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万安伦、曹培培、都芃：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摘 要】人类出版交流的过程是一个文明互鉴、取长补短的过程，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演进。本文从出版载体和出版技术的角度梳理了中外出版交流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进程，分析了中外出版交流从实物形态到技术形态再到资本形态的流变，总结了中外出版交流的五大逻辑特征和六条重要启示。
【关键词】出版交流；发展进程；逻辑特征；重要启示
一部出版史就是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出版交流在积累文化、传承文明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中外出版交流历史进程的规律和特征，给当下以重要启示。一言以蔽之，出版交流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化的生产和文明的跃进。
1 中外出版交流的历史进程
中外出版交流经历了先秦时期、秦至隋代、唐至清中叶、清中叶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五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出版实物层面的交流，到出版技术层面的交流，再到出版资本层面的交流，各个时期出版交流的内容有所区别，但不论是中国先进出版技术的输出，还是国外先进出版技术的输入，总体体现了文明协进的发展态势。
1.1 先秦时期：实物形态的出版交流零星出现
先秦时期，中外出版交流大多为硬质形态的出版实物交流形式，出版载体承载的内容仅限于简单的图案纹饰和为数不多的文字，而且这种交流是零散的、偶然的。
从新石器时代起，中国南方地区和东南亚一代的远古先民就有了零星的出版交流。印纹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器物，其出版载体是陶体，出版符号是图案纹饰，出版技术是刻画技术。至晚到殷商时期，中国南方地区发达的几何印纹陶已通过陆路和海路传播到东南亚一带，并给这些地区的印纹制陶工艺以积极影响。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太平洋其他诸岛都有不等量的印纹陶出土。[1]30
除近距离的周边性交流，先秦时期，中国还与遥远的美洲有了出版交流的记录。1955年，墨西哥出土的拉文塔第四号文物的一块玉圭上，刻有４个象形文字，经考证，属中国殷商甲骨文。美国俄克拉荷马中央州立大学的华裔教授许辉还从奥尔梅克文明（约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400年）的出土文物中找到200多个刻在玉器上的甲骨文字样，后经考证，这些字均属中国先秦文字。[2]
1.2 秦至隋代：中外出版交流从实物层面走向技术高度
1.2.1 贝叶经及其制作技术传入傣族，深刻影响了傣族贝叶出版及我国古代书籍形制
传统认为，贝叶经及其制作技术是在“白马驮经”之后，由洛阳逐渐南传，“在公元7世纪前后，随着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再经缅甸、泰国传入我国云南省西南边境地区”[3]。但实际上，其传入时间要远远早于公元7世纪，确切的年代是佛历419年，即西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传入路线也不同于传统的“西线”，而是“印—缅—滇—蜀”之“南线”。[4]贝叶经及其制作技术传入傣族，逐渐成为记录“傣族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5]133。刻有出版符号的贝叶经，以板夹之，谓之“梵夹”[6]，源于印缅的贝叶经“梵夹装”，逐渐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书籍形制。在纸质载体盛行以后，出现了单页纸张双面书写或印刷，而后集数页为一叠，上下两块板相夹而成书的装帧形式，后世印刷的藏文经书，很多都采取这种书籍形制。
1.2.2 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改良和外传，是人类出版载体的革命性事件，标志了人类从硬质出版时代全面迈入软质出版时代
硬质出版时代，人类探索出泥板、陶体、甲骨、石碑、鼎彝、简牍、贝叶等硬质出版载体。中国植物纤维纸在西汉发明，经东汉蔡伦改良，很快走上外传之路。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南传印度和马来西亚，西传西域、中亚、西亚、非洲，再远传至欧洲、美洲和大洋洲。这种价廉物美的出版载体一经传播，便使此前世界各地探索出的包括莎草纸、羊皮纸在内的曾经辉煌一时的各种出版载体黯然失色，人类全面迈入软质出版新时代。
1.2.3 造纸术外传过程中，各地对造纸术的改良提升，体现了人类出版的携手共进
中国的植物纤维纸及其制造技术，在对外传播交流过程中，许多国家和地区因地制宜，进行改良提升，使其更加优质。如唐代文人钟爱的高丽纸，是朝鲜半岛改良造纸术后“反输”的结果。高丽时期（918年—1392年）开发出的捣砧法和搥纸法，使产出纸张的质量大大提高[7]，其纸张纤维长，较厚，纸帘常为粗帘纹，韧性强。[8]据朝鲜人徐命膺《保晚斋丛书》记载，他们曾将高丽纸作为贡品大量进献给中国。时至今日，中国仍在生产和使用高丽纸。怛罗斯之战后，阿拉伯人利用唐军俘虏中的造纸工人，建造了自己的造纸厂，撒马尔罕纸在8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并逐渐闻名于世。9世纪末，非洲第一家造纸厂在尼罗河三角洲设立，中国造纸术正式传入非洲[5]422，一些埃及工匠在麻、桑等原料的基础上加入了当地盛产的棉花，造出的纸张品质优良，开罗纸开始行销世界。之后，造纸术传入意大利，造纸商将动物胶加入纸浆中，生产出质地优良的、可承受机械印刷的纸张。19世纪中叶，英国人研制出铜版纸，又称涂布印刷纸。概言之，中国的出版载体植物纤维纸及其制造技术在全球传播普及，各地根据自己的物产特点和技术特色，对造纸术进行改良提升，而后又反哺造纸术的母国，这体现出人类出版的携手共进和人类文明的互鉴接力。
1.3 唐至清中叶：中国雕印、活印、套印技术发明传播，影响了古腾堡机铅活印技术，推动了人类出版文明升级迭代
1.3.1 唐代雕版印刷术、宋代活版印刷术、元代套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外传
在拓印、印章和版画印染技术的共同推动下，雕版印刷术在中国唐代创世发明，实现了“雕一版而印无穷”之目标；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克服了雕版印刷费工费料的缺陷；元代大规模印制流通纸币，为防伪和精美需要，开始使用以雕版为主体的植字、套色等套版印刷术。雕印、活印、套印等系列性复制思想和技术沿“一带一路”传向世界各地，改变和提升了人类知识和信息的复制和传播手段，将人类文化的生产模式从抄本时代提升至印本时代。
1.3.2 印刷技术“留洋升级”后，反哺出版母国
11世纪初，中国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元朝开始使用木活字和锡活字，明朝中期，中国书坊也大量改用铜活字印刷。[1]127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很快传入朝鲜半岛，几乎在中国开始尝试使用金属活字不久，13世纪中期，朝鲜半岛开始使用铜活字、铁活字。13—14世纪，中国发明的系列印刷术通过丝绸之路向西传播至西夏、畏兀儿、中亚和欧洲。15世纪中叶，受中国活印思想和技术启发，德国古腾堡发明机械铅活字印刷技术，并将印刷机、铸字机、铅活字、油墨等技术组合起来使用，创造出一套新的机铅活印系统。中国发明的印刷技术，经“留洋升级”后，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蓬勃开展，并在清中叶后开始反哺出版母国。
1.3.3 中外书籍形制的交流融合
中国发明的简策装、卷轴装、经折装、线装等书籍形制，与古埃及发明的纸草卷、印度发明的梵夹装、欧洲发明的胶钉装等在交流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汇流发展，形成多姿多彩的中外书籍形制的历史长廊。
1.4 清中叶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出版现代转型中的广泛交融
1.4.1 石印术传入中国及其兴衰
1798年，奥地利人施内费尔德（Aloys Senefelder）发明石印术（lithography）。1834年前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巴达维亚最早使用石印术印刷中文书籍。此后，中文石印本在澳门、广州、上海等地陆续出现。石印术属于“翻印”，即用药墨抄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盖于石印板块上，然后涂上酸性胶液，酸化石材受水拒墨而无色，未酸化部分拒水着墨而显色，这样便将字画按原样印在空白纸页上。在教会出版和点石斋书局等民营出版的推动下，石印术在中国盛极一时。石印术因其能保持汉字书法的艺术美，且具有操作简便、价格便宜、可字小如蚁等特点，迅速打破了雕版印刷的旧有格局，并与中国科举制度形成互动。但随着1905年科举被废，石印术逐渐衰落。
1.4.2 中国传统出版在“西风东渐”中逐渐完成现代转型
在“西风东渐”的影响下，教会出版、洋务出版和民营出版相继勃兴，中外出版交流进入更深层次，演进为中国出版的现代转型。清中叶以来，随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深入，产生了大量印制教义和宣传材料的需求，他们创办出版机构、办报办刊，用古腾堡机铅活印代替中国传统雕印势在必行。麦都思、玛丽·巴雷特·戴尔、姜别利等传教士研制出中文金属活字，主观上推动了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客观上使中文金属活字进入了中国出版机构的视野。墨海书馆、美华书院等成为应用当时先进的机铅活印技术的先驱。紧随其后的洋务派翻译出版成果颇丰，仅创建的翻译机构与新学学堂（多有译书活动）共有31所之多[9]，推动了中国出版的现代转型。一个长期困扰中国出版业规模发展的问题是资金不足。商务印书馆首开中外合资办出版企业的先河，1903年10月开始与日商合资，双方各持50%的股份。[10]引入股份制不仅解决了资金问题，也逐渐建立了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简言之，清中叶至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中外出版交流突破了以往的实物和技术范畴，进入了更高级、更深入的资本交流层次。
1.5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守正出新，兼收并蓄
1.5.1 中国共产党对出版工作及出版交流的高度重视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都是中国现代出版的先行者。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大力宣传进步思想；1918年，李大钊、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李达留日期间曾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籍；李汉俊1918年回国时，带回大量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并积极从事有关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翻译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出版更受重视，党积极吸收欧洲和苏联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全新的媒体形式，办报、办刊、办出版社。《共产党》《劳动者》《向导》等刊物相继问世，同时还新创办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华兴书局等，系统出版马列著作及进步读物。
1.5.2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出版交流加强
1949年12月，原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开始用英、法、俄、德、印度尼西亚、阿拉伯、世界语7种文字编译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同时出版了一些其他题材的图书，但规模不大，[11]并在同月组建了中国国际书店，以开展书刊进出口业务。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大量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至1954年，毛泽东著作行销50多个国家。印度、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墨西哥等国经销店反映毛泽东著作受到当地读者的喜爱。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报刊都发表书评，推崇毛泽东著作，号召学习中国革命经验。[12]新中国成立初期，引进的大多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书刊，而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物的引进相对较少，并且其中多是科技类书刊。[11]
1.5.3 改革开放以来，先进出版机械及数字出版技术被大量引进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出版机械和出版技术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改革开放后，我国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造纸机械和造纸技术、印刷机械和印刷技术、装帧机械和装帧技术等，迅速实现出版赶超。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方兴未艾，出版交流进入虚拟出版时代，呈现数字化、智能化、开放性、交互性特征。3R（VR/AR/MR）、4K、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与出版融合，极大扩展了出版的内涵和外延，降低了出版交流的成本和难度，使出版交流更加快速和便捷，出版交流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和多样。我国对外版权贸易逆差已经有很大改善，引进输出比已从2008年的6.5‥1下降到2018年的1.5‥1[13]，但消除出版交流的贸易逆差，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2 中外出版交流的逻辑特征
通过以上对中外出版交流历史进程的梳理可以看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在国际出版交流中有着源头活水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来说，中外出版交流表现出以下五大逻辑特征。
2.1 互动逻辑：中华出版文化和出版文明对人类有较大贡献
纵观整个人类出版交流史，中外出版交流表现为中国对外传播为主，但我们应该看到，中外出版交流的双向互动呈现“留洋升级后反哺母国”的特征。出版载体和出版技术在这种交流和互动中不断改造升级和持续创新发展，共同推动了人类文化生产和文明跃进。不论是造纸术还是印刷术的传播，都典型地体现出这种反哺和互动的特征。中国发明的造纸术是人类出版载体的一次伟大革命，而印刷术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出版技术的卓越贡献。
2.2 文化逻辑：出版交流具有鲜明的文化交流特征
出版是对人类知识和信息的收集、挖掘、整理、编选、校勘、把关、传播、传承的过程与活动。出版的功用主要表现在收集信息、整理知识、萃积文化、传承文明四大方面。出版交流本质上就是文化交流。印度贝叶经的传入为我国带来了佛教文化的兴盛，佛事出版活动渐多。印度作为佛教的发源地，其文学、音乐、绘画、舞蹈等也随着佛教出版物的传播而传入，给中国文化注入新元素。古代印度的阿旃陀壁画，不少与中国敦煌莫高窟壁画在风格和绘画手法上相类似，中国的莫高窟和云冈石窟，也可以看到阿旃陀壁画的影子。可见，在硬质出版阶段，中国与印度即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与往来。[5]139
2.3 商业逻辑：出版交流具有突出的商业交换特征
出版除了具有文化属性外，还具有非常鲜明的商品属性。出版交换和出版市场的繁荣助推出版交流的深广拓展。单纯依赖互赠出版物的出版交流限制了出版的发展，正是出版物商品化的过程刺激了出版交流的进一步扩大。14世纪的纽伦堡商人斯特罗姆在意大利看到纸张的生产情况以及其巨大的商业前景，决定回德国投资兴办造纸工场。[14]这一举动使造纸术由意大利传入德国，科隆建造起第一家造纸工场，德国抄本出版开始由羊皮纸转向植物纤维纸。
2.4 技术逻辑：出版交流往往以技术交流为先导特征
以出版技术的发展进步为推动力，每一次出版技术的迭代都会带来生产工艺的变革和效率的提高——在龟甲兽骨上刻画，在青铜器上铸刻，在泥板、简牍、纸莎草上刻写，在绢帛、纸张上写印，在电脑、手机上写录，一次次出版载体和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知识生产方式和文明累进模式的变革和提升。先进出版技术的巨大辐射和带动效应，必然带来新一轮的出版交流热潮。从造纸术、印刷术到数字技术，先进技术的传播速度愈快，出版交流的效率就愈高，范围就愈广，内容也就愈丰富。
2.5 空间逻辑：从地缘交流到全球化交流特征
出版交流从古代的地缘性交流，逐渐发展到当下的全球化交流。从硬质出版时代和软质出版时代的实体出版物的物质性交流，逐渐发展到虚拟出版时代的非物质形态的信息文化交流。由于交通不便、生产力水平低下，古代出版交流更多发生在地理位置相距较近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一些出版载体和出版技术的传播也是节点对节点的链条式传播，前后相继进行，从一个节点到下一个节点要花费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当下新技术的传播是以创造者为中心的全球性传播，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助推下，虚拟出版时代的出版符号跳脱出版载体，即使在地球的另一端，信息也可以做到即时传递，出版技术革新的周期大大缩短。
3 中外出版交流的重要启示
出版交流意义重大，传扬中华文化、传承人类文明应当成为中国出版交流的价值追求。
3.1 出版交流对后进文明具有巨大的提升和扶智作用
出版交流以人类的智慧结晶为基础，以人类文化的萃积为导向，体现了先进文明对后进文明的提升和扶智作用。直到15世纪，东南亚地区还有很多国家处于极为落后的状态，社会文明程度极低，没有纸笔。郑和出使占城（今越南境内），传去明朝制造的纸、笔、墨和造纸、制笔、做墨技术【1]275，推动了当地的文化、教育、出版事业及文明的开化。
3.2 出版交流有助于人类文明的五洲协进
不同区域的人类出版呈现阶段性领跑特征，并通过出版交流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五洲接力协进。硬质出版时代，亚洲的中国、印度、两河流域等地有领跑性出版文化和文明。软质出版时代前期，中国出版独领风骚，后期，古腾堡机铅活印领跑世界。虚拟出版时代，美国处于领先地位，其他地区正在努力追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观之，出版文化的五洲协进色彩鲜明。
3.3 以中国出版“走出去”，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出版“走出去”，历经了中图公司“片帆出海的孤帆远征”，到国有出版单位“结伴出航联队出征”，再到多种所有制“航母编队混成巡航”，其特征表现为从“少量产品走出去”的初级阶段，到“版权走出去”的发展阶段，再到“资本走出去”的兴盛阶段。[15]当下，应以思想文化战略为导向，在版权、机构、资本等方面全力推进出版“走出去”，并以出版“走出去”，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3.4 创新出版交流方式，提升当代中国的国际形象
出版承担着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任务，出版及其国际交流是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路径。进一步而言，提升中国出版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有利于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当代中国的国际形象。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一些不怀好意的西方政客罔顾事实，栽赃污蔑中国。我们应创新出版交流方式，扩大出版传播路径，厘清事实，弘扬正义。同时，应多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和虚拟出版的传播模式，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
3.5 弘扬中国出版技术的原创精神，力争在新一轮中外出版交流中再次领跑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两项与出版领域有关，其一是有关出版载体——造纸术，其二是出版技术——印刷术。这两项原创性的技术发明对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推进作用，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为过。从造纸术和系列印刷术原创发明中可见，中国并非西方政客所污蔑的那样“只会复制抄袭”。中国应大力弘扬以中国出版为代表的原创精神，聚焦基础科学和人才培养，为中国在虚拟出版时代的出版交流创造领跑条件。
3.6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旨归，重返人类出版峰巅
一部人类出版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的精神发展史和文明建构史。历史上中国出版的对外传播和交流，对整个人类的出版文化和文明跃进贡献良多。今天的中国出版应以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旨归，在3R、4K、5G等新的虚拟出版传播技术引领下弯道超车，将纯文字出版符号转向文字出版符号和音频、视频等非文字出版符号并用，以更加通俗易懂的、故事性强的出版符号和传播手段，将受众人群由精英阶层延伸至草根阶层，扩大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和传播力，肩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主责，让中国出版重返人类出版峰巅。
4 结语
人类出版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成果丰沛，铸就了辉煌灿烂的出版文明和人类文化。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国出版应坚定文化自信，坚守原创精神，借势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创新出版交流方式，拓展出版“走出去”的渠道和平台，讲好中国出版重大科技原创的历史故事和当代成就。同时，应推动更多展现中华文化魅力、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追求的出版精品“走出去”，助力我国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提升当代中国的国际形象，以高质量、高水平、高频次的出版交流促进中外文明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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