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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执掌商务印书馆与清末教科书的出版

2021-01-23 来源:《学术研究》
  【作 者】黄剑: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省城市与移民研究中心

  【摘 要】教科书是统治阶层意志表达的合法载体,是普及教育与塑造国民精神的重要一环。清末教科书出版的龙头企业商务印书馆,借助东洋先进设备及理念,更凭借企业掌舵人张元济在政府内各方高端人脉,与各色教育界领袖认同,在乱世之中能够左右逢源地迅速垄断教科书市场。张元济执掌下的商务印书馆,由印刷转出版继而服务文化,成功转型为远东出版巨擘时,更被目为文化重镇。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清末教科书;出版;文化

  商务印书馆在清末中国教科书的出版与发行历史上稳居泰山北斗之位,学界研究关注较多的是技术性方面微观问题。[1]本文从我国民族资本大范围崛起的大背景及张元济的高端人脉等多方角度入手,从宏观角度对商务印书馆垄断清末教科书的形成过程进行梳理还原。

  教科书是统治阶层将知识、价值观进行筛分与输出中的重要一环,是将统治阶级意志全面渗透进国民教育体系的合法载体,进而实现社会控制的有效方式。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之后,迅速制定了以发行教科书为主的经营策略,由于其凭藉业缘与姻缘进入上流社会,加上利用地缘优势长期经营高端人脉,所以能够获得从中央到地方各统治阶层的认可。同时商务印书馆借助合作伙伴日本金港堂的丰富的教科书出版经验与采购先进设备,又集中了新旧左右不同背景各色高级知识分子参与,所出教材在晚清的教科书市场上独占鳌头,并以此为基石,在成为行业巨擘的同时,更被时人目为文化重镇。

  一、商务教科书出版前的社会背景

  商务印书馆从张元济加入之后就参与到国家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大浪潮之中。在本国教科书未有之前,清末教育界面对打开国门之后截然不同的各国教育方式,不少耆老名宿多少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刻意模仿者有之,方寸大乱者不少。劳乃宣甚至建言:“谓中国教育不能普及,由于文字过于繁难,欲参合日本简笔字别造新字以代之。”[2]当然,清醒之大儒亦不乏,王国维在与汪康年的一封信中就曾谈到:“维谓就教育一事,一切皆后着,今日唯造就明白粗浅之事理者为第一要着耳。”[3]通过普及教科书知识,造就明白粗浅事理者,无疑是个捷径。商务编撰者更是认为“教育之良否,教科书关系最巨”。[4]可见出版教科书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商务印书馆此时虽只是一印刷新丁,但在张元济的引领下迅速调整方向,转为出版,利用从前参与政治积累下的高端人脉积极参与。

  商务印书馆教科书崛起之前,1890年来华的“基督教会创办中国教育会于上海,编译各种教科用书及讨论解决中国一般教育问题”。[5]最初的教科书编撰是由来华的基督教会首先开始的,但无论政府昏庸与否,教育方面的话语权不可能长期付于外人之手,对本国出版机构的扶持即成为应有之意。商务印书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依靠出版教科书发行壮大并获得垄断地位,进而产生示范效应,促进了大量出版企业前赴后继,壮大发展。优先发展教科书及完善教科书编写,尤其是编撰适合中国国情的教科书,在出版企业的规划中自然就显得十分重要。

  张荫麟曾言:“学生们国史知识之低,良好的国史课本之缺乏要负很大的责任。光拿中学来说罢,要使全国的中学都得到理想的历史教师,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无论教育进步到什么程度;但创造一部近于理想的历史课本,供全国的中学采用却比较容易。而且有了引人入胜的课本,即使没有很好的教师,大部分学生也容易得益。”“很明显,这种工作不仅需要历史知识,并且需要通俗(就其对于青年的通俗)的文章技巧。而这两种造诣的结合,从来是不多见的。同样明显的,这种工作不仅需要局部的专精,而且需要特殊的别裁和组织能力。譬如,编撰国史课本的先决问题:什么是人人应知之国史常识?这期间所涉及的标准,就只有具上说那种资格的国史家才配去规定。浅人所谓常识,只是自划的偏蔽。”[6]在中国开始自主发行教科书三四十年后,张荫麟仍把这项工作看的非常重要,甚至认为一套理想的历史教科书在没有好的教师指导下,学生也可通过独立学习以塑造国民人格。商务作为首屈一指的出版商,力图在“义利双赢”的过程中求新求变引领时代潮流。抗战前期组织顾颉刚等人参与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也反映出这一面向,除有经济上的考量之外,也有将“古史累层说”等最新学术观点推及稚子,以利学术传承方面的自觉。

  体现中央政府统治意志是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宗旨的应有之意。自有教科书以来,教育宗旨实有直接指导之意。自癸卯学制以来,我国表述教育宗旨的文字虽各不相同,但实质不变。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编的《学务纲要》中第1条全国学堂总要中提到:“京外大小文武各学堂,均应钦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7]“端正趋向,造就通才”八字,当为近代教育宗旨之滥觞。鸦片战争后被迫打开的国门此时已近半个世纪,尤其是清末新政前后,中国知识与制度体系截然两分。[8]其后,明确规定教育宗旨之始,当为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学部奏请宣布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9]其后宗旨随政权更迭发生变化。

  商务印书馆也正是在张元济加入商务之后,对上述信息颇为敏感,且将教育宗旨在教科书中有明确传达,因此很快就由一个小型印刷机构转换为一个重要出版机关。[10]当时各地创办小学,苦于无合适教科书,尤其是国文课本。最初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有出版的蒙学课本,但仅仅3册,而且材料多从英文课本翻译而来,略加本国故事,不适用于各级各类学校。其次,无锡竢实学堂的蒙学课本有8册。前2册是学校老师编撰,次4册是选简短古文,末2册选子书,稍具雏形,行销甚广。然而当中第1册第一课,上书:“大清皇帝治天下,保我国民万万岁,国民爱国呼皇帝,万岁万岁声若雷。”预编此书的陈颂平告诉蒋维乔:“此一刻乃吴稚晖得意之笔。”蒋维乔由此感叹:“微陈君言,谁敢信之!故蔡氏建议编教科书,却有远大之眼光。”[11]激进如吴稚晖,也因高额教科书利润而参与编撰,并写下了如此文字,可以看出不少时人在夹缝中求发展,不得不与各方各面都保持联系以求生存。同样发行教科书,不仅使商务印书馆获利颇丰,完成了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亦由此完成了从印刷转向以出版为主的成功转型。

  二、商务教科书成功背后的人脉运作

  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后不久,就完成了商务印书馆乃至近代教育史上的几件大事。一是1903年与日本有名的教科书出版机构金港堂合营,积极推动了包括出版教科书在内整个出版业的发展;二是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传统儒家学说较大范围地退出国民教育体系,推行与新制度相符的教育体系成为新政权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教科书的设计与推广就自然成为重中之重。商务教科书出版躬逢其盛,不过数年就从参与到执行业之牛耳。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彻底改变了国内教科书市场的格局,直至1949年仍维持着绝对垄断地位。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成立,分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五科。由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等编撰蒙学课本,共3编,为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然其体裁还是仿外国课本所出。1902年,文明书局出版小学教科书,占据教科书市场优势达五六年之久。[12]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写教育年鉴上明确记载:“在商务印书馆未成立以前,以文明书局出版之教科书为最多,广益书局等次之。”[13]但自从张元济加入商务之后,这个局面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述企业或消亡,或堕入二流。民国后与之竞争的中华与世界书局都与商务有密切关系。

  商务印书馆编辑教科书与张元济密不可分。企业本来以印刷为业,承印教会书籍居多。主要创办人夏瑞芳欲效法广智书局、作新社等机构,通过翻译日本的新书新报获利,事不成遂向张元济求援。张元济彼时执掌南洋公学且入股商务。时逢蔡元培办理爱国学社,与其向称莫逆,张亦就此问计于蔡。蔡元培道:“译稿既无用,不如弃之而编辑小学教科书。”[14]夏瑞芳延揽张元济加入商务后,最初翻译东西各国科学之书,“不久新教育发动,就开始编辑教科书”。[15]

  张蟾芬有回忆:“张菊生先生等编译之《最新国文教科书》,乃得倾销全国,旧屋遂不敷应用。”[16]经营格局做大,企业自然需要升级。1901年,随着张元济与印有模的加入,商务印书馆进行了第一次增股,原有股本升值7倍,为26250元,张、印投资23750,共为5万元。[17]1903年10月中日合资,中日双方各自出资10万元,股本计20万元。1905年再度增股,并不限于老股东增资,而供官员、学人及职工入股,此后这在商务形成制度。[18]并于12月正式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资本100万元。[19]在商务成立不到10年的时间中,张元济加入不过5年的时间内,资产由3750元增加至100万元,增值260多倍。速度之快,可谓惊人。这种增长速度,当然不仅是商业上经营得法。商务在1905年增股时,明确除老股东外,还要吸收官员、学人及职工入股,来增强内部凝聚力和扩张外部势力。说明商务在张元济入股之后,打通政学商三界人脉上的运作铺排愈来愈清晰,明文规定从扩张人脉入手来壮大事业。

  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由于张元济在政府中广布人脉,所以他主持下的商务编译所率先按学期制度编辑教科书,抢闸出栏,获利巨大。首先编写的是《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次年5月出版了第1分册。因为只有商务的《最新教科书》是依照学部所颁布的学堂章程各科俱有的,所以独步一时。[20]迅速确立了商务在全国教科书的垄断地位。张元济先后主持编校最新高小学教科书16种,教授法10种,详解3种,中学校用书13种,师范学堂、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用书数10种。参加者有高凤谦、蒋维乔、庄俞、杜亚泉、伍光建等。[21]这些教科书的出版使得商务在短时期内就获取了巨额利润,迅速扩大企业规模以迎接新形势下更为严峻的挑战。日本金港堂于1903年11月至12月间,与商务正式签约,各出10万元成立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金港堂属于日本大型出版企业,也是出版教科书的一大机构,根据樽本照雄的研究,金港堂早在日本就已经准备了适合清朝的教科书,[22]在与商务正式达成合资协议后,之前所作的努力迅速实施,二者强强联合,使得商务教科书出版成为重中之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905年9月清廷诏令立停科举,终结了隋唐以来延绵千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23]科举停废对清末出版业影响直接且巨大,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退出学校课堂,仅在私塾中还有市场,所产生的巨大缺口对所有教科书出版机构都是重大利好消息。对商务而言,更是里程碑式的一年。由于张元济在中央各部均有耳目,又素来与学部长官交好,配合突变的政情,商务抢先做好了准备,迅速出版各科总计有54册的教科书,一举成为国内教科书出版业的龙头,自此开始垄断教科书的出版,商务印书馆由此完成重要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这一年,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审定教科书共计102册,由民营出版业发行的有85册,占总数的五分之四以上,商务出版的教科书则占总数一半以上。可见,在1906年左右出版业的重心已经由教会和官书局转移到民营出版业了。1906年学部虽然颁布了学堂章程,但推行新教育的教科书并未编印。在科举初废之时,编辑教科书实为创举,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李泽彰据此认为:“当时出版业不避艰难,毅然负此重任,实属难能。其最早编印教科书以备采用者,当推商务印书馆。我们现在谈到科举的废除,学校的创设,不能不归功于革新运动,而革新运动有此成绩,我们又不能不归功于当时的出版业,尤其是商务印书馆。”[24]可见商务印书馆对新教育的兴起居功至伟。

  清末商务印书馆不仅在清末历次发行教科书之时均稳居优势地位,而且质量也高。1906年6月28日学部公布第一批审定初等小学暂用书目时对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的审定意见为:“文词浅易,条段显明,图画美富,版本适中,章句之长短,生字之多寡,皆与学年相称。事实则取儿童易知者,景物则预计学期应有者,并将一切器物名称均附入图中,使雅俗两得其当。”[25]对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教授法》的审定意见是:“书中取五段教授法之意,分为三段教授,曰豫备、曰教授次序、曰运用,兼列要旨,参考习问,凡讲读、习字、作文、谈话诸法略具其中。”[26]

  在这批出版物公布之前,1906年3月至6月间,张元济入京供职,初入学部,后入外务部,筹办、开办储才馆事。其与各部要员都有联系,与学部尤密,学部侍郎严修与张元济更是关系非常,商务能在这次暂定用书中脱颖而出,除了本身质量较高之外,也与张元济所倚仗的庞大人脉有关。张元济领导的商务印书馆更是以此为契机,不断探索创新模式,成功引导企业进行了文化转型,最终创造出其他出版机构无法比拟的高度。

  三、由出版而文化

  商务由单一出版企业向文化重镇的成功转型,亦为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创办之日,编译第一套中小学师范女子各学校各科用书等事件,均被第一次教育年鉴列入大事记。[27]陈云为商务印书馆85年题词时也曾指出:“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28]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的这个转型过程中居功至伟。

  当时商务印书馆由于天时地利人和俱足,所以在编写第1套教科书时充满自信。他们在《东方杂志》第1册的广告中道:“童蒙入学,茫无知识,而我国文字多半艰深,往往有读书数年,不能写一信,记一帐者。欲谋教育之普及,不可不于国文加之意矣。近岁广设学堂,稍稍有编蒙学读本者,然施诸实用,都未尽合。或程度过高,难于领会;或零举字义,不能贯串;或貌袭西法,不合华文性质;或演为俗话,不能彼此通用,有志教育者时以为憾。本馆特请通人,精心编纂,兼请日本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兼视学官小古重君、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长尾桢太郎君及曾从事中国学堂之福建高君凤谦、浙江张君元济详加校订,一字不苟。经营数月始成数册,因应急需,先将首册出版。”[29]日本金港堂与商务印书馆强强联合、取长补短,编写教材,故书方面世,即成行业之冠。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最新教科书》,张元济、高凤谦、蔡元培、庄俞及日方编辑人员小古重、长尾桢太郎参与了编撰工作。至此,教科书形式方备。[30]蒋维乔回忆道:商务教科书出来之后,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风行一时。不仅其他出版社的旧式教科书,渐渐不再流行。而且在白话文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清廷学部的国定教科书,大都模仿此书体裁。所以当时能完成教科书使命者,商务当之无愧![31]这不仅仅是商务出版人的自说自话,民国教育部的统计亦显示:“光绪二十九年以后,各学堂教科书大多于自商务印书馆。”[32]由此可见,不管是自称,还是官方认同,且不限于晚清,商务在1949年前教科书出版方面,都一直居于垄断地位。

  众所周知,因为中国近代意义上最早学校大都为教会开办,所以近代中国的早期教科书,均为教会教科书。国内编撰教科书于是先抄欧美,复袭日本。[33]商务印书馆也不例外,郑贞文撰文道:“初期的商务印书馆是和日本书商金港堂合伙的,编小学教科书,就请日本人长尾桢太郎、加藤驹二及小谷某(忘其名)三人作顾问,并聘请留日早稻田大学出身的刘崇杰(子楷,福州人)做翻译,由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竹庄)、庄俞(百俞)等4人共同编辑。采取日本维新时期教科书的编制经验,字斟句酌,每编一课必经4人协议一致,而后定稿。有一次高梦旦和蒋维乔因为讨论应用‘釜’字或用‘鼎’字的问题,争辩甚久,声色俱厉。及后仔细说明,始知福建方言呼‘釜’为‘鼎’,相与抚掌大笑。半年之后编成小学的《最新教科书》,历两年始成全稿,出版后风行全国,为我国最早出版的小学教科书。”[34]商务虽然是翻译日本教科书,但创始人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人脉的作风,均为商务教科书畅销的保障。

  商务印书馆虽已集中馆内高手编印,但由于时间紧促,不得不模仿日本教科书,依样画葫芦以抢占市场。日本教科书中的种种弊病,也因此几乎全部承袭下来。加上商务的日方编撰者中小古重等曾经服务于日本文部省,参与制定日本教科书,所以早期商务的教科书无论优缺点都表现得相当明显。优点在于,由于教科书出现的新颖性,不仅降低了学生学习的难度,而且可以为商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缺点在于,浅处来说,立意不甚高远,汪大夑在汪康年调入学部之后,有信函谈到:“闻弟调入学部,学部宗旨如何?弟意若何?乞示。鄙意以教育普及为急务,不必急其高远。”[35]汪大夑在当时算是较为有远见的官僚,尚持此种理论,其余可知更不甚了了。深处来看,即分科治学的学习方式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四部之学的格局,而且使得传统学问在分门别类的情形下变得支离破碎。故此,商务教科书的成功在给商务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埋下了割裂中国传统学习方式的伏笔。汪精卫在1934年为《第一次教育年鉴》作序时,就晚近学制的频繁更迭提出尖锐批评:“晚清以还,学制屡更,率仿东西各国成法,与本国之社会组织、经济结构不相应,离民族生活日远,而民生滋困,识者病之。”[36]教科书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自然也随学制频繁变动而适时变更,故而讹误不少。商务印书馆编印之教科书虽已空前,但移植之物与固有传统,始终有脱节之感。

  教科书推出之际,出版人虽预于历史潮流,然没能注意到上文提到颇为隐蔽的缺点,张元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给汪康年写信谈到:“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高出一层也。”[37]但当时看似高出一层的远见也变成一种隐性的祸害。

  而在执掌商务之时,张元济还徘徊在仕与不仕之中。1903年孙宝瑄听闻其兄孙宝琦“于六月间条陈时政,保举人才,颇不称上意。所保者陈宝琛、黄绍箕、杨文莹、樊恭煦、黄遵宪、张元济六人”。[38]不仅孙宝琦举荐张元济,瞿鸿禨也通过汪康年向张元济试探,是否愿意再回官场。1904年8月14日,张元济明白说明:“善化师拳拳于弟,至为可感,惟数年来,自镜稍明,如今时势,断非我一无知能者所可补救,若复旅进旅退,但图侥幸一官,则非所以自待,抑亦非所以对师门也。唔时如再询及,尚祈婉达鄙意。来书吾辈既为国民云云,诚然诚然。然亦只能尽其力所能为者。”[39]从字面上理解,张元济认为发行编撰、发行国文教科书比担任官员还能尽国民义务,他的这个说辞也影响到后来的研究者。张元济之孙张人凤亦据此认为“张元济对于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早已十分痛恨,对朝廷的腐败也有亲身感受。他自从选择了‘官’与‘隐’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在近代资本主义中心上海从事出版、教育事业之后,没有再想去官场东山再起”。“这封信说明他无心于官场,而认定了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教科书为他的终身事业,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思想境界”。后文亦有:“然而,1906年初任职通知果真下达了,张元济并不像有的文章所写的那样‘断然予以拒绝’,而是思想上有所反复,也就是说政治惯性对他还在起作用。”[40]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实际终清之世,张元济并未绝意仕途。其在1906年果断北上,先后供职学部、外务部。但由于实际掌握朝廷大权的慈禧对戊戌贬官依然怀有极强戒备心理,所以张元济很难施展政治抱负,因此在数月之后,只能辞职回到商务。慈禧辞世之后,张元济又开始跃跃欲试,在1911年5月清朝覆亡前夕,出任学部辅助机构——中央教育会副会长。[41]后以学者身份长期蛰伏商界,多是由于政治环境不允许。这也就是为何1949年在北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定居在上海的张元济会不顾年事已高,毅然启程参加会议。商务印书馆不仅是个商业机构,也是个变相的政治场所。从里面出来及收罗的政治人物,不知凡几,为人所熟知的有蔡元培、郑孝胥、王云五、陈叔通甚至陈云等人。所以在当时初出茅庐的茅盾眼中,商务印书馆本身也是个变相官场,不知张元济为何在商务印书馆养那么多“闲人”。[42]

  商务出版的清末教科书也未能超脱,仍旧是为王权张目。商务1902年出版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介绍中华帝国时,有如下文字:“自古政体,皆主专制,政无大小,听命于朝,人民不能参预,生杀予夺,皆君一人专之。”[43]商务编辑人员这种书写也是“王土王臣”的另一浅显表达,因为“张元济是主张政治改良和君主立宪的”,[44]且从张元济的经历来看,他对光绪帝颇有感情。故而到此时为止,教科书文字的如是编排可能还有对皇权重张的寄盼。

  在1905年3月下旬,商务再度增资10万元,其中3万就明确规定供“京、外官场与学务有关可以帮助本馆推广生意者,和本馆办事之人格外出力者”认购。当时商务的业务蒸蒸日上,股东最高所得官利、红利高达40%,再加上公积金5.4%和年终资产盘低,股东实际所得将超过50%,所以将入股作为拉拢官员、交际学界和笼络骨干职工的一种手段。[45]这部分人员的加入,使得商务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政学商三界的高端人脉,让商务有了长期顺利发展的保障。

  张元济在编写教科书的过程中,既注意收罗本国在此方面的先进人才,又借力邻邦日本的成熟经验;加强实用型人才的招揽以壮大实力的同时,亦延揽具有深厚社会背景的政学商三界实力人物为股东期冀企业腾飞。他的这种多面经营手法,直接促进了商务印书馆由出版向文化企业的成功转变。

  四、结语

  近代中国转型之际,造就了一大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割据势力。横通政学商界的张元济,参与了各色政治势力不断的分化与平衡过程,在夹缝中获得了极重要的发展机会。商务教科书通过与日本重要出版机构金港堂的合作,加上张元济善于在政学商界进行平衡,一经推出就独占鳌头。商务经历了由单纯印刷到教科书出版,再由出版而文化的不断进取历程,故而成为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教育出版机构,对近代中国教育界乃至整个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有直接的,如馆内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与政学商界的合理流动与不断互动;更为重要的是间接与无形的,像通过发行教科书以及出版大量学术书籍,对近代国民性的塑造与持续构建。正因为如此,发行教科书起家的商务印书馆不仅成为亚洲出版巨擘,更被时人目为与北大齐名的文化重镇。

  参考文献:

  [1]张蓉:《商务印书馆与清末新式教科书的发展》,《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年第2期;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刘超:《貌合神离:近代中国新史学与日本史学——以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史林》2014年第5期。

  [2]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92页。

  [3]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0页。

  [4]《商务印书馆: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缘起》,陈学洵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21页。

  [5]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教育年鉴•戌编教育杂录》第一,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2页;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南京:国立编译馆,1935年,第5页。

  [6]素痴:《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大公报•史地周刊》,《大公报》1934年9月28日。

  [7]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教育年鉴•甲编教育总述》第一,第1页。

  [8]参见[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9]参见《清史稿》卷107,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143页。

  [10]曹冰严:《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0页。

  [11]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96页。

  [12]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05》,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补编6,第138-139页。

  [13]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教育年鉴•戌编教育杂录》第三,第115页。

  [14]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第396页。

  [15]庄俞:《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2页。

  [16]张蟾芬:《余与商务初创时之因缘》,《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5页。

  [17]《本馆四十年大事记》(1936),《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679页。

  [18]长洲:《商务印书馆的早期股东》,《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651页。

  [19]《本馆四十年大事记》(1936),《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679页。

  [20]庄俞:《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62页。

  [21]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3页。

  [22][日]樽本照雄:《辛亥革命时期商务印书馆与金港堂之合资经营》,《大阪经大论集》第53卷第5号,第143页。

  [23]关晓红:《清季停罢科举的链式效应》,《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99页。

  [24]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第384-385页。

  [25]《上海商务印书馆创业十年新厂落成纪念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1-2页。

  [26]周振鹤:《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75页。

  [27]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教育年鉴•戌编教育杂录》第一,第3-4页。

  [28]《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前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未标页码。

  [29]《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1期,第6页。

  [30]陆费伯鸿:《论中国教科书史书》,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初编1,第212-213页。

  [31]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05》,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补编6,第139-140页。

  [32]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教育年鉴•戌编教育杂录》第三,第115页。

  [33]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教育年鉴•戌编教育杂录》第三,第115-116页。

  [34]引文中的小谷某当为小谷重。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内部发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2页。

  [35]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54页。

  [36]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教育年鉴•序一》,第1页。当然,汪精卫此谈还有其他深意,另文再做详细分析。

  [37]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741页。

  [38]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42页。

  [39]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741页。

  [40]张人凤:《智民之师——张元济》,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82、83页。

  [4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14页。

  [42]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前后》,《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45-146页。

  [43]陈乾生编:《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卷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02年,第7页。

  [44]李侃:《胡适与张元济》,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朋友》,纽约:天外出版社,1991年,第167页。

  [45]长洲:《商务印书馆的早期股东》,《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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