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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书出版高质量发展分析与思考

2021-01-24 来源:《中国出版》
  【作 者】贺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摘 要】近年来,计算机和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传统辞书出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内大部分传统辞书出版机构都已经走上了数字化转型道路。在技术迭代、知识服务浪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传统辞书出版业必须作出合理布局,推进数字化转型。研究分析了传统辞书出版机构与相关互联网企业的知识服务现状,阐述了辞书出版机构回归内容生产的理据,提出聚焦辞书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从根本上变革内容生产方式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辞书出版;知识服务;内容;高质量发展

  由于辞书的天然工具特性,辞书出版早已告别了持续千年的“火与铅”阶段,成为出版业最早接触数字化的门类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主流辞书,包括享有盛誉的五大学习词典家族(牛津、朗文、柯林斯、剑桥、麦克米伦)以及《现代汉语词典》《新牛津英汉大词典》等,都有了网络版或移动版(APP)。

  我国辞书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起步虽不迟,但由于缺乏可行的整体规划与合理的战略定位,转型事业在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陷入瓶颈期。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近年来迅速更新换代,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辞书出版机构还来不及对数字与网络时代的新特征进行深入理解与分析,就被数字化浪潮裹挟前进。

  2019年6月,工信部向中国移动等运营商发放了5G牌照,标志着我国进入5G商用元年,5G时代的序幕正式拉开。作为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5G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交织并进,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给传统辞书业的转型升级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与挑战。目前,5G正步入商用突破关键阶段,在5G融合应用从研发到落地的窗口期,传统辞书出版业应回归辞书出版本源,立足词典学学理,明晰辞书出版发展思路,在转型实践中作出合理布局。

  一、角色转型意识的建立——从内容提供商到知识服务提供商

  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信息量的爆炸式增长满足了大众在信息丰富性与多元化方面的要求,但同时也导致了信息冗余与超载,获取包括知识在内的有用信息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问与精力,信息获取效率受到数字鸿沟的限制。现代社会的知识量呈几何级增长,知识更新速度大幅提高,由于生存竞争升级,大众对知识的需求持续扩大。浩如烟海的冗余信息与大众日益增长的知识需求之间形成了巨大矛盾,催生了知识付费,知识付费的兴起与繁荣又使知识服务成为大势所趋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辞书出版机构在角色转型的必然性上达成共识,在实践中探索由传统内容提供商向知识服务提供商转型的路径。

  1.传统辞书出版机构的知识服务现状

  从内容提供商到知识服务提供商的角色转型意识在传统辞书出版机构的数字产品研发上体现为两个新动向一一词典应用的学习特征得到强化与扩展,融合多种词典资源的词汇学习产品开始出现。

  在数字化转型的初始阶段,借助精品纸质辞书的内容资源与读者基础开发数字产品,成为传统辞书出版机构入局数字出版的快捷方式。国内主流辞书出版机构与拥有强大技术背景的互联网企业强强联手,推出了一批广受欢迎的词典APP,如:商务印书馆的《新华字典》APP,《现代汉语词典》APP,《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APP,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APP等。由于辞书出版机构的知识服务意识逐渐觉醒,既有数字产品的更新版与新开发的数字产品在学习特征上均有显著增强。例如,《现代汉语词典》APP将用户的实际学习需求纳入考量,通过智能助手板块提供了同义词辨析、近义词/反义词、格式词语(如ABA格式词语:里外里、实打实)、组词、部首、汉字动态标准笔顺演示等增值信息与服务。

  经过多年探索,传统辞书出版机构开始突破开发单部词典数字版的思路,试水新的产品类型——一站式词汇学习平台。一站式英语词汇学习平台的代表性产品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教社)与海笛公司2019年共同推出的词博士APP。该APP融合了外教社主干大学英语教材词汇、《新牛律英汉双解大词典》(第2版)、《外教社大学英语词典》《外教社综合英汉大词典》、“英汉•汉英百科词汇手册系列”的80个学科分册,以及外教社英汉平行语料库等优质纸质图书与数字资源,并设置了词汇学习与测试功能,旨在提供英语词汇学习一站式解决方案,可满足大学生用户教材词汇学习、专业英语词汇学习、英语等级考试备考、词典查询等多样化需求。2020年3月,商务印书馆的汉语学习服务平台——涵芬APP正式上线。涵芬APP为帮助用户“实现智能化一站式词语查考及自主学习”,集成了包括《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古代汉语词典》在内的24部权威汉语工具书、阅读资源与多种语言学习课程。[1]

  2.互联网企业的知识服务现状

  近几年来,得益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知识传播的途径从线下扩展到线上,从纸质出版物扩展到数字应用。随着知识经济与在线教育的蓬勃发展,一些互联网企业以词汇学习为抓手,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开发了一批得到用户认可的词汇学习产品,包括有道词典、金山词霸、欧路词典、百词斩、扇贝、开心词场,等等。这些应用凭借部分免费内容、富媒体资源、炫目的视觉效果、便捷性与趣味性等多方面特色,赢得了庞大的用户群体,改变了辞书出版的市场环境。

  在涉足数字词汇学习产品开发之初,互联网企业由于受到自身技术基因的限制,对内容质量的重视不够。许多词汇学习产品通过网络抓取数据,或直接采用用户生成内容(UGC,user-generated coment),产品内容质量饱受话病。经过数年实践,互联网企业逐渐认识到内容质量对于词汇学习的意义,改变了最初的经营模式。为了引入高质量内容,互联网企业采取了三种策略:第一种是以技术合作方的身份与传统辞书出版机构合作,开发品牌辞书应用。如上文提到的《新华字典》APP、《现代汉语词典》APP、《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APP、《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APP等诸多拥有稳定用户群体与正面市场反馈的词典应用,就是多家知名辞书出版机构与海笛公司合作的产物。第二种是向辞书出版机构寻求授权,将正版辞书内容作为词汇学习产品的收费资源,如:金山词霸的成长会员与荣耀会员权益中包含牛津、朗文、柯林斯词典,有道词典的VIP会员权益包含《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韦氏大学英语词典》等内容资源,词汇学习应用扇贝的单词会员权益包含柯林斯词典。第三种是提供在线权威词典链接,如欧路词典配置了朗文、韦氏、柯林斯、剑桥等词典的网页查词链接。

  为了吸引与留存用户,互联网企业以供需精准匹配为目标,在知识服务的场景化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并根据用户反馈及时完成功能的拓展与升级。这些互联网企业的主要业务领域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在线语言教育细分产品矩阵的打造与纸数融合产品的出版。例如,用百词斩“图背单词”的特色成功入市后,超有爱科技开发了薄荷阅读、蛋糕英语、夜曲编程、柚子鸭早教等应用产品,并与多个传统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针对中考、高考及大学英语等级考试的纸数融合产品“百词斩词汇书系列”。

  二、辞书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走专业化道路,深耕内容稀缺性

  1.聚焦内容生产的必要性

  第一,专业化内容生产是差异化竞争的核心要素。尽管在互联网发展的初级阶段,凭借精品辞书的读者基础,通过对优质存量内容价值的挖掘,传统辞书出版业暂时经受住市场竞争的考验,并在数字化转型上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但这些成绩主要建立在由“纸”到“数”的介质递进与数字手段的更新迭代上,辞书出版机构的内容生产与范式创新能力并未提升。刘影指出,将互联网和数字化视作纸质书出版“延长线”的数字化转型方式“还远不是能让传统出版产业焕发新生命力的转型,甚至暴露出来的矛盾、不协调,都直击传统出版业的痛点”。[2]如今,互联网的发展进入下半场,互联网企业的强势入局早已重塑辞书市场生态,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也将加速推进行业结构的裂变、重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统辞书出版机构要谋求高质量发展,必须夯实核心内容优势,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

  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差异化战略,即在全产业范围内首先树立一些独特性,可以在市场中建立防御阵地,从而成为获得产业内高水平收益的独特优势”。[3]对传统辞书出版机构而言,建立在专业能力与作者资源基础上的内容生产能力是传统出版的核心竞争力所在。然而,仅依靠存量内容进行转型,并未改变“工业社会‘机构+产品’的专业封闭的范式”,不符合互联网“用户+需求”的底层逻辑[4],不是深度数字化转型。从现状来说,源自辞书出版业内容供应商阶段的存量辞书内容以提供词汇信息为终点,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知识服务要求;从未来发展来看,对存量辞书内容的过度依赖有损差异化战略的实施与知识服务水平的提升,传统辞书出版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将被削弱。

  因此,辞书出版机构应重新聚焦内容生产,加快辞书范式创新的步伐,以保持专业优势,最终达到打造内容生产核心壁垒、实现辞书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第二,辞书出版的深度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内容生产转型。辞书出版业应升级认知,跳出竞争思维,凭借优质内容的独特性与稀缺性,探索与其他知识服务主体融合发展的可能性。随着“新基建”的推进、技术变革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将进一步加深,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不再适用于下一阶段的辞书数字化转型。传统辞书出版机构的角色转型不应停留在认识层面,而应体现在内容生产的各个维度。

  辞书的信息处理对象是自然语言中的词汇。在辞书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终极目标是提供以词汇为接口的语言知识解决方案。辞书出版由提供词汇信息到提供语言知识解决方案的目标转变,意味着辞书内容生产转型涉及内容本身与内容生产方式两个方面。

  2.知识服务对辞书的内容要求

  知识服务实际上是互联网“用户+需求”逻辑的外在显现。互联网企业基于大数据的用户画像虽然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用户需求,但不能将其等同于用户的真实需求。从目的论层面来说,知识服务不仅要解决浅层次的具体词汇问题,更应该从深层次上提高用户的词汇能力。知识服务的目的决定了辞书内容需在广度与深度两方面作优化。

  广度要求。自然语言的词汇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由于当今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大幅提高,新事物、新概念层出不穷,语词或语义的动态变化更为活跃。要提供知识服务,辞书内容应首先反映词汇系统的动态变化,满足用户基本的查词需求。因此,辞书出版机构应利用语料库追踪语言发展动态,及时更新收词、增补义项,以提高查得率。最权威的英语词典《牛津英语辞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OED )就通过每月更新的网络新闻语料库监测语言变化,并基于语料库统计数据,以季度为单位增收新词并修订现有词条。在新冠疫情发生后作出的第二次更新中,OED增加了contact tracer与face covering等词条,扩充了fronaline的定义。[5]

  深度要求。尽管从载体与技术的演进过程来看,辞书从纸质版发展到网页版与移动端应用,数字化手段愈来愈多元,多媒体内容愈来愈丰富,但从文本内容与设计特征上来说,辞书编纂的理念升级与范式创新尚未实现。陈伟指出,从社会使用角度来说,词典最根本的功能是教学功能,词典的范式创新应围绕教学功能这一中心。他还重点强调聚焦词典的教学功能必须“系统、科学地迎合语言教学的特点与规律:在词典内容上满足不同用户的不同信息需求,在信息表征上复制、模拟人类大脑的知识储存结构,在认知策略上契合用户的认知旨趣与认知规律”。[6]这一观点与知识服务的目标是相符的。内容的提供不是知识服务的终点,辞书内容是知识服务的抓手,是为帮助用户获取包括意义与用法在内的多维词汇知识并最终提高词汇能力而服务的。为实现这一目标,新一代的数字辞书应充分吸收现代语言教学与语言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聚焦词汇的深度描述,寻求词典学本体意义上的变革。

  数字产品在载体上突破了纸质媒介的物理限制,数字辞书应对词汇,尤其是积极词汇作详尽、立体化的描述,为用户提供更为准确的词汇知识。事实上,在词汇信息的详尽性方面,权威在线词典已作出尝试,词汇信息语篇化的趋势开始显现。[7]

  与词汇信息的详细性相比,提供词汇的立体化“画像”更为重要,因为词汇知识的建构、词汇能力与语言表达水平的提高都有赖于词汇的立体化“画像”。在词典中,显性的微观结构与隐性的中观结构共同建构出完整的词汇与语义网络。微观结构层面的立体化“画像”应涵盖词形(词目与变体)、语音、释义等多元词汇信息;中观结构层面的立体化“画像”应符合语言习得的认知规律,帮助用户构建相互关联的词汇、语义网络历经漫长的发展,词典微观层面的词汇“画像”已相对准确、全面,而中观层面的“画像”则尚待进一步优化与完善。

  词典的中观结构描述的词汇单位之间的联系。通过中观结构在词典中建构语义网络,可以“有效触发学习者的认知联想,激活学生的先备知识(prior knowledge)体系,实现新旧知识的映射,有利于对新知识的理解和记忆”。[8]然而,囿于纸介质的物理形态限制,在中观结构层面,纸质词典无法提供充分、深入、系统的语义描述。突破介质藩篱后,数字词典应借助中观结构进一步模拟自然语言认知过程,提高词汇、语义描述的系统化程度,以达到知识服务的要求。章宜华提出,建构中观结构应把握好13种关系特征:上下位关系、同/反义关系、属性一宿主关系、值一事件关系、派生关系、比较关系,等等。[9]对这些关系的描述主要通过参见、搭配、类义词等板块实现。例如,朗文当代英语辞典网络版的name条除了提供搭配,还设置词族(word family)与多个具体到义项的类义词(thesaurus)专栏,有效提高了信息密度,使相关词汇单位之间的语义联系得以建立,有助用户快速建构心理词库,提高词汇习得效率。

  纸质辞书的离散性信息组织方式割裂了自然词汇系统本身的网络结构关系,在认知上不符合词汇习得规律。通过增加中观信息、添加不同语义关联维度类属标签的方式来重构语义网络结构,或可成为辞书范式创新的突破口之一。

  3.内容生产方式转型

  技术给辞书出版带来的变化不是表层的出版介质递进,而是底层逻辑的改变。辞书出版转型应以用户需求为驱动、以知识服务为导向,满足用户垂直化、精细化、碎片化的内容需求。

  要提供具备上述特征的知识服务,必须对词典内容作深度标注。这种标注是构建知识关联体系的前提。只有内容被赋予多重属性,数据才能被准确调取,知识服务的精准匹配才能达成。因此,知识服务时代的辞书内容生产方式必须从线性文本的编写进化为结构化数据库的建构。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辞书出版机构的内容生产方式并未革新,WORD等文字处理软件仍是主流编纂工具,只有当具体产品需要被数字化时,才会对排版系统生成的线性文本作数据分析与转化处理。然而,词典信息的高颗粒度往往会增加数据处理的难度,给数据处理的准确性造成负面影响,进而给数字产品的内容质量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

  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已落后于时代,亟须改变。辞书出版应借助辞书编纂系统直接生成结构化数据,从根本上变革内容生产方式,为辞书出版业整体效能的提升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三、结语

  当前处于4G融媒时代到5G智媒时代的过渡期,技术变革与媒体融合正向纵深方向发展。为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辞书出版机构应采用差异化竞争策略,以词典学理论为指导,以用户需求为驱动,以提供知识服务为目标,提升内容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深耕内容稀缺性,在坚守与探索中推进辞书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注释:

  [1]新华网商务印书馆涵芬A即上战[EB/OL], (2020-03-31)[2020-05-18].http://wvw.xinhuart.com/info/2020-03/31/c_138933476.htm

  [2][4]刘影.转型和特场:范式转换视角下传统出版社数字化发展策略[J].现代出版,2019(6):41-46

  [3]曾祥敏,杨丽萍.论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合"的本质与“分”的策略——差异化竞争、专业化生产、分众化传播[J].现代出版,2020(4):32-40

  [5]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ing corpora track the language of Covid-9:update 2[EB/OL].(2020-07-29)[2020-07-30].https://public.oed.com/blog/using-corpcre-to-track-the-language-of-covld-19-update-2/#

  [6]陈伟.新词典学范式与数字化出版[J].中国图书评论,2008(10):97-101

  [7]廖海宏.《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七版)词典信息的计算词典学认知[J].辞书研究,2011(2):88-97

  [8][9]章宜华.学习词典的中观机构及其网络体系的构建[J].现代外语,2008(4):36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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