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编辑出版研究学术地位不彰，一直困扰着许多编辑出版研究者，尤其是高校相关专业师生。近日，随着国家启动新一轮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学界业界关于“出版学冲刺一级学科”的呼声再起，两会代表发声，行业媒体呼吁，论坛会议研讨，形成了一股小热潮。
本人自幼嗜书，本科毕业即进入出版社，先后从事编辑和经营管理工作，一干十余年。后虽因继续求学而离职，但博士毕业后又重回出版，从事研究和统计工作至今，可谓宿缘难了。身在出版圈，“屁股决定脑袋”，对于“出版学”增补国家学术型学位学科专业目录一级学科，自然乐见其成。不过，如果倒过来，“脑袋决定屁股”，依多年所受学术训练衡量，“出版学”想要跻身一级学科，面前还有三个不便绕过的问题。本着提升编辑出版研究水平之初心，不揣冒昧与愚陋，坦陈于此，知我罪我，不敢多虑。
学术含量问题
编辑出版研究自称“学”以来，经过数十年发展，已在一些院校本科、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各阶段设立了相关专业，获得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等的项目资助，创办了若干研究性期刊，发表、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文章、著作和教科书，似乎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只要把这些书刊文章和国内外其他相对成熟的社科、人文研究领域的学术刊物、论文、专著和学术型教科书加以对比，便不难看出：我们目前的编辑出版研究（不含出版史等，后同）与现代学术研究尚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学术含量始终偏低。这集中体现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为“学”之自觉不足。没有深刻认识到现代学术研究是一项以知识为指向的专业化活动，门槛意识、知识意识淡薄，既不清楚思想与学术、观点与知识、写作与研究、专业文章与学术论文的联系与区别，混淆研究者与文（化）人、出版人彼此的角色差异，误以为行业专家就是当然的研究学者（当然，不排除有人可集从业者与研究者两种角色于一身），误将写文章与做研究两者完全等同；也不清楚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行业咨询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真正关系，过于强调应用，又将应用研究窄化为政府部门的政策、对策研究或咨询公司的行业研究或企业服务，并因“学”之根基浅薄难以提供理论、方法的充足支撑而局限于策论、申论层面。多年来，本人曾分别向一些专职从事编辑出版研究的同行求教过以下问题：专门研究编辑出版的学者与编辑出版从业者、行业调查记者、行业咨询者，在对编辑出版活动的认识上究竟应有何区别？换句话说，对于某一具体问题，学者通过专门研究获得的成果结论，与长期关注、思考这一问题的出版人、记者（尤其是从事深度调查报道的行业资深记者）或行业管理者、咨询者写出的东西，又该有何不同？结果无人给出还能说得过去、经得起初步推敲的回答，更有多人表示从未想到过这一问题！
其次，忽视研究技术。未能充分意识到现代学术研究的技术化特征，对现代经验研究、思辨分析与数理建模技术学习、掌握得不够，混淆实际工作方法与学术研究方法，以个人感想、体会、评论、认识、思考或工作调研替代技术层面严格、规范的分析、证明与检验，使有关研究纠结于“你认为”“我认为”之中，难以通过聚焦和纠错走向深入。近年来，标榜为“经验研究”“实证研究”的文章渐多，体现了研究风气的转变；但有研究者未能注意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假设与结论、评价与事实之间的区别，仍自觉不自觉地沿袭思辨演绎惯性与论说文章作法，重视文章构思甚于研究设计，将经验材料与数据当做佐证自己观点的例子使用，成为“伪实证”“伪经验”；也有研究者虽采用经验研究方法，但对具体技术的掌握仅限于操作甚至是软件操作层面，因不了解其原理而导致硬伤颇多（如在回归分析中，数据量少于最低要求，或不进行自相关、异方差等必备检验并根据检验情况修正回归结果）；还有研究者只是以这些研究技术为点缀，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经验结果与文章结论并不匹配，乃至脱节，沦为“伪定量”或“伪质性”；因此未能充分发挥出实证或经验研究启迪新知、检验命题、深化认识、实现积累的应有功效。
再次，理论基础贫乏。虽曾提出过多个“出版学”“编辑学”理论体系框架，但受经验研究积累不足、基础问题指向不明、基本概念与命题推敲不够、研究技术支撑乏力等因素制约，终难摆脱实务总结或空言无物的状况，于逻辑上也未达到学术所要求的严谨、深入与细致程度，难以起到指导研究与行业发展的作用。为弥补自身理论供给不足，不少研究者借鉴、引入其他学科的概念、术语、观点、理论，这本无不当，但需要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来源学科之中，通过研读原典、了解语境、考辨源流等方式透彻理解引入概念、理论的学理本意，同时充分把握编辑出版活动自身特点，然后吸收消化、融会贯通，寻求引入概念、理论与编辑出版具体情况的有机结合。如果仅仅是将术语、提法等词语套用于编辑出版事务，究其实质，不过“新瓶旧酒”，以另一种话语、符号重述已知东西，既未深化原有认识，更无新的发现，这样的研究只会成为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所批评的“口号型”“标签型/判定型”文章或其变体，于理论建设并无真正助益。
鉴于多年来学术含量未见有效提升，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成果积累不多，研究规范与研究传统也未真正确立，编辑出版研究一直遭受“出版无学”“编辑无学”质疑。质疑者认为，编辑出版乃实操之务，没什么可研究的，至多有“术”，无以言“学”。然而，世上哪有本该无“学”的东西呢？！征诸学术史，由实务而发展成为真正学问甚至极为高深抽象者颇多，如由丈量土地而几何学，观象授时而天文学，教书育人而教育学，政府收支而财政学，记账核算而会计学，文献编目而目录学，行军打仗而作战模拟，赛场竞技而体育科学，等等，不胜枚举，不能单纯以编辑出版工作的实务性否定编辑出版研究的学术性；况且，现代编辑出版至少已独立发展数百年之久，当前又遭逢巨大的技术与社会变革，所面临的问题已非仅凭经验、常识所能应对，因此编辑出版理当有“学”。从学术角度看，编辑出版研究既是“洼地”，也是难得的“处女地”与“富矿”，空白之处俯拾皆是，若加以规范、深入、细致探究，定会得出有价值之成果，且有益于行业乃至社会。而编辑出版研究之所以至今只是形式称“学”、实未成“学”，一个主要原因便在于研究者欠缺严格、规范、系统的现代学术研究训练，于经验与规范两类研究技术的学习与掌握尤为不足。
学科基础问题
编辑出版研究在成“学”之后，要成为独立学科，还会遇到学科基础问题，即有哪些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特别是基本或基础问题不能被其他已有学科所涵盖或加以解决，又有哪些研究视角甚至是技术手段不能为其他已有学科所提供，进而言之，还能为其他学科提供哪些启发与借鉴。积二十多年从业经验与研究心得，本人深信编辑出版研究有其独特性，不能为其他学科完全覆盖和替代。
如在宏观层面，面对数字化大潮冲击，编辑出版研究一个首当其冲的基础性问题便是：何为“出版”？即应当如何定义一个适应时代发展又经得起推敲的“出版”概念，使其内涵既可以概括书报刊出版、音像电子出版和数字出版的共同本质，又能区别于广播、电视等其他传播形式（而不至于泛化为与“大众传播”或“传播”同义，甚至囊括出版单位所从事的全部业务活动），作为认识编辑出版活动、开展编辑出版研究的基础。类似的还有：何为“出版物”？出版作为行业、编辑作为职业，其独立存在的基础与依据是什么，边界在哪里？出版机构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独立存在的基础、依据以及最为核心不可替代的职能又是什么？进而言之，这些基础与依据未来会发生何种改变？对编辑职业、出版行业和出版机构又会产生何种影响？等等。
上述问题均以编辑出版为对象，未见其他学科专门涉及，且事关根本，值得从经验与思辨、历史与现实等方面详加学理探究。除此之外，鉴于编辑出版活动的交叉性与横断性，编辑出版研究还可以关系、视角或案例为切入点展开，其结果对其他相关学科亦当不无裨益。哈佛大学天文学教授与科学史教授Owen Gingerich通过追踪《天体运行论》流布、收藏地点探究“日心说”传播与被接受情况及其地区差异，便是以编辑出版为视角进行研究之一例。
当然，仅靠个人信念或学科体系建设的研究与论证，确立不了学科基础。要解决这一问题，还是需要拿出一系列前后相继、逐步递进的具体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研究积累、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塑造出自己的研究视角、风格、传统与规范。有了其他学科涉及不到的独家过硬成果摆在那里，一切不言自明，何须再费唇舌！
学科关系问题
我国现行学术型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分为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三个层级，国家目录的三个层级中均无“出版学”。编辑出版研究多依托于文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及其二级学科“传播学”、或管理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图书情报和档案管理”之下，作为院校自设的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俗称“三级学科”）存在。对于“出版学”如何进入国家目录、成为一级学科，据了解，目前业界学界的设想方案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在一级学科如“新闻传播学”中增加“出版”二字，并在此一级学科下增设“出版学”，与原有其他学科（如新闻学、传播学）并列。这其实是建构出诸如“新闻出版传播学”或“新闻传播出版学”这样的新名目作为一级学科，并在其下引入“出版学”。严格来说，此时的“出版学”本身并非一级而是二级学科，进入一级学科的只是“出版”这两个字，而非“出版学”。但对于在国家目录中本无名分的编辑出版研究来说，这也是学术地位的一大提升。
另一类是在一级学科中直接增补“出版学”。这样一来，“出版学”确实能够成为一级学科，但它无论是归入文学门类与“新闻传播学”并立，还是划在管理学门类与“图书情报和档案管理”比肩，或者干脆放在新增加的交叉学科门类之下，其学科地位均超越了新闻学、传播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等原有二级学科，在学科历史、现状、逻辑关系等方面需要讲通之处颇多。如果将新闻学等也提升为一级学科，势必要对现有目录框架做较大调整，已非在此所能揣测者。
鉴于存在着以上三个问题，个人以为，此次“冲刺”一级学科，成功固然值得高兴，不成也在情理之中，不必过分沮丧。我等编辑出版研究中人，与其汲汲于一级学科，倒不如彻底沉下心来，勇于正视自身短板与不足，甘于花时间做“傻”事、下“笨”功夫——深刻认识现代学术研究旨在探索共性知识、做研究不只是写文章，在研究过程中切实实现从“文人”到“学者”的角色转换，从原理与技术两个层面认真学习领会、消化吸收其他成熟学科的研究技能、研究成果，深入了解编辑出版的历史与现状，针对编辑出版领域的若干基本或基础问题，从真正学术的意义上，通过扎扎实实地开展规范、系统、深入的研究工作，拿出一批批硬邦邦的学术成果，形成坚实的研究积累，有效提升编辑出版研究的学术含量，为编辑出版研究固本强基，使其生长出自己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真正成“学”。鉴于国外编辑出版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同样偏低（从研究期刊来看，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等与国内一流刊物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准，均为学术期刊与专业期刊的混合体），我们的编辑出版研究一旦真正成“学”，便会自然而然地居于世界先进水平，乃至引领前沿，其学术地位自然提升，届时名副其实，岂不快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