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采用文献计量方法，从年度分布、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来源期刊、主题结构4个维度，对我国“互联网+期刊”的研究成果进行计量分析和可视化呈现；并对其研究的内容进行深入而具体的探析，包括内涵与特征、期刊的转型与变革、媒体融合发展、典型应用研究、编辑能力提升5个方面。从形成理论研究效应、把握“互联网+期刊”的内涵、强化互联网思维、深化应用实践4个方面进行研究反思与趋势展望。期刊界需要顺势而为，基于大数据资源的利用，借信息与网络技术之势、结构重塑之势、范式转移之势、人工智能之势，以互联网为平台，以数据为基础，开展融合创新、业务协同，推动机构重组、流程再造，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互联网+”变革之路。
【关键词】互联网+；期刊转型；媒体融合；新生态；互联网思维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将“互联网+”提升至国家战略[1]。“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2]。“互联网+”融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现跨界融合与连接，已经深入到多个领域。2019年8月5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提出，我国在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方面，将全力推进数字化、专业化、集团化、国际化进程，实现科技期刊管理、运营与评价等机制的深刻调整，构建开放创新、协同融合、世界一流的中国科技期刊体系[3]。
在此背景下，我国期刊的建设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顺势而为，探索“互联网+期刊”的发展与变革之路。从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至今已过去5年，业界学者已经开展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研究成果的数量变化趋势如何？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分布如何？主要源于哪些期刊？聚焦哪些研究主题和内容？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和反思？鉴于此，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方法，结合内容分析，系统梳理“互联网+期刊”的研究成果，呈现研究现状，对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以期促进“互联网+期刊”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1 研究样本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全文数据库的文献为数据源，选择“高级检索”，检索条件设置为：篇名包含“互联网+”和“期刊”，不限年份，共检索到中文文献200篇（检索日期为2020年4月28日）。由于本次检索的2020年文献仅有3篇，并非全年数据，没有统计学意义，故不予研究。此外，经过人工筛查，剔除会议报道、新闻等与“互联网+期刊”研究无关的文献以及重复文献，最后保留184篇文献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
2 “互联网+期刊”的研究成果分析
2.1 年度分布
如图1所示，对文献按照发表年度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我国“互联网+期刊”的研究于2015年拉开序幕，发文量为15篇，这与我国2015年提出的“互联网+”行动计划非常契合；2016年的发文量达到最大值，为63篇，这表明学界在2016年对“互联网+期刊”的研究给予了较高关注；2017—2019年，发文量逐年递减，分别为52篇、34篇、20篇。
图1 研究样本数量的年度分布
2.2 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分析
在184篇文献样本中，按照论文第一作者统计，有2位作者均发表3篇，有8位作者均发表2篇，其他作者均发表1篇。由此可见，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发文量并不高，能够持续专注研究的学者较少。
对研究者所在的机构进行分析发现，从发文量来看，吉林大学、广东财经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温州医科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重庆市卫生信息中心、《今日科技》杂志社，发文量均为3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武汉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长安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等20家机构紧随其后，发文量均为2篇；其余机构的发文量均为1篇。由此看出，学界对“互联网+期刊”融合发展的关注度不足，或者可以说这项研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2.3 来源期刊分布
对本次184篇研究样本的来源期刊进行统计分析，数据表明，《编辑学报》载文量最多，为16篇，占比为8.70%，《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和《传播与版权》载文量均为10篇，占比均为5.43%。此外，《学报编辑论丛》载文6篇，《科技与出版》载文5篇，《中国传媒科技》《出版发行研究》《新闻研究导刊》《出版广角》等6种期刊均载文4篇。载文量大于3篇的共有11种期刊，总载文量为71篇，占研究样本的38.59%，而其他期刊载文量比较分散，均为3篇及以下。由此可见，“互联网+期刊”研究的来源期刊主要集中在编辑、出版、传媒等领域，分布较为广泛，反映了期刊对此项研究的关注度，这也为相关学者进行“互联网+期刊”融合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2.4 主题分析
主题泛指主要内容，对文献的主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互联网+期刊”融合发展领域研究的关键问题与热点情况。
首先，对主题频次进行分析，频次大于5次的主题如图2所示——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互联网+”、互联网、学术期刊、科技期刊、期刊编辑、媒体融合、医学期刊、期刊出版、微信公众号、高校学报、传统期刊、期刊数字化等方面。由此看出，业界学者对“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学术期刊或者科技期刊的发展与变革进行了诸多研究，一些学者关注了媒体融合、微信公众号等热点问题，还有部分学者对移动互联时代的期刊编辑应该具备哪些素养进行了论述。但是，主题词所表达的内容没有充分反映“互联网+期刊”深入融合发展的具体内容。
图2 主题频次＞5次的主题分布
其次，为了深入了解“互联网+期刊”相关研究的关键词之间的关系结构，利用计量可视化分析工具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3所示。图中圆圈节点代表关键词，节点大小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之间的连接线代表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连接线的粗细表示两个节点关键词共现频次的多寡，图3展示了节点出现频次为3次以上、聚类数为3的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互联网+”、科技期刊、学术期刊等关键词出现频次较高，与其他关键词联系比较紧密；媒体融合、新媒体、数字出版、微信公众平台等关键词也有一定的研究热度。关键词共现图谱同时反映出，当前阶段对“互联网+期刊”融合发展的内涵聚焦较少，没有充分研究其实质与实践路径。
图3 “互联网 +期刊”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3 “互联网+期刊”研究的内容分析
综观近年来“互联网+期刊”的研究成果，内容覆盖范围较广，打破了期刊行业的传统约束，体现了互联网思维，有利于推动“互联网+期刊”的融合发展，内容主要包括内涵与特征、期刊的转型与变革、媒体融合发展、典型应用研究、编辑能力提升5个方面。
3.1 内涵与特征
首先是内涵的界定。其一，“互联网+期刊”是一种集合关系。“互联网+”与期刊出版组成一个系统，“+”代表的不是普遍的加、减符号的概念，也不是代表数量的增减，而是代表一种关系，是互联网与期刊出版业之间的集合关系[4]。其二，“互联网+期刊”是媒体和期刊产业的融合。如果将互联网视为媒体，则“互联网+”在本质上是“媒体和产业融合”：媒体不仅发挥信息“传播功能”，同时还通过信息传播实现“连接功能”，从而成为某一行业（或跨行业）的资源整合者、供需关系的建构者，并渗透到产业链的相关环节之中[5]。其三，“互联网+期刊”是构建一种新型的支撑平台或学术空间。“互联网+”时代的学术期刊应该是贯穿于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学术传播、学术传承全部过程的有组织的外向型交流支撑平台[6]。在“互联网+”模式下，高校学术期刊“+”的不仅是内容，更是出版、传播和服务方式，要以用户导向、开放有序、公平公正、互动融合、协作分享的“互联网+”思维，构建高校学术期刊的学术空间[7]。互联网是工业革命后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互联网+”是以互联网为基础或平台，对传统产业的“互联网化”。“互联网+期刊”并不是简单地颠覆传统期刊行业，而是通过连接，产生反馈和互动，并催生创新和融合，从而塑造期刊业发展的新引擎，创造新的发展生态。
其次是特征的界定。“互联网+”时代具有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尊重人性、开放生态、连接一切的六大特征[8]，这是对“互联网+”时代的核心特征进行的高度概括和凝练。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对“互联网+期刊”的特征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认为第一是思想形态上的转变，第二是创新出版机制，第三是对各种新的网络媒介进行利用和整合，第四是对各种关系结构重新塑造，第五是尊重人性、注重人性化服务，第六是形成开放的出版生态，第七是以互联网连接一切出版要素[5]。还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学术期刊”形成了期刊发展的新生态，“+”是对传统出版模式的革命，是开放出版新生态，是对内容的增值，并连接了出版的未来[9]。由此可见，“互联网+期刊”是期刊界思想认识上的巨大转变，具有鲜明的特征：是信息服务、出版形态、媒体传播等多领域的跨界融合，是出版模式、服务模式、传播模式的创新驱动，是对期刊现有出版方式、各种关系结构的重塑，是尊重人性、为学者、作者和读者提供人性化服务的体现，是建立开放包容、互动交流的生态体系，是将与期刊编辑、出版、发行相关的一切要素连接起来，形成新业态。
3.2 期刊的转型与变革
我国“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提出，给传统的期刊行业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带来了变革的机遇与挑战。业界学者主要从管理体制层面、功能和作用层面、发展路径与策略层面对期刊的转型与变革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一是管理体制层面。随着“互联网+期刊”的深入融合与发展，期刊业的管理体制方面将发生巨大变革。朱剑[10]提出要构建互联网时代新的学术传播秩序，就必须改革期刊管理体制，推动学术期刊专业化、集约化和数字化转型以及体系化建设；学术期刊则应利用现行体制给予的学术传播主体身份，主动实现媒体融合发展，赢得改革先机。“互联网+”学术期刊出版是一个生态系统，应从组织结构重构、出版管理体系创新、出版模式创新、人才发现创新、互联网编辑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管理机制创新；从学术期刊营销、学术期刊品牌经营、互联网版权贸易、互联网金融与众筹出版等方面进行经营机制创新[11]。期刊社要在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在战略重组、流程再造、精细化管理、跨界经营、“细粒化”出版等方面，尽快重构期刊经营管理、出版发行等各环节转变的方略，不断集聚学术期刊创新的优质资源，实现学术期刊转型发展[12]。
二是功能和作用层面。肖宏等[7]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应该具备知识生产与加工能力、知识存储与传播能力，成为集知识采集、验证、交流、发布、存储、转化等创新一体化服务平台；学术期刊应该升级其传统作用，借助互联网技术，重新定位服务角色，未来应努力成为论题组织者和新闻发布者、科研过程监督者、学术成果把关者、权威专家评议中心、创新知识服务中心和学术观点聚焦中心，实现整体服务功能的新突破。“互联网+”学术期刊，融合了大数据技术、多媒体技术、信息传播与存储技术的数字化创新，其功能涵盖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学术传播和文化传承4个方面[13]。
三是发展路径与策略层面。有学者从强化“互联网+”思维、内容为王、平台制胜、一体化发展机制等方面，探索传统期刊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路径，提出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机制创新为动力，实现内容、渠道、技术和组织的融合重构和创新，由此获得持续发展的转型新动力[14]。有学者从“媒体间融合”与“媒体和产业融合”两个层面，探讨行业性期刊的转型策略：一是通过“+互联网”，将纸质期刊转型为以互联网形态主导的行业“垂直型”媒体群，二是通过“互联网+”，与所属行业深度融合产生“乘数效应”，分享行业转型带来的巨大效益[6]。还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期刊产业的发展策略，首先要去中心化、流程再造，包括组织架构层面的改造和重塑采编流程；其次要以移动互联网思维，抓好服务，用好内容数据和用户数据；最后要找准自身定位，发挥优势，开发基于市场需求的产品，突出产品品质，做好用户体验[15]。
3.3 媒体融合发展
媒体融合是“互联网+期刊”的重要方面，其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提出，是指各种媒体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16]。对我国“互联网+期刊”的媒体融合研究情况，可从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发展现状，实现了互联网传播层面的融合。国内科技期刊重视并积极尝试各种融合方式，构建期刊门户网站，通过微信、微博、微视频等传播渠道全方位推进科技期刊与新媒体的融合；多数期刊积极加盟各种学科集群与大型数据库，提高被获取与利用的机会，但我国科技期刊集群技术创新与运营能力不足[17]。经过近年的发展，科技期刊已基本实现了纸本期刊与新兴媒体的物理相加，但大多数只是完成了形式上的相加，属于较低层次的融合，尚未从形式相加走向整体的结构性重塑[18]。
二是发展趋势，从互联网连接层面进行深度融合。艾岚[14]认为，学术期刊应从生产方式、内容形态、传播介质、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融合提升，完善学术期刊出版模式、实现学术内容增值，优化学术期刊移动出版平台，建立全媒体学术期刊联盟，以“媒体融合”助力学术期刊网络话语传播力的提升。赵双阁等[19]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学术期刊媒体融合应该深度利用“互联网+”带来的有益变革，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形成内容、渠道、服务全方位立体式的深度融合模式。由此可见，媒体融合不仅是技术的融合，还包括体制和机制的融合、组织结构的融合、文化的融合以及传播体系的一系列变革，要顺应事物发展之“势”，立足事物发展之“道”，把握事物发展之“术”，丰富事物发展之“行”[20]。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21]。这为我们指明了媒体融合的方向、目标和任务，是我们深入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根本遵循和重要指引。
3.4 典型应用研究
关于“互联网+期刊”的应用研究，期刊界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但是形成体系和规模的应用较少，可从期刊业整体应用、报业典型应用、世界一流期刊的典型应用3个方面进行分析，希望对后续研究和办刊实践有所启示。
其一，期刊业整体应用。高峻[22]对农业综合类核心期刊“互联网+”发展现状进行研究，认为农业综合类核心期刊已基本打造起数字化平台，但“互联网+”背景下的整合发展水平不高，应突出互联网思维，优化顶层设计，精准定位、突出特色，强化运行管理，以人为本，聚合资源，推动“互联网+”背景下期刊的融媒体发展。舒安琴等[23]根据《重庆医学》的办刊情况，对“互联网+”在科技期刊办刊模式中的应用及问题进行了分析，梳理在线投审稿系统、数字化校对工具、数字化出版、网站、微信等新媒体，以及复合型网络编辑高级人才等在科技期刊办刊模式中应用的情况，并总结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王芳等[24]以江苏省地学类期刊为例，调查显示“互联网+”环境中学术影响力指标的上升趋势，与评价期刊数字化应用程度高低的得分值有很好的对应关系。有学者对移动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的微信公众号服务模式创新进行了研究，认为随着学术期刊移动数字化建设的深入，微信公众号服务将在学术期刊中得到推广普及[25]。还有学者以影视类学术期刊与微信公众平台的跨界融合为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学术期刊在实现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优势互补上的可行性路径[26]。
其二，报业典型应用。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可谓是“互联网+”背景下媒体融合的龙头工程，是行业的标杆[27]，其虽然不属于期刊领域，但是在媒体融合方面与期刊界是相通的，其具体创新实践包括：首先，从顶层设计上进行了创新。在整体架构中，建立总编调度中心，是策、采、编、发网络的核心层；建立采编联动平台，进行全媒体新闻产品的生产加工，打破原来简单的“采编发”一体化稿库工作模式，而是建立全流程打通、完整的媒体融合体系。其次，打造一站式的技术体系，不再是僵化的内部IT系统，而是建立数据化、移动化、智能化的融合云，打破业务与技术之间的壁垒，让媒体融合更简单、更方便、更廉价，为媒体融合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最后，建立全新生态体系，不局限于内部的媒体融合发展，而是与多方媒体建立战略合作，从内容上、技术上、传播上，建立大开放、大协作的全新内容生态。
其三，世界一流期刊的典型应用[28]。《Science》杂志在应用新媒体方面与时俱进，从1996年就开始网络化办刊实践，其网络平台集期刊论文发布、新闻传播、重大最新研究推广及科学家群体进行学术和职业交流等功能于一体，实现论文传播的多媒体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Science》增加了微信、播客、网络视频会议等新的线上传播手段，持续扩大其影响力。《PNAS》积极进行数字出版与媒体融合，创新使用新媒体，开创播客栏目，可以让读者聆听尖端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的简短对话。《PNAS》推出前沿杂志栏目《Front Matter》，旨在进行更广泛的讨论，以有趣的方式介绍科学问题、讲述科学故事，所有内容都是免费在线提供。《NEJM》较早开始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过渡与融合，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内容及渠道的数字出版，包括基于印刷版的内容数字化，如使用增强出版、多媒体出版、互动出版等形式；基于网络优势搭建内容传播渠道，如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linkedIn等社交媒体上设立官方账号，吸引众多粉丝，增强读者黏性。
世界一流期刊特别注重受众在网络时代的体验，把出版过程融入科研创新过程，涵盖数字科研、开放创新、开放获取、在线交流、多媒体表现、社交网络交流与传播等各种先进技术，创造优良的学术发表环境，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用充分的过程资料、补充资料等方式防范伪科学，用音频、视频出版等技术保障交流的有效、高效，用优先出版、及时出版等手段保证作者的首发权尽早实现。基本实现了研究与交流的及时融合，发布与反馈的及时融合，传承与传播的及时融合，学术与科普的及时融合[29]。
3.5 编辑能力提升
“互联网+”融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面对新时代、新技术、新变化，期刊编辑需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与时俱进，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首先，在意识层面。要有效推进“互联网+期刊”行动，编辑须转变工作思维方式，增强互联网意识，做到全流程和全媒体把关，提高会写、能编、能说、善干等综合能力，才能有效提高科技期刊的国际竞争力[30]。期刊编辑要主动在互联网思维模式下进行意识重构，建立用户至上的发展意识、持续精进的学习意识、精益求精的品牌意识、多媒共进的市场意识、追求卓越的创新意识[31]。
其次，在职业素质层面。有学者认为，在“互联网+”背景下，学术期刊编辑须具有以下职业素质：掌握数字出版的技术与方法，强化编辑基本素质和基本能力，重视学术期刊的传播环节，加强传播能力建设，从而提升学术期刊影响力，实现编辑职业的新发展[32]。还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时代，除了专业的学术素养和编辑业务，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综合素质：要有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适应市场的变化和竞争；要树立以读者和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要具备互联网和新媒体应用的相关知识，熟悉不同媒体的特点与要求；要有完善的数字版权保护意识[33]。
最后，在能力提升的路径层面。有学者对“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编辑能力的提升路径进行了探析，认为学术期刊编辑应顺应“互联网+”时代要求，拓宽工作渠道，转变职业理念，提升学术期刊编辑信息化能力、灵活实践能力与沟通交往能力[34]。还有学者从科技期刊编辑应具有互联网思维、加强与新媒体的融合、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观念、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利用互联网提高专业素质等方面，探讨了互联网时代科技期刊编辑素质的提升[35]。
4 反思与展望
展望未来，随着互联网+、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科技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必将给期刊界带来更大的变革与发展空间。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互联网+”没有普适的方法和路径[9]，期刊界需要顺势而为，基于大数据资源的利用，借信息与网络技术之势、结构重塑之势、范式转移之势、人工智能之势，拥抱互联网，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互联网+”变革之路。
首先，须形成理论研究效应。综观“互联网+期刊”的文献数量，2016年的研究数量达到峰值，之后逐年递减。从研究者发文量来看，发文量达到3篇的作者屈指可数。数据表明，“互联网+期刊”在2016年成为研究热点之后，对其后续的跟踪研究和持续研究较少，没有形成广泛的研究效应。理论研究成果较多，提出多种转型的理念，但是具体突破方向不明确，权威研究成果较少。因此，笔者建议，加大“互联网+期刊”的理论研究力度，尽早形成被业界广泛认可的、具有较大影响力和指导意义的行业标准和研究成果，例如媒体融合框架、组织结构重组、采编流程重构等。
其次，须把握“互联网+期刊”的内涵。“互联网+”是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渗透与融合，但并非二者的简单相加，而是要通过互联网平台、互联网思维，对传统行业进行思维模式和经营模式的颠覆，进而实现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9]。“互联网+”落地到期刊界，即“互联网+期刊”，是以互联网为平台，以数据为基础，连接所有期刊出版要素，建立一体化发展机制，推动机构重组、流程再造，营造期刊出版的新业态。此外，对于媒体融合，有学者认为借助互联网，将微信、微博、微视频、客户端等新媒体运用到传统媒体中就是媒体融合，即基于“三微一端”的融合；还有学者把融合简单理解为期刊论文上网，以及网络和新媒体平台的开通。而实质上，媒体融合并不是增加几种传播渠道，进行简单的合并或叠加，而是要利用互联网技术，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建立联系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发生“化学反应”，以此充分发挥新型媒体的优势，提高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为更广泛的读者和作者提供人性化服务，形成多功能一体化的媒体平台。
第三，须强化互联网思维。在“互联网+”时代下，学术期刊出版的关键节点在于思维的迭代，要把移动互联网思维渗透进学术期刊的信息采集、内容编排、形式表达、媒体组合和信息链接的方方面面[36]。研究成果数量逐年递减的现状，侧面反映了政策支持不足。由于历史原因或固有的管理制度、办刊模式等原因，期刊的变革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希望期刊主管单位和主办单位对“互联网+期刊”制定导向性政策支持和切实可行的推进措施。对于期刊社或编辑部，应从顶层设计抓起，统筹考虑，运用互联网思维迎接变革。对于期刊编辑，需要增强互联网素养，养成用互联网思维工作。同时，应主动学习，了解新技术，掌握新技能，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此外，应注重借鉴与创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例如，在“互联网+教育”[37]“互联网+图书馆”[38]等领域，已经开展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外，国外一些著名的出版集团、学会组织及其学术期刊，例如Elsevier、Springer、ACM、IEEE、PLoS One等已完成了互联网出版的转型，Elsevier通过组织结构的重新塑造，重视学术期刊的内容数据库建设和互联出版平台建设，打造了一个以互联网为支撑的全球性的、开放性的学术期刊出版生态系统[5]。我国期刊界可以借鉴其研究的先进经验，横向比较，发现不足，再结合自身特点，找到研究的关键点，以点带面，突破桎梏，开创研究新局面。
最后，须深化应用实践。综观文献研究内容，理论研究占大多数，将“互联网+”成功落地应用到期刊界的实际案例较少。即使有应用案例也是个案探索，是以某个或某类期刊为例开展了部分研究，没有形成广泛应用的趋势和氛围。在期刊出版流程方面，虽然很多期刊都采用了先进的平台，但是使用的功能往往局限于收稿、审稿、发稿等传统功能，而没有让期刊的数据真正流动起来，基于互联网建立相关因素的连接，为学者、作者和读者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在期刊传播途径方面，从数据角度要实现“一次制作、多元发布”的自动化、自适应流程，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因此，要深入开展基于互联网和新技术应用研究。简单的技术或者软件应用，不是“互联网+期刊”，我们要在深入理解其本质和内涵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思维，以数据化为基础，连接一切期刊要素，大力开展融合创新、业务协同，重塑组织结构，促进期刊出版发行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指引，为期刊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和基本遵循。本文通过数据梳理和分析发现，在“互联网+”背景下，期刊出版无论是在发展速度还是在发展质量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笔者认为，在未来发展中，期刊出版应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紧跟新时代步伐，推进高质量发展：以技术创新进一步驱动建立网络数据信任机制，以协调发展促进期刊出版产业结构调整和运营模式转型，以期刊产业生态化实现绿色发展，以期刊国际化促进开放发展与双向学术交流均衡发展，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提供更加高效的共享知识成果的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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