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李永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摘 要】新时代为中国出版业提出了新使命，急切需要出版学为行业发展注入新动力。基于此，本文探讨如下3个问题：（1）出版学升级的时代之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出版学急需升等级为一级学科，更好地发挥出版的政治，文化和外宣功能；（2）出版学升级的学理之问：新时期中国立出版业蓬勃发展，为行业提供理论基础的出版学转型升级是当务之急；（3）出版学升级的行业之要：出版专业应用人才培养的供需矛盾突出，出版学升级为一级学科势在必行。
【关键词】出版学；一级学科；新时代；转型升级
据考证，“出版学”在中国最早见于20世纪30年代由杨家骆所编的《图书年鉴》中。但一直到1980年代，出版学才作为学科建设提上新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日程。经过40年的学术研究、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年轻的出版学作为新兴学科为新中国出版业经营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培养了大量的实用型人才，为中国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新时代呼唤出版业在巩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促进先进文化传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出版学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更进一步在理论研究上开辟新境界、教学实践中解决新问题、人才培养上再有新作为。立身必先正其名。出版学要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必须在《学科目录》中设立独立的“出版学”学科，回应时代之需、学理之问、行业之要。
1 新时代对出版社会功能的再定义是出版学升级的时代之需
设立新学科首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即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就出版学而言研究对象是人类迄今为止所从事的出版工作及出版实践。出版学的研究任务作为理论体系的基础，根据所处时代的不同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新内容以适应时代要求。在新中国文化事业不断发展繁荣的历史进程中，出版的社会功能不断被阐释新的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出版的主要社会功能拓展新内涵决定了出版学必须适应时代提升学科地位，回应时代之需。
1.1 出版的政治功能要求出版学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出版的核心功能是政治功能。巩固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是我党宣传政策一以贯之的总方针。出版工作作为新时期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重点工作被屡次强调。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强调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越是深化改革、创新发展，越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着力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2018年在管理层面，通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归中宣部，党统一管理出版活动、党政一体的出版管理体制正式确立。中央的一系列制度措施，使出版业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出版活动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形式，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重要内容。出版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有赖于出版学作为一级学科在理论研究上结合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做更多基础研究，产生更多新思想支撑出版完成党在新时期赋予的新使命。
1.2 出版的文化功能要求出版学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
出版的基础功能是文化功能。出版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是文化积累、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出版一直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20世纪80年代，在出版学建立学科的大讨论中，时任上海市出版局局长宋原放撰写的《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一文提出“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摆在我们面前的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这是在今后出版体制的改革中在出版事业的自身建设中需要认真总结、努力探索和逐步明确的问题。否则我们的工作就带有不可避免的盲目性。为了总结、探索和逐步明确这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出版学”[1]。出版事业经过40年蓬勃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出版学在这40年里在理论和实践中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这个问题上起到了理论基石和实践经验总结的独特作用，成为出版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新时代，出版的文化功能内涵更为丰富，构建传播主流价值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出版文化功能的核心任务。其中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发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理论构建与传播功能，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内容建设与传播。二是发挥凝聚中华民族精神气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担当与民族情怀。三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展示中国为内容，应时代之需、民生之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相关问题，为各行各业提供智力支持。新的文化功能内涵呼唤出版学在学理上开拓新境界，我们需要再次深入探讨“新时代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出版学面临更为高远的时代课题，只有升级为一级学科，投入更多的学术资源才能回应这个时代之问。
1.3 出版的外宣功能要求出版学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发挥引领作用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同志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出版在打造国际影响力方面的总遵循。新时期，文化走出去更多聚焦在阐释当代中国的主题出版扩大海外影响力上，为推动中国赢得世界话语权贡献力量。“十三五”期间，我国的“走出去”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主题图书“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交流形式不断丰富，影响力逐年加强，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版权输出比例不断攀升。一大批主题图书进入国外主流市场。比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输出版权超过20种，在160多个国家发行，海外总发行量超过50万册[2]。配合领导人的高访活动安排的主题图书巡展、主题图书签约仪式等都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创新外交活动内容形式的重要工作方法。可以说主题出版“走出去”已经成为我国外交方面的重要政治手段和活动形式。在国际话语权构建方面，以时政类学术专著为主要内容的主题图书更彰显了回应世界关切、传播中国声音、表达中国立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引导国际舆论的作用。
如何在新时代以出版为载体，在更广的范围、更深入的领域，以更具国际视野和国际感召力的方式传播中国的国家意识和核心价值观，传播具有民族特色审美和艺术风貌的文化作品，传播当代中国政治科技文化领域中取得的新成就，推进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是出版学在当前急需回应的重点课题。回答这一课题，需要出版学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特别是具有跨文化传播、国际政治等专业背景的优秀人才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以出版学目前的研究能力、专家队伍、师资力量和人才培养方面还有很大缺口。这与我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对出版在新时代更加积极有为的期待存在很大差距。在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中，出版学急需升级为一级学科，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经验总结，创新模式，引领中国出版扬帆远航。
2 出版理论研究滞后于行业实践发展是出版学升级的学理之问
新时期，我国出版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内容生产持续繁荣。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在人民对文化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下，出版业获得蓬勃发展的持久动力。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 2018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2018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8687.5亿元，图书出版营业收入增长6.6%，在新闻出版8个产业类别中增速第一[3]。作为兼具文化和商品双重属性的出版业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建设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新时代出版业要持续不断提升原创能力、激发创新活力、增强供给效能，推进转型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版业蓬勃发展呼唤学术领域提供新动能，解答新问题，出版学转型升级已经成为行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2.1 转型升级的出版学要立足我国出版业公司治理实践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随着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政策措施的贯彻实施，大量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目前，我国经营性出版单位已经全面完成了转企改制，基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由于文化产业市场化经营起步较晚，特别是出版单位，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如何明确企业的性质定位、产权关系、利益关系、政企关系、主管主办关系等仍然存在认识不清、管理不善、关系不顺、操作不规范的现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明确了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相继中央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社会效益考核体系基本形成，为出版业政治导向的强化、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产品结构的完善、专业特色的形成，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提供了思想引领与制度保障。
如何做好转企改制后续相关制度完善工作，如何进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如何建立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如何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等方面，从顶层设计监管到企业制度完善等方面都需要清晰的战略布局。目前的出版学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无论是战略性、前瞻性的宏观层面，还是应用性、实践性的经营方面都滞后于行业改革变革的新发展，学科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而升级后出版学的研究重点要立足于我国出版公司治理的鲜活实践之中，为中国出版业破解全局性问题、更加重视新业态新发展，为行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真正做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2.2 转型升级的出版学要创新引领我国出版业融合发展
2014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后，媒体融合成为中国书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移动终端等媒体的改革方向。同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传统出版传媒与新兴出版传媒融合发展。推动传统出版企业兼并重组”。2019年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是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在中央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出版业努力探索出版融合经营，以数字出版为代表的内容生产使传统业务焕发新的活力。与此同时，传统出版与新兴媒体出版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深度融合过程中，传统经营体制机制上也面临诸多挑战。
如何运用“互联网”实现出版业更大的发展；如何在数字时代实现出版主体的导向价值、内容价值；如何推动数字化技术转型构建新业态下的出版业务流程；如何在以内容为核心的IP运营模式下形成出版的跨界开发；如何发展和平衡出版新兴业务与传统业务；如何在媒体融合中重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实践问题，既需要行业先锋的探路尝试，更需要出版学作为行业的应用之学通过学科建设和实验室建设给出及时的应对之策。转型升级后的出版学一方面要在已有的融合出版产品形态、服务模式、平台渠道、管理机制等方面及时总结提炼业界成功的发展路径，形成行业经验积累，总结为融合出版的新理论、新模式；另一方面结合5G技术及未来通信技术的新发展，对内容形态的新变化，产生新的融媒体产品、新平台等提出前瞻性的新观点、新框架。
2.3 转型升级的出版学要推动促进出版业国际化走向纵深
新中国对外出版贸易从1949年开创起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形式到多元载体，至今已经成为新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21世纪以来，出版贸易蓬勃发展。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提出，把“走出去”作为出版业发展的重大战略。此后，出台了《关于扶持新闻出版“走出去”的8项政策措施》《“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布局，推动我国对外出版贸易取得实质性突破。一大批“走出去”工程项目在政府基金扶持下翻译出版，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一大批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出版企业积极拓展国际版权业务，形成了中外出版界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新时代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对外版权贸易通过顶层设计布局呈现两大突出特点：一是中国主题图书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图书对外贸易结构明显变化，阐释中国价值观、中国方案、中国道路，展示当代中国发展成就的主题图书成为出版贸易“走出去”的内容引领和贸易主体。二是在“一带一路”外交框架下构筑版权贸易多边合作机制。配合我国“一带一路”外交方略，我国出版机构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出版贸易，通过多种形式建立多边合作出版机制。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的今天，国际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活跃，中国出版业要在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中发挥更为重要的发声作用。这需要更多有国际格局、国际视野、国际分析能力的出版专家与时俱进地为中国出版贡献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和跨文化传播的解决方案。转型升级的出版学要抓紧研究中外出版业发展的差距、借鉴国外先进的出版理念、管理模式，洋为中用，补齐短板。出版学还要积极构建学科自身的学术评价体系，加强科研体系建设，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形成我国出版专业话语体系，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持。
3 出版专业应用人才培养的供需矛盾是出版学升级的行业之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一个新学科的建立和成熟不仅是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其最终落脚点在于专业人才培养。从目前出版学的教育规模来看，55所高校开设编辑出版学本科，19所高校开设数字出版本科，28所高校开设出版硕士专业，27所高校开设与出版有关的设施专业或研究方向，10所高校依托一级学科开设出版学研究方向博士点[4]。目前的学科布局虽然具备一定的教育基础，但与出版行业蓬勃发展的态势相比，还远远不能满足行业需求。据有关专家测算出版专业人才缺口达到70万人左右[5]。出版学转为一级学科，夯实专业基础，扩大招生规模，已经势在必行。转型后的出版学要进一步建设与行业发展相匹配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校企联合，探索继续教育形式，为行业发展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3.1 以高校新文科建设为契机推动建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2018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创新发展，不仅要发展新工科，还要发展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2018年10月，教育部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中，首次增加人文学科。随着2019年5月“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的出台实施，新文科建设也正式启动。新文科建设是在传统文科建设的基础上实现新技术与文科的融合，鼓励学科兼容，突破学科局限，实现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新文科建设为出版学建设带来新机遇。出版专业在传统出版与新媒体出版融合发展的趋势下，与新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新的媒介生态要求编辑人员不仅掌握传统的编辑出版知识，而且需要掌握更多的其他学科知识以支撑海量的信息处理。是否具有坚定的政治素养、丰富的知识储备与文化修养、是否掌握多媒体操作能力和营销能力，是做好数字时代合格出版人的必备条件。高校在人才培养上，要建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在课程设置上，加强与政治、经济、管理、信息技术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培养学生交叉学科的学习能力，培养新媒体技术与互联网应用能力。同时出版工作是需要不断学习创新的知识型工作，需要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理念和跨学科学习的能力，以适应未来行业快速迭代发展的需要。
3.2 以应用型高校教育模式转型为动力建立校企合作培养机制
2014年，教育部改革方向明确：全国普通本科高等院校1200所学校中，将有600多所逐步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变，转型的大学本科院校占高校总数的50%[6]。经过几年的转型发展，应用技术型大学和专业是国家实施学术型人才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大趋势。出版学是与出版业实际业务结合非常紧密的技术专业，高校人才培养也应向应用型和技能型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加强校企合作，实现产学研相结合，建立双赢的校企合作培养机制是加强出版学人才培养以适应行业发展需要的有效途径。
建立校企合作上，国外相对成熟的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可以尝试借鉴。英国高校数字媒体专业培养强调课程计划中加强实践教学，以工作室模式组织实践教学，注重产学研相结合，培养学生创作能力和实践能力。比如威斯敏斯特大学不仅强调媒介理论基础教学，也要求课程的设置与数字媒体行业实践保持密切联系，两者课程比例达到1:1[7]。学校还给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让学生参与实践创作。我国目前数字出版教育实践已经相对成熟，出版研究机构与企业共建的各类融合媒体实验室、实践基地纷纷建立。但我国校企合作在广度与深度上仍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高校应与企业建立专家讲座交流机制、兼职教授聘用机制、校企信息共享机制、企业参与课程改革机制、高校成果转化机制、人才定向培养机制等模式加强企业与高校在高级人才交流、学生实践培养、产业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合作，产学研联动，共同推动中国出版业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3.3 以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为依托建立学科终身教育体系
为推进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队伍，2011年1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实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规定要求“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少于72小时。其中，接受新闻出版总署当年规定内容的面授形式继续教育不少于24小时。其余48小时可自愿选择参加省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认可的继续教育形式”。出版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完成情况作为其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关系着个人出版职业资格的登记、注册和续展登记。每年出版机构依托各类培训机构组织员工参与继续教育培训，在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技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培训机制不够完善，培训承办机构良莠不齐，继续教育课程体系尚未形成、培训效果大打折扣。
针对出版业对出版人员继续教育需求的不断增加与出版学专业继续教育供给质量的矛盾，急需转型后的出版学加强对继续教育的关注，加大师资力量的投入和课程体系的研发。要重视继续教育在出版行业的特殊作用，针对一线业务实际，协同行业一流专家，有针对性地面对不同培训主体开发特色课程。行政部门还要规范承办继续教育的培训机构，提高准入门槛，建立行业教师专家资源库，打造专业性的继续教育师资队伍。开发培训考评机制，通过评测让继续教育学有所得。此外，针对继续教育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充分利用数字平台，开展线上学习课程研发，加强专家与一线工作人员对专业性问题的实时沟通，以学促研，以研带学，在继续教育层面形成学界与业界的良性互动。
4 结语
中国出版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出版学科的历史却非常短暂。出版作为新兴学科的创立顺应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出版业复兴发展的时代需要，为行业发展铺垫学理基础，培养人才，促进了文化出版事业的勃兴。新时代为中国出版业提出了新使命，提供了新机遇，急切需要出版学给予新理论、新创见、新表述，为行业发展注入新动力。出版学只有作为一级学科加大资源投入，扩大人才培养规模，才能从科学的角度解决出版业当前面临的新时代新课题。
注释
[1]张志强.“出版学”概念的历史考察[J].编辑学刊，2001(2):66-71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海外发行突破50万册[N].人民日报，2017-09-18
[3]国家新闻出版署.2018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摘要版)
[4]独立设置出版学一级学科夯实出版人才培养基础[J].科技与出版，2020(6):14
[5]聂震宁.出版学应该成为一级学科的五个理由[J].现代出版，2020(3):5-10
[6]教育部副部长鲁昕:600多所本科院校转做职业教育[OL].[2020-07-25]
[7]鲍枫，王以宁.英国高校数字媒体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及其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11,38(12):44-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