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叶文玲
有关敦煌和常书鸿的写作，原是2001年浙江省委领导给我的一项光荣而又特殊的创作任务，这使我有机会再次学习和了解祖国文化最博大精深的艺术宝库——敦煌；学习了用毕生心血守护敦煌艺术的常书鸿先生的一生以及与常先生曾经一道工作过的无数文化英雄们。他们崇高的精神和极富魅力的文化品格，极大地感染并鼓舞了我；他们忘我而极其出色的工作，使我在深入采访时，就像始终被敦煌烈焰炙烤一样，燃烧着欲罢不能的创作热情。
于是，从接受任务开始，我在酷暑中再次踏上西行路，在滚滚沙尘中再度来到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从兰州到敦煌直到党河边，我访问了一群前赴后继的艺术殉道者，一群和常书鸿同具品格的民族文化英雄。对他们的访谈记录，是我行囊中渐积渐满的宝贵财富。仲秋时节，我力排冗务，受省领导指派去法国访问。于是，我徜徉巴黎和里昂的博物馆、亲见被收藏的常书鸿的精品画作……在那些紧张忙碌的白天和黑夜，那一次次的感动和震惊，使我一次次地经历了“灵魂受洗”的感觉。在面对这些感动和震惊时，我觉得自己的精神和灵魂也经受着煎熬和升华。
我不止一次地想起这句话：在面对敦煌的735个洞窟、2000余身彩塑、4.5万多平方米壁画时，你没法不心灵震颤。在深入地了解了这位“守护神”的“九十春秋”后，你也没法不为他的一生所歌哭所涕泣。
于是，一切推诿和迟慢都属怠惰，我的心终于在“大也，盛也”的敦煌烈焰中重燃；于是，所有的辛劳都化作了欣慰。
“大也，盛也”的敦煌，与敦煌共一份炽热肝肠的“守护神”，犹如悠悠传送的敦煌天乐，使我借力无穷。深入采访，反复研读有关资料，几经修改，我终于在两年后完成了初稿。我为将卸下这座珍贵而沉重的文化大“山”而如释重负：
我所面对和跋涉的，的确是一座了不得的“山”——无与伦比的敦煌艺术，是中国文化最为璀璨而厚重的大山。之所以感觉沉重，也毋庸言说——常书鸿人生90年沧桑的心路历程，是历经“三个朝代”的知识分子几近一个世纪的极为斑斓的“经变图”。如果将以常书鸿为代表的一群民族文化英雄纵横捭阖地写下来，那是写上几十万、上百万字都难尽意的。
说这部书是遵嘱之作当然不是虚说——在遵这一“嘱”书写时，我衷心期望的是它能够如常老亲属所说：“告慰常老的在天之灵。”为他以及那些奉献了毕生心血的敦煌英雄献上一炷心香。
这本书的写作，不仅使我再次感悟了一个作家的天职和社会使命，再次体会了艺术创造的艰辛。而礼赞爱国艺术家的辉煌人生，为他们的成就铸一块丰碑，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
我想说明的是：因篇幅所限，不能不将常书鸿的生平事迹“压缩”到敦煌解放为止，因为这是他平生最艰辛也最辉煌的阶段，“敦煌守护神”的英名也是恰因此起。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敦煌艺术保护，自是在政府的百般关切下进行，毋庸赘述。
亦因体例要求，常书鸿后来与日本大画家平山郁夫的交往、与池田大作有关敦煌艺术的精彩对话，都只好割爱未收入。好在这些内容，读者可以从常先生本人著述里搜寻，在此谨致歉意和敬告。
本书出版之际，又有佳音迭传而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国家记忆》栏目，正在筹拍常书鸿先生的专题系列纪录片《敦煌守护人——常书鸿》（5集）。主创与编导甚为有心，在采访了常沙娜女士之后，又辗转打听到我的联系方式，数次联系之后，终于成行，于2019年12月初来到寒舍，费时整整一天进行访谈，摄录从早到晚。我当然是知无不言，将所知有关常老的一切和盘托出，只求以暮年微薄之力，为世人能够铭记常老的名字，以及他为敦煌这永恒不朽的文化符号所做的一切，再树一块丰碑！
揣想本书再版付梓之时，纪录片应当已经制作完成，荧屏上能够再现常老风姿，于心甚慰。当然文化载体，并不只有荧屏一种形式，作为一辈子以笔为生的人，我依然想要借此机会，向编辑和出版社表达敬意——是他们的坚持和文化责任感，使得常老这样的文化名人在我们的星空再放异彩。
几经商量，我们为本书重新取了一个书名——《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常书鸿先生曾说：“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守护敦煌。”常书鸿的一生，从在巴黎见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起，便与敦煌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且再未分离过。
曾经有人说过：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看了敦煌后，会无动于衷。而我在写完此书和这篇后记的第一个念头和最后一个念头，始终都是：但愿没有一个人看了此书后，会对常书鸿无动于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