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范军、刘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以既往关于出版行业组织的研究为基础，从发展、管理、职能、作用、问题等方面分析我国出版行业组织40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并从紧跟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积极利用新兴技术等方面预测我国出版行业组织在“十四五”期间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出版行业组织；“十四五”；发展；管理
行业组织作为一种基于共同的利益要求所组成的民间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发挥着维护行业成员利益、规范行业秩序的作用。[1]由于行业分布的广泛性，行业组织成为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如史学中就有专门的行会史研究。我国出版学领域的学者也在关注出版行业组织，如武汉大学黄先蓉教授取得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2020年10月2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到：“全面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2]这表明“十四五”时期将是整个出版行业的重要发展时期。在新的发展阶段，出版行业组织将面临哪些新的机遇，产生哪些变化，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呢？有鉴于此，本文在回顾既往有关出版行业组织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出版行业组织近40年来的发展态势与问题，并预测“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行业组织的发展趋势。
1 40年来我国出版行业组织的发展态势
1979年12月在长沙成立的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2011年4月更名为“中国出版协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个出版行业组织。此后，我国陆续建立了中国印刷技术协会（1980年3月成立）、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1987年6月成立）、中国报业协会（1988年3月成立）、中国版权研究会（1990年3月成立，2002年4月更名为“中国版权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1991年3月成立）、中国期刊协会（1992年4月成立）、中国编辑学会（1992年10月成立）、中国音像协会（1994年4月成立，2013年3月更名为“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等一批全国性的出版行业组织。从这些出版行业组织的成立时间来看，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是1979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二是1992年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出版业正好是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上进行市场化转型[3]，为出版行业组织的成立和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40余年来，我国的出版行业组织从无到有，规模不断扩大，组织结构逐步完善，运作方式逐步走向专业化。
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关注到新闻出版行业组织的发展和变迁历程。王彤指出，1999年以前新闻出版协会尽管数量很多，但是发展极不平衡，不少协会只是“虚有其名”；1999年新闻出版署对其主管的多家新闻出版协会进行了清理整顿，此后存留下来的这些新闻出版行业组织力量进一步增强、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4]黄先蓉总结了出版行业组织的发展成就和特点，一是出版行业组织的角色逐步由政府主管部门的“助手”向自主、独立的行业管理者转变；二是出版行业组织的运作从简单、综合、低效逐步转向复杂、细化、高效；三是出版行业组织为会员提供的服务不断多样化，组织的活动也愈加丰富并趋于国际化。[5]黄先蓉还指出了新时期我国出版行业组织的发展模式，即“政府宏观控制下，全面独立的行业自律”的发展模式。[6]不难看出，我国出版行业组织的发展既要遵循出版管理部门的行业规划和政策，又要以出版市场为立足点，从而更好地为会员提供服务并推动出版行业制度建设。此外，也有学者关注到地方性出版行业组织的发展状况，如王锦贵和裴永刚对北京地区出版行业组织发展进行了考察和梳理[7]，为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范本。
总的看来，无论是全国性出版行业组织，还是地方性出版行业组织，经过40余年的不断探索，发展态势基本向好，一是协会数量和组织规模不断扩大，二是出版行业组织对行业的治理作用不断凸显，三是出版行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
2 我国出版行业组织的管理、职能与作用
我国出版行业组织在具体的管理运作、职能建设与作用发挥上，不断因应时代变化与社会需求，不少学者对此予以了重点关注。
2.1 我国出版行业组织的管理运作
我国出版行业组织在管理模式上大多采取理事会和工作委员会的形式，如中国出版协会采用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的三级管理结构，其下分设办公室、财务部、会员权益部、会展工作部、对外联络部、人事部等负责具体工作的部门，还包括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民族出版工作委员会、教育图书工作委员会等25个专委会。这种“垂直”与“平行”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层次清晰、分工具体、权责分明。但这仍然是传统的行政化模式，在具体运作时无法避免行政化思维所带来的弊端，并不能完全适应出版业市场化的需要。
在业务运作方面，我国的出版行业组织主要开展会员服务、教育培训、展会等。以中国出版协会为例，行业维权是其提供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会员服务，中国出版协会通过声明或座谈会的形式帮助会员单位维护正当权益，如2011年6月14日，针对京东商城低价倾销少儿图书行为，中国出版协会联合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共同举办维权座谈会。此外，中国出版协会通过会员建言献策和调查问卷的方式就某类问题征集会员单位意见。中国出版协会还定期举办“出版职业经理人专题培训班”“编校业务专题培训班”“出版融合编辑创新研修班”等教育培训活动，主办北京图书订货会、全国出版物馆配馆建交易会等大型展会。
由此可见，中国出版协会这类大型全国出版行业组织的管理模式和业务运作都比较成熟，既有稳定的组织结构和会员服务，也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培训活动和展会活动。但相形之下，地方性出版行业组织的管理模式和业务运作稍显简单、低效，在当地影响力甚微，如各省的书刊发行业协会均没有建立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宣传渠道，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官方网站上也没有对各省的书刊发行业协会进行具体介绍。从某种意义上讲，出版行业组织上重下轻，资源和影响力会越来越集聚到少数全国性出版行业组织。
2.2 我国出版行业组织的职能建设
关于我国出版行业组织的独特职能，很早就有学者做过较为全面的总结和分析。[8-10]虽说出版行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新职能，且各个出版行业组织的具体职能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不难看出我国出版行业组织主要有4大类职能。
一是政策贯彻与规范制定。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出台的关于出版行业的政策、法规通常需要由特定的出版行业组织来贯彻和传达给会员单位，如中国出版协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及时发布、转载相关政策和法规，供会员浏览和学习，除此之外，出版行业组织还需要推动全行业施行这些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全行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出版行业组织还需要制定组织章程和行业规范，只有制定严格的行业规范，并敦促行业内各个企业、机构共同遵守，才能避免不正当竞争和不正当经营，保障行业秩序的正常运转。
二是行业协调与利益维护。第一，以社会效益优先为立足点，协调行业内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第二，协调出版行业内各个企业、机构互助与合作，使各个企业、机构能够共同发展，保障出版行业发展的稳定性；第三，对行业内企业、机构的出版经营活动和出版物质量进行监督和检测，保障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第四，当会员单位的利益受到侵害、会员单位之间产生矛盾时，出版行业组织应当出面维护会员单位的合法权益，调解矛盾。
三是专业教育与技能培训。一方面，出版行业组织要向出版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普及出版专业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出版行业组织也要定期组织出版从业人员参加技能和业务培训活动。多年来，以中国出版协会为代表的全国性出版行业组织积极组织和开展教育培训活动，如“全国出版社编校人员业务培训班”“全国民营出版企业相关政策解读和编辑技能培训班”“出版职业经理人专题培训班”等，为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支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四是国际交流与信息咨询。出版行业组织应承担起促进我国出版业国际化发展的责任。一方面，出版行业组织要积极组织和开展出版行业的国际交流活动，为会员单位开辟“走出去”的渠道；另一方面，出版行业组织要分析国外出版业发展动态，为有需要的会员单位提供相关的信息咨询服务。
2.3 我国出版行业组织的作用发挥
很多学者专门就我国出版行业组织的作用发挥进行了细致的讨论。相较于偏宏观的职能建设分析，现有研究成果对出版行业组织作用发挥的分析则显得更加具体和微观，以下3个方面较为突出。
一是发挥出版行业组织的管理与自律作用。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指出，出版行业组织是期刊社管理的补充手段[11]。在当时的体制下，出版行业组织以政府助手的角色协助政府管理期刊社，一方面帮助政府研究政策以减少实践操作层面的失误，另一方面将期刊社的意见反馈给政府，从而避免政府直接管理期刊社可能带来的盲目性。但时至今日，出版行业组织的管理作用绝不仅限于这种宏观层面的调控，还应该为出版企业、机构的具体管理工作出谋划策，制定相关标准以供出版企业、机构参考。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应该发挥出版行业组织在出版职业道德建设中的自律作用[12]。这种自律作用通常是通过制定自律公约的形式来体现的，如2015年9月中国出版协会与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一起联合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业50家社团共同签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自律公约》，并举办座谈会来强调如何践行该自律公约。
二是发挥出版行业组织在生产实践中的指导与促进作用。刘益和黄孝章曾专门分析过印刷行业协会在推进绿色印刷中的具体作用[13]，如制订绿色印刷标准、绿色印刷资质认证等。印刷行业协会通过大力宣传和组织活动，使绿色印刷在我国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因此当前许多出版物封面都印有绿色印刷的标志。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出版行业组织可以具体指导出版实践，促进生产标准的落实。
三是发挥出版行业组织在选题策划与营销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出版社编辑可以通过出版行业组织发布的信息和数据来了解出版行业的发展动态，及时掌握图书市场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进行选题策划和营销工作[14]；另一方面，出版行业组织应该发挥好服务编辑的作用[1]，可以通过举办交流研讨会、编辑业务培训班等活动来培养编辑人才，激发编辑在具体业务操作中的创造力，从而提高编辑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3 我国出版行业组织存在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尽管出版行业组织40年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也有一些老大难问题有待解决，更有新问题不断出现。针对这些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3.1 出版行业组织存在的两大类问题
综合多位学者的分析[5][15-16]以及笔者的观察来看，当前我国出版行业组织主要面临两大类问题。
一是体制、机制问题。第一，出版行业组织的职能发挥受到业务主管部门行政管理的限制。由于多数出版行业组织由各级新闻出版部门主管，如中国出版协会、中国期刊协会等就明确表示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在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下，出版行业组织的自主决策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其职能也很难充分发挥出来。第二，出版行业组织的领导机制仍然以行政式、垄断式为主。出版行业组织内部的领导者和决策者以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在职领导干部或退休领导干部为主，这种领导机制不利于出版行业组织内部积极、主动、公平地实施管理。第三，部分出版行业组织的管理体制不完善、内部机构设置不合理。当前，许多出版行业组织仍然以各个工作委员会的形式开展管理和工作，内部机构设置还并未实现系统的专业化分工。此外，出版行业组织还存在组织结构与人员安排缺少立法层面的规范和保障、按行政区层级来划分的格局导致各级出版行业组织缺乏紧密联系等较为突出的体制、机制问题。
二是服务、工作问题。第一，许多出版行业组织的官方网站流于形式、功能简陋。例如，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官网下的“展会服务”栏目只有2条2019年发布的通知，“培训服务”栏目更是只有1条2018年发布的“‘融合发展背景下实体书店经营’培训班报名”信息，由此可见出版行业组织并未很好地利用网络渠道来开展信息咨询和相关服务。第二，出版行业组织内部社团意识薄弱，过度依赖行政组织管理，缺乏依靠社团组织自身来协商和安排事务的意识。
除了上述这两大类问题，我国出版行业组织还存在业外宣传不够、管理缺乏创新等细节问题。出版行业组织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这些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并极尽所能地解决这些问题。
3.2 对出版行业组织加以改进的讨论
针对我国出版行业组织存在的问题，不少学者就如何进行出版行业组织改革提出了建议和对策。其中，一些改革建议已经在出版行业组织的实践中有所体现，但也有不少措施由于过度理想化而很难付诸实践，相关问题仍然具有再反思、再讨论的价值。笔者把这些改革建议和发展对策[15-20]大致分为3个层面。
一是制度体系层面的改革，即出版行业组织的建立应由政府主管部门主导转向由企业、机构自发主导，出版行业组织内部的领导者应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在职或退休领导干部担任转向由企业家、从业人员担任，出版行业组织的工作人员应由以行政人员为主转向以专业人员为主。毋庸讳言，这一层面的建议过于理想化，因为我国出版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作为中介机构的出版行业组织不可能完全摆脱第三方的监督管理。因此，出版行业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应根据时代发展，循序渐进地改革，不能不顾发展趋势而进行颠覆式的改革。不过这个建议也有其价值，即制度体系层面的改革是我国出版行业组织实现独立、自主发展并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的必由之路。
二是法律保障层面的改革，即通过制订相关法律法规，把出版行业组织的行为和运作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管理的轨道，使其具备应有的社会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从而保障其在行业中的地位和权威性。在学界提出相关建议之前，我国出版业有关法律法规，如《出版管理条例》《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化管理办法》等，鲜有涉及出版行业组织的地位与行为合法化的条文。直到2016年，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商务部颁布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明确提到，全国性的出版、发行行业协会，可以主办全国性的出版物展销活动和跨省专业性出版物展销活动，省级出版、发行协会可以主办地方性的出版物展销活动。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各级出版行业组织开展业务活动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三是业务发展层面的改革，主要有3个着力点：第一，将出版行业组织的发展纳入出版业整体改革和建设的轨道中来，避免其发展与整个出版业发展脱节；第二，建立自强、自力和自律的长效发展机制，让出版行业组织发挥自身的专长和服务功能，承担行业管理任务，避免过度依赖行政管理部门；第三，扩大成员企业和机构的覆盖面，以便更加广泛地开展业务活动。
4 “十四五”时期出版行业组织的发展前瞻
2021年是我国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各行各业都会紧抓这一历史机遇以实现更好地发展，出版业自然也不例外。对于出版行业组织而言，如何把握时代脉搏实现进一步发展，是整个出版从业者和研究者共同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十四五”时期出版行业组织一方面要配合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另一方面要将新兴技术与自身发展相结合，通过自身建设，促进出版行业实现健康持续发展。
4.1 在进一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前提下实现与行政机关的脱钩
2016年8月21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指出，推进社会组织政社分开，支持社会组织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促进和谐的作用，要加强党对社会组织工作的领导，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
第一，完善出版行业组织内部的领导体制，加大党组织建设力度。在文化事业进一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背景下，出版行业组织应该更加重视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对于还未建立党组织的出版行业组织而言，要在“十四五”时期继续完善内部领导体制，配合各级党委推进出版行业组织内部的党组织建设，并定期开展党组织活动，使出版行业组织在思想和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二，逐步推进出版行业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力争在“十四五”时期全面实现出版行业组织日常事务和业务的自主管理。早在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指出了一些行业协会商会存在政会不分、管办一体、治理结构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创新发展不足、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要求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因此，对一些还未与行政机关脱钩的出版行业组织来说，“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推进与行政机关脱钩，实现日常事务和业务的自主管理。
4.2 将出版行业组织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语境
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尤其是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深刻分析和全面部署。那么，如何治理“十四五”时期的出版行业呢？出版行业组织的发展如何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呢？
首先是政策方面，有关出版行业的各类政策的制定，既要符合出版行业的实际发展需要，又要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十四五”时期，出版行业的治理要以各类政策为指导，以出版行业组织为依托，将政策的优越性体现在出版实践中。
其次是法律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出版行业的法律、法规，并根据实际治理需求制定新的法律、法规。目前来看，有关出版行业组织的法律、法规制定并不充分。因此，“十四五”时期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应该更加重视这方面的工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出版行业治理，明确出版行业组织的职责，让政府的权力“让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最后是行业自身方面，出版行业组织要加强自律，探索建立道德委员会，规范行业发展秩序。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自律，行业组织的一大作用就是以行业自律为准绳，制定相应的行业准则，规范行业发展的秩序。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文化领域行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到，新闻出版传媒领域的行业组织可以通过建立道德委员会的方式来推动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根据这一建议，“十四五”时期，出版行业组织可以推动建立组织内部的道德委员会，切实协助政府监管行业内的失德、失范现象。
4.3 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出版行业组织的制度建设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来深化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对于出版行业来说，近些年来的改革成效虽说颇为显著，但制度性问题仍然存在，尤其是出版行业组织的制度建设仍不完善。“十四五”时期，出版行业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出版行业组织的制度建设，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在加强党对出版行业全面领导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出版业市场化改革。当前，部分出版企业在市场化过程中举步维艰，尤其是中小型出版社。“十四五”时期，出版业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一方面，部分大型出版企业或集团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对于一些市场化程度不够的中小型出版社来说，应该抓紧机遇、利用政策实现“共同市场化”；另一方面，出版企业可以更加广泛地引入民间资本，在保证出版物质量和加强出版监管的前提下，进一步拓宽民营发行企业、科技公司等与国有出版社的合作渠道。
二是建设出版行业组织的各项制度，如人事管理制度、会员准入和管理制度、失信惩戒制度等。完善的人事管理制度可激发出版行业组织内部的工作活力；规范的会员准入和管理制度既能给各个出版企业、机构加入出版行业组织提供便利，又能促使它们遵守行业规范；严格的失信惩戒制度不仅能够保障受损企业、机构的合法利益，还能够维护整个出版行业的正常运转秩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制度建设是出版行业组织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4.4 利用5G技术与移动互联网满足服务和宣传的需求
近年来，5G技术逐渐成熟并且商用，5G终端设备逐渐占领整个终端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移动互联网已经进入了5G时代。“十四五”时期，我国5G网络将会全面普及，高速率、低延时的5G网络将惠及大众。因此，出版行业组织在“十四五”时期要积极拥抱5G技术，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渠道促进自身的全方位发展，可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
第一，利用5G网络为会员单位和社会大众提供更加及时、高效的信息咨询服务。一直以来，我国出版行业组织的信息咨询服务并未广泛开展，多数出版行业组织的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没有展示获取信息咨询服务的渠道或入口。“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行业组织应充分吸收5G网络发展带来的红利，建设信息咨询服务的网络渠道，使有需要的客户能够更加方便、快速地享受出版行业的信息咨询服务。
第二，利用移动互联网渠道加快行业信息的传播速度。目前，我国出版行业组织在发布行业信息方面的公开化、透明化程度不高，大众很难利用网络渠道及时获取有用的行业信息。在5G网络的加持下，移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速度将会进一步提升。出版行业组织应多多利用移动互联网渠道来发布相关政策信息和行业动态信息，不仅便于行业内的企业、机构第一时间获取所需信息，及时制订相关发展规划，也便于大众及时了解出版行业的发展动态。
第三，完善出版行业组织的新媒体平台建设，通过扩大宣传来提升社会影响力。当前，我国出版行业组织在新媒体平台建设方面做得并不好，仅有少数全国性出版行业组织建立了微信公众平台，而地方性出版行业组织完全没有自己的新媒体平台。“十四五”时期，各级出版行业组织都要进一步加强新媒体平台建设，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扩大宣传，以提升其在行业内乃至行业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5 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出版行业组织的业务实践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至今，已经应用于许多行业。出版行业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出现了多种AI出版模式，如数据分析辅助选题策划、机器创作、自动编校等。[21]那么，出版行业组织在开展业务时是否可以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提高效率呢？笔者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行业组织可能会在以下两类工作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一是在内部办公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工作人员进行数据整理与统计工作。事实上，AI辅助办公在许多互联网科技公司中早有应用，但我国出版行业组织由于缺乏技术开发实力，很难自主开发AI办公系统。不过，人工智能技术会随着5G时代的到来而进一步普及，AI办公系统将不再专属于互联网科技公司，一些传统行业也可以通过技术合作或个性化定制的方式，从AI产品开发企业中引入AI办公系统。通过AI办公系统，我国出版行业组织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数据整理与统计时，其工作效率将明显提高，出错率也会大大降低。二是在教育培训活动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增加AR场景互动内容。当前，我国出版行业组织在开展教育培训活动时仍然采取的是传统的授课方式，学员只能在固定空间内的固定位置聆听台上主讲者的慷慨陈词，虽说仍然能够习得不少“硬货”知识，但学习过程略显枯燥乏味。可以设想“十四五”时期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行业组织教育培训活动中的两种应用场景：线下培训时，利用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AR设备来增加AR场景互动内容，使教育培训活动更具趣味性；线上培训时，全程由AI主讲者进行讲述并与学员实时互动，这种方式既能满足学员随时随地参加培训的需求，又能避免观看传统录播课程时无法与主讲者进行互动的弊端。
5 结语
回顾我国出版行业组织40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我国出版行业组织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也面临着发展瓶颈和新的挑战。既往研究成果中，既有学者们针对问题的建言献策，也有从业者为践行出版理想而奔走呼号。“十四五”时期，国家将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着力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在此背景下，我国出版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出版行业组织也将全面改革自身，以全新的姿态来更好地服务于出版行业，助力国家文化建设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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