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学科建构视角审视学术译著出版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也是回答学术译著出版如何实现结构转型的逻辑所在。电影学译著出版在原著出版场域和译著出版场域的双重语境规约下，经过复苏期、调整期、勃兴期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以专业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为主导、多家出版机构共同发力的出版格局。
【关键词】迭变历程；场域逻辑；学科建构；价值选择
明代著名翻译家徐光启曾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1]新理论、新思潮、新学说通过学术译著出版系统输入，从理论建设、方法建设、文献建设等层面推动着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建构和发展。电影学学科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便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进而不断演化发展的结果。对电影学译著出版的迭变历程、场域结构进行梳理，分析其与学科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便于探究学术译著出版的本质和逻辑。当今图书出版业面临结构转型的时代课题，学术译著出版面临价值失范、导向混乱、对学科支撑力度不足等现状，如何认清本质，从历史发展中探寻规律，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意义重大。
一、电影学译著出版的迭变历程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多个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新型社会结构逐渐形成。[2]在这个过程中，电影学译著出版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深刻影响，经历了一段起伏波折的历史岁月，呈现出多阶段、多维度的发展面貌。
1.从复苏到勃兴的阶段性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了出版业的崛起序幕，也是我国现代人文学科体系建构的时间起点。本文引入热拉尔·热奈特“副文本”的概念，以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和《中国电影年鉴》为资源库，对1978—2019年间与电影学相关的学术译著进行搜集和整理。内容上排除了电影介绍、电影小说、电影大众读物等与学科关联性不高的大众译著，在地域上选择大陆出版机构所出版发行的电影学译著，得到总书目共857本，以此作为电影学译著出版的研究样本。通过对出版数量、出版机构、出版内容等做计量分析，发现电影学译著出版呈现出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
1978—1991年的14年为复苏期，一共有167本电影学译著在中国出版，超过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电影学译著出版的总和。其中，1982年出版总数达到了23本，与1978年的3本相比提升显著。“文化大革命”之后，全国范围内普遍出现了严重的图书短缺问题，图书出版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时期，[3]电影学者开始了对国外电影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全面引进。这一阶段电影理论译著占主要地位，翻译出版的巴赞《电影是什么？》一书掀起了电影纪实美学研究热潮，《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揭开了中国现代电影理论的建设序幕。
1992年，国家对图书出版业进行了“治散、治滥”行动，图书出版业进入了由规模数量为主要特征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性转移。1992—2002年为电影学译著出版的调整期，出版数量明显减少，仅仅出版了79本电影学译著，年均出版数量在6本左右。这一阶段苏联电影学译著数量明显下降，以美国、英国、法国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电影学译著显著提升，《旧好莱坞/新好坞：仪式、艺术与工业》《影视制片进度计划》《电影剧本写作基础》等电影商业美学研究译著成为热点。
2003年，市场经济的效力在出版行业显现，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代表的专业出版社开始大规模出版电影学译著，电影学译著出版告别之前的低迷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勃兴期。2003—2019年电影学译著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在17年间一共出版了611本外国电影著作，每年出版数量从14本到60本不等，呈现出整体递增的趋势。与过去相比，选择标准不再局限于国别，而是以影响力为主要依据，翻译出版了超过20个国家的电影学译著，进一步丰富了电影学理论体系。
2.从单一到多元的群体性
本文以图书品种数作为衡量指标，对1978年以来电影学译著出版机构进行统计分析，一共有159家出版机构参与了电影学译著的出版工作（见表1）。
表1 电影学译著出版品种数10部以上的出版机构
| 出版机构 | 品种数 | 代表性译丛 |
| 中国电影出版社 | 213 | 演员小丛书､外国电影理论名著丛书､“开开眼界”丛书､外国著名演员传记丛书､法国影视教材系列丛书､电影大师创作系列､法国128影视手册､世界影视艺术前沿译丛､外国名校电?影教材书系 |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62 | 电影学院 |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62 | 电影学院 |
| 人民邮电出版社 | 37 | 音频技术与录音艺术译丛､数字影视制作系列丛书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34 | 未名译库·影视艺术译丛､快乐之眼·培文书系文化艺术译丛､明星研究丛书 |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33 | 电影馆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6 | 法国《电影手册》译丛､电影馆 |
| 吉林出版集团 | 16 | 光影译库丛书 |
| 电子工业出版社 | 13 | 大师镜头系列 |
| 江苏教育出版社 | 13 | 电影馆､凤凰苏教文库丛书 |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12 | 电影馆､电影公开课系列 |
| 商务印书馆 | 12 | “我知道什么”百科知识丛书､商务新知译丛 |
| 新星出版社 | 12 |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经典丛书､新星丛书 |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0 | 巴黎丛书 |
从出版品种数上看，出版机构由“一家独大”到“多点开花”。1956年成立的中国电影出版社，是国内唯一一家电影专业出版社，译著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处于高峰期，占据了电影学译著出版的主导地位。80年代后期，随着西方电影在国内的热播，中国戏剧出版社、漓江出版社、花城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开始加入了电影相关专著的出版事业，其中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外国著名演员传记”丛书、漓江出版社的“艺苑人物”丛书印数较大，在当时形成了一定的影响。[4]?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出版机构开始加入电影学译著出版队伍，形成了“多点开花”的发展局面。社科类出版社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夏出版社、三联书店等也开始出版电影类图书，内容大多为电影理论、电影史、电影技术等学术译著。如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影视导演》、商务印书馆的《电影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的《论导演艺术》等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译著。电影学译著出版机构呈现出以专业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为主导、多家出版机构共同发力的出版格局。
从出版产品的类型上来看，电影学译著多以丛书的形式出现，单行本所占比重较小。丛书类别可以划分为专业类译丛、综合类丛书和交叉类丛书。专业类丛书学术倾向非常明确，主要是电影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如后浪出版公司策划的“电影学院”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明星研究丛书”“中外电影声音研究文库”等。综合类丛书涵盖范围很广，既有电影专业图书，还有其他学科的社科类图书，如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中的《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商务印书馆“新知译丛”中的《什么是电影叙事学》等。交叉类丛书指与电影学学科有交叉关联的某一学科丛书，如中国文联出版社“葡萄牙文化丛书”将《葡萄牙电影史》作为独立单本发行，是葡萄牙文化发展与电影史研究的交叉表现。
二、双重语境下电影学译著的出版场域
布尔迪厄认为，行动者在场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出版机构作为出版场域中的行动者，其“惯习”的形成必然遵循着一定的逻辑结构。[5]电影学译著出版是对已有出版物的翻译出版，是一种电影知识的“再生产”和跨文化传播活动，[6]是实现外来知识本土化选择、传播和吸收的过程。原著到译著的转变，不单是出版物的结果呈现，更是原著出版场域和译著出版场域的双重语境规约下的出版选择，这种出版场域的逻辑结构内化到出版机构具体的出版活动中去，塑造了译著出版最终面貌。
1.从苏联到欧美的国别转向
出版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现代社会政治权力仍然是以意识形态因素作为核心主题，纵观中国电影学译著发展流变，在特定时期意识形态有着最终的操纵权。对电影学译著来源国家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译著的选择具有鲜明的国别特征。
新中国诞生之初，各个方面都开展了对苏联的模仿和学习，中国电影创作和理论研究也大量学习并借鉴苏联同行业的研究成果，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电影理论系统、电影制作技巧等都通过译著的方式流入中国，为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带来了理论支持，中国电影创作和电影研究走上了苏联模式。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界线，中国电影研究终于找到了自身发展道路，电影理论与技术呈现出多元分化状态。中国和美国建交，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电影理论界开始了对西方理论的学习之路，欧美国家电影学译著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基本取代苏联电影学译著的主导地位，成为电影学译著翻译的主要选择。
2.从知识到价值的文化逻辑
出版自诞生以来就被视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各民族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文化逻辑是出版场域的内在合法性原则，体现为对不同文化价值的不断追求。
学术出版的本质就是将新的知识与信息出版和传播，形成循环流动，通过反复交流与延伸，实现知识增值的最终目标。学术著作的出版，其遵循的文化逻辑就是不断为社会提供新的知识，推动社会文化事业的进步，这也是学术著作出版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逻辑和合法性原则。电影和出版都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电影学译著出版的文化职责和使命就是生产和传播电影学知识，推动电影事业的繁荣和知识增值。因此，《电影美学》？《电影语言》？《影视心理学》等译著的出版，推动了电影艺术研究的步伐，催生了中国电影理论研究体系的诞生；《电影导演基础》《电影制片手册》《电影摄影创作问题》等译著为导演、制片、摄影等方面的实践创作提供了理论指导，促进了电影事业的发展。
3.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推动
经济属性是出版物的重要属性，现代社会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市场竞争愈演愈烈，学术出版要想获得更大价值，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在追求文化和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取合理的经济效益，以实现学术出版的可持续性。
电影学译著出版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质量，国家也对此类图书的出版予以补贴扶持，抵消一部分出版成本，如商务印书馆的“商务新知译丛”就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出版销售额也是电影学译著出版的收入来源，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销售情况，一是某些电影学译著被影视学校选为课程教材，销量较高，比如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几乎每一个开设“世界电影史”课程的学校都将此书列为其教材，多次再版。另外一些是出版社精心打造的电影普及知识译著，拥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通俗易懂，能被电影爱好者所接受，通过市场化的营销手段，实现经济效益。如《认识电影》译著通过精准推广和多媒介运营，多次再版印刷，连续登上畅销书榜单，处于良好的盈利状态。
三、出版的价值选择和学科逻辑
通过剖析电影学译著的出版历程和逻辑结构可以发现，电影学译著的每一次引入并不是偶然的，其背后是学科发展对国外理论学说需求的推动。电影学译著的传播效果更多是在学科建构中进行体现，学科建构和学术创新已经成为学术译著出版的价值所在，为学科建构服务成为学术译著出版发展的主要逻辑。传播学术知识、推动学术创新、带动学术繁荣，进而推动学科建设向前发展是学术译著出版的价值追求。
1.学科发展与电影学译著出版的时代共振
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学学科开始了缓慢但又有所建树的成长阶段。[7]中国电影学界迫切需要确立自己学科的合法性和独立性，电影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对电影理论和评论方式进行改造，实现中国电影学术在研究方法与理念同国际主流思潮的趋同。[8]这一时期，世界电影理论领域也进入了创新发展的新时期，欧美等国家电影理论成为主导，其中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就是麦茨的电影符号学。在内外部环境综合影响下，我国电影学理论开始以西方现代理论为学习对象，电影著作的来源国与之前相比在结构层面出现了巨大变化。苏联电影译著的统治地位不再，以美国、英国、法国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电影译著的数量显著提升。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电影学普及教育开始全面发展，综合类大学纷纷开设影视课程，艺术类院校开始设立影视艺术学系，电影学学科建构进入了全面拓展期。电影学知识体系构建基本完成，国外电影理论开始作为常规的理论体系融入到中国电影学的研究之中。自“阶段性转移”这一发展理念提出之后，我国出版业进行了从数量到质量的结构优化。[9]电影学译著的出版数量显著下降，但图书质量却显著提高。《电影理论史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认识电影》等高水平学术译著的出版，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了重要支持。电影学专业不断增多，纷纷开设电影史、电影创作等课程，对高质量教材的需要逐渐增大，《世界电影史》《电影理论史评》等历史类译著以及《电影摄影入门》《影视照明》等技术类译著成为这一时期译著的主要内容，为电影教育的全面拓展提供了教材支撑。
进入21世纪以来，电影学学科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专业水平、人才培养能力及教育层次得到了显著提升，逐渐呈现出专业、理论与素质三大教育共同发展的学科发展模式，电影学研究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商业美学和类型电影研究成为推动电影理论发展新方向，电影技术理论逐渐兴起。这一时期，电影学译著出版几乎完全依附于学科发展的需要，电影商业美学、电影技术研究以及类型电影研究成为译著出版主要内容，学科发展成为译著出版的内在依据和基本逻辑。
2.电影学译著出版是学科建构的有机分支
电影学译著出版通过提供知识参照、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认可学术成果并进行学术评价等方式来推动学科发展。学术译著出版作为一种学科知识的传播方式，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来。
电影学译著具有学术传播、科学信息交流等功能，在推动学术传播和建构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对电影学术研究的能动作用主要体现为几个层面：电影学术成果的发表和出版是研究者们彼此之间交流学术成果、了解学术进展的重要传播渠道，具有信息交流作用；学术出版是中国电影学派作为一个整体获得承认的重要合法性依据，在学术史上，很多学派、研究领域甚至学科的形成，都以拥有定期出版的学术期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作品问世为标志，因此，出版为学科成立提供了合法化的认同。
电影学译著出版为学科建构提供了学者资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开始对国外电影理论和知识的全面引进，译著翻译的译者多为有留学经历的语言工作者，他们将翻译理论作品当作重要的学习机会，逐渐转变为电影学者。他们身兼翻译家和理论家，在翻译的同时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成为最早的电影学研究群体，被称为研究国外电影理论的“洋务派”，是电影学学科建构的中坚力量。如郑雪来在引进国外电影理论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出发提出电影学、现代电影观念、电影理论体系等一系列观点，为电影学学科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邵牧君对西方经典电影理论进行了翻译，他对美国好莱坞电影观念的介绍和推崇，促进了中国电影学界对商业电影和商业美学的研究。
电影学译著出版为学科建构提供了知识体系。纵观新时期电影学学科的建构和发展，离不开译著出版的“养分”输入。在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大量国外电影理论通过译介输入中国，电影学者结合自身实践对国外电影理论进行吸收，学以致用，建言立说，中国电影学学科体系开始成形。在西方经典电影理论和现代电影理论的译介下，中国电影学形成了电影理论研究、电影史研究、电影批评研究以及电影技术研究共同发展的学科体系，现代意义的电影学开始成型并不断壮大。
四、结语
电影学译著出版与学科建构保持一种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二者的互动关系并非完全正向的，也呈现出曲折、矛盾的复杂性。低水平学术译著的出版不仅对学科建构作用有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错误的理论引导，掣肘学科发展。学术译著存在天然的短板，知识的引进固然重要，但对其本土化的吸收和知识再生产才是学科发展的根本和内生性因素。中国人文学科的建构并不是对西方学说“拿来主义”的直接“移植”，根本因素还是国内学者的知识生产活动进而形成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对出版精神和学术精神的坚守、传承与弘扬，是学术出版的原则。因此，学术译著出版要在文化、学术与体制、市场之间确定自身的定位，把握学科发展和知识演进的规律，将推动知识演进和学术创新作为其发展的目标，提高学术出版组织的多样性和适切性，提高出版产品的多样性，加强出版融合，实现与时俱进的迭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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