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尹丽丽：佳木斯大学外国语学院；徐军：佳木斯市第十一中学
【摘 要】文体学的持续发展为翻译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支持，尤其是提供了许多翻译新思路。但是，由于在文体学视角之下译者的性别身份和主观意识的不同，导致翻译的结果也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对于鲜明的女性主义文体学而言，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应当和译者本身相结合。本文以《飘》为例，从词汇角度和心理角度对比分析了两种译本中译者性别身份对译文的影响，并从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视角着眼，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特征。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体学；译者性别身份；《飘》
《飘》作为美国的经典小说，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它也是一本带有明确的女性主义特色的小说。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出现了多种《飘》的译本。在这些不同的译本中，译者们对于作品中体现性别相关内容的翻译处理有着不同的见解和分析。虽然我国的译者缺少西方女性主义思维的模式，但是在译本当中，他们仍然会表露出一定程度的性别意识。因此，以《飘》的译本为例，基于女性主义文体学视角，探讨译者性别身份对译文的影响，具有非常显著的实践性价值。
一、女性主义文体学
女性主义文体学是社会文化文体学以及社会历史文体学的一个下属分支，它是一个典型的文体学派别，并且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的研究与关注程度也在不断地深入。社会历史与文化文体学本身是掌握语言构建的一种现实有力方式，属于改变与改造社会的一种工具与途径。它的任务主要是揭露与批判文章当中的意识形态以及权力的相关关系，并以改变社会中不平等、不公平的现象为目的。而其下属分支女性主义文体学主要是将社会性别概念融入文体学领域当中，并以语言的方式去分析和理解性别角色、身份在具体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特征。女性主义文体学的创立者是英国的伯顿，他认为“就阶级压迫、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这三种主要的不平等情况来说，性别歧视最为根深蒂固、涉及广泛，也是最难以察觉、不易改变的”。女性主义文体学不仅描述文本当中的性别歧视问题，还借助语言分析的方式实现对文本的背景研究，并展现叙述的视角、能动性作用、隐喻和物性系统等元素的内在联系，促使读者可以从性别的角度上实现对文本语言的审视。
二、女性主义文体学的翻译
伴随着文体学研究的持续深入，关于文体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研究也深入地开展起来。在1958年，法国作家让•保罗•维纳提出了对比文体学的相关翻译方法论，并开展了关于翻译和文体学的研究。其主要是从综合视角着手，分析讨论文学作品在翻译中的对等关系，并应用特定的文体学视角实现对原文、译文问题的分析，探讨文体形式在翻译当中的表现方式。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的文学与翻译研究者开始逐渐发现文体学和翻译之间存在的关系，并意识到了文体学对于翻译的影响力。在我国，文体学研究提出了关于文学翻译中遣词造句都必然会涉及文体学的相关元素，并发现文体学和翻译应当保持紧密地结合。这也促使我国目前许多研究都以英语问题作为核心进行研究，并且研究的内容也普遍集中在功能、翻译的文体、叙事体等角度上，但对于女性主义文体学与翻译的关系研究并没有过多地展开。
三、以《飘》为例，探讨译者身份对译文的影响
伴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学翻译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文字本身，而是在鲜明的历史文化视野下进行问题的研究。而女性主义翻译的理论研究已经相对比较成熟，这一理论非常注重译者的性别意识，同时也包含了译者对文学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的领悟。但是，由于我国并没有开展过女性主义相关运动，译者在性别身份方面普遍是以自身的生理性别为视角，翻译文本中所表达出来的性别意识也就无意识地流露出来，此时男女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会呈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别。以《飘》的两种译版为例，其分别选取陈良延的《乱世佳人》与李美华的《飘》作为两个翻译版本，并从词汇和及心理层面上进行了分析。
（一）词汇角度。
在爱称方面，男女翻译的差异最为明显。在双方处于平等关系时，爱称可以采用喜爱、亲昵的方式展现出来，但是爱称也可能是男性权利和等级的象征，体现出不平等的父权制。以“Why,honey,of course there's going to be awar”的翻译为例，男性版本翻译为“嗨，宝贝儿，仗是当然要打的”，但是在女版中则翻译为“哦，亲爱的，战争当然会爆发的”。从原文的语境来看，女主人公的玩伴使用的爱称是“honey”，在两个不同译本中，男性译文采用了“宝贝儿”，女性译文则采用了“亲爱的”，相对而言，后者更加温和，而前者则带有明显的戏谑、挑逗的特性。结合后面的词汇，笔者认为女主存在人性的特性，而男主则站在至高地位上，对女性存在看不起、居高临下的态度。由此看出，男性版本译文与表述者性别相同，能更好地展现原文中人物的语气、态度以及心态，但是女性版本的译文必然会存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性别干预影响，所以也消除了对于原文中的不平等关系体现。
此外，对于“‘Sugar,you don't need any more sawmills！’Cried Frank,appalled.”这一句话，男性版本译成“我的宝贝儿，你不用再买什么木厂了！弗兰克吓得大声喊道”，而女性版本则译为“亲爱的，你不需要更多的锯木厂！弗兰克吃惊地叫道”。原文当中的“sugar”普遍用于对女性的称呼，女主的丈夫称呼她为“sugar”，这也是男性对于女性物化理解的一种爱称。在这一段翻译里，男性译者称她为“我的宝贝儿”，而女性则译成“亲爱的”，后者显然更加亲昵，而前者则带有突出的男性附属品特征。对此，从词汇角度可以明确译者性别会直接决定翻译结果。
（二）心理层面。
女性向来被看作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被男性所统治，这在美国内战时期体现得十分明显。女性译者往往更能走进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体会人物的性格特征，站在女性的生理和心理角度对人物进行分析，对译本进行加工和创作。而男性译者在对女性人物的分析上却有着不同的视角。对于原文“It would be bad enough to have pale hair and eyelashes and a jutting chin that meant a stubborn disposition,without being twenty years old and an old maid in the bargain.”男性译者译为“头发和睫毛颜色那么浅，下巴又往前凸，那是性情固执的特征，这本来就够糟了，更不幸的是她都二十岁了还没有嫁出去。”此段译文对于主人公的描述稍显平白了些。而女性译者的译文则别有一番风味：“头发淡而无色，睫毛也毫无色彩，突出的下巴意味着脾气固执，这已经是够糟的了。此外，她虽还不到二十岁，却已经像个老处女一样。”从对外貌特征的描写，到对人物形象的评价，处处体现了女性对于人物形象的描写和细腻的感受，这是男性译者所传达不出来的一种独特感受。
综上所述，从词汇的选取、心理层面，可以明确男女译者在翻译期间必然会采取不同的方式。译者虽然会不自觉地表达出关于性别身份、不固定性别的相关意识，但是仍然缺少相应的系统化理论。在翻译中，运用女性主义文体学理论实现对原文的分析，并结合文本本身的语言特征，会更加深入与全面地实现对原文的翻译，也可以更好地展现原文当中表现女性主义的相关色彩，对于翻译结果的文学特性影响更加轻微，翻译效果更加理想。
参考文献：
[1]朱珠,贾爱武.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以《关雎》的三个英译本为例[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9,14(6):313-312.
[2]陈芳.译者文化身份多样性对文学翻译策略取向的影响——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湘西散记》的个案研究[J].柳州师专学报,2017,32(3):88-91.
[3]谢攀,余泽梅.作家译者的创作语言对翻译语言的影响——基于语料库的猜想和验证[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0(02):122-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