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赵青：常州工学院学报编辑部
【摘 要】《诗经小学》是段玉裁早年编纂的一部以小学之法考证《诗经》用字、训诂、校勘的专著，流传下来的版本有三十卷本和四卷本之别。清道光乙酉春镌的抱经堂刻本《诗经小学》三十卷本是目前所见唯一能反映该书原貌的版本。段玉裁在编纂此书过程中，遵循体例严谨、突出重点，补充按语、申明己见，辨识通假、揭示语源，重视考据、校勘精审，不泥成说、敢于纠错，不断补订、精益求精，如无确证、阙如存疑的原则。其编纂思想为段氏后期著作的撰写奠定了基础，并影响了乾嘉时期训诂学、考据学的发展。
【关键词】段玉裁；《诗经小学》；编纂思想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懋堂，江苏金坛人。他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中坚力量，在经学、文献学以及语言文字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段玉裁一生克己勤勉，潜心治学，遍涉群经，著述宏博，其竟数十年之功写成的《说文解字注》影响深远，“盖自有《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1]。《诗经小学》作为段玉裁早期研究《诗经》的重要著作，是考察其治学生涯、学术著作之间联系、学术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资料，学界对其版本源流、学术价值、训诂方法等多有研究，文章拟从编纂思想角度研究段玉裁编纂此书的缘由、原则及其编纂思想的影响。
一、《诗经小学》成书情况及版本沿革
1.成书情况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段玉裁任富顺知县，《诗经小学》即成书于其任事期间。段氏对学问无限执着，每日于处理政务之余，居西湖楼著书，在“一灯荧然”[2]的陪伴下编纂、改订文稿。书成后，于《诗经》训诂，段氏每有新见，会以按语的形式增补。
2.版本沿革
《诗经小学》成书后共三十卷。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段玉裁将《诗经小学》数十篇授武进人臧庸，臧庸删繁纂要，将《国风》、大小《雅》《颂》各录成一卷。嘉庆四年（1799年），臧庸以《诗经小学》的节录本在广东付刻，《皇清经解》收录《诗经小学》四卷本，后四卷本广为流传，三十卷本于世少见。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段玉裁全书（一）》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诗经小学二种》均收录清道光五年（1825年）抱经堂刻本（三十卷本）和清嘉庆二年（1797年）臧氏拜经堂从书本（四卷本）。比较三十卷本和四卷本可知，就条目数量而言，后者仅为前者的三分之一，四卷本对三十卷本作了一定的增、删、改、并，并增加臧庸及其弟的按语。文章所依据的版本即为抱经堂刻本三十卷本。
二、编纂缘由
段玉裁之前研究《诗经》的著作，关注的重点是诗意和诗旨，对《诗经》校勘和文字的异同、词义的训释关注较少。段玉裁从文字的形音义关系入手，关注《诗经》校勘和异文、异训，以小学方法考求《诗经》，旨在消除谬误，帮助人们正确解读《诗经》。段玉裁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序言中曾说：“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与得音。”[3]2《诗经小学》的编纂缘由可精辟概括为“缘于通音，以音考字以通经”。具体而言，段氏编纂该书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1.匡正《诗经》讹误
《诗经》在流传过程中，四家异文、通假现象、文字讹误、词义训释等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影响人们对诗文的正确理解。《毛诗正义》侧重于文献互证；宋代王应麟《诗考》虽辑三家异文，但未从本字角度做出考证；乾嘉时期，《说文》之学兴起，戴震作《毛郑诗考正》，始以小学解《诗》。段玉裁承袭老师戴震的学术理念，从形音义的内在联系考释字词意义，解决《诗经》校勘和训诂中的实际问题。书名为《诗经小学》，开宗明义，是以小学的方法考订《诗经》。
2.正确解读《诗经》
乾嘉以前，小学为经学之附庸，人们不重视语言文字之学，对《说文》在治经、解经中的作用认识不深刻，出现了“语言文字未知，而轻凭臆解以诬圣乱经”[4]的现象。段玉裁精研五经，继承并实践戴震提出的“以字考经，以经考字”[5]方法，即利用《说文》所记录的字之本义考求经义，又根据文献训诂匡正《说文》讹误，从文字的角度考证经义，以小学之法治经。故段玉裁作《诗经小学》，旨在利用《说文》考订、阐明《诗经》训诂，还原《诗经》原义。
3.实践古音理论
段玉裁于古音学用力甚勤。《六书音均表》是段玉裁在其先前著作《诗经韵谱》《群经韵谱》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一部古音理论著作。段氏古音理论在《诗经小学》中得到充分运用，如指明“同在第某部”“同部音近”“同部假借”“异部音近假借”等。其古音学理论为《诗经》字义的考证提供了学术方法，《诗经小学》也成为段玉裁运用古音理论的学术实践，故有人评价段玉裁“由音韵入手以治训诂”[6]，开启了《诗经》训诂研究的新阶段。
三、编纂原则
编纂原则是指导编纂实践的编辑思想，与编纂者的学术积累、学术思想、治学风格密切相关。作为一部“以小学方法考订《诗经》的考证札记”，《诗经小学》亦体现了段玉裁早年的编纂思想。
1.体例严谨，突出重点
《诗经小学》按照《诗经》编次，分《国风》十五卷，《小雅》七卷，《大雅》三卷，《周颂》三卷，《鲁颂》《商颂》各一卷，共三十卷。编纂体例方面，先按照《诗经》原文顺序列国别、类别，然后列诗名和章句数，最后依次分条列目训诂。被释条目以单字和词语为主，训释重点突出；每页十列，被释条目顶格，训释语低一格以示区别。如卷六《国风》，先空两格单列“王”字表示出处（《王风》），后一列低一格列“黍离三章章十句”，然后按照原文顺序，列“彼黍离离”“中心摇摇”“穗”“羊牛下来”“桀”等17条被释条目。同一条目内部，每条训释之间空一格，释文疏朗有致，便于区分。
训释体例方面，有的只列异文，未有段玉裁按语。如卷十二“美”条：“韩诗作‘㚪’也。”段玉裁只列韩诗异文，不作按断。有的列多条异文，并加按语。如卷六“彼其之子”条：“郑笺其或作记，或作己，读声相似。玉裁按：《左氏》引《诗》作己，《礼记》引《诗》作记。”按语给出了郑笺所录异文出处，增加了郑笺可信度。卷九“我歌我谣”条：“《说文》‘䚻徒歌’，《尔雅》‘歌谓之谣’，《广韵》‘䌛，喜也’。《诗》云：‘我歌且䌛。”’玉裁按：“《尔雅》：‘䌛，喜也。’郭注曰：‘《檀弓》“陶斯詠，詠斯犹”，犹即䌛也。’”段玉裁按语补正《尔雅》中亦有“谣”之异体“䌛”字。
2.补充按语，申明己见
“玉裁按”是《诗经小学》编纂中的一大特色，一般列于前代故训之后，与前代故训之间空一格，用于阐发段玉裁的观点。主要书写形式是“玉裁按”“又按”，个别地方写作“玉裁谓”“愚按”等。训释内容有列举异文，指明古今字、正俗字、通假字与正字，解释字词，申释传义、笺义，辨析句读音韵、字形辩误等。
段玉裁通过按语申明己见，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考证，注重形音义互求。例如“削屡冯冯”条，玉裁按：“屡，古作娄。娄，空也。”先从字形角度指出“屡”的本字为“娄”，又从字音出发，指出古代文献中的“离楼”“丽廔”皆“窍穴穿通之貌”，从而证明“娄”确有“空”义。“娄”，《说文解字注》不仅沿用《诗经小学》中的说解，而且进一步归纳其概括义：“凡一实一虚，层见叠出曰娄。”[7]指出并证明“娄”的引申义为“数也”。这反映了晚年的段氏对“娄”字义的认识已深化，论证方法更丰富、科学。
3.辨识通假，揭示语源
段玉裁运用古韵十七部归纳《诗经》用韵，辨识假借，考定《诗经》本字。如卷一“害澣害否”条：“《毛传》：‘曷，何也。’玉裁按：‘古害读如曷，同在第十五部。’《葛覃》借害为曷，《长发》：‘则莫我敢曷’，《毛传》：‘曷，害也。’是又借曷为害，于六书为假借也。”段氏先指明“害”“曷”古音同部，又以《葛覃》篇用字和《长发》篇故训证明己说。
段氏以声音通训诂，系联同源词，揭示语源。如卷一“蕡”条：“玉裁按：蕡，实之大也。《说文》：‘颁，大头也。’《方言》：‘坟，地大也。’《灵台》传：‘贲，大鼓也。’《韩奕》传：‘汾，大也。’《苕之华》传：‘坟，大也。’合数字音义考之，知蕡言实之大也。”段氏列举“颁”“賁”“汾”“坟”之故训，经过分析归纳，综合考察字音字义，得出蕡有“实之大”义。
4.重视考据，校勘精审
段玉裁重视考据、博综兼采、会通古今，尽量罗列异文，揭示《诗经》用字之异，校订讹字，有时对异文做出解释。如卷一“瘏痡”条，陆德明言：“痡，《诗》作铺，瘏，《诗》作屠。”段玉裁在按语中引王逸《九叹》注引《诗》《说文·疒部》引《诗》等材料证明“皆不作屠铺”，并解释“沦胥以铺”，《毛传》“铺”释作“病也”为假借。他在卷五“倚重较兮”条下考证“倚”字故训后亦感叹：“于此见校书之宜审慎。”
段氏考证多引石经汉碑证。除了引他人所见石经作为佐证，如卷三“昔育恐育鞫”条下云“钱唐张宾鹤云亲见蜀石经本如此”，也以自己亲历亲见的碑文为证，如卷五“远兄弟父母”条按语中言：“玉裁每疑右为第一部字，弟为第十五部字，二部古少合用。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初四日至西安府学观石经碑作‘远兄弟父母’，而后其疑霍然。”
5.不泥成说，敢于纠错
段玉裁不拘泥于成说，采用“以字考经，以经考字”的方法进行考证，指出故训之误。如卷三“愿言则疐”条，“疐”郑笺作“嚏”，段氏引用山东等省方言“鼻喷气”、《广韵》之训“鼻气也”、《玉篇》之训“鼻喷也”，指出“嚏”“欠”有别，“嚏”应为“鼻气也”义，即打喷嚏，而非打呵欠之义，《说文》“嚏”训作“悟解气”未当。段氏在后出的《说文解字注》中仍持此观点，“许说嚏义非是，不必曲侚”[7]。
《诗经小学》中，段玉裁多次引用戴震之说，均毕恭毕敬书“东原先生云”。然如若戴震有误，段玉裁亦直言不讳。如卷七“杂佩以赠之”条，段氏先列戴震的观点—“赠”当作贻，然后申明己见：“古人徵召为宫徵，得来为登来，仍孙为耳孙，《诗》训为承也，皆之咍职德韵与蒸登韵相通之理。《郑风》‘来’‘赠’为韵，古合韵之一也，不当改为贻。”《诗经·郑风·女曰鸡鸣》有“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句，段氏以古韵考之，“来”“赠”合韵，故“赠”不当改为“贻”，指出戴震之误。段玉裁勇于裁断、敢于纠错、追求真理的精神可见一斑。
6.不断补订，精益求精
段玉裁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撰成《诗经小学》后，仍不断增补、修订文稿。这在《诗经小学》中多有体现，有的条目加了校订时间，如卷二十三“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条下云：“玉裁此书成后乃见惠定宇《九经古义》……癸卯（1783年）九月初六日识。”
段玉裁通过“又按”将新见列出。如卷十七“蛮荆”条，“今按”后列4条“又按”，可见段氏补订的痕迹，也反映了《诗经小学》的真实成书过程。段氏也通过“又按”纠正自己以前的观点。如卷六“毳衣如璊”条：“……虋，禾之赤苗也，从毛㒼声，《诗》曰‘毛衣如㯩’。玉裁按：当云读若《诗》曰‘毳衣如璊’。”按语后，段玉裁补录自己的新观点：“又按：非也，当是毛作璊，韩作㯩，如江之永矣江之羕矣之比。”“羕”，《说文解字注》释作：“毛诗作永，韩诗作羕，古音同也。”[7]段玉裁修正己见，认为“璊”“㯩”亦是古音同形成的异文。
7.如无确证，阙如存疑
段玉裁下论断必有证据，于其所不知，则记录为“未可定”“疑有误”“未知是否”等。如卷二十四“肆筵设席”条，段玉裁列王逸《招魂》注引《诗》“肆筵设机”，然《诗经》异文“肆筵设机”仅此一见，故段氏在按语中注明：“疑有误。”再如，卷八“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条：“《说文》：‘昌，美言也。从日从曰，一曰日光也。《诗》：“东方昌矣。”’玉裁按：‘疑许叔重有误。’”编纂《诗经小学》时，段玉裁对《说文》引《诗》“东方昌矣”存疑。对于这一问题，他在后出的《说文解字注》中作了解答：“《齐风》：‘东方明矣，朝既昌矣。’……许并二句为一句，当由转写笔误。”［7］段玉裁结合毛传，得出“转写笔误”的结论，编纂《诗经小学》时的疑问涣然冰释。
四、《诗经小学》编纂思想的影响
《诗经小学》成书标志着段玉裁研究《诗经》已形成一套系统的研究方法，其编纂思想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1.因声求义的编纂思想促进了训诂学的发展
乾嘉时期，古音研究引起学者的重视。段玉裁在《广雅疏证》序中言“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王念孙在《说文解字注》序中亦言“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诗经小学》最大的成就是不仅继承了几千年来训诂的成果，而且利用古音学的研究成果解决训诂问题，全面辨识了通假，以声音通训诂，从形音义的内在联系上考释字词意义，经籍中的通假被一一破解。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也为后来学者所采纳，这对训诂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2.重视校勘的编撰思想推动了考据学的发展
在校勘方面，段玉裁重视搜集《毛诗》和三家诗，群经所引《诗经》和注家所引《诗经》用字之异，经过周密考证辨明正字，订正讹字。其精审的校勘为人们广泛认可和推崇，校勘成果保留在《十三经注疏·毛诗校勘记》中，推动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诗经小学》深入考释《诗经》字音字义及精审校勘，为人们正确理解《诗经》提供参考，其研究成果被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吸收融化，在《诗经》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3.《说文》研究与《诗经》训诂研究勾连的编纂思想影响其后期著作的撰写
《诗经》毛传保留了很多先秦训诂成果，《说文》也大量引用毛传的研究成果，“段氏注意到这两部书的密切关系，既潜心注解《说文》，又着力研究《诗经》，并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彼此启发，相互渗透，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8]。这也为其《毛氏故训传定本》《说文解字读》《说文解字注》等著作的撰写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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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向熹.《诗经》语文论集[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