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登红 崔人杰
山西人民出版社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设计全集（全55册）》，该丛书是国内第一套系统展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造物设计艺术的大型丛书，更是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文化工程。
出版，是一项关乎文化的事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山西人民出版社作为一家地方性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在2021年即将迎来70周年。作为一家立足于山西区域的“老社”、也是“党社”，山西人民出版社70年的发展历史、图书编辑、出版发行等事业紧密地关联着70年来整个国家大时代发展的历程，生动诠释了一条地方性出版社立足本土、走向世界、讲好“中国山西故事”的成功之路。
2020年9月24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发布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中，该社被评为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100强出版社，入选世界图书馆系统品种数45种。该报告针对山西人民出版社等地方性出版社评价道：“这表明中国地方出版机构在知识生产、知识创新方面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一股重要力量。”在馆配图书市场，该社在2013年至2020年间发行量累计达到8567.89万码洋，累计发行图书219.71万册，实现了国内省份、城市、高校、社区图书馆的覆盖，在走出去的基础上基本实现了每家图书馆的书架上都有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图书目的。
聚焦于山西人民出版社，我们就可以管窥到近年来中国地方出版社在图书出版、馆配等方面的发展史，以及中国图书不断走出去、不断提升影响力的奋斗史。
高擎文化之旗
无论在什么时代，内容都是出版的核心与“主心骨”。如果这个主心骨不硬，“含金量”不足，出版就会失去依托，既立不稳，更行不远。好的出版物，一般都是“磨”出来的，越是经典的内容，越不能刻意地去追求短平快，而是要给予一本图书自然的生长时间，久久为功，方可厚积薄发。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说的“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认为有心才能有“意”，有意才能有“感”，有感才能有“思”，这是一个递进的过程，也是检验一本书是否是“良心书”“放心书”的根本标准。
秉持这样的编辑理念，该社在面对地处“内陆黄土高原”、作者及渠道短缺等不利因素下，在做书上下足了力气，围绕“紧盯选题”“出书以时”“精耕细作”“瓜熟蒂落”的出版流程，以农人耕种的苦干品质，不惜“汗滴禾下土”，以期“秋收万颗籽”。他们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盲目去跟风、克隆，提倡编辑的匠人精神，主张要在中华民族多元的文化中，去挖掘那些“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的优良作品，以期丰厚滋养图书出版市场，为文化事业贡献了一些华彩的、耐读的、有筋骨的出版物。
对此，山西人民出版社选择了高擎文化之旗，用出版打捞文化经典，采英撷华，探赜索隐，耕耘于学术、围棋、地方文化等领域，采取“大关怀”与“小叙事”相结合的方式，既有宏大的国家主题关怀，也有时代大潮下个体普通人物的聚焦，让图书在时代的脉搏与个体的生命史中求得共鸣。
在学术领域，该社立足于学术名家，不断开拓新人，从历史学、考古与艺术等领域入手，推出了《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收录了黄永年、王子今、周伟洲、李凭、朱大渭等人的作品，用一批优秀的学术图书，填补了市场对素来以严肃著称的学术等领域认知的“空白和想象”，实现了书籍“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见识，养心灵”的作用，让学术书也日渐大众化，进而发挥出知识生产最大的影响力。
围棋板块是该社的优势板块。在20世纪初开拓出这一板块后，该社便将其副牌社书海出版社定位于专业的围棋读物出版社，至今已出版围棋教程与教辅、围棋传记及围棋文化类读物百余种，重印率达70%以上。其中，《围棋教学习题册》等累计销量已达百万册以上，成为围棋图书出版领域中的现象级畅销书。经过近20年的发展，其已形成“以围棋教学类图书为核心，兼顾围棋实战技术与围棋文化”的成熟图书体系。
在2019年该社与中国围棋协会共同启动的以挖掘、整理全国各地有价值、有特色的围棋文化，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体育的发展相结合，使围棋成为城市的一张特殊名片，作为“中华围棋文化走出去”重要内容向海外推广的“围棋名城”项目会议中，70余城市的围棋协会应邀参会，在围棋界引起了较大的关注。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指出，本丛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围棋文化为主题的丛书编写工作，是推动围棋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对自身的文化资源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在文化传承中实现再增薪木。深挖地方文化资源，关注地方优质文化资源，也是山西人民出版社作为一家地方性出版社的特色所在。对此，该社不仅系统地整理了山西区域内的文化，推出了诸如“沁河风韵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山西发展丛书”、《三晋史话》、《山西故事》等，而且始终高举红色文化之旗，相继出版了《我们的八路军》《红色摄影史录》《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传播史》等书籍。再如该社出版的《傅山全书》在2019年获得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便是社会对该社在地方文化方面所做努力认可的一种表现。
勇攀出版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对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只有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山西人民出版社自建社以来就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在此基础上，他们在国家出版基金申报方面接连取得佳绩。
其成功背后的经验就在于他们能积极回应和寻求具有争议性的时代议题，勇于去解决与承担读者所思、社会所需、国家所倡的重责。该社社长姚军表示，对于国家出版基金的申请，一定要“披沙拣金”，做到心中有问题，才能有的放矢，进而借力基金，解答我们心中对于中华文化的疑惑，推动整个民族对文化更为深入的认知。最终，山西人民出版社在近年来形成了以社长为牵头人，压实社内各个部门，以总编室为协调主体，形成合力，推动项目申报顺利开展的工作机制。
该社的国家出版基金《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即源于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各个学术领域竟涌现出了那么多大师级的人物？”对此，该书的主编许嘉璐先生认为：“要回答这些疑问不是件容易的事。与其迅速地囫囵地探寻，不如先多了解那些让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闪耀着光辉的大师们的作品和自述，从而在脑海里尽量‘复原’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在那种环境下的心理路径，从中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就是这样一套丛书，它分为八大类、120种，包括文学、语言文献、文艺美学、历史、法律与政治、民族与风俗、经济、宗教与哲学八大学科，所选皆为近代各领域专家的纯学术著作，充分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水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独到的观点、扎实的学术作风和科学的学术方法。
近代中国文化不仅有自身的新发展，更受着“欧风美雨”的强烈刺激，那么这些外来的文化又是如何影响中国社会及其进程的呢？《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对此，郑培凯先生评价道，重新阅览民国时期的学术名著，“对21世纪的现代学人来说，温故而知新，不但可以窥知民国学人追求新知的心理状态，也会刺激吾人反思，认真思考学术研究方法与中国学术发展的前景，更进一步，探索文化传统的重新阐释与新知介入的关系”。由该社出版的《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便立足于此，遵循名家名译、革故鼎新、原版再现的出版理念，选印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汉学译著百种，分为“历史文化与中国社会经济”“语言文学与古典文献”“中外交通及边疆史”三大类，反映了民国时期学术界重视西方及日本汉学研究成果，“借助他山之石，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意义，特别是开拓了传统学术忽略的领域”。
有文便有图，图文总是相互伴随、相互辅证的。如果我们想系统地还原近代中国（1840—1949）图像面貌，又该如何做？从图像的时间、空间、专题三个维度入手也许是一个突破口，于是催生了该社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近代中国分省人文地理影像采集与研究”（34册，每省份一本）。国内知名图像史研究专家蓝勇曾对此评价道：“（这套丛书）为我们对各个区域近代城乡风土的变迁提供了一个很直观、全面的影像宝库，为我们研究近代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全面的影像文本，为我们利用这些影像来服务社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影像蓝本，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一个轻松、感性、直观认知近代历史的影像读本，也为我们以后编纂同类图像集提供了一个很成功的范本。”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社会也是一个被各类技术媒介所重新改写与记录的时代。相较于文字、图片、译著等搜集，对于声音（音乐等）的搜集，难度显然更大，但是没有声音，我们的文化总是感觉缺失了什么，如果去尝试搜集，又会发现什么？该社的《绝响——国鹏辑·近世琴人音像遗珍》即是作者严国鹏先生费时10年进行了采集和撰写，共收录了近百年来极具价值的古琴录音645首、录像61段。其中，不乏各派名家鼎盛时期录制的精品与孤本，包括已知最早的古琴录音、最早出版发行的古琴唱片、文化大革命期间老一辈琴人的罕见录音等，许多作品为首次在国内公开出版。与唱片配套出版的还有严国鹏编著的同名图书，全书39万字，介绍音像出版物所收琴人小传、曲目信息、琴派传承、谱本索引、名琴赏鉴等，弥足珍贵。
诸如以上，该社出版的基金项目囿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列举。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山西人民出版社立足于对近代中国文化的思考，不断回应社会与时代的命题，丛书体系规模宏大，研究却很精微，呈现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遗留的痕迹。当然，基金项目是一个慢活，要保证质量，就绝不能求快，该社的多数项目也都是积10余年之功所得的。所以，要做长期的良性发展，就必须严格遵循“申报一批、实施一批、储备一批”，做好中长期规划，摒弃了简单的“拿来主义”，充分调动编辑人员的主动性，才能不断地在故纸堆中发现遗珠之文。
打造中国书架
书架是书籍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所必须仰赖的工具。它既是书籍的安身之所，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立命所在。每一个人的书架上都有一个中国，每一个出版社也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在国人的书架上为自己的图书找一个安放之所，让自己的图书成为中国精神的栖身土壤。
近代著名出版人邹韬奋认为出版事业要“以读者利益为中心，以社会改造为鹄的”，这句话在今天看来，依旧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对今天的出版事业依旧有着很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要想实现书籍的销售、上架目标，就不能不对此重视。
书籍的首要功能在于教育。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钟秉林认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教育一直伴随人类的文明进程在不断发展进步，那些弥足珍贵的教育著作、教育思想、教育人物和事迹，无时无刻不在拨动着教育工作者的心弦。”其实，这些不仅仅拨动着教育工作者的心弦，而且也在拨动着普通读者的心弦。当下，中国普通家庭对教育的重视，一直是有增无减，如何推动人们更好地理解教育、实践教育？“教育家”是一条重要的线索，该社历时3年在细致的甄别、筛选、吸收与融合基础上出版完成的“教育薪火”系列丛书，就是对这一问题的一次回答，它可以使人们“近距离”地接触中外历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实践经验和办学理念，在“润物细无声”的阅读中，让普通读者能够深刻理解近代史上中外知名教育家的理念，进而形成自我的认知，实现读者身份的转变。
北京大学教授陈学飞对这套丛书评价道：“教育是有规律的，尊重规律办教育就会事半功倍。‘教育薪火’书系正是一套总结教育规律、展现教育智慧的书，体现了出版者的构思及创意。丛书选择的教育家我们大都耳熟能详，其事业和精神是教育工作者的宝贵遗产，其观点和策略对解决教育顽疾也有一定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式颖认为：“这些教育家的教育理论无疑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值得今人挖掘、继承并发扬光大。书中展示的教育思想能够丰富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稳健发展也大有裨益，并能对当前的教育改革起到一定的引导与借鉴作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张斌贤评价：“‘教育薪火’书系规模宏大，为古今中外数百位著名教育家树碑立传，不仅是出版界的盛举，更是教育界的大事。”
中国人的书架也是由56个民族文化所组成的书架。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都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纵观中华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各族群之间“求同存异，和合共荣”的文化演进史，在这一渊源流程的历史中，积累了丰硕的出版内容和值得深耕的图书选题，也是当下民族文化特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快速消亡的领域，面对于此，抢救、发掘、整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山西人民出版社特邀上千名来自全国各高等艺术院校的教授、研究生组成的55支团队参与编撰《中国少数民族设计全集（全55册）》，历时近7年，才得以在2020年正式推出上市，是国内第一套全面、系统展示中国55个少数民族设计艺术的专著，填补了相关设计领域研究的空白，实现了出版与科研领域的互动融合共促。
除了以上两套丛书，山西人民出版社还有很多书，在不同的中国人书架上占据着不同的位置，比如史学方面的“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文学方面的《精神明亮的人》，音乐方面的《钢琴公式化即兴伴奏》，经济方面系列的交易、股票图书，等等。但酒香也怕巷子深。站在融出版之路上，山西人民出版社电商发行部工作人员今年来也积极主动作为，面“网”而行，主动开拓了多元的在线销售渠道，并以社交为纽带，借助各类新兴的商业模式，让一本本图书走出了出版社，走向了读者，让每一本好书都能见到需要它的读者。如该社电商部副主任王侯萍认为：“每一本图书，都离不开发行，可以说，发行是一本书最后的梦想，只有走到了发行这步，才标志着一本书最终要走向读者，开始自己的使命了。”借助于此，发行也参与了图书意义空间的营造，推动了书籍的流动、传播与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而“文运”“文脉”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出版物密切关联的。正如高尔基所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中国，有关读书的名言不胜枚举，“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更是成为中国人民精神世界的座右铭，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阅读观。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出版社的参与，出版社作为书籍等知识内容的生产者，在其中承担着愈来愈重要的责任。正如该社社长姚军所言：唯有主动作为，在新时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地方出版社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改革和创新，才能蹚出一条新路，在现代传播体系和阅读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