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施学云：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毫无疑问，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迅猛发展，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体组织，集体生产的复杂特征，表现为一种高度自觉，反应迅速的整体化文艺出版实践行为，上升到了国家工程的高度。从以往作协的组织生产与实践导引，作家“深度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实践，出版机构的主动策划与跟踪服务，到接受评价指标的价值加速与反向规约，参与集体生产的各方都在整合脱贫这一宏大叙事上达成共识，分工明确，密切配合，形成了脱贫主题文艺叙事的热潮。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的大量生产，既彰显出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创作突出人民性，时代性的期待和导引，也见证着作家对乡村鲜活生动现实的观察，描摹与分析，以及改革开放四十余多年来中国乡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态的新变化新气象。
【关键词】脱贫；主题出版；文艺；集体生产
主题出版是“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和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节庆日等集中开展的重大出版活动，其基本作用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动员全社会团结一心，谱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新篇章”[1]。近年来尤其是十九大以来，随着党中央精准脱贫战略的深化推进，脱贫主题出版兴起，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即时迅猛产出。2019年6月25日，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联合全国百家出版社，以出版社自荐、商报征集推荐的方式发布首批“乡村振兴与扶贫扶智”主题出版物书目，其中收录近两年出版的文艺类书目55种[2]，而其他未列入该书目的脱贫主题出版物更为丰富。考察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的生产机理，不难发现脱贫主题出版呈现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体组织、集体生产的建构特征，表现为一种高度自觉、反应迅速的整体化文艺出版实践行为。考虑到集体生产的复杂性，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作者层面，而应将视野抬升至国家工程的高度，以“大生产”“大出版”的思维观察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从组织、策划、创作、出版到接受评价的全过程，厘清参与生产的各方主体因素及其功能发挥，才能精准把握这股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热潮形成的因由。
1 脱贫主题文艺出版成为国家工程
探讨脱贫主题文艺出版，首先要搞清楚“脱贫”这一话语的本质属性。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在其社会学著作《贫困与饥荒》中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贫困概念必须包括两个要素：（1）一个识别穷人的方法；（2）一个把穷人所构成的集合的特征进行加总，以形成贫困总体映像的方法[3]。无论是通过“直接方法”或“收入方法”来识别贫困，还是运用“贫困人口比率”或“贫困缺口”标准来度量贫困，都与经济范畴直接相关。脱贫缘于人们改变自身贫困状况和穷人经济地位的最本真的利益诉求，因而与“贫困”一样，首先都是一个经济话语。其次，脱贫是一个政治话语，已固化为党和国家行动纲领的重要战略之一，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范畴。习近平总书记《摆脱贫困》一书的流行，可以窥见这一话语的勃勃生机。第三，对于主题文艺出版而言，脱贫又是一个经济话语、政治话语与文艺出版话语深度融合的综合性话语。文艺出版工作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对这一新时代话语作出自己的诊释与反应，更何况从出版的历史与现实来看，“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并不罕见。基于脱贫话语的复杂性，近年来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高度组织化生产的特征愈加明显，已经上升到国家工程的高度。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要求文艺真正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真正体现时代的风貌、真正引领时代的风气。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总体部署，中宣部制定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规划（2017-2021年）》。随后，中国作协据此制定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工程规划（2017-2021年）>实施方案》。2018年5月10日，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工程规划会上介绍，该规划旨在加强现实题材创作，推动广大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突出“六个方面”“五类题材”的创作，努力铸就新时代的文学高峰[4]“六个方面”即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经济社会发展新成就、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城乡建设新变化、致富奔小康新故事、人民群众新风貌，“五类题材”即倡导现代经济题材、乡村振兴题材、脱贫攻坚题材、生态文明建设题材、全面建设小康题材。除了明确提出的“脱贫攻坚题材”，“城乡建设新变化”“致富奔小康新故事”“乡村振兴题材”等亦与“脱贫主题叙事”互为表征，密切相关。文化部也制定了《“十三五”时期艺术创作规划》《“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特别在文化扶贫方案中单独设立“扶持扶贫题材艺术作品创作”，鼓励各地积极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开展主题作品创作，推出反映扶贫事迹、先进典型、经验成果等作品，鼓励各地推荐优秀扶贫题材作品和来自贫困地区的优秀艺术院团及作品参加全国性优秀作品展演展示活动[5]。由此可见，从党对社会主义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的总体要求，到官方文艺政策、制度的具体导引与规约，都表明脱贫主题叙事已经成为十九大以来当代文艺出版物组织化生产的重要内容，迎来了繁荣发展的空前机遇。
2 各级作协：组织生产与实践导引
作为文学创作主管机构，中国作协除了制定宏观规划予以总体导引以外，还通过实施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组织集体采风活动等方式加大对脱贫主题出版物生产的支持力度。如杨恩智的《普家河边》、江觉迟的《雪莲花》、卜谷的《红脉：赣南134位开国将军故里扶贫70载》、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丁一鹤的《大数据扶贫》、陈聪的《会它千顷澄碧：兰考脱贫启示录》等脱贫主题作品，以及长江的《明月村的“月亮”》、网络作家邓元梅的《成浩宇的幸福生活》、胡说《山根》、小姐姐安如好的《致我们勇敢的年华》等涉脱贫叙事作品入选2019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章泥的《迎风山上的告别》、南豫见的《扶贫记》等脱贫主题作品入选2018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土家族作家雷耀常的《村官》、姚元和的《脱贫攻坚手记》等脱贫主题作品入选中国作协2018年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篇目，仡佬族作家肖勤的《迎香记》、瑶族作家吴玉华的《大冲刺：云南省15个独有民族脱贫记》等脱贫主题作品入选中国作协2019年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篇目。据了解，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不仅为作家提供比较充足的资金资助，而且对作家深入生活、采访创作及作品的审稿编辑、发表出版和宣传推介等都提供支持，使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成为一种长效机制，从而催生出更多精品力作[6]。作协实施的定点深入生活项目，2018年为96项，2019年为142项，其中有一批作家推出了脱贫主题作品。启动“村暖花开”作家助力精准扶贫公益项目，组建扶贫采风团，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等在内的50位知名作家，深入到中西部地区城市开展采风活动，以文学的形式反映基层脱贫风貌。
各地方作协也高度关注脱贫主题叙事，结合各地脱贫攻坚实际，组织策划扶持本土作家积极书写脱贫事业的新成绩及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的新变化。四川省作为全国第一个集中开展脱贫攻坚文学扶贫活动的省份，脱贫主题文艺创作成果丰硕。据四川省作协工作报告介绍，该省实施文学扶贫“万千百十”工程，即每年动员全省各级作协会员向贫困县农家书屋签名捐赠图书1万册以上；每年动员1000名以上各级作协会员书写脱贫攻坚伟大进程；每年推出反映脱贫攻坚的优秀文学作品100件以上，其中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文学精品力作3部以上，力争到2020年累计达到10部以上[7]。采取“命题作文”与“自拟题目”相结合，统筹确定重大选题，广泛收集筛选全省会员申报选题，遴选确定重点作品，对《大道兴川》《羌山梦：最美村官肖琳》《奇迹凉山》《巴塘虹：川藏联网羊皮书》等35件作品给予创作扶持。《四川文学》《星星诗刊》《当代文坛》《四川作家》报、四川作家网开设“脱贫攻坚”作品（评论）专栏。四川广元市开展“聚焦脱贫攻坚”文学征文、“第一书记”脱贫攻坚文学征文活动，巴金文学院、攀枝花市、甘孜藏族自治州作协等把脱贫攻坚文学精品创作纳入签约作家年度签约项目。中篇小说《高腔》《山盟》、报告文学《通江水暖》《大国扶贫》《向往》《决战贫困》、长篇小说《迎风山上的告别》等作品陆续产生较大影响，四川省脱贫文学走在全国前列。其他各省作协纷纷实施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组织主题型文学采风活动，引导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一线脱贫攻坚的火热现实中汲取创作灵感和资源，从群众的伟大脱贫实践中升华文学的人民性和时代性品格，复苏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作家把握现实的洞察力，推出了一批脱贫主题文学出版物。如贵州省作协开展“文军扶贫”行动，举办“第一书记——贵州决胜脱贫攻坚先进群像”大型报告文学采风活动，组织优秀作家集中创作一批脱贫攻坚先进人物文学作品。云南省作协组织“走进励约乡”脱贫攻坚采访采风活动，湖北省作协组织“荆楚作家走乡村”精准扶贫采风活动，湖南省作协组织“作家看湘西扶贫开发”采风活动等，把作家引入脱贫攻坚现场，凝聚作家力量集中创作脱贫主题文学作品。
3 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实践
由于脱贫主题出版集体生产的特点，参与脱贫叙事建构的各方主体力量体现于生产的各个环节，但是其中的核心主体还是作家。作为脱贫主题出版的第一责任人，作家如何发挥主体作用书写脱贫话语，讲述乡村故事，传达时代新声，是脱贫这一宏大集体叙事重中之重的命题。新世纪伊始，久已存在的“三农”问题成为社会热点，引起普遍关注。人们愤愤于作家对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民众艰辛生存现实的冷漠，诟病于对乡村“乡愁”的泛滥叙事，呼吁并掀起了底层叙事的热潮。这一时期底层叙事在某种意义上转化为一种贫困叙事，对于底层贫困现状的集中反映，复苏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甚至影响到乡村经济体制改革，这也彰显出文学介入现实的强大实践功能。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一些作家乡村生活经验极度贫乏，不少作品停留于书写贫困，驻足于展示苦难，有些写作素材取自于媒体报道，“村子里的事”总是千篇一律，作家无法准确把握乡村的现实律动和精神本相。当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工程铺开实施，对乡村社会结构产生新的巨大影响时，一开始作家们还是表现出了某种迟钝。究其因，有的仍然欠缺观察和把握乡村律动的自觉和能力，有的执著于所谓纯文学的审美原则，忽视身边正发生激变的乡村现实。当然我们不是要求作家们都去书写乡村，这也不符合文学多元化的审美规律。在脱贫主题出版转变为一种集体组织、集体生产行为的背景下，不少作家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这一生产工程，发掘脱贫这一时代话语赋予乡村书写的新元素新特质新内涵。
如何书写好脱贫话语，讲述好乡村故事，作家首先要解决的是生活经验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提出，“制定支持文艺工作者长期深入生活的经济政策，健全长效保障机制，为他们蹲点生活、挂职锻炼、采风创作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成果展示平台”[8]。细读近年来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作家身份不外乎返乡者、下乡者和留乡者三种，尤其是返乡者、下乡者通过各种途径深入生活，获取经验，弥补写作资源的匮乏。这其中有的是个体实践，有的是组织安排；有的是长期深扎，有的是短期驻留。主要包括驻村扶贫、扎根支教、蹲点生活、下乡采风四种途径，其中以下乡采风居多。如作家陈涛、李约热都曾挂职任驻村第一书记，留在乡村深处触摸乡村生活，写出了个人对乡村人和事的朴素体验，前者创作出散文《甘南乡村笔记》，后者出版了小说集《人间消息》。李约热曾在《到乡下吹吹风》一文中谈到扶贫经历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这一年多，我记得最多的，是那些愁苦的脸庞。意外事件和病痛使一个个家庭风雨飘摇”[9]。这种颇为细腻的情感体验使得集子里的那篇《村庄、绍永和我》在一众脱贫叙事中独树一帜。江觉迟坚持扎根藏区支教15年，以自身最为真切的扶贫体验为素材讲述藏区扶贫故事，创作出长篇小说《雪莲花》，其间有欢喜，有疼痛，令人动容。凌翼深入井冈山各乡村，历时9个多月，走访20多个乡镇、120余个村组，访问人物300余人，形成20余万字的采访笔记，构建了脱贫叙事的资料库，最终写成报告文学《井冈山的答卷》。纪红建带着“为我国的扶贫事业留下一份带着温度的扶贫报告”的创作初衷，走访了202个村庄，涉足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多个精准扶贫重点地区，带回2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出100多万字的采访素材，“围绕着贫困乡村里的人和事，围绕着人心和人性，围绕着精神和灵魂”[10]，创作出报告文学《乡村国是》。何建明秉持注重文学调查的一贯立场，5年来先后8次深入十八洞村进行采访，写成报告文学《人间正是艳阳天》。刘裕国、何竞行走在巴山蜀水之间，涉足60余个采访点，采访干部群众130余名，整理第一手采访资料近百万字，推出报告文学《向往》。舒辉波通过持续十年的采访，创作出儿童文学作品《梦想是生命里的光》，以社会学视角讲述一群孩子的昔日梦想与现实人生。应该说，大多数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的背后都留下了作家奔走于乡野田陌间的身影，艺术价值有高低且不论，我们理应对作家这种深入生活的姿态和热情持有一份尊重。
从叙事的角度看，大多数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都可以视为非虚构叙事，虽然批评者们对脱贫主题作品命名不一，有的称其为纪实文学，有的称其为非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以对易被忽视、遮蔽的存在的深切关注和作者亲历亲验的在场性书写，拓展写实类作品写作的时空，接通了这类文学形式与普通人生活的关联，复活了作品的生活质感和个体生命气息，存真了现实的另一种真实，尽管这样的真实也许并不鲜亮，但它毕竟也是一种色彩，从而呈现出一个更为全面多样的现实世界。尤其可贵的是非虚构作者沉入生活的信心和行动能力以及以真诚之笔呈现对象真实、真相的勇气，使作品凝聚着一种对于此类写作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格”[11]。就脱贫主题非虚构叙事而言，这种主题叙事大量生产出来的文本，是否都能反映真实的乡村和乡村的真实，或者说有些作品反映自以为真实的同时是否可能又遮蔽了另一种真实，这是存疑的。但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大规模文艺实践推动作家去呈现对象真实与真相，去复活生活质感和生命气息，确实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品格。
4 出版机构：主动策划与跟踪服务
文艺期刊组织策划相关选题，设置专题栏目，重点推介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人民文学》作为当代文学作品生产的重镇，起到了带头作用。该刊2017年第1期《中国报告》栏目推出王宏甲的脱贫主题报告文学《塘约道路》，将其作为重点推介文章写入卷首语。作品发表后影响较大，甚至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关注。《人民文学》2017年设置《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特选作品》栏目，先后刊发的脱贫叙事作品有陈涛的散文《甘南乡村笔记》（2017年第4期）、任林举的报告文学《此念此心》02017年第7期）、马平的中篇小说《高腔》02017年第8期）、黄国辉的散文《高原笔录》02017年第9期）、彭学明的报告文学《人间正是艳阳天》（2017年第10期）等，并为任林举的《此念此心》、马平的《高腔》、彭学明的《人间正是艳阳天》举办研讨会。2017年第12期开始设置《新时代纪事》栏目，2018年将其作为重点栏目打造。贵州作家欧阳黔森的脱贫主题报告文学三部曲《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分别在《人民文学》2018年第1期、第3期、第9期《新时代纪事》栏目头条刊发，地位之高，实属罕见。《新时代纪事》栏目另刊有福建作家陈毅达的长篇小说《海边春秋》（2018年第7期），以平潭扶贫工作真实案例为素材，讲述扶贫干部到岚岛挂职奋力开展脱贫攻坚的故事，这也是该栏目发表的第一部脱贫主题长篇小说。2019年设置《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选作品》栏目，其中赵德发的《经山海》（2019年第3期头条）、肖勤的《迎香记》（2019年第5期）、郑旺盛的《信仰的力量》（2019年第7期）及胡正银、张合、廖泳清合写的《让梦想起飞》（2019年第7期）等讲述基层干部投身精准扶贫事业的故事。《人民文学》杂志社除了遴选推荐刊发稿件以外，还主动跟踪指导与服务，关心作家生活和作品进展情况，得到了作家的感激与认同。《高腔》的作者马平曾在创作谈中感叹，“如果没有来自《人民文学》的指导和激励，很难说这篇小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12]《高腔》单行本出版发行时打出的宣传口号就是“深情书写脱贫攻坚伟大实践激情唱响乡村振兴时代新声：《人民文学》献礼党的十九大特选作品”。这一时期，其他文学刊物也不甘落后，发表了不少脱贫主题文学作品，《中国作家》推出何建明的《山神》、老藤的《战国红》、李朝全的《国家书房：金兴安和全国第一个农家书屋》、李春雷的《妮妮下乡：定西“精准扶贫”纪事》、贺享雍的《大国扶贫》、纪红建的《乡村国是》、郑旺盛的《庄严的承诺：兰考脱贫攻坚纪实》、赵朝龙的《莫负脚下这片热土：贵州省江口县脱贫攻坚纪实》等作品；《民族文学》推出王华的《在路上》、邓毅的《山路带我回家：陈行甲的扶贫之路》、周建新的《钱为谁而余》等作品；《芳草》开辟专栏持续探讨“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芳草•潮》设立《聚焦•精准扶贫》栏目，集中刊发脱贫作品。
各出版集团、出版社也纷纷组织脱贫主题出版，传达脱贫声音，讲好脱贫故事。这一方面，以四川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文轩”）出版实绩最为显著。新华文轩致力于打造精品主题出版物，将“扶贫攻坚出版工程”纳入八大主题出版重点规划方案，出版优秀脱贫主题图书[13]。主题出版必须突出政治性、人民性、时代性和文化性。新华文轩旗下天地出版社提出，主题出版不是简单地出版“应景”图书，而是出版承担社会责任、承载社会使命、关系民生大计、有深度有温度、对国家命运、时代脉搏有精准把握的图书。只有深度介绍中国发展、解读中国成就、阐释中国立场，以昂扬的精神鼓舞人、树立民族自信的图书才符合主题出版的要求[14]。正是秉持这样的主题出版理念，天地出版社抓住四川省实施“万千百十”工程、推进文学扶贫的机遇，抢先与参加扶贫活动的作家商谈，确定了《高腔》《悬崖村》《向往》《天梯》《赶考路上》等扶贫项目选题，签订合作协议，拟定出版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风险把控，由项目负责人跟踪责任编辑联系作者的情况，了解选题实施进度，交流稿件存在的问题，及时协调解决。近两年新华文轩旗下天地出版社出版的《高腔》《悬崖村》《向往》、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国扶贫》《脱贫攻坚，我们的行动：23位第一书记访谈录》《迎风山上的告别》、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陈家湾》《乡村志•卷七•盛世小民》《生命的力量：一个麻风病人的记实》9部作品入选首批“乡村振兴与扶贫扶智”主题出版物书目，其中3部作品入围2017、2018年度“中国好书”。《高腔》2018年3月首印1万册，码洋达38万元；2018年4月加印5500册，码洋累计58.9万元；截至2018年4月底，实现销售8500册，销售码洋32.3万元[15]。出版两个月内即有这样的销量，在当前的文学市场中实属难得。再如，中国出版集团与国家扶贫工作总协调机构联合实施扶贫图书出版工程，组织策划、编辑出版扶贫图书，全方位展示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新成就。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精心打造江觉迟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雪莲花》。希望出版社组织策划“新时代童心看世界”原创书系，出版《梦想天空》《家住武陵源》《乘着星光回家》等儿童小说，聚焦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通过儿童视角观察新时代乡村变化。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组织策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丛书之少年爱中国”书系，先后出版《大学生村官》《美丽乡村》等脱贫主题出版物，关注乡村少年成长。这些出版物均入选首批“乡村振兴与扶贫扶智”主题出版物书目。
5 接受评价：价值激励与反向规约
从大生产的维度来说，一个完整的文艺出版物生产过程，并不终结于出版物的出版，还延伸于出版后的接受评价。接受评价效果的认定，既是对出版物的价值判断和认同激励，也会进一步反向规约导引某种创作现象的发展和创作者的自觉生产。接受评价源于各个方面，既有来自官方的评选表彰，也有来自文艺界的专业批评、出版行业内部的自评自鉴、普通读者群体的阅读评价，以及市场占有率的货币化反馈。这其中，评奖制度作为一种能够有效赋予生产者价值认同的制度设计，一直为人们所高度重视和尊崇。从奖励制度设计本身来说，“奖励制度是鼓励文学艺术创作发展繁荣的重要机制之一，也是意识形态按照自己的意图，以权威的形式对文学艺术的导引和召唤。因此文学艺术的奖励制度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权力话语以隐蔽的方式与此发生联系，它毫不掩饰地表达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图和标准，它通过奖励制度喻示着自己的主张和原则”[16]。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生产作为一种主题型写作现象，与当下国家精准扶贫这一伟大政治实践深度对接，更多是命题式遵命写作，主流意识形态诉求更为鲜明。参与文艺生产的各方主体力量，包括各级宣传部门、文联作协系统、出版机构、创作者等，也都迫切期待通过获奖来表征生产意识形态，彰显各自的主题实践成绩，而这也恰与奖励制度设计者的初衷相吻合。
对于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而言，目前国内最为权威最受青睐的奖励项目当属中宣部设立的“五个一工程”奖。“五个一工程”奖的设立旨在树立主旋律文艺样本，通过组织实施主旋律文艺的高效生产，实现对社会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有效导引。近年来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屡获“五个一工程”奖，让人印象深刻。在2019年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乡村国是》《心无百姓莫为官：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荣获特别奖，《十八洞村》《闽宁镇》《经山海》《战国红》《海边春秋》荣获优秀出版物奖。然而国家级奖项指标毕竟有限，在2019年各省级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能发现更多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的身影。如《迎风山上的告别》《悬崖村》荣获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战国红》《春归库布其》荣获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蒲公英女人》荣获重庆市“五个一工程”奖，《迎香记》《报得三春晖》荣获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金谷银山》《我的幸福谁当家》《太行新愚公》《李保国》荣获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
除了评奖以外，接受评价激励机制中还包括各种主题型重点书目的推出、读者阅读好评以及市场良性反馈等因素，在给予认同的同时也会促进主题文艺出版物的规模化生产。如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联合全国百家出版社发布首批“乡村振兴与扶贫扶智”主题出版物书目。《经山海》《战国红》《海边春秋》等作品入选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海边春秋》《乡村第一书记》《乡村志•大城小城》《我的十八洞村》《第一书记扶贫手记》《高腔》《生命的力量：一个麻风病人的纪实》等作品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在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中国好书”评选活动中，《高腔》入围2018年度“中国好书”，《生命的力量：一个麻风病人的纪实》入围2017年度“中国好书”，《向往》入选2018年度7月“中国好书”，《战国红》入选2019年2-3月“中国好书”，《海边春秋》入选2019年5月“中国好书”，《雪莲花》入选2019年6月“中国好书”。在由中国出版协会主办的“中国出版好书”评选中，《山神》登榜“2018中国出版30本好书”。在由中宣部印刷发行局主办的“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评选中，《高腔》《第一书记扶贫记》入选2019年文化类图书榜单。此外，各级宣传部门、作协机构、出版机构等经常性举办作家作品研讨会，邀请知名评论家助阵，从政治、文学等多维视角发掘作品价值，扩大宣传效应，也提高了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的社会美誉度。正是通过以上种种的正向度评价激励和广泛表扬，树立脱贫主题文艺样本，在提高脱贫叙事出版物艺术水平的同时规约导引脱贫主题出版物的扩大化生产和总体性发展。
6 结语
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的集体生产，各方主体因素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但彼此之间又不是孤立的，而是密切联系互相作用的。参与集体生产的各方在建构脱贫这一宏大叙事上达成共识，分工明确，密切配合，形成了脱贫主题文艺叙事的热潮。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的大量生产，既彰显出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创作突出人民性、时代性的期待和导引，也见证着作家对乡村鲜活生动现实的观察、描摹与分析，以及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乡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态的新变化新气象。毋庸讳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的那样，脱贫主题叙事也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有些“返乡叙事”“下乡叙事”只是赶任务赶工期，深入生活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满足于表象的单向度采访记录，热衷于戏剧性事件的渲染叙述，津津于政策文件资料的快速再生产，忽略遮蔽了乡村心灵的细细腻颤动，走到了农民家门口却始终未能走进农民的内心。此外，主题写作规约与作家创作个性之间还不够融洽，导致有些作品艺术形式单调，千人一面，审美价值存在缺憾。面对脱贫这一伟大政治实践，面对中国乡村正发生激变的复杂现实，创作者们还要“身入”“心入”“情入”，沉潜下去扎根人民，抓住这一历史契机，用文艺之笔深情细致地书写乡村生态和乡村精神，才能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
注释
[1]范军.出版主题的“意义”与“意思”[J].出版科学,2017(3):1
[2]穆宏志.首批扶贫扶智主题出版物发布[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9-06-25
[3][印度]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王文玉译.贫困与饥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5
[4]李晓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工程规划会在京举行[N].文艺报,2018-05-14
[5]欣闻.文化部发布“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N].中国文化报,2017-06-08
[6]付小悦,饶翔.从当代中国伟大创造中寻找创作主题[N].光明日报,2019-05-28
[7]刘裕国.四川省作协为助力脱贫攻坚,实施“万千百十”工程[N].人民日报,2018-05-24
[8]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5-10-20
[9]李约热.到乡下吹吹风[J].江南,2019(4):112
[10]纪红建.乡村国是[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410
[11]丁晓原.非虚构文学的逻辑与伦理[J].当代文坛,2019(5):93
[12]马平.高腔[M].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14
[13]新华文轩.新华文轩主题出版重点规划方案[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11-27
[14][15]陆翌.“脱贫攻坚”主题出版项目的实施和推广[J].传播与版权,2018(7):65,66
[16]孟繁华.1978年的评奖制度[J].南方文坛,1997(6):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