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吴井泉：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术期刊中心
【摘 要】《七月》《希望》期刊是胡风人格的物化呈现。胡风编辑的刊物之所以有凝聚力和影响力，是其人格魅力使然。胡风编辑人格的生成与其生理缺陷、家庭环境、文化熏陶、鲁迅影响和地域生态等五个维度密切相关，这五种维度相互作用，共同创造出一个特立独行、个性鲜明、有责任担当的文艺理论家和办刊人的形象，胡风的优点是引人注目的，但其自身无法超越的缺点也是不能忽略的。
【关键词】胡风；现代文学；期刊；编辑人格
胡风对20世纪三四十代年代文学史的贡献，除了其文艺理论以外，最重要还是创办了《七月》《希望》杂志，杨义先生认为：“在抗战时期应运而生的文学期刊中”“最有力度、也最有特色的则非《七月》莫属。”[1]（P324）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诞生的刊物颇多，“战争时期出版的刊物大约1968种，约占现代文学总刊物的百分之五十六”[2]（P17）,而重要的有影响力的并不多，能够形成流派的更是凤毛麟角，如“七月派”“九叶诗派”。“九叶诗派”作为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命名则是后来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而“七月派”当时就公开或非公开地叫开了。正如左翼文艺理论家卲荃麟所言：“中国那时的刊物谁都比不过胡风，胡风的刊物编辑得最好，它好在什么地方？它有完整的对文学的观点、美学追求，而且政治上也不糊涂，是革命的，符合人类进步思想。”[3]（P10）卲荃麟先生所言极是。胡风编辑刊物确实有特色、有个性、有情怀、有温度，或者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有人格魅力。何谓人格魅力？人格魅力则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有凝聚人心的感召力。胡风的为人和其所编辑的期刊实际上就具有了这种人格魅力，《七月》《希望》期刊是其人格魅力的物态化呈现。
鲁迅先生生前曾对胡风的性格做出这样评价，可谓入木三分。“胡风耿直，易于招怨，是可以接近的。”至于缺点么？当然也有，“诸如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学上不肯大众化”[4]（P525）,等等。正由于胡风的这种正直坦诚和执拗不圆滑的个性，“招怨”是必然的，但从反方面来看，欣赏他、赞同他、追随他这种精神气质与个性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七月》《希望》之所以能形成一个个性鲜明的流派，恐怕也与此紧密相关。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个性的形成既有先天生理基因所致，也有后天环境因素之塑造，是多种合力而显现出恒久稳定的结果。个性与命运是同构的，如社会学家所言，性格即命运。胡风的个性生成显然是离不开上述元素共同促发的结果。
一、幼时的生理性缺陷改变了胡风的心理结构
胡风，湖北蕲春人，原名张光人。1902年冬天，他出生于湖北省东部一个穷苦的滨湖的乡村。幼时，他得过天花，脸上便留下了星星点点的疤痕。在童年和上学时，土里土气的胡风曾常常遭到一些孩子和油头粉面的富家子弟的侮辱和嘲笑，这无疑深深地刺痛了胡风弱小而敏感的心灵，激起了他的冲动、暴躁、神经过度等对抗别人，防范自卫的心理。弗洛伊德认为：“童年的影响力远比遗传的力量容易了解，也更值得我们去致力寻索。”[5]（P86）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强调，有十种因素对孩子早期经验发生着重要影响：“母爱剥夺、父母对儿童要求不一致、同胞间的竞争、惩罚、苛求、诱惑、生理性挫折、角色混乱、父母操纵、忌妒。”胡风脸上的麻子，迥异于常人，这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创伤性的记忆。这种生理性的创伤体验使胡风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对其人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
童年及少年是人生的起步阶段，虽然这一过程并不漫长，但给人尤其是作家、文艺家们留下不可磨灭的人生记忆，这种人生记忆无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都会伴随着人的一生，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构，“这种主体图式和先在意向结构将成为作家观察世界，感受生活，进而进行文学创作的发生学意义上的起点”[6]（P19）。文艺理论家鲁枢元也曾指出，作家的童年、少年时代的经验以及在故乡生活时所形成的心理感知与情感体验等主体性因素“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基本心理定势而影响人的一生”[7]。由此可以看出，年少时的生活经历对人尤其是对作家来说是多么重要，它是人的一生中最初经验和情感的积淀，形成了一种不可复制的经验图式，已经深深地融化到人的血液中。一般说来，童年经验分为丰富性经验和缺失性经验两类。所谓丰富性经验，即他的童年很幸福，有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即身心健康；缺失性经验，即他的童年生活很悲惨，或者贫穷困顿，或者是精神受到刺激或创伤，总之是残缺的、不圆满的。我认为，丰富性经验应该是人生的正向经验，而缺失性经验应该为人生的负向经验。从这两种经验的比较来看，还是负向经验对人的影响大，它直接影响或左右人的认知世界和情感世界，决定人的价值判断，尤其是那些超常规的难以忍受的痛苦体验和心理创伤的负向经验，对人的品质、个性、气质等塑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每一个成年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个永远的儿童存在着，从他的幼年直到老年，这个儿童逐渐从生活的表层沉潜入生活深层，却一刻也未放松地把握着、控制着他的整个个性和人生。这就是每个人自童年时代所形成的人格基质和那一份童年经验，它伴随着并影响着每个人的一生”[8]（P33）。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年幼时的成长经历和情感记忆，尤其是创伤性的生理或心理体验的积淀，这些将对一个人的成长、人格的形成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起到奠基的作用。比如，在幼年时遭受过生理性创伤的损害和困扰，必会引起相关的连锁的心理性方面的应激反应。通常会产生这样的心理危机：要么是冷漠麻木，要么是敏感过度，要么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些危机如果得不到心理干预和治疗，它将会或隐或显，如影随形，伴随一生。
诚然，胡风这种年幼时形成的生理性或心理性的创伤情结，严重地影响了胡风的后来心态和人格生成。比如，胡风在文坛上的敏感、多疑、好斗、偏激、爱冲动、暴躁、神经质、不合群，等等。这种负向不兼容的性格不能不说与其幼年时的特殊的际遇有关。实际上，还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我们的格外注意，那就是胡风的极度自傲与自信。其实在胡风的极度自傲与自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小小的自卑心结。由于隐藏得很深，轻易是不会被人发现的。正是由于自卑的心结，才会激发胡风那种不服输、不懈怠和“争强好胜”的心态与斗志。自卑与自傲是雌雄同体，是一个优秀人物身上必备的品质之一。或者说自傲是自卑的另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如胡风曾这样刻画过故乡一位堂叔父的形象：
他看起来有些憨气，但骨子里却韧得很，总不肯认输低头，固执地用他那贫苦的生活所形成的僵劲儿对抗别人，保卫自己。当他肩着农具下田或者回家，眼睛不看别人，裤脚卷得高高的脚锤子有力地登登走过的时候，那并不是单纯的筋肉动作，而是他整个人在忿忿地向别人表示着他自己的存在[9]（P13）。
胡风用白描的笔法刻画出的堂叔父的形象，孤傲清高，刚烈决绝，对抗别人，保护自己，忿忿地向别人表示着自己的存在，其形象迥异，个性鲜明。其实在堂叔父的潜意识里，一定有深深的自卑心结，因为贫瘠，很怕别人漠视他、瞧不起他，所以，堂叔父以清高自傲“暴力”的形象示人。从胡风字里行间中隐约地可以看出，胡风对堂叔父的欣赏与赞许，也可以说堂叔父的形象就是胡风的自画像。
二、父母的性格，影响了胡风的情感认知与交往行为
胡风的父母都是非常普通的农民，“父亲初为做豆腐的手工小贩，母亲是雇农孤女，童养媳”[10]（代自序P1）。父亲性情刚直、专断严苛，却精明强干、争强好胜而又坚韧不屈。胡风的父亲面对困顿越挫越勇，以惊人的力量带领全家走出赤贫，步入小康。在胡风眼里，父亲是生命力旺盛、宁折不弯的硬汉子形象。胡风的母亲是胡姓女子，胡风笔名的胡，即来源于此。胡风的母亲温良宽厚，忍辱负重，特别能隐忍耐劳。胡风曾满含深情地回忆起：“母亲是一个心肠慈善而多感的女人，对于贫苦的邻居和亲戚，总是偷偷地给与帮助；由于长年的艰苦的劳动和营养不良，害了贫血病，常常忽然间陷入了意识迷糊的状态。”[10]（P1）父母的性格处于两极对立，按理来说，家庭矛盾应该冲突不断，“硝烟弥漫”，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平静如水，波澜不惊。一旦有家庭矛盾时，母亲从不力争，总是忍让屈从，从来没有与父亲发生过直接冲突，冲突没有爆发，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在胡风眼里，母亲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母亲的不争，并不是她没有思想和感情，也不是说明她冷漠和麻木，母亲只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无意识的“以退为进”的抗争方式，消极地对抗夫权的专治与压迫。母亲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除了夫权和男尊女卑以外，还有深受封建礼教迷信挤压的精神负累，如母亲患上了贫血症，时常因劳累而昏迷，家里曾请来了过阴道士给她看病，过阴道士就污蔑说母亲在前世中因丈夫去世改嫁而没有守节，因而前世做鬼的丈夫向她来讨债，等等。年少时，胡风对母亲的悲苦境遇感同身受，他爱他的母亲，尊重他的母亲。他认为，母亲就是挣扎在生活底层被奴役被侮辱被迫害的伟大的“受难者”形象，需要把她们从精神的囚笼中解放出来。后来胡风反复强调的“启蒙意识”“苦难意识”等关键词，是贯穿他文艺思想的价值链条，尊重女性，同情弱者和受难者也是胡风一生的情感价值取向，恐怕这也与母亲生存的境遇有关。
貌似表面平静的家庭，看起来一团和气，实质上暗流涌动，不可能有什么安全感和信赖感，这样的家庭也不可能有真正融洽和谐的民主气氛与和风细雨的情感交流方式。小家庭大世界，家庭是通向世界的窗口，这对胡风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甚至伴随终生的，之所以胡风大多与人交流不畅，很少信任别人，敏感多疑，更莫说与人论争时，总把“对手”当作“敌人”，即使不是敌人，也以“敌对情绪”来看待，构成这种心理和行为的紧张感或情绪张力总是有意无意识地出现，这实际上是他恐惧、不信任别人和没有安全感的“症候”作祟。
由于不信任别人或交流不畅，胡风在求学期间总是与同学尤其是与那些富豪子弟不能友好相处。据其《自传》记载，18岁的胡风在武昌启黄中学读书，对其他“喝着白开水学说英语”的同学一概反感。胡风拒绝和其他同学交好，坚决不与环境妥协，宁愿一个人独处。胡风也许潜意识地感到，只有极度地封闭自己，才是最安全的。此外，他认为，获得安全的途径和方式，就是把事情做得最好，让别人刮目相看，使别人永远也赶不上他，这才能给他带来心理精神上的慰藉满足和安全感，所以胡风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异常努力，竭力做好，无论诗歌创作、文学评论，还是办刊等都异常出色，别具一格，令人不得不钦佩。
这样的家庭虽然残缺，对孩子成长不利，但也不是一无是处，这对孩子观察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等，能提供一种别样的视角与文化资源，胡风的复杂个性特征与家庭父母的性格及交往行为相关联。胡风从父亲身上承继了争强好胜、坚韧不屈、百折不挠的个人英雄主义基因。个人英雄主义情结很早就埋在胡风的心中，小时候，他和小朋友们玩游戏时，他总爱当孩子王，常自命为《水浒传》中的梁山首领宋江或晁盖。胡风又从母亲的身上得到了善良的品质和对弱者同情、体恤的价值取向。这就是胡风既敢于单枪匹马挑战权威和强权，也不乏同情弱小者的原因所在。
三、五四新文化的洗礼与淬炼，成就了胡风的文化性格
年少时，胡风在家乡的“经馆”跟随朱以茀先生学习，虽然学习时间不长，却印象深刻。朱以茀先生是经受辛亥革命思想洗礼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给予学生许多当时“先进”的思想观念。1921年胡风考进了武昌启黄中学。“这时候是一九二一年，新文艺作品大量出现了，我狂热地像发现了奇迹似地接受了他们”[10]（P2）。从中足以看出五四新文化对胡风的吸纳与影响可见一斑。
五四文化既是狂飙突进、个性张扬、情感高涨的浪漫文化，又是反帝反封建蔑视权威革陈布新的文化。沐浴在五四文化心理场域的胡风深切地感受到与这种文化精神和灵魂上的会同，胡风自身的性格、情感、气质等恰恰暗合了这种文化肌理与精髓，或者说胡风的个人的性格特征与五四文化特征同构。
一是对个性解放的认同与文化性格的建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之一是“人”的发现，肯定“人”的个性和情感解放，尊重和保护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合法性诉求，即“人”应该按照他的自然天性天真烂漫地诗意地栖居，不应抹杀其个性和压抑真实情感。胡风身上拥有的叛逆的个性与情感，在常人看来是“另类”，但放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场域中考察，便会发现五四新文化思潮需要这种个性气质的人，没有个人的自我个性的解放，肯定不会带动整个社会“个性”主义思潮的解放。社会“个性”主义思潮的解放，也需要胡风这类性格的知识分子，同时胡风的文化性格的形成离不开这种社会思潮的培植和保护。胡风的文化性格实际上是五四文化性格的翻版，个性意识、民主平等意识和自由理念等早已深深地揳入胡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结构里，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
二是敢于挑战，建构主观战斗精神的文化性格。从文化源上看，五四文化应该是积极主动生发的“动”的文化。胡风的性格是敢想敢为，快意恩仇，他耿直，不为世俗所囿，面对黑暗和不平，敢于赤膊上阵。胡风这种敢于挑战的性格恰恰是五四“动”的文化最需要的，也是最容易为五四文化思潮所接受所认可的。初中二年级的胡风在《晨报副刊》发表了《改进湖北教育的讨论》，文章讨论如何改进湖北教育的宏大问题。文章的中心思想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打倒军阀、赶走老辈”，可以看出胡风是以五四新青年毅然决然的姿态、积极主动的勇气去挑战封建专制和改造社会。他曾在自己主办的《新蕲春》报上，敢于直接点当地军阀的名字加以痛斥和抨击。正是在五四平等、自由文化精神的感召下，胡风开始吐丝结网，破茧而出，完成了个人行为向社会行动的转化，少年时期所形成的精神脉络“对抗别人，保护自己”已升华为一个孤军奋战的革命文艺理论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文化象征。
四、鲁迅潜移默化的熏陶，提升了胡风独立思考的精神维度
“亲其师，信其道”，鲁迅思想和精神是胡风不断学习、进步的思想宝库，胡风将鲁迅视为自己一生的精神导师。胡风在《自传》中记载：“最初是鲁迅的作品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但从他的作品和杂文受到了重大影响，也从他译的作品受到了重大的影响。”[10]（P44）“三个重大影响”足以看出鲁迅在胡风心中的分量。胡风一生都在追随鲁迅、敬仰鲁迅、爱戴鲁迅，对鲁迅先生的人格和学识顶礼膜拜，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犹如巨大的精神光源影响并塑造了了胡风的精神与文化性格。胡风身上深深镌刻着鲁迅的精神痕迹，但缺少鲁迅“柔性”的一面，甚至在某些方面比鲁迅更决绝、更激烈、更偏激，也就愈发地更“另类”。1933年6月,胡风因在日本留学参加日本共产党活动，被遣返回国，来到上海，被任命为“左联”的宣传部长，后为党团书记。在“左联”期间，与鲁迅有了密切的交往。1934年10月左右，胡风因被人诬陷为“内奸”，同时，周扬又不主持公道，胡风对此极为不满，故愤而辞去“左联”领导职务，鲁迅叮嘱他：“不用管他，做自己本份的事，多用用笔。”[10]（P40）鲁迅是位实干家，他认为：“如果是口号论争，倘没有坚实的作品产生，那就没有什么意义！”这些教诲对胡风触动很大，也更加坚定了胡风的务实态度和脚踏实地做事。
鲁迅与胡风共同经历了“左联”解散和“两个口号论争”这两大事件，鲁迅对待这两大事件的立场和态度是鲜明的，他反对解散“左联”和“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他认为：“左翼文艺组织，包括作家与创作都应该保持坚定的内核，解散左联，以及国防文学的提出在很大程度是对这个内核的弱化甚至取消。”[2]（P19）鲁迅坚守的内核是什么？是文学的立场、革命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和启蒙的立场，这是四位一体不可或缺的，有了这样的内核也就有了明确的“作家为什么人”的指向。在解散“左联”的过程中，“左联”领导人对鲁迅意见的不尊重使胡风意识到鲁迅思想的“不合时宜”，而鲁迅思想是不可放弃必须坚守的珍贵的精神与思想资源。当然解散“左联”和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组织上是从建立统一战线的角度来考虑的，这是政治斗争的策略，既然要建立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必然是要妥协的。这也是为鲁迅所不容的。鲁迅的立场和态度对胡风的影响非常大，他明知鲁迅思想“不合时宜”，但他还是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地坚守、如对启蒙思想的坚守、对组织和左翼作家的疏离、注重对新作家的培养和坚韧的战斗精神等，胡风基本承继下来了。
五、地域生态的涵化，给了胡风植入了倔强、耿直的文化基因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的地域会孕育不同的文化。一般说来，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文化生态痕迹和得天独厚的人文特征，这种生态痕迹和人文特征是不可复制的，这不仅能从普通人身上看到其影子，而且从这里的文化人身上，更能感受到其鲜明的性格特征[11]。法国著名哲学家丹纳对此也有过精彩的论断。他认为地域不外乎是由某种温度、湿度、气候、土壤、植物等诸多要素构成。地域的小生态环境是决定植物和草木的生存条件，即“所谓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12]（P8-9）。
地域文化是由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构成的。自然生态是人们改变不了的物质环境，人们只能去适应和顺从这种生态环境的变化。在各种实践中，人们的经验、智慧等便会累积而积淀下来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精神的活化石。地域文化会对这片土地生活的人们起到了“集体无意识”的培育、涵化作用，而且还具有极强的超稳定的遗传基因而传承下来，在这里生活的或生活过的人都会留下这种明显的基因符号。我们知道，胡风所处的文化地带是典型的湘楚文化或荆楚文化带。他们的文化都具有强悍、豁达、热情、率性而为的特点，同时也具有“霸”“倔”“韧”“蛮”等文化基因。比如，胡风所赞赏的乡下堂叔父的形象就是这种生态文化的标记之一。胡风深受这种文化浸润，身上自然而然地流淌着这种文化血脉。只要他认准的路就会一直走到底，头撞南墙也不回头，他勇于坚持己说，百折不挠，刚毅勇悍，好胜任性，有时甚至偏激、反应过度、神经质等，所有这些，无论优点与缺点，不能说与这种文化的遗传基因没有关系。
以上从生理缺陷、家庭环境、文化熏陶、鲁迅影响和地域生态等五个维度透视了胡风的人格，勾勒出一个特立独行、个性鲜明、有责任担当的文艺理论家和办刊人的形象。胡风的优点是引人注目的，但其自身无法超越的缺点也是不能忽略的。比如，他不宽容、褊狭、任气、阴鸷等负面性格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甚至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不例外。胡风能成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感谢他的父兄，尤其长兄居功至伟。虽然胡风并非完全忽视长兄对他的关爱，但他总下意识地去分辨别人对自己的帮助，是否隐藏着不利于自己的“险恶”动机。他认为，父亲供他读书是有他精明的算计，是希望他将来做官，免得家族受外人欺负，大哥帮胡风也是“别有用心”的，是为了将来胡风能帮上“大哥的独子”。在《回忆录》中，胡风写道：“大哥对这个独子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之所以支持我读书，说服父亲筹钱让我去日本，有一个私心就是希望我将来帮助他的儿子。”[13]（P127）这里我们无意分析“大哥”帮助胡风到底是否有多少私心？即使有，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胡风以这种阴鸷心理去揣测和怀疑兄长，这多少有“小人”之作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样褊狭、阴鸷心态，所以胡风对那些有意无意“冒犯”自己的人，总是记在心里，从不原谅。当然，对于一些在常人看来，或许不是“问题”的问题，但在胡风看来，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他们越过了胡风那敏感、神经的心理边界，引起了胡风的不满或不适。这总会要激起他激烈的反抗，而有时对方却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不知因何而起，由此，不少朋友或对他敬而远之、或弃他而去、或“老死不相往来”。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张玲丽.在文学与抗战之间——《七月》《希望》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3]牛汉.散生漫笔[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
[4]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5][奥地利]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M].林克明,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6]翟瑞青.童年经验和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7]鲁枢元.创作心理研究[M].济南:黄河出版社,1985.
[8]汤锐.现代文学本体论[M].南京:江苏少年出版社,1995.
[9]戴光中.胡风传[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
[10]胡风.胡风自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11]何西来.文章千古事——关于《白鹿原》评论的评论[J].中国文学研究,2000(3).
[12][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3]胡风.胡风回忆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