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聂震宁：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
【摘 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出版界为助力疫情阻击战作出了卓越贡献。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中，出版界也曾作出卓越贡献。出版业的公益精神往往在社会重大突发事件中表现得很突出，而从出版业的本原来看，公益精神乃是这个行业不可或缺的精神，是出版业社会价值的主要部分。优秀的出版人，总是要把公益精神放在第一位，并勇于为社会担当。出版业不仅要有明确的公益精神，还要有相当的社会担当能力，道术并举，方能使其主张的公益精神落到实处，从而真正为社会有所担当。
【关键词】突发事件；公益精神；出版本原；社会担当能力
1 在社会重大突发事件中看出版业的公益精神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国家经济运行、社会秩序以及人民生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出版界闻讯而动，执笔上阵，以出版助力抗疫，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卓越贡献。
2020年1月20日晚，央视新闻首次发布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1月23日，广东科技出版社和湖北科技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全国最早的抗疫图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网络版）。广东科技出版社的这部书由广东省疾控中心组织编写，是出版社的编辑出版人员与编写组连续奋战48小时完成的，出版后不到20天订单就达150万册。而湖北科技出版社身处疫情中心，已经不便开展纸质图书制作，于是借助互联网、微信群、朋友圈等进行数字出版，在武汉封城的同时出版了最早的预防手册。紧接着，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上海科技出版社的《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下心理健康指导手册》、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大众心理防护手册》、重庆出版集团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健康教育手册》等众多防护指导工具书相继推出。可以说，全国几乎所有综合出版机构和科技出版机构都努力投入到抗疫出版中来。
令我们感动的是，武汉封城后，武汉城里的许多出版机构依旧努力用出版助力抗疫。2020年1月31日，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竟然很快出版了科普绘本《孩子别怕：儿科专家讲病毒故事》《等爸爸回家》《写给孩子的病毒简史》《战“疫”书简》等一批高质量的图书。湖北人民出版社的“抗疫日记系列图书”《雷神山战疫日记》《我的方舱日记》、湖北教育出版社的《风雨同行：全国书法名家抗“疫”作品集》和湖北美术出版社的《逆光下——抗疫前线影像速写志》从封城的武汉通过线上线下发向全国各地，让心牵武汉人民安危的全国读者得到很大慰安。而以人民出版社的《最美逆行者》、外文出版社的《武汉封城——坚守与逆行》、党建读物出版社的《钟南山——生命的卫士》、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你信大爱我信你》等为代表的一批歌颂白衣战士的图书震撼人心，受到全国各地读者的广泛欢迎。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1—3月，全国出版机构共出版抗疫相关图书近600种，其中面向青少年及中小学生的科普、漫画、绘本、文学作品等占到总量的23%。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为逆行的医护人员子女出版的爱心绘本《妈妈要去打怪兽》、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儿童绘本《九千毫米的旅行》等优秀出版物受到少年儿童读者的喜爱和广泛好评。同时，重庆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等出版了多本少数民族语言的防疫抗疫出版物，包括蒙文、彝文、藏文等语言版本，也有汉藏双语等版本。中国盲文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出版了适合盲人等特殊群体阅读的防疫抗疫数字音频出版物。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广大出版人还自觉承担起全民阅读“吹哨人”的职责。从2020年1月30日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知识服务平台将大量宝贵的电子图书资源全部向社会免费开放。中国知网、维普期刊等数字出版机构也向大众免费开放知识服务资源。掌阅、书香中国、喜马拉雅、十点读书、QQ阅读等10余家国内主流数字出版与知识服务平台，纷纷奉献线上读物，内容涉及医药、文学、哲学、文化、科普、心理、历史、体育、法规、纪实及其他综合领域内容，受众几乎涵盖了所有人群。这些内容本身与防疫抗疫主题及内容虽然不一定紧密关联，但是，因为它们在疫情期间以公益形态推出，这不仅拓展了我国防疫抗疫公益出版服务的内容，也为居家抗疫的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数字知识资源和阅读乐趣。
为了适应“停课不停学”的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动开放数字教学资源，把基本上涵盖中小学全学段、全学科的教科书和教学用书近600种图书的电子版全部免费上网，切实保障了春季课前到书。清华大学出版社免费开放个性化高等教育专业知识库——文泉学堂，聚合高等教育的各类资源3万余种，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总访问量达1100万人次，用户累计阅读和学习时长超90万小时。
2020年，抗疫出版引起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事实上，每一次遭遇社会重大突发事件，我国出版界都会立刻行动起来，今年如此，2008年在汶川抗震救灾斗争中也是如此。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地震，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出版界推出反映抗震救灾内容的图书，并迅速在全国各大书店上架销售。这些出版物一开始以地震知识、防震常识、震区防疫等知识性内容为主，接着又把重点放在灾后心理援助图书的出版、放在记录抗震救灾感人故事和反映抗震救灾精神的文学作品的出版上，充分表达了我国出版人心系灾区，与灾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真情实感。中国大百科出版社日夜奋战，只用了16个小时就编写出版了《抗震救灾自助手册》，将2万册图书通过绿色通道送到灾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联手中国科学院心理学所专家迅速编写出版“抗震救灾心理援助丛书”，并组织心理援助志愿者携带图书一同奔赴灾区。此外，全国出版界很快就奉献了《中国汶川抗震救灾纪实》《5·12雕像》《生命的感动》《一切为了生命》《抗震救灾党旗红》《大爱感动中国——汶川大地震纪实》《大爱无疆——我们和汶川在一起》《汶川震撼》等一批震撼人心、感人至深的优秀图书。2008年我国出版业的抗震救灾出版在出版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2020年的抗疫出版和2008年的抗震救灾出版，让我们明显感觉到在两次社会重大突发事件中出版人表现出来的公益精神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几乎成为全行业一种普遍的职业自觉，其中许多突出案例将彪炳出版史册。
2 从出版的本原看公益精神的必要性
在社会重大突发事件中，出版从业者表现出来的公益精神可歌可泣，于是，一段时间里，出版行业内关于公益精神的讨论成了热门话题。不过，也有人认为，出版业公益精神这一话题因社会重大突发事件而起，也将随着事件的结束而结束，社会重大突发事件终归不会成为一种常态，同样，似乎关于公益精神的讨论也不会成为常态。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那就是，切不要把出版业在社会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表现全都当作一般的社会公益活动，更不要把出版社应事件的需要提供某些钱物捐赠当作是出版业公益精神的主要体现。这些社会公益活动固然是公益精神的体现，但并不是出版业公益精神的主要出发点和归宿。出版业在社会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表现，还要从出版人在出版活动中对社会作出的贡献来评价，否则出版业与其他行业还有什么区别？
其次，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公益精神乃是出版这个行业不可或缺的精神，是其社会价值的主要部分。从出版的本原来看，出版的核心定义乃是“公之于众”。英语的“出版”一词“publish”即有“公布”的意思，而这一英语单词来源于拉丁语“publica”，意为“公之于众”。那么，一篇文稿、图片乃至一部书稿，倘若于公无益、于社会无益，又何必费尽心力“公之于众”？可见，既然要“公之于众”，作为一种关涉公众、关涉他人利益的行为，公益精神应当是其前提条件。出版业的公益精神决不能随着社会重大突发事件的结束而消弭。习近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1]
我在拙著《洞察出版》里对出版的公益精神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出版从来就是一项具有文化普惠价值的公益性事业，公益精神应当是出版事业的宗旨和旗帜……我始终坚持认为，出版业的公益价值永远要远远大于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出版物的判断标准，应是其社会公益影响力的大小，而不能简单归结于发行量的多寡。一本发行量不大的好书，往往胜过那些风靡一时的泛泛之作。”[2]
张元济舍弃南洋公学代理总理的优渥待遇而受聘于上海一个弄堂印刷作坊商务印书馆，为的是“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3]。因为出版“可以提携多数国民”，所以张元济决定以出版为毕生志向，把商务印书馆打造成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他开启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基础——“世界文库”，编撰出版汉语言最重要的工具书《辞源》，整理出至今仍是海内外古籍研究者常备的基本文献——《四部丛刊》，成为毛泽东敬重的现代出版巨擘。
陆费逵放弃商务印书馆青年才俊的身份而艰苦创立中华书局，为的就是开展“教科书革命”，他认为：“我们希望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4]陆费逵把中华书局打造成传播新知新学的又一文化重镇。他创制发行全新的《中华教科书》，编撰出版具有启蒙意义的百科工具书《辞海》，整理出版也是海内外古籍研究者至今常备的基本文献——《四部备要》，成为与商务印书馆前辈张元济并肩而立的现代出版巨擘。
相比较张元济、陆费逵二位现代出版巨擘，韬奋先生实在是一位后起之秀，那么，这位后起之秀何以成为出版大家的呢？在我看来，他从为大众开始，因爱祖国而崛起，以敢斗争而闻名，是一位善经营的出版人、懂管理的企业家、真敬业的编辑出版家。公益精神乃是他作为出版家最重要的标志。他接办原先籍籍无名的《生活》周刊，撰写每一期的“小言论”，贴近现实，针砭时弊，深得普通大众赞誉；开辟“读者信箱”，一发而不可收，复信达4万多封，他亲笔回复就逾1万余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以笔为戈，出版救国，为振奋民族精神、鼓舞抗战斗志、团结抗日力量、争取民主自由作出杰出贡献。诚如韬奋先生自述：“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我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很快，《生活》周刊销量成为同类刊物之最，成为为民族解放呐喊、为抗日救亡呼号的舆论阵地。与此同时，他创办最受当时青年读者向往的生活书店，宣示“竭诚为读者服务”，出版大量抗日救亡、民主进步的书刊，很快在全国拥有56家分店。此后，韬奋先生为抗战身陷囹圄但仍奋不顾身，颠沛流离，不幸染疾而终。毛泽东为他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们的地方。”
纵观我国现代出版业，凡是受到后世缅怀褒扬的前辈出版人，基本上都是因为他们身上闪耀的公益精神。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会计学之父潘序伦，也是一位著名出版家。民国年间，他创建立信会计相关刊物和学校，同时创立了立信出版社，明确宣称其目的在于培养中国会计人员，以改良中国会计，这使不少立信同学走出了自己的职业发展之路，后来的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就是其中之一。潘序伦慧眼识才，顾准12岁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14岁即被选为助教，15岁任立信会计函授学校负责人，19岁受推荐到圣约翰大学和之江大学任银行会计教师。潘序伦曾多次就会计人才培养问题与业界开展交流，不仅专门选用了这方面的稿件，还多次撰写人才培养的文章。
优秀的出版人，总要把公益精神放在第一位，从而勇于为社会担当。龙世辉竭尽全力帮助作者改写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并取得巨大成功。王维玲从长篇小说《红岩》创作之初，就尽心尽力指导两位作者，帮助他们不断提升作品的思想境界。周振甫毫无保留地编辑钱锺书的著作《管锥编》，成为业界学界的佳话。钟叔河“位卑未敢忘忧国”，50岁入行，提出“走向世界丛书”选题，精心撰写高水平绪论。徐诚与半生坎坷的翻译家王贤才长期合作，在我国乃至世界上首先出版《西氏内科学》15版译本。重庆出版社总编辑沈世鸣临终前拖着病体带领出版社同仁完成“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文学书系”“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的出版。此外，在沈世鸣的倡导下，为振兴科学学术著作出版事业，重庆出版社于1988年在全国出版业率先设立了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优秀科学学术著作出版。32年来，该基金资助出版了《中国天牛幼虫》《宇宙线环境研究》《临床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计算流体力学》《重磁异常波普分析原理及应用》《非线性量子力学理论》《北京第四纪地质导论》《现代交通医学》等受众面窄、无显著经济效益但却能满足相关专业人员需求的书籍，受到科学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这些编辑出版人的楷模身上闪耀着的公益精神，都体现在出版工作日常上，大体与社会重大突发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却同样彪炳出版史册。
3 出版业的公益精神尚需出版人具有相当的社会担当能力
公益精神是一种理想追求，而要切实实现这样的理想追求，还需要有相应的能力，亦即中国哲学上所提倡的道术并举。出版业要弘扬公益精神，出版人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能力，道术并举，才能使自己所主张的公益精神落到实处，从而为社会作出担当。
我们每每想到张元济当年为整理影印《四部丛刊》花费了巨大心血，就感动不已。他费时7年，工程浩大，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汇集了中外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书目确定、选定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选择，无不亲历亲为。为挑选版本，他“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面对残破、字迹不清的古本，他认真整理、描润，并对不同版本进行甄别，断其是非。他终日伏案，每天编校百页，每页校勘到准确无误。如此这般，一个出版人的公益精神才得以落到出版实务之上。
同样，我们每每想到陆费逵为了推进教科书革命而奋不顾身，就会感叹不已。一边是器重自己的商务印书馆前辈师长，一边是辛亥革命的共和思想，陆费逵“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毅然决然选择了后者，白手起家，殚精竭虑，一面精心组织编撰《中华教科书》，一面大胆起草致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公开信，力主国家订立课程标准，接着又授命主持起草了十四条课程标准，使得祛除了封建帝王思想、弘扬共和精神的《中华教科书》得以面世，一时间成为一书难求的明星书籍。如此这般，一个出版人的公益精神终于落实到出版实务上。
韬奋先生最感动人的地方正是在于他以竭诚的态度去做出版。他一生主办过六刊一报，一家店社合一的生活书店。他“推母爱以爱我民族”，他最愤恨的是社会黑恶势力和卖国行为，最不能容忍的是书刊的错别字和脱期，最乐在其中的是“竭诚为读者服务”。他在出版业第一个自觉提出“出版的事业性与商业性”，坚持认为二者“是要兼顾而不应该是对立的”；“因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无论何种事业，能干的还要愿干，否则难有责任心；愿干的还要能干，否则难有效率”。如此这般，生活书店的事业迅速发展壮大，在抗战的中国大地上深得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年读者们的衷心爱戴。
出版人倘若徒有公益精神而缺乏社会担当能力，势将难以成就一番出版事业。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版业如果不能做到两个效益的统一，出版社将难以为继，而出版社难以为继，又如何将自己所追求的公益精神很好地体现出来？
出版人倘若徒有公益精神但缺乏相应的能力，势将难以把出版精品打造好并推介给广大读者。龙世辉倘若没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再怎么竭尽全力也难以帮助作者改写好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并取得巨大成功。王维玲倘若没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又如何指导长篇小说《红岩》的两位作者，帮助他们不断提升作品的思想境界并体现在作品上？周振甫倘若没有深厚的文史修养，又怎么能编辑好钱锺书的大著《管锥编》？钟叔河虽然“位卑未敢忘忧国”，倘若没有对许多历史专著的精深研究，又如何能提出“走向世界丛书”选题，精心撰写高水平绪论？
在新时代的2020抗疫出版中，出版人凡优秀者也体现了现代出版先贤们的这种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能力。以人民卫生出版社为例。这家医药卫生专业出版国家队在抗疫出版中很好地发挥了引领、示范、核心、科学和权威的作用。他们遵循新发突发传染病发生、发展、防控、诊治、转归、常态、总结和反思的规律，迅速启动了应急出版机制，出版了系列抗疫出版物。在新冠肺炎抗疫出版上，他们真正做到了出版社全员总动员，分别称之为科学策划总动员、编印发管总动员、专家团队总动员、应急质量管理总动员、社会力量总动员、融合传播总动员、国际传播总动员。这是何等宏大的气魄，何等自觉的公益精神，何等无所畏惧的社会担当！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一批疫情防控和心理疏导的权威普及读物，出版了一批加强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控知识教育的科普读物，出版了一批讴歌一线医护人员和科研人员、展现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优秀作品，共计出版抗疫出版物近50种，其中民文版5种，用于少数民族地区防控以及国际版本10种，助力全国、全球抗击疫情。此外，人民卫生出版社免费开放学习平台3个，教材、慕课、学术专著、科普读物等网上读物776种，其中教材561种，慕课173种，学术专著和科普读物共42种，考试辅导课程2000余小时。
再以广东科技出版社为例。一直以来，这家地方出版社在每一次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都能迅速行动，挺在前面。2003年抗击非典时，他们迅即出版了《防治非典型肺炎中药处方与食疗》；2004年禽流感暴发，他们出版《禽流感预防与控制》；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他们第一时间出版了《生命救助手册》，同年广东省暴发儿童手足口病疫情，他们又第一时间出版了《手足口病防治手册》；2009年，口蹄疫疫情肆虐，他们很快就出版了《口蹄疫防控知识问答》。哪怕是2011年日本福冈核电站泄漏事故发生，他们也不敢懈怠，用9天时间紧急出版了《核辐射安全防护知识问答》，2019年春，非洲猪瘟疫情暴发，他们及时推出了《非洲猪瘟防控知识问答》。直至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家地方出版社也是最先发声的出版社。
人民卫生出版社和广东科技出版社是我们这个时代出版业的杰出代表。他们在2020年抗疫出版上的出色表现，不仅来自其强烈的公益精神，也来自其较强的专业能力和出版经营能力，值得业内同仁们学习和借鉴。
4 结语
纵观今昔，我们的出版业从来不能缺失公益精神，而公益精神又往往体现在优质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和传播上。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我国出版业正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和严峻的挑战，编辑出版人必须具备强烈的公益精神和过硬的社会担当能力，才可能出色履行“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和责任。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聂震宁.洞察出版:出版理论与实务论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3]张国华.出版大家张元济:张元济研究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4]赵天才.传统知识分子的现代出版之路:以张元济､陆费逵为案例的研究[J].嘉兴学院学报,2008(3):95-99.
[5]聂震宁.韬奋精神六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6]孙时平,方士华.缅怀潘序伦先生,发展立信会计出版事业[J].编辑学刊,2006(5):78-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