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万安伦、刘浩冰：北京师范大学
【摘 要】人类出版在载体、技术方面的发展和转向,学界有一定程度的关注。但在出版符号方面的变化和转向,学界却鲜有涉猎。本文聚焦虚拟出版传播在符号方面出现的重大范式转向,包括出版符号类型由文字出版符号往非文字出版符号转向,出版符号内涵由精英话语体系往草根话语体系转向,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的关系由"并合一体"往"瞬合长离"转向。这些转向有值得欣喜的积极意义,也有值得忧虑的消极内涵。
【关键词】虚拟出版；出版符号；范式转向
人类社会中，丰富的社会化符号系统以“视觉与听觉为基础” [1]。听觉符号以时间为主要结构力量，以口头语言、音乐等为主要形式；视觉符号则以空间结构力量为主，绘画、文字等是主要形式。而基础的语言和文字符号在社会交流交往中居于支配性地位。出版的出现完成了时间性语言的空间性重现和流动性思维的符号性固化。换言之，达成了时间与空间的初步结合，即实现从听觉符号到视觉符号的转变。听觉符号与视觉符号的关系突出表现为语言符号与文字符号之间的关系，由此推动符号学的产生与发展。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谈及声音符号与心灵、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到后来斯多葛学派对符号学本身进行探究，接续而下的莱布尼茨阐释的符号逻辑学的科学化趋向，及至索绪尔成为语言学和符号学的集大成者，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了出版符号的研究。人类在初级的硬质出版时代，出版符号以图画和象形文字符号为主；在中级的软质出版时代，出版符号以抽象的表音和表意文字符号为主；发展到高级的虚拟出版时代，随着出版载体与出版技术的快速进步，出版符号开始出现重大的范式转向。
一、出版符号类型从文字出版符号转向非文字出版符号
人类的出版符号主要分为文字出版符号和非文字出版符号两大类。文字出版符号是指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探索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文字符号系统，无论是象形的、表意的、表音的，还是综合的，这些文字符号系统曾经或正在被“刻”“铸”“抄”“印”和“录”“显”。非文字出版符号则主要包括图画出版符号，听觉出版符号（音乐、有声书等），嗅觉出版符号（带气味的出版物等），触觉出版符号（盲文、触摸读物等），科学出版符号（数物化公式、脑电图谱等），多感官混合出版符号（VR、AR、MR等）。
人类从硬质出版时代迈向软质出版时代， [2]出版符号从以具象思维为主的图画符号和象形文字符号开始转向以抽象思维为主的、或表音或表意或综合性的文字符号。这些表音、表意、综合性的文字符号系统不但高度抽象，而且代号性特征更加鲜明。这就决定了对这些文字符号的学习和掌握的难度极高，不经过长期艰苦的系统专业训练是难以熟练掌握和自如运用的，因此社会分工中逐渐分离出职业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专门从事文字符号的编撰和出版工作。如今，人类出版开始从软质出版时代迈向虚拟出版时代，出版载体以声、光、电、磁、芯片等虚拟或半虚拟物质为介质特点和载体表征。 [3]在新型“录”“显”技术推动下，虚拟出版符号开始出现以声音、影像等非文字符号为大宗，有声书、短视频、直播等新型出版传播形态方兴未艾，出版符号类型从文字出版符号朝非文字出版符号的转向趋势凸显。出版形态呈现全息化、多媒介、融合性及场景化特征，与之伴随的是人的各种感官也开始全面参与到出版阅读之中。
1.出版载体虚拟化为出版符号的非文字转向奠定技术基础并创造容量条件
人类虚拟出版是出版技术推动下的革命性变革。纵观人类出版的发展历程，历经硬质出版阶段的岩画壁画出版、玉器石器出版、龟甲兽骨出版、铜彝铁券出版、泥板陶体出版、竹简木牍出版、梁柱石碑出版、贝叶出版、莎草纸出版等，出版技术以“铸”“刻”为代表，出版符号多以图画符号和象形符号为表征；进入软质出版阶段后，历经缣帛出版、皮纸出版，逐渐发展为以中国发明的植物纤维纸为全球软质出版的载体大宗，出版技术则以“抄”“印”为典型手段，出版符号开始从具象走向抽象，并逐渐形成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闪含语系、德拉维达语系、高加索语系、乌拉尔语系以及其他语系等语言文字符号系统。这些文字出版符号均以抽象性、系统性及符号化为主要表征；直至近代声光电磁的发现发明，人类的出版载体呈现虚拟、半虚拟的革命性变革，从最初的唱片、留声机推进到更为先进的录音带、录像带等音像出版，以“录”“显”作为主要技术手段，出版逐步跳脱纸面外。随后以计算机技术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标志，虚拟出版进入“发展期”。而今，网络技术和芯片技术高歌猛进，虚拟出版进入“当下期”，3R（VR/AR/MR）、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存储、区块链、物联网等出版技术日新月异，虚拟出版符号也在疾步演进。
出版符号从硬质出版的“少量”，到软质出版的“大量”，再到虚拟出版的“海量”，体现人类文明演进的“加速度”特征。图画符号和象形文字由于描画不易，加之硬质出版载体刻铸困难，硬质出版符号表现出“少量性”特点，《道德经》五千言已经算得上是大部头作品了。随着绢帛、皮纸、植物纤物纸、塑料薄膜等软质出版载体行世，出版技术从“抄”到“印”，出版符号开始走向“多量性”，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的作品司空见惯，但这与虚拟出版网络小说动辄上千万字相比则有小巫与大巫之别，更不用说与影像出版占据的巨量存储空间相比。虚拟出版的文字出版符号和非文字出版符号均出现“海量化”特征。在硬质出版中后期及整个软质出版时代，人类出版符号大宗是文字出版符号，人类对文字出版符号的视觉感知和反应认知是出版阅读的主要方式。伴随出版载体“由硬到软、由大到小、由宏到微”的演变过程，其出版符号也“由承载很小的信息量到承载海量信息量”转变。 [4]虚拟出版阶段，出版载体愈发微小轻便，出版容量则呈现“海量”甚至“无量”特征，这为出版符号的非文字转向奠定技术基础并创造容纳条件。
2.非文字出版符号中声音、影像出版符号蔚为大观，出版场景化、全息化、融合性趋向明显
人类虚拟出版，最初是以声音出版符号开启。19世纪中叶，人类最早实现了对虚无缥缈的声音的捕捉和留存，而后发明留声机、唱片、磁带、录音机等，人类对声音符号的出版传播变得广泛普及。屏幕的出现是人类影像出版的巨大进步。从录音技术到录像技术，音像出版曾经风行一时。进入新世纪，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又为音频出版和视频出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有声书、抖音、短视频、网络直播蔚为大观。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从3G到4G再到5G，万物互联，智能出版，单纯的文字出版符号已然不能满足人们的感官需要和心理需求，声音和影像出版符号成为潮流和趋势。
场景化、全息化、融合性是虚拟出版符号的发展趋向。在虚拟出版早期阶段，从最初的声音出版符号发展到影像出版符号，多种虚拟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瞬合长离” [5]，在数字出版、移动出版、智能出版等技术加持下，听觉、视觉、触觉甚至嗅觉多感官参与出版和阅读。有声书大卖、短视频风行、网络直播兴盛、虚拟现实潮涌，人类出版迈向场景化、全息化及融合性发展的新时代。
3.出版符号类型从文字转向非文字，促使人类阅读的感官解放
首先，由单一感官的阅读感知转向多种感官的阅读感知是人类阅读体认的发展进步。人类最早是单一的“口传耳受”的原始声音传播模式，后来发展到对较为抽象的文字符号的阅读阶段，但仍是单一的感官参与，只不过是从听觉转移到视觉，这也是硬质出版阶段和软质出版阶段人类阅读的基本形态。进入虚拟出版阶段以后，人类的阅读就从单一视觉感知转向了语音、影像、触觉等的多维知觉感知。如今，对于信息知识的保存、记录以及传播的手段多样复杂，除却听觉之于声音、视觉之于影像外，嗅觉之于气味、触觉之于感受都交互涵括其中。 [6]电脑、网络出现是人类出版符号系统的“突变性变革” [7]，手机移动出版盛行当下，语音识别、指纹识别、图像识别、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进一步加强与出版符号之间的多知觉感官互动。虚拟现实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进提升，“听书”“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形式层出不穷，全面实现了人类阅读的感官解放。
其次，由文字出版符号转向非文字出版符号适应了人类阅读的感官解放趋势。在硬质出版和软质出版阶段，人类主要以视觉阅读图画和文字等出版符号为主。虚拟出版阶段，人类对声音、影像等非文字出版符号的“感知系统”逐步被唤醒和开启，对于出版符号的认识感知逐渐转向以非文字符号为大宗。人们既可以通过听觉来接受声音出版符号，以拓展视觉阅读对文图出版符号的单项接收，也可以通过眼耳同时参与对影像出版符号的阅读和接受，快速感知音像综合的出版信息知识。在“信息过载”和日渐盛行“读屏模式”的当下，人们的视觉疲劳现象已然凸显，通过“听书”，不但能实现对听觉出版的接受感知，而且能解放双手、双眼，“知书”和“劳作”两不误，“喜马拉雅听书”“懒人听书”“凯叔讲故事”等听书APP惊艳行世，正是这一理论逻辑的典范实践。人类对“阅读”行为的便捷追求是天性使然，由文字出版符号转向非文字出版符号正是适应了人类阅读的感官解放之趋势。
二、出版符号内涵从精英话语体系转向草根话语体系
在硬质出版时代和软质出版阶段，文字出版符号在构建精英话语体系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虚拟出版时代，草根话语体系在虚拟出版符号的传播中开始对精英话语体系进行解构。出版符号内涵开始从精英话语体系转向草根话语体系。
1.硬质出版和软质出版时代文字出版符号内涵的精英话语体系建构
5800年前，两河流域创制出人类最古老的文字符号系统，人们把这种一头大一头小像楔子一样的文字符号称为楔形文字，苏美尔人将楔形文字符号刻在特制的泥板上，并采用特殊的编码方式或者后一块泥板的第一行重复前一块泥板的最后一行等方式，构成具有逻辑文意的前后书页，最终形成泥板书。中国成熟系统的文字符号是距今3300—3500年左右的殷商甲骨文，其发明有“仓颉造字说”“结绳记事说”“刻符图画说”等纷纭不一。古今中外的文字符号大多是由精英知识分子在群众集体智慧基础上发明创制的。人类发明文字符号，并将其进行出版传播，是人类历史的大事件。从此，人类知识信息的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开始走向符号化、抽象化和精准化。人类文明也由此进入加速发展期。这些指向明晰、表意精准的文字符号由于其高度的抽象性和代称性特征，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专业训练才能习得并熟练掌握，因此社会上只有少数精英人士或称知识分子的人方能准确运用文字符号从事知识生产和文化交流，因此，在以文字符号为大宗的硬质和软质出版时代，出版传播表现出明显的精英话语体系特征。行政人员、学者、作家、编辑、教师等是这一话语体系的代表性人物。
出版传播作为一种媒介复制行为，对人类知识信息具有“收集”“挖掘”“整理”“编选”“校勘”“把关”“传播”“传承”功能， [8]在硬质和软质出版时代，该功能主要由精英知识分子担负。政府和精英知识分子也一直依靠出版传播掌控着社会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力。出版管理逐渐流程化和制度化。在我国，“选题审批”“书号管理”“三审三校”“质量检测”“出版追惩”等一系列制度，实现了对出版符号所构建的出版内容从意蕴到形式的“把关”，在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二为”方向和性质不变的前提下， [9]也走在人类出版符号的精英话语体系之路上。
2.虚拟出版时代精英式的文字出版符号遭受草根式非文字出版符号冲击
但这一数千年来坚定稳固的出版传播精英话语体系，在虚拟出版时代开始受到无情挑战和重大冲击。长期担负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主角的精英知识分子出现边缘化趋势，“草根”“网红”开始走向文化传播的前沿阵地和舞台中央。
传统观念认为出版是通过“物质载体”将著作物复制传播， [10]出版社、报社、杂志社是主要出版机构，图书、报纸、杂志是出版物的主要形态。当传统的软质出版载体跃进为虚拟出版载体，出版技术也更新迭代，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音频技术、视频技术等协同发展，虚拟出版技术则集中表现为“录”和“显”的技术。出版符号则从精英性的文字出版符号转为易于为草根民众所掌握的音频、视频等非文字出版符号。由于运用非文字出版符号不像运用文字出版符号（创作文章和办报办刊办社）那样需要极高的文化修养，因而出现“人人都是写作者，人人都是传播者”的虚拟出版新景观。人人都能通过自媒体和自出版发表以“说话”和“出镜”为主要形式的虚拟出版符号，人人因此成为知识和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扁平化”的网络虚拟出版一时成为草根民众的狂欢之地，并对传统出版的精英话语系统形成巨大冲击甚至无情解构。在话语体系的传达方式上，传统出版是“自上而下”的，而虚拟出版则是“自下而上”的，草根民众不但能自由发表观点，而且往往能形成舆情，影响社会进程。
新信息社会将使“所有的行为者都受益” [11]。虚拟出版符号的传播在打破原有精英话语体系，势必需要构建出版符号的新秩序和出版内容的新话语体系。其“自由开放”“去中心化”“以用户为中心”之特性，使草根阶层获得更多机遇之门，同时也营造一个更为公平公正的社会。但当“网民喜欢和自发使用的互联网”压过了专家和国家强制标准下的互联网， [12]其使用的出版符号内涵出现严重的草根转向，却是值得重视也是值得警惕的出版传播新现象。
三、出版符号与载体之关系从“并合一体”转向“瞬合长离”
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的关系从硬质和软质出版时代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转向虚拟出版时代的“瞬合长离”。在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关系转变的过程中，人类的阅读场景发生根本性转变，出版内容的存储方式也出现单体物理存储向公共云端存储的转变。
1.出版符号与载体从“并合一体”转向“瞬合长离”是出版技术逻辑的必然
出版技术是出版载体与出版符号结合、分离的关键性要素。硬质出版时代的主要出版技术是“刻”和“铸”，软质出版时代的主要出版技术是“抄”和“印”。无论是“刻”“铸”，还是“抄”“印”，出版符号通过某种出版技术一旦与出版载体结合，便会成为某种物质形态的出版物，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之间形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之关系，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虚拟出版时代，出版技术以“录”和“显”为主要手段，文字出版符号、图画出版符号、音频出版符号、视频出版符号等均可显现在同一电脑屏或手机屏上，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之间的关系变化为“瞬合长离”。
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的瞬间结合、长时分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出版场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联手推进，出版场景打破时空的限制，“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互联问题将成为人们生存生活以及阅读场景的未来重点。 [13]当下3R、5G等出版技术疾步推进，虚拟出版符号呈现多样性、个性化及精准化趋势。特别是在算法加持下，出版符号依靠用户行为而不断优化，以构筑新的虚拟出版空间。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的“瞬合长离”，带给阅读用户的最大益处是“一屏在手，世界我有”。
2.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的关系转向引发阅读场景的根本性转变
个体阅读空间与公共阅读空间阅读场景从分离到融合。在硬质出版和软质出版阶段，无论是皇家的藏书之阁还是个人的藏书之室，人们也逐步构建实体空间的阅读场景，读者进入传统阅读场所的目的，首先是获取附着在实物载体上的符号信息和文化知识，其次是为阅读寻找一个合适的环境场所，安静的阅读空间、良好的阅读位置、出版物与阅读者之间的恰当氛围距离等。硬质出版和软质出版阶段，藏书楼、图书馆、阅览室是惯常的公共阅读场所。个人居所中的书房则是常见的私人阅读空间。由于出版载体与出版符号合一的特性，个人阅读场景与公共阅读场景呈现时空分离状态。进入虚拟出版阶段，虚拟出版载体可以打破空间限制，纵横在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中，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就是现在的个人书房、公共图书馆中都配置了计算机等虚拟出版阅读设备，个人在阅读私人书房藏书的同时，也能随时随地访问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图书达到扩展阅读之目的。我们还可以边跑步边听书，通过声音出版符号来获取知识信息，进一步摆脱固定阅读空间之局限。
由实体物理阅读场景到虚拟阅读场景的转变。在硬质出版和软质出版阶段，无论是陶器泥板、兽骨龟甲还是金石铁券、缣帛皮书，出版物形态是实体物理的，出版阅读是实体物理的，阅读场景亦是实体物理的。在虚拟出版时代，随着移动互联技术发展，阅读者逐渐摆脱对传统阅读空间的依赖。阅读形式从“读书”到“读屏”，而且屏幅从电视大屏转向电脑中屏，再转向手机小屏，阅读场景也逐渐实现出版载体的虚拟化。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出版技术的发明，使阅读空间进一步突破时空局限，虚拟出版在更大意义上实现了阅读的“空间解放”。 [14]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全息化的时代，阅读场景越发呈现虚拟化状态。
3.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的关系转向造成出版内容存储的革命性变革
在虚拟出版阶段，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关系的“瞬合长离”转向，使得出版符号能够脱离出版载体而虚拟存在于网络云端，这样就实现了出版容量的“海量”甚至“无量”跃升，出版存储从对出版物的单体物理存储转为网络云端存储。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升级跃进，宽带业务迅速提速，在技术层面为“存储虚拟化和自动化”云存储的实用普及提供了支撑。2006年，亚马逊推出简易云端存储服务，开启了云存储服务的新纪元。由于出版符号内涵的草根化转向，知识生产和信息存储的门槛逐步降低，全球数据出现海量增长。2016—2019年，全球新数据存储量分别为16.1ZB、21.6ZB、33.0ZB、41ZB（1ZB等于1万亿GB），且每年都在持续增长，伴随5G商用，网络直播风行，短中长视频流行，2020年的数据存储量将达44ZB。 [15]基于“海量存储”的特点，仅凭借个体的直连式存储是难以实现的，只有发展云存储技术，才不会因为单体计算机的故障损毁而丢失数据信息。云存储还可以实现系统同步升级，自动转移，没有上限的设备扩容，能有效实现设备管理及其兼容性。 [16]
此外，个体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知识和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亟须对文本获取、信息交换等方面随时、随处易达易得，这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脑面对海量知识信息的困扰和负担。云存储技术的发展，极大地突破了出版个体的存储瓶颈。云游戏的出现也为当下网络游戏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在未来，出版涉及的各个领域，教育、文化、科技、游戏、娱乐、直播等，都会呈现公共云端存储的总体特征，人类出版由此开启容量解放新模式。
四、热现象与冷思考
科技是把双刃剑，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负面影响。技术推动下的出版传播的符号转向，在解放人类阅读感官的同时，是否容易陷入出版技术主义泥潭？出版符号内涵的草根转向，对于人类文明演进意味着什么？出版符号和数据的云端存储与相关安全问题如何平衡？出版符号外延的非文字扩展与现有出版规制如何衔接？这些问题都值得政界、学界、业界冷静思考。
1.出版的感官解放与出版技术主义倾向问题
人类对事物的感知，最初是从本能的视觉和听觉开启的。人类对出版符号的感知也从最初的视觉出版符号，转向听觉出版符号和影像出版符号。“技术主要影响感知系统的组织和人的思想” [17]，人类在虚拟出版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借助声音和影像符号进行多触觉感知。因此，我们承认出版技术对人类感官解放的巨大推动作用，技术本身也含有特定偏好、思想或态度，在被人接受以后，就会“按照其设计的目标前进 ” [18]。新出版技术的出现有可能导致一种生态性的现象，因此对人产生的影响也可能是全局性的。我们也应该看到，出版技术的演进自然含有人性化的趋势，也含有自主选择的能力。人类与科技的“博弈”也将继续下去，“科技为我们提供机会去发现自己，更重要的是预测未来的自己” [19]。
2.出版符号内涵的草根转向对于人类文明到底意味着什么
硬质出版时代，出版载体的稳固难移和坚硬难刻，决定人们在进行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时的精益求精，精品和经典垂传久远。软质出版时代，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以文字出版符号为大宗，人类出版呈现精英引领特征。虚拟出版时代，出版符号类型开始从文字出版符号转向非文字符号，出版符号内涵开始从精英话语体系转向草根话语体系，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开始从高知群体转向“草根”“网红”，这些现象对于人类文明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前进抑或倒退？值得进一步观察和思考。技术逻辑下，“人类在文明进步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暴力” [20]。出版领域的草根引领、技术主义、人文缺失等，给人类文明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确值得忧虑。
3.出版的云存储、大数据给国家、部门及个人隐私安全带来威胁
在硬质出版时代和软质出版时代，出版符号的存储与传递，依托有形的实物出版载体。人们想要获取出版物的信息内容，必须拥有并阅读这些出版符号。进入虚拟出版时代，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不再依赖出版物的物理移动，信息技术也进入“云时代”，云存储技术带来便捷的同时，必然带来信息和隐私的安全问题。其安全性涵括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三个方面。机密性主要是防止未经许可的用户读取数据；完整性是指数据在存储或传输过程中不被破坏或丢失；可用性是根据用户需求保证其对数据的使用。 [21]近年来，数据和隐私泄露事件高发，给国家安全、部门安全及个人隐私安全均带来极大影响，需要认真对待和着力解决。
4.出版符号外延的非文字扩展与现行出版规制的衔接问题
出版符号在出版技术的推动下不断升级跃迁，由硬质出版早期的以图画出版符号为主，发展到硬质出版中后期和软质出版时期的以文字出版符号为大宗，再到虚拟出版时代音频、视频等非文字出版符号大行其道。出版符号的外延在不断扩大。在硬质和软质出版阶段，出版符号必须依托实物载体，其传播过程必须实现出版物的物理位移，故而传播速度较慢、效率较低。政府和相关部门对于出版符号和出版内容的限定规制相对较容易，可以通过直接控制出版载体的流通达到对出版符号的传播规制。在虚拟出版时代，出版符号跳脱出版载体，即时传播，即时抵达。其虚拟出版特性，使得现行出版规制很难完成整体覆盖，特别是出版符号外延的非文字扩展，更使得出版监管捉襟见肘，如一个笑脸表情包，到底是肯定性微笑，还是否定性嘲笑，或者一笑置之，很难作出准确的把关判断。
参考文献
[1]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39.
[2]万安伦.中外出版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3-5.
[3]万安伦,曹晶晶,曹继华.对出版学科理论逻辑和结构范式的思考[J].出版发行研究,2018(4):21.
[4]万安伦,曹晶晶,曹继华.对出版学科理论逻辑和结构范式的思考[J].出版发行研究,2018(4):21.
[5]万安伦,刘浩冰.论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的学术逻辑和实践路径[J].出版广角,2020(2):13.
[6]万安伦,王剑飞.虚拟出版:从技术革命到阅读场景的二重变奏[J].河北大学学报,2019(1):147.
[7]赵毅衡.第三次突变:符号学必须拥抱新传媒时代[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1):67-68.
[8]万安伦.中外出版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3-5.
[9]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出版年鉴1983[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
[10]张煜明.中国出版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1.
[11]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45.
[12]方兴东.草根的力量:互联网概念演进历程及其中国命运——互联网思想史的梳理[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8):60.
[13]孙玉玲.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的数字出版企业转型[J].出版发行研究,2016(3):6.
[14]万安伦,王剑飞.虚拟出版:从技术革命到阅读场景的二重变奏[J].河北大学学报,2019(1):149.
[16]孟凡淇.云存储与传统海量数据存储技术的比较[J].信息通信,2014(9):151.
[17]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8.
[18]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
[19]凯文•凯利.科技想要什么[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351.
[20]麦克卢汉.媒介与文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17.
[21]王子.云存储隐私保护研究[J].网络空间安全,2017(7):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