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
“十三五”期间，我国出版业的发展相对稳定，上千种列入国家重点出版规划的项目，大部分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为文化自信建设作出了新贡献；一大批反映新时代新成就、宣传新时代新思想的作品得到广泛传播；中国故事讲得比过去更好，众多优质主题出版物和反映5年改革和成就的作品输出到国外。
国民阅读需求处在一个相对均衡的水平上。5年前让出版业过度担心的数字化移动阅读，并未将传统阅读冲击得七零八落，反而呈现出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共生、共荣、共存的互慰互促状态。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惊喜地说：“读者还在”。
支持产业发展的宏观政策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稳定或预期稳定，为出版经营者提供了较好的财务数据，使出版市场竞争主体的存量没有明显减少，而市场竞争主体存量的稳定是市场稳定的前提，也是信心所在。
然而，“十三五”期间积存下来的影响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还是很多。这些问题有的是前期多年积累下来的，“十三五”期间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还有的是“十三五”期间新出现的。可谓旧伤未好、新痛又起。
这些问题，都将被带入“十四五”时期；能否解决，也在“十四五”期间见分晓。
正视这些问题，透视问题的本质，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对于繁荣新时代出版业，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有着重要作用。发现问题、解析原因是解决问题和创新开拓的前提。
原创能力不足
原创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思想文化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体现一个区域的文化软实力，其指标就是版权引进与输出的比例，即版权贸易是逆差还是顺差。
长期以来，我国原创能力不足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且“十三五”以来似乎更为严重。原创高水平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著作，并非在增长，特别是理论学术著作和优质历史著作（文学作品表现略好）。教材的统一编写也使各地不再编写新的原创教材。可是放眼全球，教材出版始终是最重要的出版活动之一。
有两个数据可以佐证我们原创能力的不足。
第一是形形色色的各类好书榜。尽管国家在大力推动原创出版，目前在国家出版基金、华文好书榜中国好书月榜、年榜中也基本以鼓励原创为主。但是，只要我们打开其他各类非官方的排行榜，会惊人地发现十之八九的榜单中，外文翻译版占比超过70%。
第二是市场销量。只要打开国内公认的学术书店周销量榜或年销量榜，乃至国内图书电商销售排行榜，除了时事政治理论和少儿类图书排行榜外，人文和社科图书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排行榜上，引进版仍然占据了核心前位。同时，国内原创作品大都是花鸟虫鱼和山川名胜，像成套、成体系的、大规模的中国学人的学术原著，如《英国通史》《德国通史》《英帝国史》《中国美学通史》等，极其稀少。
出版市场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
充满活力的出版发行机构是出版市场活跃的前提。在“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发行机构数量急剧下降，大量书店关门，使得出版社形成大量坏账。大浪淘沙后的书店都是经历了激烈竞争而幸存下来的，这几年呈现出稳定的态势。但是在刚刚喘过来气的时候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疫情以及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如果通货膨胀以及房租持续上涨，书店势必会面临难以承受的成本压力。
此外，随着新发展理念的落实，出版从数量型增长转变成效益型增长，从过去的内生需求转变成内生与外压双需求。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刘清华曾在2019年与笔者探讨：靠减少规模一定能实现效益吗？
规模减少如果不能实现高效益，就会出现收入难以支撑费用的局面。这种不确定性会在“十四五”期间反复受到检验。
“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平衡性
中国出版的繁荣总体上是在开放环境下进行的。过去40年，经过选择的、丰富多样的引进版图书成为中国出版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引进的前三位是少儿图书（绘本、少儿文学等）、文学、社会科学，科技类图书引进占比不高。“十三五”最后两年，少儿图书较多的情况有所好转。少儿图书对孩子人生观世界观影响巨大，长期受海外文化影响的新一代有营养偏废的可能；相反，科技类图书引进版比重不足，对自然科学发展研究助力作用又不够。引进版图书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有很好的销量，对出版机构和读者都有很大吸引力。如果减少引进能够促进原创的发展，那一定是一件好事；如果不能，则要考虑市场产品的急剧减少带来的供给不足问题。
文化需要交流、交汇、交融、碰撞、刺激、比较。总书记讲过，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图书是深度阅读的知识载体，国外高端有价值的作品引入，有助于开拓眼界，了解全球思想动态，而学术图书的引进，更会对中国创新和学术原创产生刺激效果。
至于出版“走出去”，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加上国际复杂局势的影响，国内出版机构与海外机构的合作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同时，出版“走出去”的国际环境不明朗，特别是“中国威胁论”的荒唐观点似乎比5年前更甚嚣尘上。这对我们推动出版“走出去”形成了很大阻碍，少数周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图书的兴趣也比过去淡漠，海外出版机构引进中国图书更加谨慎。
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的进一步冲击
“十三五”期间，数字阅读对传统出版的冲击相对稳定，但这绝不意味着二者会永远处于均衡状态。“十二五”期间数字阅读冲垮了同样碎片化的报纸，彼时电视产业还很火红；“十三五”期间，移动互联终于击垮了电视，使开机率大大降低。可见，移动互联攻击传统媒体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反复选择、迂回包抄的。何时攻击到传统出版，我们还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在10年前根本没人想得到今日竟然无人看电视。可以说，数字阅读不是“黑天鹅”而是“灰犀牛”。
教育出版占传统出版比例极重。理论上，传统的教育出版以优质内容见长，但这一优势，随着数字化的推进，正在被蚕食。内容数字化和便携性载体匹配，电子书包学习机、平板电脑、Kindle阅读器和低价网络费用，特别是5G的推广，资源和系统都给教师备课授课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作业系统、阅卷系统、题库及大数据应用给因材施教、个性化学习和教学提供了过去无法想象的可能。
传统教育出版是以纸质教材为中心的，评议教辅、助教产品、助学产品作为配套，形成编、印、发、供全套产业链，省店批发、市县店团供，系统发行以国有单位为主，市场零售民营、国营共占，商业模式极为成熟。但是数字教育产品因零边际成本生产和销售冲击着传统教育产品的商业模式，编印发供只剩下了“编”，而“印”“发”“供”都成了多余；网络课程更使书号成了多余，编辑成为可有可无的市场主体。这令人对未来的教育出版充满了担忧。
这些问题能否在“十四五”得到解决，尚需时间来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