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陈川、范军：华中师范大学
【摘 要】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发展壮大与其在印刷经营上的精心谋划密不可分。中华书局通过并购印刷企业、订购印刷设备的方式强化技术实力；通过延聘印刷技师、送人出国学习的方式维持人才水平。此外，中华书局长期致力于产品的多元化，并经历了从印书到印商业应用品再到印有价证券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华书局的印刷经营为当前的出版企业提供了如下启示：增强战略眼光，为业务经营谋篇布局；探索多元化经营，适应行业的发展变化；突出竞争优势，做好形象宣传工作。
【关键词】民国；现代出版；中华书局；印刷；经营；印刷技术
中华书局是民国出版史上的一颗耀眼明珠，作为当时规模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民营出版企业，成就斐然，特别是在教科书、工具书、杂志和古籍出版领域，中华书局功劳卓著，对近代教育、学术和文化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少为人知的是，中华书局在印刷方面也有不俗表现——它并非像商务印书馆那样以印刷起家，也不是西方印刷技术的引进先锋，但能后来居上，成为民国印刷行业的执牛耳者，其中缘由不能不引人探究。目前，专门介绍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印刷状况的成果相对较少且不甚翔实，以原职工的回忆性文章为主，一些印刷通史①中也有涉及。有鉴于此，本文对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印刷经营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以期呈现中华书局的印刷经营面貌，并为当前的出版印刷企业提供历史借鉴。
1 并购与订购：称雄东亚的印刷技术
中华书局于1912年创办于上海，起初仅有印机六台、员工十余人及店面三间。因印力有限，外加预估不足，中华书局在开业伊始就陷入了供货危机。其主推的《中华教科书》销售火爆，上架即空，以致“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1]4。到成立次年，书局生意骤大，印机数量虽已增至十五六台，但仍然不敷使用。对手商务印书馆也趁机嘲讽：“该局仅有印机十余架，其书籍多半托他家代印……彼新制教科书只有国旗图一幅，可想见其印刷之能事矣。”[2]出于业务经营以及与商务印书馆竞争的需要，中华书局决心壮大自身的印刷技术力量。时任营业长陈协恭深感提振印刷技术的迫切性：“商务印刷业本优于我……吾局若不急起直追……将来必有瞠乎其后之一日”[3]133。他在1914年的董事局会议上提出，以十万元资本壮大英文排字、五彩石印、美术印刷、新式铅字及铅印。此后，中华书局开始有计划地添购机器设备，并于20世纪30年代一跃成为东亚一流的出版印刷企业。
并购是当时出版企业获取先进技术的便捷手段。比如，商务印书馆通过收购日商的修文书馆，掌握了国内少见的纸型铸铅法，同时获得了大量的印刷器械。1914年，中华书局开启购之路，并于当年初成功将中兴科学器械馆并入。该馆原名中兴仪器局，有五彩石印机。[4]1915年，中华书局接连盘并文明书局、民立图书公司、右文印刷所、彩文印刷局、中新印书局等印局数家，印刷机械增至大小数百台。[1]22其中，文明书局和彩文印刷局均长于彩色石印，文明书局在照相铜版、珂罗版方面颇有影响，另外几家也都具备承接石印、铅印和彩印业务的能力。通过两年的并购，中华书局积累了大量的生财、厂房和地皮，印刷实力也日趋雄厚。尽管随后发生了“民六危机”，但劫后余生的中华书局依然雄心未改，转而将目标对准了聚珍仿宋印书局。该局由杭州丁辅之、丁三在兄弟开办，其独创的聚珍仿宋体活字古雅秀丽、易于辨识，一经推出，备受赞誉。中华书局十分看好聚珍仿宋体的商业前景，很早就与丁氏展开合作。1920年7月，中华书局专门在一则教科书广告中载明：“此告白所用之字系丁氏创制聚珍仿宋版，如各界欲排各种印件，请惠临中华接洽。”[6]合并前夕，两家还共同出版了《左文襄公家书》[7]，可见其联系已十分紧密。对中华书局来说，收购聚珍仿宋印书局可谓一箭双雕——不仅揽得了大笔订单，也拥有了对抗商务印书馆的利器。此后数年间，中华书局用聚珍仿宋活字排印了《四部备要》《二十四史》等古籍巨著，其版式工整、字形精美，丝毫不输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的印刷设备主要来源于订购。建局初期所用的英文字模即购自美国名厂[1]15，当时的董事局档案中也有向信记洋行订购机器的记录[3]131。由于很多订购记录无从查证，本文仅列出相对重要且有明确记载的设备。中华书局的购置重点经历了从凸版机到平版机再到凹版机的转变。1916年，中华书局以静安寺路总厂和棋盘街总店落成为契机，集中添置了一批器材。从当年的一份致股东函中可知，中华书局在1916年6月迁往新址后得“英国铅印机器八部”，另有“橡皮机、铅版机、铸字机、玻璃版机、三色版机及世界最大照相镜”在运送途中。[7]其所谓的橡皮机，俗称胶印机，玻璃版机即珂罗版，两者均属平版印刷机器。据《时报》广告载，中华书局在此次搬迁后已有铅印机60余台、石印机30余台，印刷所中铸字、制版、印刷、装订等所有门类的机器几乎一应俱全。[8]经过多番经营，中华书局的铅印规模已居全国第二，原本薄弱的彩印技术也日新月异，大有赶超商务印书馆之势。例如，其在1919年前后配置的一台橡皮机，长44英寸、宽32英寸，号称“东方最大”。该机专用于彩色套印，可承接大宗印件，每小时印刷量达3000张以上。[9]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华书局对印刷的投资从未放缓，金额较高的两次分别为：1924年20万元[10]、1936年百万余元[1]149。持续的资金投入使中华书局的彩印技术再上新台阶，成为全国第一。为大规模承印政府钞券，中华书局将凹版彩印作为了发展重点。印刷所先后从德国订购了五架最新式凹版大电机，其印钞设备一举达到世界领先水平。1937年，中华书局在上海、香港两地共有印刷厂三家，其中，上海总厂有工人千余人、印机300多台[11]，香港分厂也有部分职工及机器。全盛时期的中华书局印刷设备精良、工艺技术先进，在全国乃至东亚都名列前茅。
2 引进与培植：济济一堂的印刷人才
办企业亟需要人才，中华书局的管理层在创业之初就对此有明确认识。局长陆费逵甚至专门在1913年的第四次股东大会上指出，房屋不敷用、人才缺乏、社会幼稚是企业面临的三大困难。[12]此时的中华书局正处于扩张阶段，对印刷人才的需求十分旺盛。经笔者统计，在“民六危机”之前，中华书局在报纸上公开招聘过校对员、印刷所事务员、印刷师、制版师等。对于最为紧缺的高级印刷人才，则希望通过延聘高等技师、派人出洋留学的方式来解决。[13]
中华书局吸纳的印刷人才按来源可分为外籍、海归、本土三类。据老职工回忆，在绘石制版方面，中华书局聘请了日本人津金良吉和冈野，以及从英美烟草公司跳槽而来的德国人史密茨，在电镀制版方面也配备有日本技师。此外，还有一位日籍技师衫山，主要负责传授石印所需的落石制版技术。[14]除外籍人才外，留洋学子也颇受器重。中华书局在觅得唐镜元、丁乃刚两位归国才俊之后，还特地登报宣传，其爱才之心可见一斑。据悉，唐镜元乃英国印刷专门学校毕业，丁君曾就读于东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印刷制版本科。[8]唐、丁二人在中华书局工作的时间都不太长。根据唐镜元后来担任上海照相制版工会会长及《时报》摄影记者的经历推算，其在中华书局任职期间很可能从事照相制版相关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唐镜元在20世纪30年代与同行发起成立了中国印刷学会，这是近代最早的印刷学术团体。丁乃刚于1917年入职中华书局，担任彩印技士，其主要贡献在于主持印刷了《中华小学生读本》和《中华大字典》。两年后，丁乃刚受张元济之邀，转任商务印书馆彩印管理处主任。[15]在中华书局聘请的本土印刷人才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聚珍仿宋体的发明人丁辅之。丁辅之擅刻金石，工于书法，是西泠印社的发起人之一。中华书局对他礼遇有加，在合并聚珍仿宋印书局之后，不但为其保留了“聚珍”的名号，而且单独设立聚珍仿宋部，尊其为主任。1949年丁辅之去世时，公司还为其遗属拨款200万元人民币。[1]132聚珍仿宋部的另一位技术骨干姚竹天，在中华书局工作达十年之久，是活字铜模制造的专家。姚竹天于1931年离职，后以聚珍仿宋体为蓝本开发了仿古宋体和竹天新宋体。[16]
中华书局既重视引进印刷人才，也大力资助年轻人出国交流学习。印刷所副所长唐驼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唐驼早年间东渡日本学习印刷，回国后热心于印刷事业和人才培养工作。近代印刷名家柳溥庆和沈逢吉便是由唐驼扶植成才的。柳溥庆本在商务印书馆图画部工作，后决心去法国学习美术和印刷，但因父亲反对难以成行。身为姑父的唐驼非常支持柳溥庆出国深造，他不仅从中积极斡旋，还帮内侄筹措经费，最终助其顺利赴法。据柳溥庆自述，时任中华书局经理陆费逵和印刷所长俞复向其提供了每年600元的留学补助，他出发之时唐驼还亲临码头相送。[17]尽管柳溥庆学成归来之后并没有留在中华书局，但他受助于后者，也可算作中华书局培养的人才。与柳溥庆类似，沈逢吉也曾蒙受唐驼的伯乐之恩。1911年，刚满20岁的沈逢吉投考中国图书公司，因成绩优异而受到时任总经理唐驼的赏识。在唐驼的支持下，沈逢吉前往日本学习凹版雕刻，师从著名雕刻家细贝为次郎。上世纪20年代，唐驼为协助中华书局发展印钞业务，力邀沈逢吉来沪，并为其创设雕刻课。②陆费逵为了表示对沈逢吉的优待，不仅开出了百元高薪，还派他再赴日本考察。沈逢吉也不负众望，将掌握的雕刻技术倾囊相授。在沈逢吉的严格训练下，印刷所走出了一批雕刻人才，其中就有享誉世界的凹版雕刻大师赵俊。据赵俊回忆，他是中华书局第一个因公配小汽车的人。除柳、沈之外，印刷所第三任所长王瑾士也有出国经历。他虽是印刷学徒出身，但深得公司栽培，先后两度赴日，第一次为28岁时受派前往东京、大阪两地参观印刷工厂，第二次则随陆费逵、舒新城、钱歌川等人同行。中华书局培养了众多印刷人才，以上所列仅为最著名的几位。正是因为如此庞大的人才规模，中华书局才能在印刷上与商务印书馆抗衡，才能常立民国印刷界而不倒。
3 印书与印钞：广泛多元的印刷产品
盈利是企业的天职，中华书局为了从印刷中赚取更多利润，长期致力于产品的多元化。赵俊认为，中华书局的印刷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印书、印商业应用品、印有价证券。[18]此种说法大致反映了公司在不同时期重点拓展的印刷方向。中华书局早年以教科书打入出版市场，主营图书与杂志，后因商业印件有利可图，开始对外承接相关业务。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华书局又大规模印刷政府钞券，从中获取了巨额回报。
图书是最受中华书局重视的印刷产品。民国期间，中华书局共出书5908种、12702册，以教育、语言、文学、综合为大宗。特别是教育类一项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总册数的近四分之一，这体现了中华书局倾心教科书出版的一贯方针。[19]围绕上述几类图书的研究已经很多，本文不再专门讨论，只叙述最能体现中华书局彩印实力的美术类出版物。中华书局复制的美术作品种类繁多，古碑名帖、当代画集、西洋油画等皆有囊括。为最大限度地还原作品的层次与质感，中华书局多选用珂罗版和金属版印刷，原因在于，二者工艺精美绝伦，几乎可达以假乱真的程度。中华书局的彩印质量出众，因而受到许多艺术家的青睐，其中不乏徐悲鸿、齐白石、刘海粟、潘玉良这样的画坛名匠。徐悲鸿是几位画家中与中华书局交往最密的一位，他先后在中华书局刊印了《徐悲鸿选画苑》《悲鸿描集》《悲鸿画集》《八十七神仙卷》等作品，并与舒新城、吴廉铭等人保持长期通信，商讨出版细节。1935年，中华书局澳门路新厂竣工，徐悲鸿还送来“日进无疆”巨幅奔马，以示祝贺。
中华书局在印书之余大量承揽商业印件。具体来看，有月份牌、烟盒、名片、地图等主要品种。其中，月份牌是一种兼有传统年画和西方广告画特征的宣传品，因发行量巨大而为印刷商所重视。中华书局大约从1914年开始印刷月份牌，此后一直延续。中华书局1916年曾接受来自政府的订单，数量达20万张，印价2万有余。[1]24中华书局承印烟盒的时间稍晚于月份牌。自20世纪20年代起，民族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开始委托中华生产“大联珠”“白金龙”等品牌的烟盒。当时正值国货运动的高潮，国产香烟市场急增。[20]中华书局因此获利甚丰，并迅速走出了“民六危机”的阴影。几乎在同一时期，名片印刷成为其专项业务。中华书局在收购聚珍仿宋印书局之后，专门设立了名片零件印刷处，其排印的名片和贺年卡片多使用聚珍仿宋字体，备受社会人士的喜爱。此外，中华书局印制的“申报地图”也广受好评。“申报地图”发行于1934年，共分为《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两个版本，由《申报》组织编纂，中华书局印制。该图集采用雕刻铜版印刷，具备高度的科学性和精确性，被誉为中国地图出版史上的里程碑。
有价证券是中华书局最赚钱的印刷产品。中华书局能在此项业务上有所作为的原因有三。其一，技术和人才优势。如前两节所述，中华书局重金投资印刷设备，并不遗余力地吸纳印刷人才。在技术和人才的双重加持下，中华书局得以从数次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政府印件的主要承揽者。例如，1931年，政府计划发行公债和航空奖券，最终由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各得其半。1936年前后，政府打算自印邮票，中华书局凭借赵俊雕刻的孙中山头像击败大东书局和中国大业公司，获得邮票承印权。[18]其二，结交上层。“民六危机”期间，中华书局利用向孔祥熙借款的机会将其引入董事会。为了笼络孔祥熙，中华书局先后推举他为董事和董事长。孔祥熙是政府要员，又担任过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等职务，自然会通过这层关系为中华书局谋取机会。其三，竞争对手疲软。商务印书馆在钞券印刷上一度领先中华书局，但因决策保守以及“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竞投政府订单的力度持续放缓，从而使中华书局有了赶超之机。据不完全统计，中华书局代印过中央银行的辅币券、法币、四川兑换券、东北九省流通券、关金券、金圆券，以及粤、桂、湘、徽等省银行的各种钞券。在钞券业务暴增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书局的营业额节节攀升。特别是抗战胜利之后，因政府推行币改及滥发钞票，中华书局的印钞业绩再度飙升，印钞已然成为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直到新中国成立，这种由印钞引发的畸形繁荣才宣告终止。
4 历史与当下：中华书局的印刷启示
中华书局的发展壮大与其在印刷经营上的精心谋划密不可分。民国时期，社会时局动荡不安，出版市场竞争激烈，这都让民营出版企业处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华书局却能以技术和人才为支撑，保持其在印刷竞争中的优势，同时通过印刷多元化的方法，分散经营风险，增加收入。中华书局的经营能力堪称民国出版印刷业的典范。正如中华书局对印刷的希望：“印刷为文明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果使我局印刷放一异彩，不徒为我局实力之发展，亦足以观国民文化之进步。”[13]印刷是文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利器，也是中华书局的成功利器。考察中华书局经营印刷技术、印刷人才、印刷产品的若干史实，可为现今的出版企业提供如下启示。
首先，应增强战略眼光，为业务经营谋篇布局。对于如何经营印刷，经营怎样的印刷，中华书局始终都有明确规划。无论是添购印刷设备，还是引进印刷人才，或是开拓印刷产品，中华书局的管理层都能审时度势，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兼顾未来发展。比如，陆费逵的远见卓识促成了中华书局在凹版彩印上的先发优势，也为公司开创了新的发展局面。当今的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出版业的发展形势远较民国时期复杂。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出版生态已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出版业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数字出版的强势崛起，行业内的竞争态势越发明显。面对数字出版在技术、观念上的挑战，传统出版机构更应像中华书局那样以前瞻思维开辟企业发展的新路径。在战略观念上，应从全局和长远出发，以融合创新意识迎合数字出版的发展潮流。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之间并非绝对的对立和替代关系。传统出版尽管受到了后者的冲击，却依然在产品和受众上特色明显，并与数字出版互为补充。为拓展传统出版的发展空间，促进行业良性发展，传统出版的管理者应革新出版理念，以开放态度拥抱数字出版，为出版融合奠定思想基础。在战略制定上，应站高立远，在结合企业实际和国家政策的基础上，从内容、形式、产品、渠道等多个方面寻求出版融合的切入点，探索一套既立足传统出版，又指向数字出版的发展方案。为了配合战略实施，也应加强技术、人才和资金支持，重点从产品研发、内容编辑、运营管理等方面提前部署，形成出版数字化的后备力量。
其次，可探索多元经营，适应行业的发展变化。中华书局并非以印刷为主业，但印刷却成为中华书局的经济支柱，原因之一是其秉持了印刷多元化的经营方针。对现代出版企业来说，中华书局的做法是值得效仿的。在出版产业结构集中化、出版运营模式服务化的背景下，多元经营的出现是必然的。从产业结构上看，由市场化改革引发的兼并重组，使行业资源向出版传媒集团集中。这些大型出版企业为了拓展盈利空间，必然会利用规模优势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如涉足金融、商贸、旅游、地产等其他产业。从运营模式上看，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出版产业链正逐步成型。互联网时代，注意力经济如火如荼，只有满足了用户需求才可能将内容价值转化为商业价值。出版作为以内容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正从内容提供者向内容服务者的角色转变。在实践服务型出版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以多元业务对接多元需求。比如，以纸质出版满足传统阅读需求，以按需出版满足个性需求，以出版物的影视化和游戏化满足娱乐需求等。总之，多元经营是出版企业为适应行业的发展变化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其本质是企业资源的优化重组和再开发。尽管多元经营渐成趋势，出版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出版企业）也还是要适度探索，合理评估，避免盲目投资。此外，还应协调好主副业务之间的关系，保证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应突出竞争优势，做好形象宣传工作。中华书局善于突出自身的印刷优势，将印刷作为企业特色来宣传。从中华书局发布的报刊广告中，可发现不少宣传印刷设备、印刷工艺和印刷人才的内容，本文前两节已有所提及。中华书局此举不止在营销图书，也意在引导读者认同其印刷实力，帮助他们建立对中华书局印刷的品牌印象。从企业形象塑造的角度看，中华书局的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良好的品牌形象是企业赢得市场、提高收益的重要因素。在行业竞争白热化的今天，出版企业应做好核心竞争要素的挖掘和提炼工作，并使其外化为品牌形象的一部分。在具体操作上，出版企业应整合优势资源，找准出版定位和细分市场，以特色产品实现差异化竞争，增强企业在用户中的辨识度和美誉度。综观当前的出版行业，各著名出版企业无不以专业化、个性化的产品傲立于图书市场，如商务印书馆的学术译丛、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教辅、中华书局的古籍丛书。这些特色产品不仅是企业的制胜法宝，也成为响当当的品牌标签，可见竞争优势对企业形象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出版企业应强化宣传意识，重视品牌形象传播。互联网时代的品牌宣传十分倚赖各种新媒体渠道，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等，都是用户认识和了解企业的绝佳途径。近来，一些出版社纷纷试水直播带货，邀请编辑和作者担任主播，向读者讲述图书故事、传递新鲜书讯。这一新型图书营销模式打通了中间环节，使处于销售链末端的读者可以与前端的出版社展开直接对话，对提升出版品牌的宣传效度有积极意义。
注释：
① 代表成果可参考：李湘波《我和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收录于《回忆中华书局 上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中华印刷通史》 （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参见：陈吉龙《书坛奇才唐驼事略》，收录于内部发行图书《常州文史资料第 11 辑 常州名人传记（一）》第 165-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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