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命运，而编辑要做的就是实现人与书的相遇。时代对于编辑的能力要求越来越多元化，编辑应该如何策划选题？应该怎样让作品更好地呈现？又该怎样与作者沟通和交流？编辑特别是青年编辑如何有效提高素质，成为了行业所面临的头等事、“头痛事”。
聂震宇 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9月
最近，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书中不仅完整收录了聂震宁先生写给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还选取了聂先生部分关于编辑的随笔文章以及读者反馈。
作者聂震宁作为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优秀出版工作者，“掏心窝子”般毫无保留地总结、提炼了自己40年从事编辑工作的经验、体会，让编辑特别是青年编辑从中“取经”，也让外行朋友一窥编辑行业的内幕。
做编辑首先要有情怀
“一部出版史，感动后人的不只是历史上的那些好书，还有许多著名出版人的出版情怀。”今天我们常常说起邹韬奋、叶圣陶、周振甫这些出色的编辑大家，他们的文化素质之高令人敬仰，他们的文化情怀之浓令人感动。他们不仅是编辑大家，更是思想大家和文化大家。
聂先生在《给编辑第一封信》中就提到这样一个故事，“天才的编辑”珀金斯以敏锐的眼光和无比宽广的编辑情怀，发现并成就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等多位伟大的文学天才。而他作为出版人的一生也被改编成了一部好莱坞电影——《天才捕手》，他也被菲茨杰拉德称为“我们共同的父亲”。
其情怀真挚，于此可见。
有些作品可能具有比较好的基础，但是距离出版或者成为精品还有一定差距，要经过编辑的指导、加工后，才能真正成为优质图书。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出版，就离不开当时刚入职的青年编辑龙世辉，他夜以继日地帮作者曲波改写书稿，修改达数万字，倾注了大量心血，鲁迅文学院李一信仔细研究了这部小说后认为：“没有龙世辉这样第一流的编辑，也就不会有《林海雪原》。”正是这种深深的情怀，让编辑视作品如己出，从而打造出了一流的图书。
书中还频频提到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张元济，他放弃“南洋公学代理总理”的显赫教职，应邀加盟上海弄堂里小小的商务印书馆，投身《世界文库》的翻译出版和新式学堂教材的编写推行，亲力亲为搜集、刊行中华古籍，建立藏书室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创办《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做成了一桩桩开创性事业。这皆有赖于他对出版事业的情怀，才会放弃功名利禄，投身于中国文化事业，从而做出种种卓越贡献。
沟通是编辑的基本功
编辑是精品出版物的培育者。要想打造精品，需要编辑有优秀的统筹和沟通能力，对外要与作者建立畅通的联系，对内能与涉及作品出版的各个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
拥有一批好作者，既是一个出版社的实力标志，也是一个编辑的能量所在。学会跟作者打交道，自然应当成为青年编辑的一门必修课，但这门必修课修起来并不容易。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作者之众，形形色色，如何才能合作好？聂先生认为，恪守一些法则是必须的。聂先生与作者约见，从来都是早早出发，但即便提前到达，也从不马上敲门，因为提前叨扰也是不守时的表现。所以，那时候聂先生几乎都是看着手表敲门。这种守时也感染了作者，促使其按时交稿，确保了出版进度。
编辑和作者不仅是合作关系，更要升华为革命友谊。聂先生在书中专门强调，编辑和作者合作一定要有长线意识，而不是“催稿子时满怀热情”“暂时没了稿子就形同陌路”。
时代对于编辑的能力要求越来越多元化，编辑工作不只局限于案头工作，而是涉及选题策划、组织稿件、审査稿件、编辑加工、宣传营销等各个工作环节，所以编辑要在具有扎实基本功的基础上，对书籍出版的其他环节有所涉猎，学会与社里各部门友好合作。
聂先生在《学会与各部门合作》中提到 “有些编辑在装帧室、出版部都有合作得比较默契的同事”“有些编辑，常常进出于市场部、发行部”“关系就是生产力”……他指出，当前有些年轻编辑对营销业务人员不够尊重，自己编辑的书卖得不好，便斥责营销业务人员“素质太差”“不懂书”，聂先生对此直言：“全社那么多卖得好的书是他们卖出去的，你一个孤芳自赏、自鸣得意的编辑说了不算。”
聂先生在书中还提到一位老编辑，从业30多年，有25年都将图书装帧交由同一名书装设计师负责。25年亲密无间的配合，使他们合作的书不仅因为内容质量高获得过多项国家大奖，也屡次收获全国书籍装帧设计大奖。后来这位书装设计师用“同明相照”“同气相求”来概括编辑和装帧设计者的合作，很是传神。
所以说，编辑要得到更好的成长，一定要融入出版社这个大团队，只有团队力量的支持才能成就自己的成长。
编辑工作如何打破“不可能”
把一些排列有序的文字变成一本真正的图书，其中存在不少让编辑们大呼头痛的问题。收到书稿的质量参差不齐，与作者沟通书稿不配合，被要求做自己不喜欢的选题......都够编辑们“唱一壶”的，甚至有时会觉得有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那么，如何打破编辑工作的“不可能”呢？
聂震宁在书中提到一则出版界“三顾茅庐”的故事。在我国还没有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时，几家出版社出版了一位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的专著，并大卖一时，作者的版权代理人多次来函索取报酬，却因为当时我国尚未对国外版权实行保护，相关出版社对支付报酬的要求置之不理，作者为此很生气，发誓“150年也不给中国版权”。
后来，一位老编辑为了继续出版那位法国经济学家的专著，费劲波折找到了作者的联系方式，在4年半里连续发出18封信，最终以“出版精诚”的职业精神和锲而不舍的努力，打动了那位法国经济学家，拿下那个颇具价值的版权合作项目。
聂先生在书中还向读者介绍了人民出版社“校对王”的事迹。白以坦先生被业内称为“百万无一失、万万无一失”，并领衔主校了《毛泽东选集》。“已有‘校对王’之称的白以坦还在排字车间里低头看书，他手里拿的是校过多遍、做成‘假书’的定稿，一个年轻校对在他旁边对着原稿一字一字、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诵读，‘校对王’则低着头一点一点跟着校。”不少人认为想要成为“校对王”是个不可能的事情，但其实每个字都是磨出来的。
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时，编辑部只有两个半工作人员，整期文章几乎都由邹韬奋包办，他用不同的笔名，撰写各种各样的文章，获得了读者们的喜爱；张元济自幼接受封建教育，在既无经验也无样板的情况下，编创新式学堂国文教科书......这些鲜活的实例，响亮地告诉我们，做出版，任何时候不要让“不可能”束缚住手脚和思想，任何事情都要坚持“诚、信、恒、专”，则“出版精诚”，事业可成。
回到聂先生在第一封信《写给新入行编辑》开篇写下的话：“今天，我作为一个从业近40年的老编辑，要向你——一位刚刚迈入出版行业门槛的新编辑，表示欢迎和敬意！”一封信一个主题，聂先生像一位亲切的长者与我们交流，把他从事编辑工作的情怀、理念和经验以书信的形式传递给我们。我相信，对于不少青年编辑来说，这是一份最好的“迎新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