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于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摘 要】书籍史研究与编辑出版学在研究的目的论和价值论上大异其趣，但书籍史在突破自身理论发展问题的同时也在不断帮助我们拓宽并更新着对书籍出版活动的认识。无论是书籍史本身还是书籍史研究的转型历程，其所构建的新书籍观、新阅读观、新文本观和新出版观对破解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建设的瓶颈问题，提升与完善编辑出版学的认识论、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书籍史；阅读史
书籍史以“书”为名，与编辑出版学有天然的亲缘感。虽然书籍史本身并不属于出版学的范畴，但数十年来书籍史学者对书籍生产、流通和阅读等微观领域的持续关注和细致解剖为理解人类的出版活动贡献了全新的他者视角，特别是书籍史为突破自身研究困境不断更新书籍观、出版观和阅读观，无不闪烁着独到的历史智慧，对重新理解出版业和当下的编辑出版学理论建设都具有难得的启示意义。
1 他者的观照：书籍史研究的出版之维
本文所指的书籍史，具有特定内涵的研究领域，亦可谓之新书籍史。区别于文献目录学的传统书史研究，书籍史（L'histoire du livre）是由史学家推动，文献目录学、文学史等领域的学者共同参与汇聚而成的研究领域，其目的是了解过去五百年间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如何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对这些印刷品的阅读又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一门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类如何以印刷品进行交流的学问。[1]可以说，从研究的本体论、目的论和价值论上，此书籍史都与编辑出版学科的出版史研究大异其趣。书籍史领域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并不属于出版学范畴。有学者认为，书史研究虽然是基于出版活动的成果——出版物展开的，但大多是“借书说事”，其目的不在出版现象本身，而在出版现象之外[2]，这个判断是科学的。源于20世纪中叶法国年鉴学派的书籍史大体属于新文化史范畴，史学家们透过书籍交流活动捕捉和理解先民的观念与心态。然而，书籍史却因为其方法路径上的微观与向下，意外地深入到出版活动的细节深处。
1.1 出版的“考古”价值
对出版活动的特别观照与书籍史的兴起背景有密切关系。经过持续的学术转向与迭代，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越来越重视心态史研究。此心态史有别于传统思想史，将目光从对少数精英的著述文本进行静态考察转向对多数大众的集体观念进行动态追寻。从静到动，由上至下，视角的转变首先面临的就是材料和方法的困境。历史长河中普通人的集体心态无以名状、难觅其踪，最终还是要靠物化的文化成果才能一探究竟——服饰、食物、家居这些嵌入日常生活又充满意义表征的寻常物品纷纷成为历史的主角，成为透视时人心态的滤镜。书籍这个“匠人之产品，市场之货物，观念之舟楫”，不仅与人类的心灵世界更贴近，而且更接地气，书籍生产过程中的商业谋划、资金交易、物资流通、产品设计无不蕴含着出版者对文本的态度、对读者的体察，同时也塑造着文本的形状，并由此叠加出新意义。因此，新史学的研究目的和取向决定了书籍是其理想的研究对象，具有很强的“考古”价值。而且研究者们绝不满足于“出版即传播，传播即影响”的简单化叙事，而是像侦探一样深入到商人决策交易、读者阅读品评的每个细节中去，在每一个蛛丝马迹中还原和捕捉先民的思想与观念。因此，我们才看到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用五六十万言事无巨细地呈现法国百科全书在编辑、印制、发行和营销过程中的生产计划、财务开支以及商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合纵连横。[3]只有这样丰富的书籍生命史，才能颠覆几个世纪的“理所当然”，不仅将启蒙与革命的关系呈现出更完整的面貌，也让世人领略出版的历史可以这样精彩。书籍史学家虽不是为了研究出版而涉入出版，但却在对思想环流的探寻中对出版的功能、价值和运行机制作出了别开生面的新解。书籍史领军人物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在其主编的四卷本《法国出版史》中意味深长地强调，“这是一部出版史，而不是一部书籍史”。此“出版史”便是新书籍史，而非旧书籍史。虽然研究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究出版现象，但毋庸置疑，“出版活动”成为新书籍史的核心对象。因为在夏蒂埃看来，“出版活动……包括选择或定制文本、控制将文本变为书籍的操作过程以及确保书籍在购买者中的配送。在这个过程里，书籍的技术史与生产史之间、书籍交易社会学与阅读社会学之间、书籍的实体研究与文本的文化研究之间产生了联系”。[4]
1.2 认知重启
书籍史研究对编辑出版学理论建设最大的贡献在于认识论的更新。回顾书籍史研究在西方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书籍史学者为突破研究瓶颈不断调整研究范式，引发阅读史转向的同时，也误入藕花深处，在透过书籍交流窥探先人意义世界的同时逐渐构建起基于新媒介观的书籍观、阅读观、文本观和出版观。这种认识论层面的理论更新不仅为书籍史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范式，推动了书籍史研究新一轮高潮，而且为同样以书为核心的编辑出版学研究开拓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与空间。更关键的是，书籍史研究范式的阅读史转向，其过程本身就十分耐人寻味，对当下的编辑出版史研究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孚雷等为代表的计量史学派试图通过书籍商品生产和流通的统计数据来揭示和捕捉历史上思想观念的潮流变化——基于书报检查机构的出版登记、报刊中的广告书评、财产公证记录、遗物藏书拍卖清单等史料中的出版物数据来勾勒出哪些内容的书籍被哪些读者阅读，进而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群体的集体心态观念进行阐释。这一研究范式相对于传统的版本目录文献学而言，已经具有很强的社会经济史面向，是法国年鉴学派早期的主要研究路径，为心态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颖而有解释力的研究路径。然而，对新书籍史研究的心灵旨趣而言，计量方法虽然颇具革新性，但依然存在明显的缺陷。
首先，史料的偏颇性。这不仅是源于书籍的交易记录和阅读记录一般不会得到很好的保存从而导致数据的片面性，也源于书籍自身的意识形态属性。同时，地下出版和秘密阅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常盛行，这导致大量出版和阅读数据无法被统计在内，很多书名和销售数据并不可靠，甚至存在为躲避检查而鱼目混珠的情形。其次，更重要的缺陷是阐释的简约化。通过书籍的出版和收藏情况来探究大众的心灵世界，实则暗含了一种工具论、载体论的媒介观，书籍本身很大限度被物化，读者的阅读也变成了被动接受的过程。更不用说同一部作品会被不同出版商以不同形式呈现，同一本书会被不同读者以不同方式阅读，并解读成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承载内容的书籍并不是单纯的物质，书籍的影响是很难被量化的。书籍传递的意义需要被解读，而不是被统计。[5]
以夏蒂埃和达恩顿为旗手的新一代书籍史研究的兴起正是建立在对计量史学的批判之上的。他们将研究重点转入了意义生产的全过程，特别是书籍生产与阅读背后的细节中，借鉴符号学、接受美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构建了一整套以阅读实践和文本实践为核心的书籍史研究范式。在这个过程中，思想观念通过书籍的创作、出版和阅读而得以生成的具体机制和微观过程被呈现，对书籍和出版的新认识论也由此建立。
1.2.1 新书籍观
计量史学方法运用于书籍史的最大问题在于将书籍进行二元化的认识，将作品的文本内容/物质形态、精神生产/物质生产相对立。这种书籍观认为，对读者思想产生影响的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因此关注点自然落在了出版物的生产和传播的数量上。而由出版者对内容的策划、设计和推广所构成的对作品的整体呈现方式及其对读者生成意义的影响，则被视而不见。在新书籍史研究看来，作为媒介的书籍不是传递文本的“中性载体”与“哑管道”，而是包含所有意义互动的意义交流空间。书籍并不是冷冰冰的物，而是意义生产过程中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
1.2.2 新阅读观
第一代书籍史研究虽然看到了集体观念生成的社会经济因素，但却忽略了读者在意义生产中的关键作用——将不同人的阅读甚至收藏化约为完全相同的接受。作为20世纪语言学转向美学、文艺学领域的重要成果，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确立了读者在意义生成中的中心地位，只有读者理解的意义才是真正作用于现实、改变现实的真实意义。在吸收借鉴接受美学的基础上，新一代书籍史学家更进一步。区别于美学领域以纯文本阐释解读为核心的读者中心论，书籍史视阈下的读者意义生产被放置于文本和意义的社会网络循环之中。作者的文本修辞与话语，出版者通过投资决策、版本设计、发行营销所创造的文本秩序与物质形态，以及读者所处的语境和认知结构都会对阅读理解和意义生成产生重要的影响。阅读不再是出版产业链的消费终点，而是整个文本网络的核心节点，是意义生产的起点和动力来源。
1.2.3 新文本观
新书籍史研究的阅读史转向是建立在文本观的重构之上。因为研究读者如何通过阅读来获得意义，首先就要抛弃对书籍的物化理解，深入文本之中，将文本本身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加以剖析，找出那些参与文本意义建构的行为。新书籍史的文本观吸收了新一代目录文献学的文本社会学的观点。麦肯锡认为文本的意义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连续的阐释行为构建的，写作、设计、印刷、购买、阅读都会参与这个意义构建的过程。可以说，任何文本本质上都是开放式文本。所有文本都融合了前人的表达，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增添新的意义，对文本的阅读和分析本身也都是在再造一个文本。这种跨越时空的协同生产是文本永恒的特征，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技术环境下表现不同而已。夏蒂埃特别关注文本的话语和实体形式对读者阅读的影响，发展出“文本→阅读实践→集体表征”的书籍史/阅读史阐释脉络。
1.2.4 新出版观
书籍史之新媒介史观的确立，也为理解出版提供了全新的框架。作为意义交流空间的书籍和作为意义生产核心的阅读，书籍的出版活动便不再仅仅是内容产品的产业链和商业模式，而是意义交流空间的构造系统和动力机制。为了揭示意义生成的具体运作机制，寻找文本运动与社会心态的关联，出版被放到了全新的视角和框架中进行微观解剖，因为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不仅取决于其作者所推介的阅读程式，也取决于诸多微末且多变的印刷排版现实，它们外在于文本，但却组织着对文本的诠释”[6]。在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中，作者不惜费几十万言的笔墨对书籍的技术、成本、市场等问题进行事无巨细的细致描绘，全景再现了丹尼·狄德罗《百科全书》的生命史。《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充满了出版商为了确保投资成功如何谋划设计、投机交易，为克服资金、物资、运输困难如何处心积虑、妥协折中。在作者、出版商、印刷商、物资供应商、运输商、销售商和读者构成的传播循环中，意义不断转化、生成与循环。越是深入细节，文本运动的全貌就越清晰。人流、物流、信息流，政治、资本、文化、地理空间各方力量都在这个围绕《百科全书》构建的意义交流空间之中互动博弈，而出版业宛如一个庞大的文本机器，是最核心的动力机制之一。可以说，正是这种全新的媒介观与出版观赋予了书籍史研究强大的阐释力，让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文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思想史、观念史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认识论短板
如同书籍史研究的阅读史转向一样，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长期薄弱，并且面临数字时代的转型危机，这都与编辑出版学研究在认识论上存在偏差有重要关联。
2.1 作为实体的出版
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长期薄弱，主要源于学科本身的应用属性。无论是从产生背景还是发展动力看，编辑出版学都是因出版业而生，因出版业而兴。我国编辑出版学发展历史表明，编辑出版学专业设置的初衷是培养当时的教育体系无法提供出版单位需要的编辑出版专门人才。编辑出版学因此具有很强的应用学科属性，以行业发展为价值导向，研究成果也集中在出版产业分析、出版政策法规制定、出版企业管理以及对出版物编辑、印刷和发行等业务流程的研究。这种以行业实践为导向的编辑出版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落脚于效益控制和效果研究。从编辑出版学的定位和使命来看，这种实用主义立场是应然的，也是应当坚持的。然而，任何学科之为“学”，都应当以一定的基础研究为支撑，否则学科的独立性与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因此，对出版现象特有规律的基础研究应当是出版理论不可或缺的基石。在思想观念和科研实践上过于强调应用和行业导向，是基础研究被弱化的直接原因。
“重应用”还不是问题的根本。行业导向的最大问题是导致“出版”概念的实体化，“出版”与“出版业”被等约化。事实上，“出版”等核心概念的界定一直是编辑出版学发展的瓶颈问题，也是引发学科身份焦虑的根源之一。从现有出版研究的成果看，行业色彩的“出版观”占据主流，“出版”被界定为“编辑、复制作品并向公众发行的活动”[7]。这样一种认识实际上极大地窄化了出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空间。除了出版物本身的“精神-物质”双重属性及其派生的出版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效问题外，出版业在许多出版研究中与其他产业的区别不大。这也就难怪出版学研究会更多地向应用研究扩展，运用其他学科的基础理论来分析出版现象。这些研究对指导出版实践具有应用价值，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编辑出版学的学科独立性。
2.2 类型化与数字化的挑战
过于实体化的出版研究首先面临的就是出版实践的类型化困难。大众出版、专业和学术出版、教育出版，各出版领域在运行机制、商业模式、产品形态、风险特征等许多方面天差地别，基础理论在不同出版领域的适用性难以兼容。在研究实践中，不同出版领域的研究成果难以适用于其他出版领域，或者说某一出版领域的研究结论可以轻易被其他出版领域的现象和实际推翻，不同领域研究也存在对话的困难。这一现象极大地阻碍了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的建设，强化了不同出版领域研究的圈层化，弱化了编辑出版学作为一个统一独立学科的地位与形象。
更大的麻烦是数字化的挑战——出版物失去了物化形态及其配套的制作发行流程，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工业时代出版业整齐划一的产品形态、商业模式和行业边界坍塌了，数字出版的全貌却始终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概念不断裂变和滋长。就像互联网快速迭代使焦虑感成为互联网从业者的集体心态一样，对数字出版的理论焦虑也长期困扰着出版学界和业界。尽管有关数字出版学说众说纷呈，但因为视野和立场的不同，许多研究依然有盲人摸象之感。[8]建立一个能够普适于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基础理论不仅是数字出版实践的当务之急，也是编辑出版学科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基础。
3 书籍史研究对编辑出版学理论建设的启示
虽然书籍史与编辑出版学在研究目的论和价值论上大有不同，但书籍史在研究范式转型中所确立的新书籍观、新阅读观、新出版观为编辑出版学贡献了一整套理论的增长点，对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1 认识论的再提升：构建基于新媒介观的出版研究
如前所述，认识论层面的缺陷与短板严重窄化了编辑出版学的理论空间，也导致了编辑出版学理论对出版实践中类型化和数字化等现象缺乏适用性。书籍史研究的阅读史转向对编辑出版学最大的启示意义在于认识论的更新。编辑出版学的理论开拓与创新首先需要提升对出版物与出版的认知维度，将出版物不仅视为信息产品、文化商品，还要从人类意义交流的整体网络之高度，将出版物视为一种由出版者和作者、读者共同构造的意义交流空间，而出版活动就是意义交流空间最重要的营造机制之一。
首先，从意义生产的角度重新认识书籍与出版，能够从整体上改变编辑出版研究的流程思维和线性产业链的分析框架。人类的意义生产——人类的文化——是一张有体实物和无体符号共同编织的动态网络。作者、文本、书籍与读者都是这个网络的关键节点，出版就是这个文化网络中最具动力和整合力的子系统，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本实践。
其次，对编辑出版研究认识论的提升能拓展编辑出版学理论的适用性和应变性。被置于意义网络视角之下的“出版”，其主要功能表现为调动和整合物质的、非物质的资源，为作品的呈现提供一种信息架构，从而促成意义空间和文本网络的持续的交流、互动与再生产。这就为各种类型化的出版形态和数字化出版形态提供了一个具有最大公约性的理论框架。出版成为一个更加丰富而多层次的概念。这不仅能够将出版的商业模式与文化模式、政治模式实现互嵌，构建更加丰富的出版内涵，也能够为出版理论建设提供更加丰富的研究议题和拓展空间。
此外，认识论的提升还有助于拓展编辑出版学与其他学科对话的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理论的价值性主要体现为理论的跨学科影响力。基于新媒介观的出版学研究以出版在意义生产的功能、价值和运行机制作为研究对象，其产生的理论资源能够对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生产研究、思想史观念史研究、文化研究提供丰富的知识积累和理论贡献。
3.2 研究对象的再定位：提升阅读研究的地位
书籍史研究构建了的全新阅读观对出版研究对象的再定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新书籍史的阅读史转向，将阅读视为文本传播的终点转变为意义交流空间的核心节点。阅读过程所生成的意义是作用于现实世界的实在意义，也是所有创作活动和出版活动的起点。在这个动态的文本网络中，阅读与出版是一种双性构建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对出版业而言，阅读是整个文本生产循环的起点，也是文本呈现和推广的对象。阅读视角下的出版活动就是通过赋予作品以一定形式（包含信息架构与传播模式）而为读者塑造的一种阅读体验，为无边又连续的意义网络塑造一种以读者为逻辑起点的文本秩序，各种形态的出版物就是连接作者、读者和粉丝的接口与交互界面。
在整个意义网络中，出版和阅读并不是传播链和产业链上前后接替的独立环节，而是意义文本网络中彼此交融、一体两面的运作机制。阅读研究应该被提升为出版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而不仅仅是相邻的研究领域。数字环境下文本的生成和表达机制进一步解放，阅读作为意义生产网络核心节点的地位被进一步显现。编辑出版基础理论只有以阅读现象的运行规律作为理论建设的逻辑原点，才能真正打通出版研究基础理论发展的瓶颈。
3.3 研究内容的再充实
其一，完善和发展出版价值规范理论。传统编辑出版学对出版现象的特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双重属性上。书籍的“精神—物质”二重性与“内容—形式”二重性相对应，并派生了出版业的双效问题。然而，将书籍的物质形态与内容和精神属性相对立，这种二元化思路实际上阻碍了对出版特性的研究。因为在书籍史看来，书籍的物质形态就算不能决定文本的意义，至少规定了文本被使用、被理解和被挪用的方式。[9]物质形态不仅承载意义，其本身也生产意义。这一新的媒介观对出版业的价值规范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版双性理论与文艺研究对双效问题的研究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面向。我国的出版双性理论是为了调适文化生产和经济生产之间矛盾，使出版经营在观念和制度上如何做好文化与商业的平衡，如何通过商业更好地适应文化发展，限制资本逻辑的消极影响。内容和载体的二元化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关注的重点。除了对出版物的内容进行规范和引导外，出版物的编辑校对、制作加工和发行营销等出版流程本身都是意义生产的过程，这些环节都应该被作为出版价值规范理论的重点来加以研究。
其二，完善和发展出版中间人理论。传统出版理论以业务流程为主要框架，在有利于对接应用研究的同时，也对理解出版构成了一种“降维”，限制了出版理论的拓展空间。每一次出版活动都是意义的聚合和生成过程，是人类的一次文化实践活动，背后是一系列社会关系的连接和重组。以书籍生产、传播和阅读为中心的实践关系及其特殊规律应当成为出版理论的核心问题。而出版人作为意义交流的中间人，几乎是书籍循环中所有关系、矛盾和博弈的焦点所在，更应该成为理论焦点。无论是资本、技术、产品开发还是流通、营销和读者阅读，出版人是平衡所有矛盾的焦点。虽然出版人一直被视为重要的文化中间人，出版人研究也一直是出版学研究的重要组成，但新媒介观视角下的出版人研究并不相同，出版中间人被作为“意义互动空间”的关系纽带，是整个文本大循环的核心动力。出版中间人理论主要是针对出版人的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及其派生的能力素养，以及出版人因处理人财务信息流而构造的复杂生产关系等问题的规律研究。
3.4 传统理论的再完善
书籍史的新文本观表明，书不是被“写”出来的，而是被“做”出来的，是集体协作实践的产物。没有任何文本能够不通过出版而被公众看见。出版系统就是一个动态的文本编辑器。新书籍史研究确立的文本观，让编辑出版学能够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编辑活动。传统理论虽然将编辑视为一种创造性活动，但都无一例外地将编辑创造视为一种依附性的创造活动，将作品的创作过程和编辑过程进行二元化的对立。[10]而从新书籍史的文本观看来，文本就是开放动态的网络状存在，无论是作者、读者还是编辑都是意义的创作者，而且编辑往往是意义生产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这就意味着编辑出版学应当将编辑实践视为文本实践的主体构成，并且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拓展和完善。
其一，加强对编辑行为理论的研究。传统编辑研究重视编辑主体、编辑客体和编辑流程的研究，但对编辑主体的编辑行为关注不够。特定编辑主体对特定文本的编辑行为是文本之网动态生长的关键节点，对编辑行为规律的研究应该成为编辑理论的重要增长点。要将编辑行为置于整体意义交流空间进行考察，通过系统化的个案研究对包括编辑目的、编辑策略等微观编辑行为的运动机制和规律进行分析和构建，从而确定编辑主体在文本网络中如何发挥功能和实现价值。编辑行为理论的建立，不仅能够指导编辑实践、服务应用研究，还能够为其他基于书籍出版的文化史学、学科史、知识史的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论资源与阐释工具。基础理论对外学科的影响力和贡献度是一个学科独立性的重要标志。
其二，适应数字时代文本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数字时代的编辑理论。数字环境下，文本的开放性、网络性和动态性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显现，编辑的编辑活动与作者的编创活动、读者的编创活动在时空上进一步融为一体，相互交织。数字编辑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文本生产的全过程，扮演起“文本架构师”的角色。表现在具体的出版实践中，数字编辑首先通过程序代码来构建文本生产的规则架构，为意义互动搭建数字空间。无论是网络出版、游戏出版还是VR出版，编辑通过平台搭建和代码设计来实现高效活跃的意义互动和文本构建。编辑还通过项目管理来构建表达。越来越多的数字编辑要具备更多的资源整合能力，能够调动美术、影视、动漫、音乐、游戏等各专业领域的设计师来和读者作者共同创作一个共同而无边的意义宇宙和文本网络，并运用更多的媒体技术为文本表达的呈现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构建出异彩纷呈的数字文本。
4 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在研究的目的论和价值论上与编辑出版学相迥异，新书籍史在突破自身理论发展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拓宽和更新着对书籍出版活动的认识。无论是书籍史本身还是书籍史研究的转型历程，其所构建的新书籍观、新阅读观、新文本观和新出版观都对破解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建设的瓶颈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这些基础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并不是对出版学科应用属性的否定，启示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功能价值目标，最终落脚点还是为了更好更快地推动出版工作的发展。这也是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的价值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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