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田维钢：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张仕成：北京市环保局环境执法队信息处
【摘 要】对于主流媒体而言，更好地助力扶贫实践，打好脱贫攻坚战，既是机遇，也是职责。基于对传播关系的变化以及受众情感的洞察，研究发现，主流媒体通过立体叙事策略、情感呈现策略和交互传播策略调动和连接着多元主体，担负着凝聚社会共识、带动资源共享、协同各方力量的公共职责。为了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果，主流媒体应坚持温度和深度并重，以融媒体思维不断发掘扶贫传播的新形式，拓宽农民主体话语表达空间，增强脱贫共同体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扶贫；脱贫攻坚；主流媒体；互动仪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大扶贫工作格局，统筹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社会协同扶贫格局中，主流媒体作为重要平台和连接纽带，在信息传递、社会协调、观念革新等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随着媒体融合时代的发展，新媒体变革性的传播力使得扶贫开发有了更多可能性，为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现有学术领域关于主流媒体的扶贫实践方面有着较为丰富的研究视角。李红艳从发展传播学角度出发，提出主流媒体应建设扶贫报道的新话语，从而更好地助力精准扶贫战略。[1]李丹等人基于政治学传播视角，发现主流媒体通过对报道版面，报道体裁、报道基调等选择，塑造了负责任、有成就感、有领导力、重服务的良好政府形象。[2]蔡骐等人提出，主流媒体通过意义阐释、情感传递、理想激励与应对策略四种话语框架，勾勒出帮扶者与被扶者融洽相处、共同奋斗的景观。[3]郭琴等人基于实地调研，从发展传播视角提出应采取渠道合力、平台合力、主体合力的多方合力对策开展信息扶贫工作。[4]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媒体扶贫传播效果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方面展开研究。[5]
学者们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媒体实务研究，从整体角度研究主流媒体扶贫传播的行动逻辑、多元主体间互动关系等相对较少，缺乏用系统的、动态的视角进行研究。新形势下，经过长期的技术调适，主流媒体逐渐转向碎片化的视觉表达和情感化的传播模式，在内容生产模式上形成混合情感传播模式。[6]通过不同的传播策略和叙述符号，设置出不同情感振幅的互动情境，从而满足在脱贫攻坚任务中各行动主体的精神需求和情感诉求。这一运作机制促进了主流价值认同和社会认知整合，从而构建出脱贫攻坚语境下主流媒体传播的互动仪式链。
“互动仪式”的概念由欧文·戈夫曼提出，他认为互动仪式是表征意义的程序化活动，这类型活动促进了群体的互动和团结，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兰德尔·柯林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互动仪式理论。他认为互动和情境是紧密相连的，一切互动伴随着一定的情境，并系统阐述了仪式的构成要素，“群体聚集、仪式准入、相互关注、情感共享”。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社会媒体的出现，突破客观时空的限制，人们在网络情境中越来越能体验到如同现实情境中的互为主体性和情感能量。各主体被串联成以共同目标、利益和归属感为基础的有机共同体，彼此之间进行着能量传递和交互。
本研究在互动仪式理论的指导下，以主流媒体关于“扶贫脱贫”的文字、视频作品及新媒体报道内容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以下问题：互动仪式视域下主流媒体扶贫传播策略有哪些新特点？在政策、资本、技术等关系网络中，主流媒体如何实现扶贫信息资源的链接和整合？在此基础上，探讨主流媒体如何进一步巩固国家脱贫攻坚的成果。
一、互动仪式下主流媒体的扶贫内容生产特点和功能创新
基于场景化、移动化的信息传播语境，公共空间与个人空间的边界逐渐模糊，个体情感借助大众媒介在公共空间中流动并发挥价值。新形势下，主流媒体基于对上述传播关系的变化以及受众情感的洞察，立体开拓多种传播模式，其内容生产主要呈现为三个新特征。
1.立体叙述策略：强化身份认同，加强政策互动
作为仪式媒介，传播可以唤醒或重塑共同体的价值与文化记忆，吸引受众参与到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中。[7]在脱贫攻坚工作报道中，主流媒体打造了立体式传播矩阵，不仅从大局上把握国家方针政策，而且聚焦扶贫工作中的个体事迹；既回顾脱贫攻坚工作获得的成就，又精准分析脱贫工作的难点、重点。通过丰富、立体、全面的报道，树立“脱贫攻坚”专有语境，灵活开放地吸引新个体参与并赋予其身份。
一方面，主流媒体的报道与政策议程紧密相连，强调民族凝聚力。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主流媒体承担着引领社会价值观、弘扬社会正能量的职责。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持续深入，主流媒体充分发挥评论和深度报道的优势，除了政策宣传和精神传达，对扶贫政策也进行了精细化解读。通过关注政策实施情况、扶贫举措、扶贫工作成果等内容，从整体层面呈现出扶贫政策的连续性和精准性。如《人民日报》报道《脱贫攻坚再加把劲》、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确保脱贫攻坚成效经得起检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重要讲话》、中央电视台电视报道《从习近平六个考察瞬间 感受脱贫攻坚的决胜信心》等，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指导精神转译成团结一心寻求脱贫路径的实践话语。
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聚焦个体视角，强化文化、价值与社会认同。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主流媒体将宏大的视角融入个体的命运之中，聚焦扶贫典型人物，调用多种报道手段，在客观叙述中注入细节和情感，实现个体叙事和主流价值表达的有机结合。《陈海：做好“螺丝钉”小部件 助力脱贫攻坚大工程》关注脱贫攻坚过程中扶贫干部，带领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事迹；《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半边天”力量》将视角转向妇女群体，宣传报道妇女的参与和受益，营造政府尊重女性、女性地位提高的社会氛围；央视《砥砺奋进的五年·人权篇》系列报道关注人权话题，通过生动的扶贫实践传递我国政府脱贫攻坚过程中为提升人民权益所付出的努力。个体视角的“微观叙事”将镜头聚焦于个体，容易引发受众对于“他人”相似经历的共情，使得公众对于脱贫攻坚政策产生自己的价值判断与意愿诉求。当互动仪式到达情绪共振的制高点，就激发了全民参与脱贫致富的共同情感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信心和决心。
在信息立体交互频繁、情绪快速传递的传播环境中，由主流媒体主导的仪式传播场域被建构起来，各主体通过共同参与产生民族自豪感，仪式互动的符号内涵与精神诉求在情绪累积和身份认同中逐渐深化。
2.情感呈现策略：构建互动情境，整合优势资源
在互动仪式的组成要素中，共享关注焦点与共享情感是相伴相生的关系。
第一，持续引发关注是情感深化的前提。在一些报道中，主流媒体记者不再是驻足的观察者，而是参与者、行动者，展现不同维度的话题焦点。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多部纪录片，如《我的扶贫年》《山路弯弯》《承诺》，摄制组经过长达两年的纪实蹲守、跟拍，通过记录扶贫工作者和困难群众的日常状态，与贫困村民进行情感互动，用真实的故事诠释了脱贫攻坚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性化诉求的力量。尤其在报道地区性的脱贫措施和成就时，立足当地的固有资源、文化传统和实际需求，因地制宜，挖掘出更多可借鉴可应用的成功经验，激发更多的人参与到脱贫攻坚传播活动中。主流媒体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身体力行参与到扶贫行动中，探求贫困原因，寻求破解之道，并获得广泛的情感认同。
第二，情感聚合促成个体行为的同步性和仪式互动的连续性。人们在传播过程中激发的共情共感与符号资本，驱使着媒体以最高效的方式获得情感能量，如《人民日报》不断借助于贫困户的“感激之情”、参与扶贫企业的“感想之言”，从侧面反映出脱贫攻坚工作带来的转变，有力地证明了公众对于扶贫工作的认可和支持。“我71岁了，还能住上新房，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好心人。”“才搬迁进城，大家还在适应。过一两年，收入进一步提高，消费习惯改变，会更敢花钱。有的年轻人在外学了技术，也会像我这样选择回来发展。”“民营企业，尤其是我们农业企业，发展不忘根本，致富不忘农民，崛起不忘社会。”……这些话语被频繁引用，释放出脱贫攻坚工作开展顺利、贫困区生活极大改善等积极信号，通过基层大众的评价性认同引发公众的情绪感染，得到感性的正面回应。
在这样循环往复的互动情境下，情感能量不断积聚，个体的自我意识逐渐转变为社会认同和集体记忆，互动仪式链逐渐成型。
3.交互传播策略：开拓多元渠道，强调共享发展
互动仪式的关键条件是群体聚集，个体确保身体的共同在场，即时的远程交流让“身体共在”成为可能。有研究者发现情感基于特定的情境，更容易调动公众普遍的情感体验。互动仪式的深入得益于主流媒体突破时空限制的传播渠道。通过采用感官化的内容取向、虚拟社群的搭建等创新手段，为用户营造临场体验、持续提供情感反馈提供了物质基础。
近年来，主流媒体不断布局媒体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开拓多元传播渠道，对用户结构性的情感元素进行调动，激发情感共鸣，产生社会反响。如央视网打造的以脱贫攻坚宣传为核心的“决胜——脱贫攻坚智惠媒体平台”，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寻求自身和互联网平台媒体的资源整合和互惠共赢。一是通过大数据赋能，推出“总书记扶贫足迹”“脱贫全景图”等可视化产品，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我国脱贫攻坚的进展和成就。二是联动电商平台赋能，借助与淘宝、中国社会扶贫网等多家平台的扶贫项目进行合作，整合贫困地区的特色商品资源，与电商平台进行链接，实现全国各地扶贫物产的匹配、展示与售卖。按照用户访问数和用户的喜好，系统对各地市场专区的内容进行智能排序。三是通过多屏传播赋能，充分整合多终端多平台力量，特别是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等智能大屏优势，进行融合传播。同时，以多种形式与微博、抖音、今日头条等平台合作，搭建可点赞、评论、转发的互动群，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四是通过交互创新赋能，版面布局上重视交互设计，根据内容属性和特点，采用动态电子地图、VR全景、延时视频、可视化大数据等创新交互方式，增强视觉冲击力和主题表现力。人们在不同的场景中能够直观了解到脱贫攻坚的最新进展，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其中的细节和故事，从而接受更强的价值引导。
二、情感传播与社会建构：主流媒体扶贫传播的动能因素
主流媒体通过仪式化的场景设置、符号强化，构建了各方参与脱贫攻坚的价值共同体，在共同关注和情感连带的核心机制影响下，政府、媒体记者、市场、帮扶对象等多元主体释放出的情感能量彼此连接，成为推动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在驱动力。在其情感传播模式的背后，宣传逻辑、经济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助推作用不容忽视。
1.仪式召唤：宣传逻辑推动责任落实
主流媒体具有高度的政治属性，是党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通过扶贫传播来配合国家的扶贫政策议程，让扶贫政策的制定、表达、实施、反馈、优化更精准地嵌入到扶贫过程中。作为官方话语的传播者，主流媒体在内容生产过程需要接受体制的约束，并承担享受优势资源所带来的风险。作为与自身预期利益相关的“扶贫”议题，主流媒体在报道过程中担负起宣传和监督的社会责任，体现出自身的传播效力和舆论引导力，从而强化公众的信任，推动各方主体履行公共职责。
首先，主流媒体肩负着报道真实准确的责任。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主体多样化、传播媒介多样化的趋势愈发明显，但部分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有时会出现失实报道。主流媒体需要保持权威性、专业性和公信力，及时反映客观事实，严格把关内容，坚定新闻职业操守。在扶贫报道中，主流媒体通过深入一线，近距离与帮扶对象进行互动，还原扶贫现场的真实情况，真正地反映出扶贫地区的生活现状、扶贫政策的执行进度和其他公益组织的参与情况。同时，对扶贫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监督问责，明确主体责任要求，促进扶贫政策的及时优化。
其次，主流媒体担负着均衡各方利益的责任。如今主流媒体不断探索扶贫模式，通过电商平台售卖特色产品、广告投放打造特色品牌等方式，实现精准扶贫。这种产业扶贫模式得以有效、平稳运行的基础，依赖于主流媒体均衡各方利益、担保产品质量的作用。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直播带货”节目，在确定具体的扶贫产品前，总台都会和地方政府进行密切沟通，通过现场调研、效果评估等方式严格考察扶贫产品的品质、附加值、深加工链条和物流仓储条件等内容，寻找成熟电商平台或有电商基础和经验的供货方作为合作伙伴。这不仅推动贫困地区产品打开外销渠道，加快产品扶贫、产品脱贫的步伐；而且最大化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优化购买体验。
最后，主流媒体承担着凝聚多方共识的责任。如今，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传播跨越时空限制，主流媒体的扶贫传播不再着眼于一时的扶贫成就，而是将重心放在建构具有人情味、认同感的精神共同体上。事实上，在脱贫攻坚语境下，扶贫传播是参与、分享、团结和建构共同价值观和集体认同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仪式召唤的行为，在情感调动上具有巨大的社会整合价值。这种行为不仅具有高度形式性，而且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仪式也具有实践性，与本国的政治、文化和媒体定位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作为表征世界的建构性实践行为，通过唤醒人们内心的情感，进而深化“脱贫攻坚”理念在社会各群体间的共同沟通、认同和意识。在《决不掉队》《扶贫周记》等扶贫类节目中，主流媒体通过融入国家、民族、地域和科技的象征符号，讲述扶贫故事，展现脱贫攻坚主战场的真实状况以及扶贫干部的精神面貌，召唤扶贫主体的责任感，也让扶贫实践获得更多的群体认同。
2.多方共赢：经济逻辑带动资源共享
舆论工作也是生产力，主流媒体既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市场化经营的渠道商。除了生动展现脱贫攻坚精彩瞬间，鼓劲造势，讲好扶贫故事，主流媒体也注重发挥自身优势，当好农村发展参谋，为贫困主体寻求增收创富可能性，从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一方面，主流媒体创造良性经济循环可以提升社会认可度。主流媒体的权威品牌、主播自带的影响力和新媒体亿级用户的关注度都是特殊的符号资本。近年来，主流媒体与商业品牌合作，报道扶贫活动的案例不在少数。作为党和政府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主流媒体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力，其媒体形象、媒体地位以及媒体的话语权利等本身表征着一种政治认可和权威性。与主流媒体进行合作，互联网商业平台、企业和社会组织可以借助“合作者”的身份，将主流媒体的符号资本转换为自己的平台运营和业务发展的动力，提升公众对于其商业形象的正面认知，增强社会好感度。同时，主流媒体在扶贫传播中与商业主体构成合作关系，将获得的物质资本用于内容再生产，并用于扶贫公益事业，吸引粉丝并转化为注意力资源。从长远看，这一合作过程虽然不能直接为主流媒体带来经济效益，但是可以转化为主流媒体的声誉资本，提升社会口碑和影响力，并提升媒体传播内容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主流媒体打造共赢联盟可以促进情感连接。依赖于主流媒体的扶贫实践，不同平台、组织的资源相互融合，从而形成合力带动发展。这些行动力量不仅有政府、专家等，还包括有助于带来致富机会的扶贫干部、企业及社会组织等。主流媒体以技术为支撑，通过融媒体宣传、直播带货、广告投放等创新传播形式，免费为扶贫地区的特色产品宣传，并帮助他们打通销售渠道。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帮扶对象、扶贫主体和消费者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利益联盟。如央视《脱贫攻坚战星光行动》节目，邀请社会知名人士、文艺明星做体验观察者和行动参与者，动员力量，为扶贫地区的农副产品开发、销售出谋划策。在这样的运作模式下，仪式互动链条让共有的情绪在不同群体间流动。正是这种情感式的内在动力，强化了主体对脱贫攻坚工作的认知和态度，并在群体互动中发挥着影响力。
3.关系凝聚：技术逻辑激发行动能量
随着媒体融合实践的不断深入，主流媒体不断适应技术创新的要求，调整其内容生产方式，转变话语方式，加速实现从传统媒体向融媒体的转型升级。在技术支撑下，主流媒体纷纷建立起多平台、多产品、多渠道的融合传播体系，以情感诉求为切入点，确定脱贫攻坚工作的任务目标以及各扶贫主体应当承担的任务，从而激发多元扶贫主体的行动传播力量，搭建动态且相互依存的关系网络。在这个关系网络中，各主体有着清晰的目标、明确的分工和良好的执行力。
首先，主流媒体与政府构成“代理-委托型”关系。通过布局新媒体传播渠道，主流媒体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第一，通过视频、图文、VR、H5等传播形式，勾勒出我国脱贫攻坚的问题现状，并将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性传达给社会成员，从而引起社会成员的广泛关注；第二，通过设置话题，宣传典型人物，明确解决贫困问题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性，让受众相信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不仅可以帮助贫困人员，实现自身价值，而且可以推进共同富裕；第三，协调自下而上的反馈，对扶贫政策进行效果评估，为政府优化扶贫政策提供。
其次，主流媒体与扶贫主体构成“信息-供需型”关系。主流媒体在经营转型过程中，不断尝试探索新型内容产品，为用户提供全新服务的新型经营模式。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扶贫主体的积极性，激发每个行动主体的独特能量。一方面，通过深入调研，展现贫困地区的真实生活状况和扶贫进展，开展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另一方面，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发挥着信息沟通和协调的作用，动员帮扶对象组织起来，帮助他们挖掘致富机会，激发起深层脱贫致富的动力。
最后，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构成“竞争-合作”关系。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搭建起了不同媒体间的连接通道，在竞争公众注意力的同时，主流媒体借助媒体头部品牌的影响力，打造多媒体融合联动的合作模式，搭建有序的公益生态。如快手、抖音等平台上的农民自媒体人，吸引着大量粉丝观看其家乡风光、文化习俗、才艺表演等内容，被主流媒体报道后，得到广泛传播。从这个角度而言，多元媒介平台的互动使得主流媒体获得大量注意力资源，影响力也得到持续加强。
三、主流媒体助力脱贫攻坚的进路与提升路径
贫困是多维度的复杂社会问题，不仅表现在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而且反映在教育、健康和资产等方面。回顾40年来的减贫路径，中国完成了从开发式扶贫向区域瞄准再到精准扶贫的转变。基于扶贫工作的新特征，主流媒体助力脱贫攻坚也要转变传统思路：一方面，要警惕为完成宣传任务而采取选择性的内容生产，让扶贫对象成为“仪式工具”，忽略扶贫工作的真正议题；另一方面，要警惕商业机构为了追求流量而刻意制造“农民网红”，以市场利益作为唯一价值追求，从而导致媒体价值导向的弱化与偏失。主流媒体如何助力和赋能脱贫攻坚的价值引导，具体来看，以下几方面值得重视。
1.通达社情民意，以公信力拓展主体话语
帮扶对象是脱贫攻坚的真正主体，“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主流媒体不能以粉丝量、关注度和市场效益作为内容生产的衡量标准，而是应该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尊重农民主体地位，赋予农民群体更多的话语权，增强情感认同和自身价值认知，激励其主动提升管理和生产能力。同时，由于农民群体本身的主体性认识不够，缺少表达空间，外界对其形成了文化水平不高、脱贫意识不强等刻板印象。通过营造更贴近现实的传播语境、加强对事件的跟踪报道等手段，能够搭建城乡信息交流渠道，有效发挥主流媒体的正向引导作用。
相对于自上而下的政策，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显得难能可贵。过度的主导扶贫会使农民发挥空间变小，帮扶对象对于政府产生依赖感，这不仅会影响媒体平台的作用发挥，也会诱导返贫现象发生。巩固扶贫成果需要回归人民中心意识，通过深入扶贫一线，将农民群体的主体性建立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为政府和贫困群体提供有效的交流场域，实现政策的动态互动。如中央电视台的《扶贫周记》，节目制作组历时半年，深入广西百色田东县，用影像记录下当地居民搬迁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解决过程。为了把握好每一个细节，摄制组与贫困户一起吃住，搭起帐篷扎进当地，亲自体验贫困现状，展现贫困群体、扶贫干部等主体的实际行动和精神面貌，了解他们的真实诉求。
2.增强人文关怀，以引导力建构有机共同体
主流媒体作为舆论传播的主阵地，担负着价值引领的舆论引导功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其重点在于建设传播新话语体系，助力构建多元行动主体的有机共同体意识。在国家脱贫攻坚的语境下，主流媒体应深刻理解“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调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方力量，挖掘帮扶地区的文化特色，建立具有共同目标、情感归属的价值共同体，扩大脱贫致富的资源联动效应。
对于贫困地区而言，独特的地域文化、乡土文化饱含着民间的智慧、经验、价值和情感，在区域社会秩序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充分发挥传统的家族、农村地区的共同体作用，调动文化认同，提高多元主体创造收入、共同富裕的内心需求，真正提升帮扶对象的主观能动性。传统时代，受制于传播手段的限制，民间文化只能在特定的群体内进行传播。融媒时代，借助于多样化的媒介形式，不同形态的民间文化可以跨越时空限制进行交流与学习，有助于扶贫文化的传播，有助于扶贫政策的落地。尤其是利用新媒体手段，农民群体也可以拿起麦克风，成为内容生产者，展现不同形态的生活生产方式、风俗文化、饮食习惯等内容。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创新广告扶贫的嵌入模式，并带动各地方政府、媒体等多部门的联动传播，在影像叙述中融入勤劳质朴、绿色生态、共同奋斗、家国精神等时代主流价值，实现社会网络的情感共鸣。
3.坚持技术赋能，以影响力推动多重传播
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包括任何非人在内，每一个行动者都是一个节点，没有所谓的中心和主客体的对立，每个节点都是一个主体，节点之间经通路链接，共同营造一个相互协调的行动之网。行动者网络的三个核心概念是“行动者”“转译”“网络”。主流媒体扶贫传播的关系网络便是由众多行动者联结而成，行动者间彼此联系和作用，产生较强的执行效果。而主流媒体凭借其强大的议程设置、组织动员、话语优势等影响力，在行动者网络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于主流媒体而言，“转译”意味着把党和国家的意志、政策方针、体现政府权威性等要求，转译成为人民支持扶贫政策、社会全体成员团结一心脱贫攻坚的实践中。这个转译过程主要分为“问题化-利益相关化-征召-动员”四个阶段。在问题化阶段，主流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将“解决贫困问题”呈现为行动者所面临的问题；在利益相关化阶段，主流媒体通过话题引导，让行动者们相信脱贫攻坚与实现自身社会价值、推进社会共同富裕等息息相关；在征召阶段，主流媒体通过为扶贫主体和帮扶对象建立连接，打通扶贫产品的产销环节，实现扶贫任务形式和任务分配；在动员阶段，主流媒体充分发挥自身渠道和平台优势，将所有行动者高效组织起来，发挥各自作用参与扶贫行动。
在行动者网络中，主流媒体主要依靠的是自身技术优势，即多平台、多层级、全覆盖的融合传播体系，最大程度地调动每个行动者的积极性，实现扶贫任务的精准对接。从这个角度而言，主流媒体应顺应融合创新潮流，坚持技术赋能，努力进行功能性开拓，根据扶贫的实际需要连接跨行业、跨区域的扶贫主体，助力特色产品的销售，更好地推动网络扶贫。
四、结语
主流媒体作为脱贫攻坚的一支重要力量，通过有态度、有温度、有深度的引导方式，把握情感动态传播规律，协同多方力量推进乡村地区从脱贫走向致富，塑造了全民扶贫的社会认同和集体记忆。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主流媒体仍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公信力、引导力和影响力优势，传递精神符号，构建具有情感共鸣的互动仪式链，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一方面，以融媒体思维不断发掘扶贫传播的新形式，制定扶贫传播策略，以媒体公信力打造地域品牌，以全媒体方式延伸宣传效果，以传媒的影响力凝聚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应适度减少自上而下的宣传性话语，尝试建立新的扶贫文化体系，用创新话语讲好具体且生动的中国扶贫故事，下沉视角，将话语中心回归人民，将话语重心转移到扶贫为中国人民的福祉服务上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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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丹.政治传播视角下主流媒体的政府形象塑造——以《人民日报》的精准扶贫报道为样本[J].江汉学术，2018(6)
[3]蔡骐.我国精准扶贫报道中的主体形象与话语框架解析[J].新闻记者，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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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体现与深化——驻村调研采访型扶贫报道的意义与记者角色[J].编辑之友，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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