于中国史研究等，系统深入阅读史学科理论假设与学科边界等具体领域的研究尚付阙如。笔者不揣浅陋，试图结合20世纪以来西方阅读史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从研究者在跨越学科与国界的学术交流中所做的接受与回应出发，站在学术规范的角度，探索阅读史研究的相关理论假设与理论陷阱，分析阅读史学的学科边界的设计及其实践困境，希图促进我们对20世纪以来西方阅读史学科理论的了解，也可为中国阅读史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2 理论假设与阅读史研究
理论假设是推进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阅读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运用了众多的理论假设，如对读者的假设、文本的假设、阅读行为的假设等，且对其学理进行丰富与完善。
对于读者的假设。如何看待和界定“读者”是“阅读史研究的一个难题，也是区别阅读史与读者反应批评的重要标志”[5]。读者是阅读行为的主体，目前关于读者理论的划分、称呼、内涵不一，如沃克尔•吉布森（Walker Gibson）的“模拟读者说”[6]、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的“三种读者（真实读者、虚拟读者、理想读者）说”[7]、韦恩•布斯（Wayne Booth）的“隐含读者说”[8]，等等。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读者”理论，在阅读史研究者看来，第一，其研究的“读者”，应该是“历史上真实的读者”，是“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人，真正接触过书籍，读过其中的文本，并且生成了自己对文本的阐释”的人[9]，而不是“文本和副文本暗示的读者，更不是作者和批评家想象的读者”[10]。第二，要充分认识和肯定阅读史研究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等存有共通之处，如何引入和区别是其难点，阅读史研究视闭中的读者是“接受训练，采用特定的阅读策略，会否定、认可或者改变他读到的东西，要么把这些东西吸纳进自己的知识储备，要么排斥，弃之如敝履。外在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并不能完全左右读者的取舍”[11]。第三，要超越个体读者阅读的经验，站在时代背景与职业阶层、知识阶层等因素基础上考察阅读社群，“着眼于重建书籍在特定空间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意义”[12]因为“阅读作为一种社会交流活动，它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发生和发展的”[13]。换言之，阅读折射出某一时期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之间、人与民族之间、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处时期的不同，个体的差异，必定导致不同读者的产生。
对于文本的假设。文本是读者进行阅读行为的必要工具与客体，阅读是用各种方式对以不同形式呈现的文本及其内容的理解与阐释。阅读史学者认为应从文本的出版、发行、销售、收藏、内容进行研究。具体来说，一是文本的形态表现形式，“书籍的物质形态、字体、版式，都具有表达功能”[14]—读者受此影响有着不同的阅读行为，因为“物质形态即便不能决定文本的意义，至少规定了使用文本、理解文本、拈借文本的方式，而这些方式，正是阅读史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13]。二是有关文本内容的阐释即文本意义，除了文本的形态表现形式影响文本意义产生以外，还有许多因素影响读者对于文本的理解，例如文本存在的时代背景、读者阅读的主动性与被动性等。通常而言，文本被指定的意义与读者对文本的阐释是有差异的，需回归到阐述历史问题时的必要前提即置于一定时空背景之中对文本进行理论假设。
对于阅读行为过程的假设。阅读史并不等于读书史，但在一定时期尤其是中古史时期，狭义上的阅读可等同于读书，这是由于在古代，书籍是唯一的知识承载物。但到了近代以后，随着知识承载的方式多样化，阅读变成了更为复杂的行为，阅读史的边界远远大于读书史。读者在开始阅读前已经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已打上了种种文化的烙印，有时反映读者自身所处社会的背景，甚至超前预测当代社会的后续发展等。“阅读行为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终究是集体意识的产物”[16]。“阅读的对象远比读书的对象来得丰富。阅读针对的是文本，文本并不只表现为书写或印刷的形式，它可以包括文字、图像、口语、图片、印刷、音乐等表现形式，乃至于声像材料、电影、电视节目，甚至任何一种计算机所储存的信息、碑铭、唱片等各种形式。”[17]读者的阅读实践的创造力不容忽视，它为人们理解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与个人的阅读行为提供了多维的视角。
3 方法论陷阱与阅读史研究
方法论陷阱是学术研究的舛误和迷阵。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阅读史研究也遇到不少方法论陷阱，易于陷入各式各样的谬误之中。阅读主体即读者有个体差异，阅读行为过程千差万异，文本的物质形态的多种多样，以及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勾连，使得阅读史研究变得颇为复杂。在阅读史的研究发展过程中，无可避免地遇到一些谬误的陷阱，如意图谬误、情感谬误、受容谬误、目录学谬误等。但从另一角度看，“阅读史发展过程中曾遇到过的方法论陷阱，从反面划定了阅读史的学科界限，确定了其学科规范”[18]。
意图谬误，也称作者谬误。意图谬误是指将文本和作者的意图混淆，即打算从文本中推演出作者的意图。在寻求文本评判标准时，从作者的心理出发，超越文本，参照外在依据，最后把对文本的评论写成作者的传记，由此陷入“作者谬误”[19]。这一谬误陷阱和前文提及的布斯“隐含读者说”有着密切关系，布斯假设的“隐含读者说”与“隐含作者”达成一致，顺势推理便会认为对一部作品的阐释是永恒的、普遍的[20]。维姆萨特（Wimsatt）和毕尔兹利（Bearley）的这一理论清楚地意识到作者的意图并不完全等同于文本意义，也注意到作者的意图不与读者的阅读意义完全无异的情况。阅读产生自文字符号和书写的出现，有可能受语言学和符号学观念的影响。一些阅读史学者认为文字本身便具有客观的意义，不受任何读者自身的主观阐释与意图思想的干扰，然而“历史上的阅读行为是表现为多层面的，传统规范与读者的实际体验之间是有距离的”[21]。
情感谬误，也称为“感受谬误”。这一理论同样由维姆萨特和毕尔兹利提出，认为“这一谬误开始就希望从诗的心理效果中得出批评的标准，但弄巧成拙，最终以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结束”[22]。不论是意图谬误还是情感谬误，维姆萨特和毕尔兹利都认为阅读会使得文本本身趋于消失。如果说“意图谬误”割断的是作者与作品的关系，那么情感谬误则是割断读者与文本的联系，二者将文本置于一个被隔绝孤立的状态，使得“研究阅读史的人就需要承认这样的影响存在，以此来审视读者对文本的受容过程，并检查读者从中演绎出意义的方式”[23]。例如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则是概括鲁迅的代表之作—《故乡》在不同时期的被解读和评价的情况与读者类型，借此考察读者对此书的认识以及对鲁迅这一历史人物的认知[24]。
受容谬误。这一理论由乔纳森•罗斯（ Jonathan Rose）提出。罗斯认为一些阅读史家在审视读者对于文本的接受、传播的过程中，曾把“文本批评、思想批评简单等同于读者阐释，大多将文学批评家、社会批评家当作读者的代表”[25]。由此又衍生出五种错误观念，罗斯将之概括为“（1）所有文学都具有政治性；（2）文本的影响与流通量成正比；（3）世俗文化有更多追随者，因为它能更准确地反映公众态度；（4）高端文化往往强化和接受现存社会和政治秩序；（5）经典巨作往往都是由社会精英独自界定，普通读者要么拒绝，要么接受”[26]。罗斯将关注点从精英读者转移到“普通读者”，后人则用“历史读者”代之，以此来“强调作为个体和社会群体的读者具有历史性，阅读行为亦千差万别，从而将单个的读者放在个人的生活史以及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考察”[27]。
目录学谬误。自20世纪50年代起，法国年鉴学派应用计量统计的方法来研究文本的生产与受容，尤以罗杰•夏蒂埃的《书籍的秩序》为代表，夏蒂埃在此书中论及文本的生产、印刷、出版、传播与流通，其中还涉及阅读文本的主体——读者的类型问题，“参考目录学对于文本物质形态的描述，以探讨阅读习惯和方式”[28]，形成了“目录学模式”。这种研究模式主张通过研究对象的借书记录、藏书条目来考察读者的阅读文本数量与类型。但这一研究模式显而易见存在弊端，正如夏蒂埃所言“即使读者收藏了书籍与文本，但他不一定读过或者认同作者的意图”[29]。
4 西方阅读史学的学科边界的设计
学术分科是学术内部“分而治之”的需要，其在“实践中的实现及其制度化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方式就是学科边界的确立”[30]。学科边界的“本质就是学科身份认同和研究者个体的责任感的确立”[31]。
4.1 学科任务
学科任务是区分学科边界的重要标志之一，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任务。阅读史学科任务的首次界定由达恩顿提出，“把阅读定义为一个行为过程，这足以决定阅读史家要提出的问题和领域”[32]，也确定了阅读史本身的学科任务。从阅读行为出发，与阅读有关的理论假设大体可分为对阅读行为的主体即读者的理论假设、对阅读行为进行的必要对象即文本的理论假设、对阅读行为的过程的理论假设三种，阅读史的学科任务也顺势而生。具体有二，一是考察包括政治环境、制度背景、经济状况、科技水平、文化特征、学术风貌、民族差别、区域差异等多方面的社会诸因素与阅读的关系，从而“重建阐释社群特有的阅读规则，以厘清具体阅读行为和阐释过程的社会差异”[33]；二是考察读者世界与文本意义的联动关系是如何产生的。
4.2 阅读史的基本问题
阅读史的基本问题有赖于阅读的学科任务的规定。探求阅读史的基本问题，实则关注阅读的性质和阅读史的研究对象。“只有对阅读的性质有了独特的认识，阅读史才能划定自己的研究领域。”[34]那何为阅读？“阅读是阅读主体（读者）与阅读对象（文本）相互影响的过程，是阅读主体实践活动与精神活动的一种体现。”[35]根据这一定义，可得出以下几个观点：（1）阅读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2）阅读的对象是文本，阅读过程终究是文本意义得以产生的过程。（3）“阅读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36]。（4）阅读可能会对读者的精神层面产生影响。
阅读的相关涵义一经确定，其研究的基本问题随着显现，谁是阅读史家应该研究的读者以及文本，也就是达恩顿的阅读史研究模式中的“谁读”和“读什么”[37]。每一行为活动的发生背后必有其原因，阅读也不例外。读者“为什么读”也是阅读史研究的关注点所在，难以回答，涉及读者的阅读目的与阅读心理。“阅读目的，决定阅读的方向和道路，也贯穿于阅读的整个过程，制约着读物的选择、时间利用、阅读技法等，阅读心理则是阅读时一种微弱而平静，持续时间较长的精神状态，它弥散于阅读活动中，构成阅读的思想情感背景，使阅读活动染上强烈的主观色彩。”[38]阅读活动虽然外呈一种社会行为，但始终是一种内在的心灵体验，心理活动的复杂性为阅读史的研究铺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迷雾，研究阅读史也正是为尽全力拨开那层迷雾，还原历史事实。
按照达恩顿的阅读史研究模式，与“为什么读”这一基本问题同样难以回答的则是“怎么读”，其中涉及的范畴颇多。第一是读者的阅读偏好，或者说是阅读兴趣。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职业、不同性别等的不同群体的阅读是存在差异的，构成丰富多彩的阅读史，由此可以探寻阅读的规律”[39]。第二是阅读经验，与之阅读的史料，最为明显的外化表现是读者在书籍中留下的边批或摘抄。其使用的最大的困难便是如何阐释它们，因为边批多具有临时性、随意性与瞬时性，其篇幅往往只是三言两语，甚至是一些读者自身所熟悉、所习惯的文字符号，如何将其与文本正文联系等都是研究过程中难以逾越的挑战。第三是阅读工具，在阅读史研究中，与阅读工具密切相关的便是书籍的三要素之一——物质形态。麦肯锡（Donald Francis McKenize）认为“物质形态产生意义”[40]，夏蒂埃则提出“物质形态不仅承载文本，并影响读者的阅读期待”[41]，都无不表明物质形态对于文本意义生成的影响。从龟甲兽骨到竹简布帛，从牛皮纸张再到今夭的电子媒介，阅读工具愈发便利，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纸质阅读是否到了末路”的讨论[42]。与之相关的是阅读设施的建设与使用，“阅读设施对阅读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也是构成阅读活动的重要环节”[43]。第四则是阅读类型，这通常是根据阅读场合、交流模式、参与读者数量来界定。从历史角度出发探讨阅读类型，西方学界提出了三次“阅读革命”假说，第一次是由朗读转向默读，第二次是从精读转向泛读（争议颇大），第三次则是文本实现电子传播后，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模式与习惯。本质上，这三次变革都是“书写与阅读的关系在变化，或者说是文本与读者的关系在变化”[44]，“这些变化与技术、物质形态有所关联，这些关联如何产生，如何作用，如何演变，皆是阅读史要讨论的话题。”[45]与此同时，阅读又是一个建立在吸收和获取人类思想成果基础上产生新的思想成果的过程，而“为什么读、怎么读”反映着个人和时代社会的思想状况和发展历程，综上，“一部阅读史，就是一部个人的和民族的或整个人类的思想发展史”[46]。
从另一角度来说，阅读是人类认识和理解所处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方式，阅读的结果和影响也就成为阅读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阅读之于读者个体以及人类社会的意义是重大的，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点：（1）“阅读是思想产生的根源”[47]。阅读的对象就是书籍——人类的思想文化成果的最主要载体，其被动理解是思想接受的过程，其主动理解就是思想产生的过程，“所以阅读的变化会带来思想的变化”[48]。（2）“阅读是思想交流和传播的过程”[49]。思想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主要通过文本的记载、传播和读者的阅读，方可得以继承、发展乃至发挥社会作用。（3）阅读是思想的反映。阅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进行，受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但与此同时，阅读也是某一时期社会总体状况的反映，尤其是在思想文化发展水平方面的映照。纵观西方阅读史研究概况，其出发点和宗旨便是通过考察某一时期人们的读书情况，发现社会思潮、人们的观念以及心理活动的变化和走向。以上三点是阅读对于人类思想的影响。除此之外，阅读在政治上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书籍是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的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要素”[50]，书籍及其阅读从来是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具体表现在“阅读能力是政治参与的钥匙、阅读有助于政治的社会化、阅读的普及化有利于政治民主化、阅读反映着政治价值观”[51]。正如一些阅读史家和社会科学研究者所想：“书籍是权力的一种重要武器”[52]，而阅读有助于读者夺得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威。
4.3 阅读史学的学科边界的设计
阅读史的边界既包括阅读史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与关系，也包含阅读史的学术领域与范围。一个新学科或者新领域的产生，其重大意义主要有三个：“一是弥补相关学科的不足，二是深化相关学科的研究，三是提供新材料或新研究视角。”[53]阅读史的跨学科性促使阅读史家对其进行学科边界的设计。
4.3.1 阅读史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的边界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阅读史“本质上是历史学的一个领域，但理论假设大抵是从文学批评，特别是读者反应批评或接受美学借来的”[54]。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对于阅读史研究的启发，一是强调了在产生意义的阅读活动中历史因素的重要性，从而“使阅读史家得以从单个个人的材料出发的得出关于受众的结论”[55]；二是引入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的“阐释共同体”概念。但若不能划分设计好阅读史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的边界，便会陷入阅读史研究的困境。作为一个术语，“读者反应批评泛指关注读者、阅读过程以及读者反应的文学批评家所作的研究”[56]。它与阅读史研究的边界大抵可从书籍三要素——读者、意义和物质形态划分出来。
关于读者。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所谓的读者是基于文本和作者的意图想象出来的，而不是文本之外真实的人；阅读史研究中的读者是“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人，真正接触过书籍，读过其中的文本，并且生成了自己对文本的阐释的人”[57]。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本是为了反对以文本为中心的新批评理论，诞生之日起，有学者称之为“读者归来”[58]“读者反应批评认定是读者和阅读过程赋予文本以意义，因此将阅读作为一种行为来考察”[59]。但阅读史家还需要明确清晰认识到文本不等于书籍。物质形态影响读者阐释文本意义，麦肯锡的“物质形态之外无文本，遑论阅读”[60]“文本与书写物体之间的间隔，也就是制作、生产、流通和阅读过程，这正是生产意义的地方。而读者批评基于文本，恰恰忽视了这个间隔，忽视了文本的物质形态。”[61]此外，“读者反应批评还忽略了历史因素”[62]，而阅读史的两大基本问题——在哪儿读、何时读，则规定了应将阅读这一行为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与研究。
4.3.2 阅读史与目录学的边界
在西方，目录学起源很早，1797年便被纳入了学科体系。其最基本的定义就是“对于印刷（printed material）材料系统性的描述”[63]。大体分为列举目录学、描述目录学、分析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四大分支，后三者统一成为“实物目录学”。在19世纪前，西方的书目大体上是列举式目录，19世纪后逐渐形成以上四大分支。“阅读史作为书籍史的一个分支，一样具有交叉学科特征，不仅融合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还杂揉了目录学和文化史的方法”[64]，而且“一些目录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觉得阅读史的学科疆界太模糊，就试图给它勘定各边界，以维护自己的地盘。”[65]
“英美目录学传统主要关注的是书籍物质形态变迁的过程，强调书籍生产过程遗留的物质证据用于解释文本传播过程的特质，其研究重心在书籍而不在阅读。”[66]纵观书籍史研究中的目录学专家，必须关注麦肯锡。麦肯锡认为“目录学是唯一一直持续关注文本的形成、形式、流变、传播和对读者的意义的学科，应与历史学兼容，应当认识到目录学可以转换为社会文本学，能概括出文本及其形式，这正是目录学与书籍史的区别”[67]，而阅读史主要关注的是谁读、读什么、何时读、在哪读、怎么读、为什么读以及读的结果与影响，以读者和阅读行为为研究中心。
4.3.3 阅读史与书籍史的边界
书籍史发端于欧洲早期近代史研究，日益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显学”之一。费夫贺、马尔坦、罗杰•夏蒂埃、罗伯特•达恩顿等有丰富的书籍史研究成果。文化社会史、语言学转向、社会文化史、阅读史等成为西方书籍史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理论基石（或者说是分支），书籍史研究的理论模式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书籍史的跨学科性质跃然纸上。阅读史是书籍史的一个分支，“也是难度最大的一个分支”[68]，二者紧密而难以分割。其一，“书籍史是阅读史的前提和基础，同时阅读史是书籍史的目的与深入”[69]；其二，“阅读史反映书籍史，书籍为阅读而生，阅读的变化决定着书籍生产的变革”[70]。阅读也是整个书籍传播过程中最复杂的一环——离不开读物即书籍，但阅读史必须与书籍史彻底分道扬镰，因为书籍史研究的聚焦点是书籍的出版、印刷、形制等方面的内容，而阅读史以读者及其阅读行为为中心，“更注重于阅读与生活、社会、性别、权力等的关系，包括读者在阅读中所扮演的角色，读者的阅读方式、阅读心态、阅读习惯等方面的变化，读者对书籍（文本）的使用，以及印刷和出版的文化意义，诸阶层间的文化互动关系等方面”[71]。
但实际研究过程中，即使给阅读史分别划定了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目录学和书籍史的分界，“阅读史依旧保留了其跨学科的性质，难以解决与相邻学科之间的领土纠纷”[72]。阅读史的研究，需要有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
5 结语
阅读史能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必有其缘由：一是其史料丰富，能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拓宽研究深度；二是能弥补相关学科的不足。“从20世纪80年代学者在文化史与书籍史的发展下探索阅读史的第一步，一面从过去的研究中勾提阅读史的轮廓，一面讨论未来研究的方法与架构，到如今阅读史已经有‘通史’性质的论文集和领域回顾。”[73]学科边界的设置就显得尤为重要。一般而言，学科边界具有两个作用。第一，具有“认知排他”[74]。第二具有限制和规训作用。阅读史与相邻学科的边界设计，使得阅读史的学科任务、学科基本问题和学科特点更加凸显；一方面，“读者和阅读行为是书籍史其他分支和传统目录学不能涵括的研究对象”[75]。另一方面，阅读史的学科交叉性质，使其难以完全与相邻学科分道扬镰，最好的解决办法则是给阅读史学科给予合适的“软边界”建构。
注释
[1]Richard D.AIlyick.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ss Reading Public(l800-1900)[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3
[2][3][5][9][10][11][14][15][16][18][23][28][32][34][44][54][57][59][61][62][65][68][72][75]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9-163
[4]于文.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J].国外社会科学,2008(4):13
[6]Walker Gibson.Authors,Speakers Readers and Mock Readers[J].College English,1950,11(5):265-269
[7]Gerald Prince.lntroduce to the study of the Narratee[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7-25
[8]Wayne C 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2
[12]Roger Chartier.Reading matter and "popular"Reading: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M].Oxford:Polity Press,1999:269
[13][46][47][48][49][51][53][69][70]王龙.阅读史导论[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3,5,46,50,79-80,104
[17][71]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J].史林,2007(5):155-156,158
[19]William K Wimsatt.The Verbal Icon:Studies in the Meaning of the Poetry[M].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54:21
[20]Wayne C Booth.The Rhetoric of Ficf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5
[21][29]Roger Chartier.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in Early Modern Franc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ty Press,1987:9,343-344
[22]Wimsatt,W.K & Monroe Beardsley.The affective fallacy[J].Sewanee Review,1949,57(1):31-55
[24][日]藤井省三著;董炳月译.鲁迅《故乡》阅读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8
[25][26]Jonathan Rose,Reading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A Preface to a History of Audiences[J].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Ideas,1992,53(1):47-70
[27]Stephen Colcough.Reader:Books and Biography[M].Oxford:Blackwell,2007:50-61
[30]孙元涛.教育学学科边界问题的再认识:关于“跨学科研究”的教育学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10(24):31
[31]陈文勇.情报学学科边界问题探析[J].情报探索,2013(1):25
[33][41][45][64]Roger Chartier.The Order of Books:Readers,Authors,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M].Cambridge:Polity,1994:2-5,10,18,23
[35]王余光.关于阅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图书情报知识,2001(3):8
[36]蔺继红.大学生阅读心理之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7):68
[37]Robert Darnton.The Kiss of Lamourette,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M].New York:Norton,1990:157
[38]郭红娟.曾国藩阅读思想探析[J].洛阳师专学报,1998(12):79-80
[39][43]魏玉山.关于阅读史研究的范畴[J].新阅读,2018(4):21
[40][60]Guglielmo Cavallo and Roger Chartier.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M].Oxford:Polity Press,1999:121
[42]如吕慎.纸质阅读的末路到了吗?[N].光明日报,[2011-07-30].罗伯特•达恩顿著;熊祥译.阅读的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65-75,107-129
[50]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航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1775-1800)[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
[52]Jack Goody.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M].Washington:Smithsonian,2000:11
[55]戴维•芬克尔斯坦等著;何朝晖译.书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9
[56]Susan Rubin Suleiman & Inge Crosman Wimmers.The Reader in the Text:Essays on Audience and Interpretation[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1980:6
[58]Elizabeth Freund.The Return of the Reader: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New ed[M].London:Routledge,2003:45
[63]陈耀胜.理论科学时期的中西目录活动与目录学[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8(3):32
[66]熊静,罗杰.夏蒂埃的阅读史研究[J].出版史研究,2018(5):65
[67]Donald Francis McKenize.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M].London:BritishLibrary,1986:2-4,19-20,51-52
[73]李仁渊.阅读史的课题与观点:实践､过程､效应[M]//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13-254
[74]Eriksson D M.Postmodernty and Systems Science:An Evaluation of J-L Le Moigne's Contribu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Present Civilization[J].Systems Practice,1997,10(4):395-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