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久前，四川图书出版社社长论坛在成都闭幕。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中，30余位四川各出版社的负责人齐聚一堂，研讨推动四川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新思路、新方法。会上，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立新以社科图书出版为视角，畅谈了他关于高质量出版的几点思考。
□黄立新 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
阅读是一种“姿态”。前两年，著名学者葛兆光写过一篇题为《读书是自己的事情》的文章，他感慨到，“身心俱疲，少读了很多书”。虽然他一年中“至少八成时间在读书，在各处看文献”，但跟少时的“抄书时代”相比，现在已很难那么认真地读书，也很难体会到那种“乐趣”。尽管我认为这是葛教授的谦虚之言，但他的话，却为我们指出了“阅读”相关概念的细微差别：不是每一种读书都叫做“阅读”。
而我们做出版，就是要更多地在能够算得上“阅读”的这部分图书领域努力。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在类似工具书、项目书、教科书等实用性图书上努力，而是作为一种出版“追求”，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用”的层面；要在“用”的前提下，进入“精神阅读”层面。这种“阅读”是一个独特的概念，虽不好定义，但其状态可以描绘，即葛教授所说的“那种闲适、深思和沉潜。”
那么，到底存不存在类似于葛教授这样一个“阅读”群体？我的看法比较乐观——这一群体并没有因为其他消遣方式而萎缩。这里存在一个谁和谁比较的问题，不能拿社科和文学比，拿学术和少儿比。而是应该拿社科和“好的社科”比，拿文学和“好的文学”比，拿学术和“好的学术”比，拿少儿和“好的少儿”比。这样对比下来，我们会发现，前者在减少，后者在增加。这意味着什么？不是市场在萎缩，而是低能效产品的市场在萎缩，读者对“好书”的需求仍在日益提高。这也就回归到了出版业近些年的主旋律——高质量发展。只有不断琢磨什么是“好的”，才有可能回归阅读者的阅读生活，而不是天天考虑如何让不阅读的人阅读，却又不在自身问题上下功夫。
出版业应当“每转益进”
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什么？首先当然是我们能够认识到什么是“高”，然后才能“保质保量”，这两个概念加起来，才是对“价值”的尊重。价值起码有两个向度的意义：一是横向的，即以现在为坐标原点，上下左右判断其价值几许；二是纵向的，也以现在为坐标原点，看它是否可与经典为友？是否可为后人立言？这两个要求很高，不容易达成。那么退而求其次，看看在它之后，同领域、同话题、同场域的作品是否以它为“参考”？所以，面对“高质量”要求，我们必定要考虑“每转益进”。出版是不是为文化或文明，哪怕仅仅是为知识，增加了“一点一滴”？我认为，这是“高质量出版”的应有之义，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点。
“高”是第一位的，考较出版人的判断力。这和新闻媒体的逻辑完全不同。媒体讲求时效性，要快，还要讲求传播的广度。但图书绝不是在这两点上做突破，最起码首要任务并不在这两点。
出版业的底线是不可被“同质化”，不能成为媒体的附庸，甚至变成“次一级的媒体”。在新媒体时代，出版要保持独有的价值，否则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图书是否可以“分层”
在“泛大众”时代，“高质量发展”所面对的对象，是那拨“小众”阅读群体。所有商品不止有 “分类”，也有“分层”。图书作为一种商品，怎能只管“分类”，不管“分层”？商品有低档、中档、高档，图书就只有一档？所以，“高质量出版”，要在受众群方面进行反思、琢磨。而且，对于知识、文化的传承而言，我们要去“影响有影响的人”。社会精英需要被影响，也可以被影响，这种影响是出版业社会价值的责任担当。
当下，这种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之前完全臣服于市场的“媚俗”行为的反思，普遍存在于其他行业中。比如演艺界，在流量经济的刺激下，也在反思单纯的“流量”是否会毁掉整个行业。我们同样需要这样的自我反思。
作者的“历史生命”从图书开始
现在还有一种论调，有些人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版已不再重要。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学术作品，专著会越来越没人写，因为费力不讨好。而随着专业化知识在更小范围内的传播，专著也确实越来越不被需要。只在自己的专业圈子发表论文，不公开著书立说，一样不影响成果的发布，以及一个人的行业地位。从这个层面来看，出版似乎真的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一个作者的学术生命，当然是在业内，但他的历史生命呢？其实还是出版。只有出版成“书”，使其思想附着于这种物质载体，它的价值才会始终存在。哪怕一本书只印了3000册，甚至300册，只要存在，作者在当下不被理解和认可的价值，就有可能在以后某个特定的环境下被发掘。一个学者的历史生命，是从他的思想成“书”那一刻走进读者，也走进历史的。古往今来，有多少伟大的思想家地位尊崇，但今人已很难找到他们的只言片语，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书”的留存。
我们不要完全迷信网络科技。存储器从磁带到磁盘，再到优盘、硬盘，不断更新，看上去储存的空间无限放大，但一旦它们因为各种原因退出市场，其中的数据便很难完全找回。互联网储存的主动性在数据商那里，它永远不可能像书一样，买回来，就是你的，可以永久保存。
做出版其实是在做平台
好书是“一点一滴积累而来的”。我们要逐步打造一个汇聚优秀作者的平台。做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在做平台，而不仅仅是做书。出版业是服务行业，为作者服务，为读者服务。有了优质的平台，用孔子的话说，就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当平台成为“高原”的时候，出版“高峰”才有可能出现。
汇聚，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只有思想认识思想，只有天才青睐天才。“高质量出版”需要我们打造“高质量的平台”。只有把优秀作者汇聚起来，出版机构才有自己的“品牌”。
我认为，打造品牌有两个维度。一是建立全国性的眼光和志气。一家出版社一旦成为全国性的品牌，其地方性就会逐渐淡化。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它们已经属于全国了。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其所出版的书，资源、眼光不只来自于地方，而是全国，甚至全球。这是出版人应有的志气。这一点在地方社是非常缺失的。甚至许多年轻编辑没有这个志气。要做就做一等的选题，找一线的作者。只要有眼光，敢于尝试，社里再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撑，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首要在立志”，不能光讲努力，眼界小，志气小，再努力，最多也只能在“量”上做文章。二是“以点破面”，建立工作室，打造自主品牌，以小品牌带动大品牌。地方社一般基础产品多，产量大，考核重，虽历史悠久，但也有许多掣肘因素。可以集中资源，集中精力，以书系或子品牌为突破口，这样既不影响常规的、既有的出版架构，还能带来一股“新鲜空气”，对编辑起到激励作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等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效果也非常明显。
总之，出版机构要尽快摆脱困局，迅速强化社会影响力，逐步凸显整体形象，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