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敏、张文红：北京印刷学院
【摘 要】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是提高编辑素质与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有必要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概况、特点、培训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更好地改进与完善继续教育培训工作。
【关键词】继续教育；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培训
出版业承担着传播文化和传承文明的重任，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行业，而编辑队伍则是出版业的核心力量，因此编辑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是保证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为了提高编辑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出版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中强调了开展继续教育工作的必要性，指出“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应按照规定参加继续教育”。《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中则对继续教育做出明确定义，“继续教育是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的以政治理论、法律法规、业务知识、技能训练和职业道德等为内容的教育活动，其目的是促进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坚持正确出版方向，不断增加、补充、拓展专业知识，提高业务技能，提高创新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由此可见，开展编辑继续教育工作是提升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素养与专业能力的重要途径，它能够保证出版物的质量并促进我国出版业繁荣发展，从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程。
一、有关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的政策法规
为保证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我国相继出台一系列相关的政策与法规，为开展编辑继续教育工作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支持与政策保障。1995年12月，新闻出版总署、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人事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出版行业开展岗位培训实施持证上岗制度的规定》，要求出版单位对其主要岗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使受培训者按相应教学计划学完规定的全部课程并考核合格，获取该岗位《岗位培训合格证书》，取得《岗位培训合格证书》成为上岗任职的必备条件之一。2002年6月3日，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在正式出版单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出版专业资格考试，取得规定级别的出版专业资格，持相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专业资格证书》上岗。2002年9月，全国首次编辑职业资格考试正式举行，开始了我国出版专业技术从业人员管理规范化的进程。[1]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规定了出版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注册的准入制度，并要求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应按照规定参加继续教育。2010年11月25日，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继续教育的时间和形式，要求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少于72小时，其中接受原新闻出版总署当年规定内容的面授形式继续教育不少于24小时，其余48小时可自愿选择参加省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认可的继续教育形式。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制定实施，明确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权利与义务，为开展出版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与政策保障。
二、国内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的概况与特点
自国家出台一系列与编辑继续教育相关的法规政策后，无论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还是各省级相关部门都对编辑的继续教育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纷纷组织开展继续教育培训工作，我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逐渐规范化，2015年10月1日又实施了《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要求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每年累计应不少于90学时，其中，专业科目一般不少于总学时的三分之二。至此，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了新的要求，并呈现出新的特点。[2]
（一）继续教育培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实施以来，各相关部门都纷纷组织开展编辑继续教育的培训工作，原新闻出版总署每年会制定编辑出版专项业务培训计划，授课老师多为业界知名专家学者，授课内容涵盖编辑出版业务的多个层面，编辑继续教育不仅关系到编辑出版职业资格的登记、注册和续展登记，同时也与加强编辑人才队伍成长与促进出版业健康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新兴媒体与传统出版融合发展，出版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编辑继续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二）继续教育培训的内容与时俱进
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与知识的不断更新，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因此编辑继续教育培训的内容亦需要与时俱进，以满足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需求。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媒体融合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使媒体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3]此后，各相关部门纷纷组织与媒体融合主题相关的继续教育培训。例如：2015年3月16日，原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举办国际图书出版的数字产品开发与网络营销高级研修班，特邀美国出版精英解析数字出版发展中遇到的难题与困惑，以提升中国数字出版开发生产与市场营销能力；2015年11月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了赴美“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应对策略培训班”，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培训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门立军带领国内新闻出版单位的负责人一行共22人赴美参加培训，听取了美国新闻出版公司及纽约大学的24名一线管理人员及专家授课，并到康泰纳仕集团学习；2017年11月15日，“数字出版千人培养计划”试点培训启动会在京举行，“数字出版千人培养计划”被列入《新闻出版业数字出版“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同时是总局人才建设的重点工程，“十三五期间”该项目将分年度、分类别、分层次培养千余名数字出版高端战略人才和精通专业技能的骨干人才。
（三）继续教育培训的规模日益扩大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工作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及其领导下各省市相关部门紧扣规定要求，组织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培训，内容涉及编辑工作中的多个层面，培训工作规模日益扩大。2016年，总局培训中心立足新闻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在全行业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培训，截至2016年11月底，共举办各类培训班80期，培训各类人员20713人次，培训规模已突破2万人次。
三、国外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的主要模式
（一）英国：以出版培训中心为主
在英国，出版从业者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参加在职教育，例如由书商协会、苏格兰出版商协会、自由职业编辑和校对协会提供的培训课程，以及一些高等教育院校（如伦敦学院和牛津布鲁克斯大学）以及商业机构举办的各种培训课程，其中最主要的途径则是由出版培训中心提供的培训课程。
出版培训中心的前身是1975年由英国斯坦利·昂温爵士设立的出版社培训中心，当时隶属于英国出版商协会，为出版社员工提供各种课程培训。1991年，BTC参与了政府主办的国家职业资格项目，并成为制定出版资格标准的领导机构之一。1998年，BTC更名为出版培训中心，并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4]
出版培训中心的课程设置十分广泛，且能够适应不同学员的多方面多层次需求，既有适合出版界新人的预备课程，也有针对图书编辑出版中某一环节的专题课程，同时也有适应时代要求而开设的课程。该中心提供的适合出版界新人的预备课程主要是“图书出版概论”，侧重于从宏观角度上对出版业进行介绍，使学员对出版业基本概况、图书出版流程以及各岗位职责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该中心开设的针对图书编辑出版中某一环节的专题课程主要有编辑类、管理类、营销类、版权类等课程，通过介绍各个环节，使学员详细了解图书出版各环节的内容、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各类问题的方案。该中心提供的为适应行业变化而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软件使用类、电子出版方面等课程。
出版培训中心能够提供高质量培训课程的原因，其一是授课教师拥有多年从业经验，因此在授课时能够将行业实践与理论知识很好地结合起来；其二是为了保证课程质量，许多课程都严格限制上课人数，以便授课教师能够对参加课程的每一个学员进行有效地指导；其三是不断更新课程内容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使课程内容与学员的实际需求相吻合。
（二）美国：以高校培训为主
美国的出版教育起步较早，20世纪40年代起，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开设短期出版培训班，其中包括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丹佛大学等高校，这种培训班教育模式打破了美国出版界以往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模式。1979年，美国出版商协会出版教育委员会编撰了100家机构的200项课程名单，其中，大多数“极少或者没有得到出版人员的正式支持”，为了帮助那些教育工作者，美国出版商协会在其纽约总部设立了出版教育办公室，美国的出版教育由此而繁荣起来。[5]
随着美国出版教育的不断发展，其培训形式也越发多样化。斯坦福大学、丹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相继开设了暑期培训班；纽约大学的出版中心、伯克利的加州大学等开设了专题培训班，着重于深入讨论某一专题；麦格劳·希尔出版社、哈勃·罗出版社、休顿·米福林出版社等出版企业开办了社内培训项目，大多数由社内人员来授课；美国出版商协会、美国大学出版商协会等出版行业组织也开设了各种出版培训班。但总体来看，美国的出版教育仍以高校教育和培训为主。
美国高校培训形式多样且层次分明：一是以纽约大学为代表，面向没有工作经验、但有意向进入出版业工作的本科毕业生开设培训班，其课程涉及出版基础知识以及与数字出版相关的应用和技术；二是以耶鲁大学为代表，为帮助出版从业者更从容地面对出版业的剧烈变化而开设专门面向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中高级出版工作人员的培训课程，其课程致力于传授出版经营管理实践经验、掌握出版新技术、介绍新兴的多媒体出版平台、探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共存下的盈利模式，以及探究传统出版面临的危机及应对方法等；[6}三是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代表，课程邀请许多业内专家来分享工作心得以帮助学员明确职业方向，其课程分为图书出版、杂志出版与数字出版、工作坊和职业资源四部分。四是以丹佛大学为代表，为那些希望在出版业发展或者已经在从事出版工作，但是希望拓展和加深对整个行业尤其是图书出版行业的视野与认识之人士开设培训班，其课程分为专业授课和实际操作两部分，学生不仅需要完成理论学习还需要参与到图书的编辑、生产和营销过程之中，从而明确将来的职业方向与发展目标。
由此可见，美国出版教育特色在于：教育机构以开展出版教育与培训的高校为主体；教育形式多样且层次分明，涵盖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学员的要求，从而为出版业培养多方面人才；教育目标是培养实用型人才，其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师资配备，都非常注重实际效果。[7]
（三）德国：以“双元制”职业教育为主
德国的出版教育体系十分有特色，既有培养科研型出版人才的大学，也有培养符合职业要求的实用型出版人才的高等专科学校，而最主要的教育方式则是“双元制”的职业教育，即学员在书店、出版社内找到实际工作后，才能到学校来接受重在理论学习的职业培训。
德国最重要的出版业职业培训学校是德国书商学校，该学校由德国书商协会、联邦行业协会以及出版界提供资金资助[8]，其培训对象包括图书出版业的专业人员、图书出版业的待训人员、刚进入图书出版行业的人员以及创业者。
德国书商学校根据不同的需求，提供相应的培养方案，主要有四种培养方案：一是职业学校，每年开设五期，每期两个月，针对书店店员等行业内初级员工，主要培训书店店员学习销售和点货等日常工作项目；二是培训学院，学期为一天或几天不等，主要培训出版业中级员工；三是专业学校，每期50人，每年4期，每期1个月，分两年完成，主要培训出版业的高级管理人员；[9]四是短训班，取名为泽克巴哈学院，培养方式是和其他学校合作培养学生，是以培养职业书商为主。
德国出版业培训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行业培训集中，基本集中于德国书商学校一家；二是注重实践，德国书商学校的学生除了在校内模拟环境实习外，在各个连锁书店、出版公司实习的机会也很多；三是授课教师多数都是兼职的专家，例如德国书商学校聘请歌德剧院的导演讲文学，请印刷学校的老师讲印刷，一些老师本身就是行业内的高层决策人员。[10]
四、国内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的主要模式
自《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施行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及其领导下各省市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培训工作，主要有短期面授学习、与高校合作培训、在线学习三种模式。
（一）短期面授学习
短期面授学习是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和接受继续教育的普遍方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每年都会制定编辑出版专项业务培训计划，各类培训班的主办单位主要包括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研修学院（培训中心）、中国出版协会、中国期刊协会、中国编辑学会、北京印刷学院、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等，培训班天数大多数为5—7天，授课老师集中了许多业界内的知名专家、学者。[11]短期面授学习的优点是便于编辑之间、编辑人员与业界专家之间的互动交流，具有一定的约束性等。[12]
（二）出版企业与高校合作培训
出版企业与高校合作建立人才培养平台，能够发挥高校独有的资源优势，更好地开展出版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例如武汉大学承接中央和地方出版管理部门和出版企业的人才培训任务，为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学工业出版社、广东新华传媒、原云南新闻出版广电局、广西新闻出版广电局分别举办了1—14届不等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培训班，极大地提高了企业与学员的业务能力和素质。[13]
（三）在线学习
与传统的学习方式相比，在线学习的方式更加灵活便捷。一方面，在线学习对时空的要求较少，与面授课程相比能够节省人力物力；另一方面，在线学习的课程资源更加丰富，编辑可以有目的性地选择自身需要的课程进行学习。例如原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开设了远程教育系统，2018年新增了106门出版专业相关课程，共有400余门网络课程，其中包括29门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网络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了政策法规、编辑业务基础知识、版权贸易专题、营销推广专题等十余个类别，编辑可以自愿选择感兴趣的课程，授课教师是各行业的知名专家学者，还包括国外专家学者，课程实用性强，学习完成后进行在线考试，系统将自动记录学时，续展注册时无须提供证明。[14]
五、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在继续教育培训市场的管理方面，由于培训班的组织者主体多元化，既有原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等国家级机构组织，亦有各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认可的机构组织，导致培训市场的管理难度增加，出现培训班质量良莠不齐且价格混乱等问题。对此，邹孔标[15]建议相关管理部门统筹规划，和各省级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制定继续教育培训的相关制度，严格把关培训机构准入制。田雪平[16]认为对于有资质的组织机构名单应提供畅通渠道供编辑查询，培训班次的安排应实行备案与公示制度，统一纳入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管理，在官方网站上可供查询。
在继续教育课程的内容方面，其课程内容的设置大多缺乏针对性与科学性，难以满足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实际工作需求。对此，陈红娟[17]认为应注重课程的针对性与先进性，根据不同的学科专业特点设计实用的培训内容，将新理论、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方法纳入教学内容，组织高质量的系列讲座和专题学术讲座。田春霞[18]认为应重视需求差异并提供差别化培训，对学员的培训需求进行广泛地调查并对培训需求进行科学分类，实行分层次、分类别培训，根据受训主体差异，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与培训体系。翟宇[19]认为应精选培训内容，提高编辑继续教育的针对性，在教授业务知识法律法规知识的基础上，增加编辑所在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数字出版等方面的知识。黄成群[20]认为编辑出版知识的培训与教学中较少涉及人的“综合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应开设逻辑学知识、心理学知识、社会学知识、美学知识等课程以帮助编辑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和广博的知识面。
在继续教育的形式方面，大多为短期面授课程或者网络在线课程，授课方式较为单一且互动性不足，导致继续教育的效果不够理想。对此，裴栓保[21]认为可以将工作坊培训方式应用于编辑继续教育中，以此改善培训效果。柴晶晶[22]则认为应适当地放权给充满活力与创造性的各类新兴媒体和组织，通过他们的各种具有实操性的课程和讲座来弥补编辑继续教育内容的不足。郭伟[23]认为编辑可以通过观摩体验的方式参与到学科研究、建设中，以提高编辑的学科认识水平，同时加强编辑与本学科领域专家的联系，扩大稿源，提高出版物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曹明倩[24]从知识流动理论的视角审视编辑人才培养，认为应按照各个编辑的知识存量情况予以分类，拆成小班，把各个培训班的知识流动势差控制在合理区间，以提高编辑知识流动的有效性。苏雨恒[25]认为与常规的专题式培训相比，导师制的培养时间更长，内容更全面，形式多样灵活，能够有效满足编辑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在继续教育的考核方面，由于我国尚未建立专门的考核机构与监督机制，因此继续教育的开展过程与培训效果难以受到有效的管控。对此，席逢遥[26]建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组织一个专家督导委员会，专门负责对继续教育的实施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刘锋[27]认为应改革继续教育评价体制，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下放权力，增加出版单位的考核权重，让出版单位负责本单位编辑人员继续教育的初审工作，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审核和认定。曹明倩[28]认为应定期评估培训机构，对于违反培训纪律的，轻则约谈、处罚，重则取消其培训资格。李冰冰[29]从人力资源管理者的角度出发提出看法，认为应进行系统的培训评估，包括培训前期评估、培训实施过程评估、培训效果评估以及培训效果反馈，以实现培训工作水平的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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