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于殿利：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后疫情时代，出版业的发展走势成为国内外出版界甚为关切之事。本文基于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的分析，以及疫情期间所反映出来的我国国民阅读的真实状况，通过展现全球出版业在动荡中的努力自救及其实际效果，启发中国出版业和书业界根据疫情反映出来的问题，以及疫情可能造成的产业新格局，采取相应的措施，谋求后疫情时代的发展。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出版业；全球经济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一切，疫情过后，一切是否还能恢复如初，甚至是否胜过从前，是各方人士最为关心之事。无论是国内的出版界，还是国外的出版界，一边抗疫的同时，自然还关心疫情之后的出版业将向何处去。结合疫情期间的各种国际和国内形势研判，笔者也自然与出版同行一道陷入思考之中，虽然很多问题仍然未能得其解，但愿意就目前的点滴思考与大家交流，期盼能引发更多深入的讨论，或有益于实践。
一、国际经济学界给出的预警
尽管对新冠肺炎疫情人们应该持乐观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渡过难关，对疫情之后的出版业，人们也期盼能有好的发展态势，但理性告诉我们，这样的期盼可能只是我们的美好愿望，现实的情境告诉我们，疫情之后出版业的形势难言乐观。这样的判断既是基于疫情对国内外总体经济影响的程度，也是基于疫情期间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国民阅读的真实状况。疫情影响和抗疫效果能够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思考该如何应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和可能出现的新的出版格局。
（一）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度与广度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打击是全方位的，没有任何一个产业可以幸免，只是基本生活物品还维持有供给和消费，其他产业和物品的销售几乎限于停滞状态。根据国际经济学界和媒体的报道，这次由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是难以想象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今年将整体萎缩，就像中国一季度的情况那样严重——美国经济将萎缩5.9％，欧元区经济甚至将萎缩7.5％。反过来，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可能遭受严重打击。如果西方工业国家不能迅速复苏，中国弥补出口下降将不会很容易。尽管目前中国比西方国家更好地应对了新冠疫情危机，但也面临艰难的时期。任何一个大国的经济在2020年都不会太理想。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将面临非常负面的一年。德国《明镜》周刊发表文章指出，经济研究者在一件事情上达成共识：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而且可能是西方有史以来在没有战争影响下出现的最严重衰退。
另外，这种流行病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引发的全球经济困难，还包括很多企业为生存苦苦挣扎，甚至最终倒闭，致使全球大批人员失去工作，还有大面积的人员面临饥饿。有专家和权威医学机构甚至警告，如果防控不力，还可能出现更致命的第二波疫情。
（二）新冠肺炎疫情打击了人们的信心
比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打击更严重的是其对世界经济界信心的打击。这种信心的打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经济恢复信心的打击。香港《亚洲时报》网站文章指出，这不是全球经济框架的神圣原则第一次面对看似即将带来新时代的危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也曾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但那一次基本上被视为一种没有人真正理解的、有全球金融系统的产物，而不像我们今天这样非常接近于大萧条时期情况的广泛的社会崩溃。即使我们重新融合，也很难想象能够回归“旧常态”。另一方面是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失去信心。新冠疫情颠覆了全球经济体系，而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抛弃了主导工业化世界40年的新自由主义正统观念。对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式产生怀疑，可能会令资本主义世界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贸易模式将改变，几乎成为一种共识。而改变或变化，则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三）疫情后全球经济发展的三大趋势
来自全球各界的有识之士都对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进行了预测，总结起来形成共识的是三大趋势。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三大趋势，对出版业都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出版业也可以通过对照检查，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第一大趋势是全球化受限。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的跨境流动将受到各种限制的阻碍。国家将选择性偏袒本国而非外国供应商和产业，疫情造就“后全球化”世界新断层线。⋯离岸外包业务和全球供应链中断；区域化和本地化生产流行起来。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过时；监管成了常态。自给自足和地理相邻性将优于全球一体化。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受到选择性隔离的影响，某些形式的社会疏远将成为新常态。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众多产业：餐饮、休闲、旅游、体育赛事、娱乐和媒体以及我们不断改变定义的“基础”产业。总而言之，我们即将经历二战以来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
《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指出，全球化虽然会受到阻碍，但还将进一步发展，认为把供应链全部撤回本国只会增加风险。著名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在疫情暴发前全球化就已经达到了一些极限，大家都在考虑要踩一下刹车。这次疫情将会促进更深一步的思考。尽管众多企业考虑把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供应链进行合理化调整，但是把所有生产都龟缩回本土、实现自给自足也是很愚蠢的想法。世界退回到50年前的发展水平，这根本难以想象。去全球化肯定会发生，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
第二大趋势是数字化将更深入发展，席卷越来越多经济领域。数据将成为核心资源。医疗和教育将像10年前的报纸和电视那样实现更深层次的数字化整合。
第三大趋势是很多产业垄断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很多领域市场的集中度将加剧，以至于被少数甚至一家企业控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将对市场进行一次大洗牌，很多不具耐久实力的中小企业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停工停产，将不得不退出市场。
了解和理解世界经济在疫情后的这三大发展趋势，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出版业在后疫情时代将面临哪些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谋求出版业健康、长久发展，无疑是有益处的。
二、全球出版业抗疫的效果与后果
在疫情摧毁了实体经济、造成其几乎“颗粒无收”的情况下，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所有产业都把希望寄托在互联网上，尤其是在“4.23”世界读书日档期，全世界的出版和书业界可谓使出浑身解数，以期摆脱困境、实现自救。但情况究竟怎样呢？或者说，效果到底如何呢？从中我们又能获得什么启示呢？
（一）全球图书市场的销售特征
从世界范围来看，疫情期间仍然有着不错的动销成绩的产业首推日用品，因为生活必需品是维系生存的重要手段，抗疫产品在此期间也自然成了“生活必需品”。图书产业的品类销售也呈现出了与疫情和抗疫正关联的诸多特征。
据美国《出版商周刊》报道，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手工和简单生活类书籍受到了读者的青睐，为出版商度过危机作出了贡献。面对此次新冠疫情，美国的出版商也对这类图书寄予了同样的期望，因为读者可以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寻找简单和廉价的生活方式。实际情况也没有让他们失望，据一家出版这类图书的出版商切尔西·格林讲，今年3月，这家出版商有关家庭种植和烹饪的图书在网站的直接销售增长了136％，今年以来在网上的总销售比去年增长了65％。
在疫情期间，通过网上销售的图书，其品类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食谱和菜谱类图书受到青睐。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在世界图书市场上，食谱和菜谱类图书相对热销这一点儿都不难理解，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感叹疫情期间厨艺大增，并在各种朋友圈大秀烹饪技术和诱人的成果。据新加坡媒体报道，疫情期间新加坡的食谱和菜谱图书，比其他图书销量明显要好。
二是有关疾病、灾难以及人类与之斗争的图书市场较好。这类图书既包括科技和社科类图书，也包括小说等文学作品。欧美和新加坡的图书市场在这方面都有所反映。企鹅公司还出版了如何应对灾难之类的图书，把这类图书安排优先出版或“赶”快出版，甚至出版了专门供被隔离人群阅读的图书。
三是有关运动、健康和生活类图书，保持着不错的销售势头。与居家生活和办公相关的居家运动、健康和保健，以及手工和养花种草等类图书也有不错的动销成绩。
世界各地的出版商们还积极努力在网上开展各种形式的营销或促销活动，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其中，最有效果和影响的活动有两项，一是有声书，一是视频直播。据英国《书商》报道，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封锁，企鹅播客（Penguin Podcast）将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从两周一次的播出频率，改为每周一次。企鹅蓝登书屋音频公司解释说，鉴于最近几周人们在家的时间增多，导致听播客的频率上升，他们正在提高播客的频率。据数字音频广告公司（Dax）的数据，播客的收听量上升了9.6％。据印度媒体报道（The Telegraph India），企鹅蓝登书屋在印度的公司，也由于“印刷厂被牢牢地锁住了，编辑和营销团队都在家里工作”，“由于零售方面的限制和供应链中断”，“将以电子书和有声读物的形式发行部分精选图书，并为未来3个月制定了计划”。在中国，有声书也正处于日益兴盛之势，无论是专门的有声书公司，还是传统出版社在有声书方面的集体发力，都在极大地促进有声书市场，有声书尤其成为出版业和书业界抗疫的明星。
2020年的前三个月，美国的著名视频公司Netflix的全球订户数量接近1600万，这有助于巩固其在隔离或危机时期作为全球最重要服务之一的地位。由于新冠肺炎病毒的大流行，致使多数人除了居家之外并无其他选择，这极大地违背了人类社交动物的本性，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在居家状态下仍能参与社交活动，无论是出于获取知识还是休闲娱乐的目的，都是一种不错的打发难捱时光的方式。据美国相关报道（KCCI），该公司第一季度的财务报告显示，公司第一季度的销售业绩日益增长，它给人一种信念：即使美国整体经济陷入十多年来的首次衰退，视频流仍有可能蓬勃发展。在中国，视频直播也正呈方兴未艾之势，“直播带货”正成为中国当前的网络流行语。视频直播正成为最重要的营销方式，为媒体和书业抗疫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甚至有“发烧”的专业学者认为，短视频和视频直播将成为未来知识传播的最主要方式，尽管理性的学者对此持谨慎甚至不同的观点。
（二）全球出版业抗疫精神难能可贵
2020年世界各大书展都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被迫取消，但出版商和销售商们却没有坐以待毙，他们积极努力通过网络来销售图书。据西班牙《国家报》网站报道，自3月16日以来，西班牙有约200家书店通过线上渠道销售书籍，大型连锁书店和商店的线上活动尤为活跃。一个由112家独立书店组成的联盟甚至表示，由于近期订单激增，自4月14日以来的订单无法保证交付时间。面对电子商务时代的挑战，各大书店和独立出版公司已经携手通过线上渠道展开销售，这是实体书店被迫歇业一个多月以来的唯一收入来源。与此同时，对小型出版商和书店的经营全面崩溃的担心不绝于耳，因为它们在多数情况下没有足够的实力来维持强大的在线销售渠道。4月23日这一天，世界迎来首个“虚拟”读书日。
4月23日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一年一度的圣乔治节，这是在世界上都享有盛名的传统节日。根据当地的传统，在这一天，情侣们会互换礼物表达爱意，男孩子给女孩子赠送鲜花，女孩子则回赠给男孩子以图书。因此，圣乔治节这一天也称为“玫瑰花与图书日”。在图书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不稳定状况的背景下，新冠病毒疫情导致人们因政府出台的隔离措施而不能像以往那样在这一天结伴出门购买玫瑰花和书籍，社交网络上则出现了这些习俗的替代品。由于书籍并不被官方认定为这一特殊时期下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因此，该行业整个销售链已经遭到严重损害，尤其是在当前这个重要的销售时段。根据地方电视台的一项调查，70％的加泰罗尼亚人在圣乔治节书展这一天不打算买书，也不打算像以往那样购买玫瑰花。花店的前景更加惨淡，今年预计月售出量仅40万支玫瑰，与去年的700万支相去甚远。
据报道，每年5月底举办马德里书展，出版商和书商将竭尽所能，利用社交网络中一切渠道维持书展精神，甚至希望严格按照现实中书展的开放时间来举办各项活动。企鹅兰登书屋出版集团约了80余名作家，行星出版集团则动员了200名作家，举办一系列线上活动。
尽管全世界出版人的努力，从弥补损失方面来看收效甚微，但它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一种面对危难不服输的精神，这就是出版的希望，读书人的希望，人类精神的希望。
（三）中国出版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出版业的发展乃至繁荣，有赖于阅读和阅读文化的形成。没有阅读，就没有出版；没有阅读文化，就没有出版业的持续发展和繁荣。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全民阅读状况尽管近年来有所改善，但并未有明显改观，中国的全民阅读率与世界上阅读文化好、阅读率高的“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到目前为止，疫情期间暴露出中国的阅读文化尚未形成，也就是说，阅读并没有成为人们闲暇时光最主要的自觉行为。笔者做出这样的判断，依据有两个：一个来自于感性的认识，一个来自于现实的确凿证据。感性的认识有两个来源：一是笔者发现，在疫情期间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群众，在回答居家都干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变着法地做吃的和看手机刷朋友圈，是最经常被提及的，相反，很少或几乎没有人说正好趁着没事儿在家好好看看书或带孩子看看书，尽管这是出版人美好的愿望；二是在各种微信群里（出版人微信群除外，在这里自荐图书或图书营销还是很活跃的），也很少有推荐图书或交流读书心得体会的，谈论话题最多的还是美食，可见美食文化在中国确实根深蒂固。现实的确凿证据，则来自于市场第一线的销售报告。在实体书店几乎零销售的情况下，人们指望这里的销售能够转化成线上的销售，而实际情况却是线上的销售增长有限，几乎没有增长，这里面固然有疫情前期物流受阻不畅的因素，但日用品源源不断供应的同时，图书并没有随之结伴而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人期待疫情结束之后可能出现的销售井喷现象可能并不乐观。所以，以创造阅读文化为主要目的的全民阅读推广，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和改进方法，这一点后面还会具体论及。
另一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并不乐观的总体经济形势，也会对图书购买与销售产生不利的影响。在总体经济下滑，全社会总消费和总供给同时下降的大背景下，货币总存量以及受失业和收入减缩影响的大众购买力，也必然会下降。因此，大众的消费动力会显现出某种程度的不足。紧缩开支可能是千家万户首选的“理财战略”，更何况中国民间还没有美国式提前消费或超前消费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文化。中国固有的忧患消费文化也会对后疫情时代的大众消费心理产生微妙的影响。在“银根紧缩”的情况下，减少或降低消费可能是必然的选择，在一般的社会观念中，图书作为非生活必需、非刚性需求类产品，其被购买的次序自然排在了后面。这种状况加上阅读文化的缺失，图书市场的前景不容乐观，还需要出版人和社会有识之士共同努力，避免更糟糕的情况发生。
三、后疫情时代的努力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和全产业的影响，以及造成各领域的新格局，是后疫情时代各行各业谋求发展的根本指针，中国出版业和书业界也同样应该根据疫情反映出来的问题，以及疫情可能造成的产业新格局，采取相应的措施，谋求后疫情时代的发展。
（一）全民阅读推广仍需不懈努力和找好着力点
图书是非生活必需品，这种认识不仅来自理念层面，还来自生活层面。尽管理性告诉我们，从长远利益甚至从人类的历史及至未来来看，图书是绝对的必需品，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的依赖和伴侣，因为我们今天赖以生存和生活的一切技能和智慧，主要都是通过图书相互传播和教授的。但现实却是，它不能满足人们的眼前利益，不能满足人们的即时生存需求。人类既是未来的动物，有长远眼光，有人生规划，同时更是现实的动物，人类时时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难能可贵的是，总体来看，人类恰恰不缺乏危机意识，中国就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智慧名言。在疫情期间，美国《出版商周刊》在社交媒体发起了一项“图书是必需品”（Books Are Essencial）的宣传推广活动，以此来对抗传统的理念和生活实践，试图从根本上扭转“错误的偏见”和“不利的局面”。这显示了其认识事物本质、抓住事物要害的本领，实是值得称赞之举，值得全世界出版人学习和效仿，并一起联合把这项运动在全球范围推而广之。
全民阅读的推广要有明确的思路和统一的认识和思想，还要讲究方法，否则就会形成众声喧哗，而读者却不知所措的局面；还会造成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大行其道，对阅读推广和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产生负作用。例如，我们不能停留在“开卷就有益，读总比不读好”的初级阶段，要群策群力把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深入下去，应该选择好着力点，改进方法。就个人浅见，笔者比较看重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要坚定地倡导阅读纸质图书，传统的纸质图书阅读仍要成为主要的阅读方式，屏幕阅读或手机阅读、微信阅读等成为辅助阅读方式。不能用刷屏或手机阅读、微信阅读代替传统的纸书阅读，不能把获取信息或资讯等同于阅读，这是两件不同的事，通过手机获取信息和资讯是必要的和便捷的，但不能因此而放弃阅读纸书；不能用碎片阅读代替整篇文章和整本书的阅读，不能用被灌输的支离破碎观点来代替自己完整、系统的思维方式的培养，而思维能力的培养恰是阅读的目的和真谛。其实，人的一生能够熟读几部重要、有营养的图书，绝对是会终生受益的。对此，下面我们还将论及。关于读书与读屏的关系，著名阅读推广人聂震宁先生就倡导“读书为本，读屏为辅”，以及“忙时读屏，闲时读书”，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二是要倡导以阅读科学书籍为主，阅读小说等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为辅的阅读习惯。科学知识、科学技能和科学思想是个人成长和人性养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养料，因此应该是阅读的主要内容选择。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或者说是向着理性进化的动物。自然科学培养人的工具理性，即教会人创造和使用工具；人文社会科学则教导人正确地应用和使用工具，即把工具理性运用到促进个人健康和人类福祉方面，而不是相反。文学阅读和艺术图书阅读是人类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还是情感型动物、幻想型动物和表现型动物，文学和艺术能够培养人这方面的能力，满足和促进人这方面的需求。但不能喧宾夺主，即便是有志于把文学当作自己未来专业的学生，也不可以以读小说等文学作品为主，科学阅读仍然是其未来文学创作的底色，没有科学知识和思想打底，是绝不会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的。现在的情况却令人担忧，学生的阅读书目中仍以文学书籍为主，这里面的偏向来自于片面地理解了所谓的经典阅读，把经典阅读简单地理解成中外文学经典阅读，而忽视了最重要的科学经典书籍。一国之文化建设不能光靠文学阅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光靠读小说是绝对不够的。阅读推广必须要牢固树立这样的观念。
三是要把阅读课纳入各级学校的教学体系中。现在学校也有阅读课，但多是碎片式的阅读，最多教授或要求学生能够背诵完整的古诗词，而对古诗词的创作和文化背景及意义等，就缺乏科学、系统的教授，更缺乏教授古诗词创作方面的内容。整书阅读和科学名著阅读都还难令人满意。其实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至高中三年级结束，如果每个学期不用太多只以两部经典名著作为阅读课的主要内容的话，要求学生仔细阅读，老师课堂细致讲解，那么高中毕业时就可以系统、完整地阅读四五十部经典名著了，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名著、中外文学名著和艺术类名著等。这样一来，阅读就为人生基本打下了重要的文化底色。
（二）全媒体出版时代呼之欲出
我们对纸质图书要有坚定的信心甚至信仰，相信纸质图书不会因此而消失，尽管书业界不乏这样的判断和声音。无论如何，笔者是纸质图书坚定的支持者和信仰者，个中原因在此不做赘述。但以内容为核心的全媒体出版，是不容质疑的发展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或线上产品与销售已经成为唯一的产业方式和生存方式，成为共克时艰的唯一手段。疫情过后，全媒体出版的理念和实践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并最终成为出版的新业态和新常态。对于出版界同仁而言，既要做好心理准备，更要做好物质准备，包括人才准备。上文提到，国际经济学界一致认为，后疫情时代各行各业的数字化都将向纵深发展，对于出版业而言，迎接更深人的数字化时代，必须克服或解决三大难题：数据难题、技术难题和市场难题。
首先是数据难题。在数字化时代，传统出版的内容资源转化成了数据资源，数据资源将成为新出版时代或全媒体出版时代最宝贵的资源，也是出版企业最具竞争力的核心资源。但对于出版业而言，多数出版企业并不具有数据资源优势，尤其是历史并不悠久，产品或版权资源积累并不丰富，甚至还不具备专业特长的中小出版社，必定会面临数据资源的难题。解决这一难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可能指望一夜之间就能从资源贫瘠转变成资源丰富的出版企业。这类出版企业在数据资源积累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两个大的风险：一是快速搜罗公共版权或数据资源，其风险是同质化竞争，经营难度加大，经营效率低下；二是高价获取具有影响力、市场号召力的受限版权资源或数据资源，这势必加剧这一领域的竞争激烈程度，从而加大竞争性成本，影响竞争效率和竞争优势。对于历史悠久、相对拥有产品和版权资源积累的大型和专业出版企业而言，如何把内容资源转化成有市场前景的数据资源和数字产品，也是需要认真研究、颇费思量的事，因为所谓的内容资源不会自动地转化为数据资源和数字产品。
然后是技术难题。说到技术难题，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出版企业本身并不具有技术和技术人才的积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是出版企业如何顺应和适应技术的问题。在此无需多言，笔者想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即技术如何顺应出版企业发展，如何顺应和满足读者需求的问题。对于专业出版尤其是科技出版满足专业读者的专业数据库甚至知识服务来说，技术并不成为一个难题，甚至可以说，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满足任何出版要求和读者需求。技术难题存在于专业出版领域满足大众读者需求方面，大众读者没有使用专业数据库或知识服务平台的需要，但有科学普及的需要，在满足非专业读者需要方面，存在着技术难题。例如，听书作为目前最受欢迎的阅读形式，基本只能局限于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大众阅读领域，而对于充满专业术语的学术图书就难以得到很好的发挥。即便是对专业读者而言，听专业书也是存在一定的障碍的。对于满足非专业读者的听书要求而言，如何攻克专业图书的阅读和收听障碍，是需要从技术层面认真考虑的。产业需要技术，技术也同样需要产业，技术只有在产业中大显身手，才能体现其价值，才能为不断的技术创新提供不息的动力。这就是人类的全部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之道。
最后是市场难题。在全面深入的数字化时代，在高度依赖网络传播和销售的时代，当前的中国出版企业着实地面临着市场难题。近些年来，网络书店销售数量的增长趋势有所放缓，但确实是出版社越来越依赖的销售渠道和销售方式。网络书店销售的增长并没有给出版社带来充分的利好，反而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因为网络渠道的供货价格和最终的结算折扣呈不断下降趋势。对于有实力的品牌出版社还能勉强维持在对折或半价的结算水平上，而对于议价能力没有那么强的图书产品和出版企业，最终的结算价格基本要在对折或半价之下。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互联网销售企业维持其运营需要庞大的开支，就是通常所说的“烧钱”，而图书产品在其产品结构中又只是一部分，甚至可能是“不重要的”部分，其重要性或价值更多地在于为其引流，低折扣销售（下面还将谈到）成为其引流的重要手段，向出版社压价就成为其“规定动作”，若这种状况和趋势继续下去，出版社将面临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因为互联网销售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垄断，全中国的出版企业只能依靠有限的两三家大型互联网零售企业。上文中提到，根据国际经济学家的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将造成小企业破产、大企业垄断市场的局面，对照中国的书业界，最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应该是在商业企业尤其在零售业中。由此判断，互联网零售业的垄断程度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出版社面临的市场难题可能难上加难。需要强调的是，这不仅是出版企业自身面临的市场难题，也是国家出版事业和文化事业面临的难题，互联网自主渠道的建设必须得到加强，这应该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问题来考虑。
（三）出版业呼唤更加积极的产业政策和营商环境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际社会出现了向受影响的出版机构和书店进行资金捐助的活动，以帮助它们渡过难关。例如，在英国不仅有来自社会的捐助，英国书商协会也参与了捐助。美国书商协会从4月2日起，发起了“拯救独立书店”活动，募集了75万美元，美国书商协会会员书店都可以申请资助。英国工会还呼吁科技巨头对受疫情影响巨大的新闻业，给予应有的帮助。可以想见，在疫情过后的恢复和重建中，出版业需要更多的社会援助和更加积极的产业支持和扶植政策。
积极的产业扶植政策、有效的市场管理和营商环境、长远的产业促进政策等，都是后疫情时代的出版业和书业界最急需的。大型实体书店的转型升级和小型特色书店的生存空间，不仅需要现实的经济支持，更需要国家层面产业战略布局的引导。中国的大型书城曾经为城市的文化建设作出过突出的贡献，但物业陈旧、设施老化和功能单一等状况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大型文化综合体的新定位已经成为传统书城升级转型的新目标，这需要各级政府包括资金支持在内的各种政策支持和扶持。小型特色实体书店的布局，更应该成为城市新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它们同样需要积极有效的政策支持和扶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不能阻碍新书店和城市新文化建设，这是关系到书香社会建设的大事，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事。建设书香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型书店不能缺位。
对出版乃至文化产业减免税政策不仅应该延续甚至还需要加大力度，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使得很多企业受到很大的生存威胁，这是关乎国家文化建设的大事。国际出版商协会早已经把图书定义为战略性商品，这一定义就是基于其对一国的文化意义而言的，与此相适应的是，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对图书给予了财政税收优惠政策。此外，在后疫情时代，网上书店的建设也应该上升为国家战略，相关部门应该协调出版企业和新华书店，共同建设国有的、产业自己的、定位为为产业服务的自主网上销售渠道。这既需要有针对性的媒体融合项目的资金支持，也需要统筹协调各方力量，还需要相应的政策配套等。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媒体融合项目，为行业所期待，也必将对出版产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实际的促进作用。
市场环境的净化和市场秩序的确立与维护，不仅是保护出版产业本身，更是保护出版和文化创新，甚至民族文化创新的动力之源。出版机构对网络书店的依赖度在不断升高，而主要的网络销售渠道商已经形成了垄断之势，在与出版机构的“价格博弈”中占据绝对的主动权，对一些出版机构尤其是中小出版社已经形成了生杀予夺的权力。当下已成为产业顽疾甚至毒瘤的问题，一是网络盗版和侵权行为屡禁不止，二是网络书店无理性的价格战或折扣战乱象，它们已成为扰乱市场秩序、破坏营商环境的头号公敌。需要强调的是，作为“战略商品”的图书，在各国是不允许随意打折或降价销售的，各国对于新书的销售管理尤其严格。网络图书销售的价格乱象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到了该治理的时候了，以保护市场竞争和所谓的维护读者利益等说辞对此听之任之，将会酿成祸乱，对出版产业和文化建设造成致命的伤害。如果再考虑到目前主导市场网络销售的渠道商主要是外资和民营资本，加之非专门经营图书的商业模式，以损害出版和文化为代价而获取所谓的互联网经济，是得不偿失的。网络书店乱打折、恶性竞争的状况，已经不仅成为阻碍出版产业高质量和创新性发展的巨大障碍，还对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了威胁。对阻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和创新性发展国之大计的行为，不能再等闲视之。高质量发展和创新性发展，对出版业的要求将在后疫情时代显得更加迫切、更加突出。国家文化安全就更不能有丝毫的闪失，一方面要整顿互联网的商业乱象，另一方面还要加紧国有的、自主网络销售渠道的建设。
参考文献
[1]港媒:疫情造就“后全球化”世界新断层线[EB/oL](2020-04-23)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20/0423/2408327.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